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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速发展的当下，比尔的一次次旅行与记录像是逆流而上的寻宝，为那些文化遗存地的变与不变短暂定格
美国人比尔·波特留着大把白胡子，有一张适合做“圣诞老人”的脸，但他总是穿素色衣服，挎柏林禅寺僧袋，而且还有个“赤松居士”的别号。
2016年，他在中国出版了自己的游记新书《寻人不遇》。与只在图书馆和大学里研究中国古老历史的汉学家不同，比尔以实地寻访中国偏远地区的人文遗迹而著称，除深谙禅宗文化、擅长翻译中国古诗外，他也是一位马可波罗式的旅行作家。
1989年4月，比尔首次踏入中国内地，探访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并写成《空谷幽兰》一书。此书在中国一经出版，“终南山隐士”一度引起热议，他也因此声名鹊起。
此后，比尔相继出版《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彩云之南》《丝绸之路》等书。从2012年开始，他开始寻访41位中国古代诗人的故里和坟墓，据此写成《寻人不遇》。
“这将近二十年里，我就是在不停地旅行和写作。”比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已经73岁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寻路中国之旅。
在这趟充满仪式感的旅程里，每到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比尔便会吟诵一首古诗，给诗人倒上一杯威士忌。在西安古城墙的南门，比尔面向终南山的方向在城垛上摆了三杯酒，为那些在山里居住过的诗人朗诵王维的《山中寄诸弟妹》。
城墙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幅当代中国的图景。“所以，这是‘寻人不遇’。”比尔指着书名对本刊记者微笑。在急速发展的当下，比尔的一次次旅行与记录像是逆流而上的寻宝，为那些文化遗存地的变与不变短暂定格。
“西方人很难看破红尘”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比尔让我觉得好奇，又觉得惭愧。”作家程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程然与比尔相识10年，她最初好奇比尔缘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访文化的根，而她惭愧的是，“身为国人，尽管也言说着对文化的热爱，但躬行起来却缺少比尔那种持续的热情和不失本色的观察力”。
比尔的家庭曾经非常富有，他开玩笑说“父亲的钱就像风刮来的一样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发展，比尔在优渥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但对于家族产业与国家经济的欣欣向荣，他并不感到兴奋。
肯尼迪家族的人曾在比尔家的沙发上坐过，而他对上流社会的交往却感到本能的抗拒，比尔更喜欢和家中的仆人聊天，像是美国版贾宝玉，“不过身边没那么多女孩”。
比尔那时感觉“有钱有权很麻烦”，认为这使人说话时戴着面具：“那会让人生心病。”
比尔的父亲为了和比尔的母亲离婚，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拉锯扯锯，几乎把全部财产捐给了律师，比尔全家成了穷人，但比尔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般的开心”。
1970年，比尔在结束三年兵役和加州大学人类学的学习后，决定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家道中落的比尔无法负担学费，为了拿奖学金，他选择学习中文：“这是美国人所不熟悉的语言，最容易申请奖学金。”
不久后，比尔在纽约唐人街结识了一位五台山老和尚，和尚赠他一本《寒山诗集》，为练习中文，比尔一边翻译一边阅读，渐渐对这本诗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产生了兴趣，由此正式走进了禅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门。
比尔不想在博士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1972年，他放弃了后两年的奖学金，前往台湾探访禅宗文化。
离开美国的时候，比尔兜里揣着213美元，父亲只能给他支付一张单程机票。后来，比尔接到姑姑的来信，说父亲和大伯、叔叔一起抢银行，大伯和叔叔被美国警方当场击毙，而父亲被逮捕了。
对本刊记者谈起这些往事时，比尔的表情中看不出太多凝重感，他谈到了“超越”二字。比尔曾遇到一位流浪汉，对方对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二战英雄沦为流浪者，这种身份变幻让比尔感同身受，而他在东方哲学中找到了观察世界时的悲悯。
这也是比尔喜欢中国诗人多过于西方诗人的原因，他也读惠特曼，却仍然觉得差点意思：“西方诗人没有看破红尘。”
在比尔眼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他们或许会依赖于宗教，与神对话，但中国古代的诗人不需要当佛教徒，他们跟自己对话，也可以实现看破和超越，这也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里。”
“找到诗人心中的诗”
到达台湾后，比尔前往佛光山海明寺修行了3年，在《空谷幽兰》中，比尔曾回忆这段寺庙中的时光：没有钞票，暮鼓晨钟，修行者上着早课晚课，素食三餐，一间房，一张床，一顶蚊帐。
自那时起，比尔的二十余年都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中国与美国，古代与当代，而这种穿梭是从翻译开始的。
在佛光山的3年里，修行之外，比尔完成了对《寒山诗集》的翻译，这成为他的第一本翻译作品。后来，比尔又在台湾阳明山竹子湖边的农舍中居住14年，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著作。
翻译300多首寒山诗和175首韦应物的诗，对比尔来说并不是小工程，他每翻译一本诗集需要买30本书作参考，将历代的注解呈现给西方读者。
比尔将诗歌翻译比作“听不到音乐的聋人与美人共舞”——诗歌是舞蹈，诗人是舞者，而舞蹈的精髓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动：“翻译家听不到音乐，却必须感受到诗人所感，找到诗人心中的诗。”
在反复的寻找中，比尔希望成为诗人的“知音”。“当然，那些十分难以理解的作品，比如李商隐的诗集，我就不碰了。”比尔笑言。
在诗歌里，比尔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超越文化”的东西，这关乎美的感受和人生情感，可以打破语言的藩篱、文化的壁垒。
在接触中国诗人和诗作的过程中，比尔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他希望能去诗人留下足迹的地方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2011年12月，比尔在美国诗人默温（W. S. Merwin）的推荐下，从古根海姆基金会拿到5万美元的赞助，开始了他又一次寻访的计划。 临行前，比尔带上两瓶上好的威士忌，一瓶72度，一瓶64度，在北京报国寺又买了三个陶瓷酒杯：“中国诗人都爱喝酒，我每到一处会敬酒吟诗来祭奠，让他们尝尝洋酒。”
在寻访诗人的过程中，比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出行更便利——这场从2012年开始的旅途已经和20年前不同，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他找的司机都爱用导航仪。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很少对自己的文化有兴趣，那时中国人对赚钱更有兴趣。以前很多文化名人的墓地是没有人的，但现在我去的时候，发现也有不少游客。”比尔说，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不少重新翻修的诗人纪念堂。
得知比尔要寻找古代诗人足迹时，与比尔在路上相遇的中国人都会施以援手。比尔也曾在山林中误闯军事禁区，被短暂扣押。“我是来找王维墓的。”比尔对军官解释，对方便放他走了。
而拜访陶渊明墓地时，由于墓地同样处在军事禁区，比尔便倒了一杯酒给哨兵，拜托他倒在陶渊明的墓前，对方愣了一愣，接过酒，转身照做了。
发现田间地头的诗性
20世纪80年代末，比尔为补贴家用，在台北的“补教一条街”南阳街教授英文，同时在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担任主播。
1987年，台湾解禁赴大陆地区旅游，比尔决定去内地寻访隐士。临行之前，比尔采访了一位官员，向他谈及自己的计划，对方打断他：“大陆现在连和尚都没有，何谈隐士？”这位官员便是后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结束这次采访后半个月，比尔来到秦岭和终南山。彼时，尚在社会转型初期的中国大陆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人、事、物既好奇又警惕，比尔和他的摄影师朋友辗转波折，在终南山的72峪中，找到了那些他曾在唐诗中读到过的隐士。
“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保存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尽管这里曾经历战争和革命。”比尔说。
那时的比尔正值壮年，《空谷幽兰》一书里，他和隐士们合照，样子就像温和版的海明威。如今，对年过古稀的比尔来说，虽然交通便利了，但寻访的旅程让他颇感疲惫。
比尔规划了30天的旅行，但却断断续续耗费两年才走完：第一次旅程的第17天，比尔在浙江湖州把腿摔断了，回美国打了20根钢钉；第二次旅程的第25天，比尔应朋友的请求，去往广州帮忙做了一次导游。
支撑比尔走完全程的除了对诗人致敬的初衷之外，还有发现的乐趣。比尔在《寻人不遇》中记录了旅途上的一切，包括他遇到的农夫、中年妇女和小司机，而在他的记述之中，这些普通中国人离诗歌并不远。
程然对此感到有些讶异，她认为，和寻访终南山隐士一样，比尔很善于发现那些看似消亡了的文化遗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诗性沦丧”的悲悼在比尔笔下并不成立：“比尔眼中没有阶层的隔阂，他在田野里发现了普通人对诗歌的热爱，这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程然举出很多中国人不熟悉却被比尔发现的“诗歌故里”，比如屈原故里江西乐平里的骚坛诗社。诗社由当地村民在500年前建立，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村民的诗歌都保存在当地屈原祠之中。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尔在祭奠诗人时，他雇用的临时司机也能偶尔和他一起背诵那些名篇。
在洛阳的白居易墓园有一位摆摊写字的男人，自称“白园护法”，是比尔的朋友。“他很穷，身上还有一种长期没洗澡的异味。”但“白园护法”能背诵白居易的所有诗，比尔很敬佩他。
在比尔眼里，中国远比从前复杂，在二十年的寻路之旅中，他见过“沧海桑田”，却更喜欢寻找这些“一成不变”。
“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但是否是文化的黄金时代呢？如果只是金钱和高楼堆积的，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假的。”比尔对本刊记者说，“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从时代人性里向外发射出的。”
陶渊明式自由
除了东北三省之外，比尔已经走过了中国其他的所有省份，但事实上，旅行和写作对于他来说都是“机缘巧合”。
1991年，比尔打算带家人回美国，给女儿们更好的教育，他担心自己再也没机会到中国来，决定沿着黄河探访。比尔将这趟旅行的故事在香港做成了电台节目，一共20期，这档节目在香港大红，文稿整理成书出版后，比尔被出版商看重，他的旅行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在美国，比尔一共签了两家出版社，一家出版他的翻译作品，另外一家出版他的游记。但是相对而言，他的书在中国卖得更好：“我的书在美国一年能卖出500本就不错了，但中国人对于我眼中的中国很感兴趣。”
初回美国时，比尔已年过天命，他的写作和电台主持经验并没让他在西雅图找到像样的工作，一家人甚至在报纸上剪过食品救济券。而近十年来，比尔有了稳定的写作收入，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中国读者那里得来的。
出版社的合同规定比尔要按期完成一定量的作品，20年来，他重复着到中国寻访、回美国写作的生活。虽然他为此而充实，但感觉合同还是限制了自由，现在合同已经到期，他决定退休：“以后可能还会写，但是我会写完再告诉出版社，不再被牵着鼻子了。”
“自由”对比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海明寺住的那3年，住持曾问他要不要出家，比尔拒绝了，因为受不了权威和戒律。修行时，他还“偷偷喝酒”，并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
“宗教的确可以帮你看破一些东西，但是过于苛求教条，宗教会变成一座新的监牢，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就给西方人带来了思维的监牢。”比尔说。
在比尔眼中，修行不是为了成为大师，研究也不是为了成为教授，他想用“纯粹”来打破那些无形的“监牢”。比尔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他戏称那是他的“初恋”，因为比尔“钦佩他所过的生活”。
如今，比尔生活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每天清晨六七点钟起床，打坐一个小时，喝茶，然后工作一会儿。12点，他和家人去海边散步一小时，回家后睡午觉，起床后去市场买菜，晚上9点准时睡觉。
有人问过比尔是否想过成为隐士，比尔说，隐士用三五年的时间获得心灵的修行，而那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就像是在哈佛读博士：“我自己已经毕业了。”
美国人比尔·波特留着大把白胡子，有一张适合做“圣诞老人”的脸，但他总是穿素色衣服，挎柏林禅寺僧袋，而且还有个“赤松居士”的别号。
2016年，他在中国出版了自己的游记新书《寻人不遇》。与只在图书馆和大学里研究中国古老历史的汉学家不同，比尔以实地寻访中国偏远地区的人文遗迹而著称，除深谙禅宗文化、擅长翻译中国古诗外，他也是一位马可波罗式的旅行作家。
1989年4月，比尔首次踏入中国内地，探访在终南山修行的隐士并写成《空谷幽兰》一书。此书在中国一经出版，“终南山隐士”一度引起热议，他也因此声名鹊起。
此后，比尔相继出版《禅的行囊》《黄河之旅》《彩云之南》《丝绸之路》等书。从2012年开始，他开始寻访41位中国古代诗人的故里和坟墓，据此写成《寻人不遇》。
“这将近二十年里，我就是在不停地旅行和写作。”比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已经73岁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寻路中国之旅。
在这趟充满仪式感的旅程里，每到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点，比尔便会吟诵一首古诗，给诗人倒上一杯威士忌。在西安古城墙的南门，比尔面向终南山的方向在城垛上摆了三杯酒，为那些在山里居住过的诗人朗诵王维的《山中寄诸弟妹》。
城墙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一幅当代中国的图景。“所以，这是‘寻人不遇’。”比尔指着书名对本刊记者微笑。在急速发展的当下，比尔的一次次旅行与记录像是逆流而上的寻宝，为那些文化遗存地的变与不变短暂定格。
“西方人很难看破红尘”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比尔让我觉得好奇，又觉得惭愧。”作家程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程然与比尔相识10年，她最初好奇比尔缘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访文化的根，而她惭愧的是，“身为国人，尽管也言说着对文化的热爱，但躬行起来却缺少比尔那种持续的热情和不失本色的观察力”。
比尔的家庭曾经非常富有，他开玩笑说“父亲的钱就像风刮来的一样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发展，比尔在优渥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但对于家族产业与国家经济的欣欣向荣，他并不感到兴奋。
肯尼迪家族的人曾在比尔家的沙发上坐过，而他对上流社会的交往却感到本能的抗拒，比尔更喜欢和家中的仆人聊天，像是美国版贾宝玉，“不过身边没那么多女孩”。
比尔那时感觉“有钱有权很麻烦”，认为这使人说话时戴着面具：“那会让人生心病。”
比尔的父亲为了和比尔的母亲离婚，耗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拉锯扯锯，几乎把全部财产捐给了律师，比尔全家成了穷人，但比尔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般的开心”。
1970年，比尔在结束三年兵役和加州大学人类学的学习后，决定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家道中落的比尔无法负担学费，为了拿奖学金，他选择学习中文：“这是美国人所不熟悉的语言，最容易申请奖学金。”
不久后，比尔在纽约唐人街结识了一位五台山老和尚，和尚赠他一本《寒山诗集》，为练习中文，比尔一边翻译一边阅读，渐渐对这本诗集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产生了兴趣，由此正式走进了禅宗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门。
比尔不想在博士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1972年，他放弃了后两年的奖学金，前往台湾探访禅宗文化。
离开美国的时候，比尔兜里揣着213美元，父亲只能给他支付一张单程机票。后来，比尔接到姑姑的来信，说父亲和大伯、叔叔一起抢银行，大伯和叔叔被美国警方当场击毙，而父亲被逮捕了。
对本刊记者谈起这些往事时，比尔的表情中看不出太多凝重感，他谈到了“超越”二字。比尔曾遇到一位流浪汉，对方对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二战英雄沦为流浪者，这种身份变幻让比尔感同身受，而他在东方哲学中找到了观察世界时的悲悯。
这也是比尔喜欢中国诗人多过于西方诗人的原因，他也读惠特曼，却仍然觉得差点意思：“西方诗人没有看破红尘。”
在比尔眼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他们或许会依赖于宗教，与神对话，但中国古代的诗人不需要当佛教徒，他们跟自己对话，也可以实现看破和超越，这也扎根在中国人的思维里。”
“找到诗人心中的诗”
到达台湾后，比尔前往佛光山海明寺修行了3年，在《空谷幽兰》中，比尔曾回忆这段寺庙中的时光：没有钞票，暮鼓晨钟，修行者上着早课晚课，素食三餐，一间房，一张床，一顶蚊帐。
自那时起，比尔的二十余年都穿梭于不同的世界——中国与美国，古代与当代，而这种穿梭是从翻译开始的。
在佛光山的3年里，修行之外，比尔完成了对《寒山诗集》的翻译，这成为他的第一本翻译作品。后来，比尔又在台湾阳明山竹子湖边的农舍中居住14年，以“赤松”的笔名翻译出版了《石屋山居诗集》和《菩提达摩禅法》等著作。
翻译300多首寒山诗和175首韦应物的诗，对比尔来说并不是小工程，他每翻译一本诗集需要买30本书作参考，将历代的注解呈现给西方读者。
比尔将诗歌翻译比作“听不到音乐的聋人与美人共舞”——诗歌是舞蹈，诗人是舞者，而舞蹈的精髓是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动：“翻译家听不到音乐，却必须感受到诗人所感，找到诗人心中的诗。”
在反复的寻找中，比尔希望成为诗人的“知音”。“当然，那些十分难以理解的作品，比如李商隐的诗集，我就不碰了。”比尔笑言。
在诗歌里，比尔认为自己看到的是“超越文化”的东西，这关乎美的感受和人生情感，可以打破语言的藩篱、文化的壁垒。
在接触中国诗人和诗作的过程中，比尔产生了一个新想法，他希望能去诗人留下足迹的地方对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2011年12月，比尔在美国诗人默温（W. S. Merwin）的推荐下，从古根海姆基金会拿到5万美元的赞助，开始了他又一次寻访的计划。 临行前，比尔带上两瓶上好的威士忌，一瓶72度，一瓶64度，在北京报国寺又买了三个陶瓷酒杯：“中国诗人都爱喝酒，我每到一处会敬酒吟诗来祭奠，让他们尝尝洋酒。”
在寻访诗人的过程中，比尔亲身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出行更便利——这场从2012年开始的旅途已经和20年前不同，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他找的司机都爱用导航仪。
“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很少对自己的文化有兴趣，那时中国人对赚钱更有兴趣。以前很多文化名人的墓地是没有人的，但现在我去的时候，发现也有不少游客。”比尔说，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不少重新翻修的诗人纪念堂。
得知比尔要寻找古代诗人足迹时，与比尔在路上相遇的中国人都会施以援手。比尔也曾在山林中误闯军事禁区，被短暂扣押。“我是来找王维墓的。”比尔对军官解释，对方便放他走了。
而拜访陶渊明墓地时，由于墓地同样处在军事禁区，比尔便倒了一杯酒给哨兵，拜托他倒在陶渊明的墓前，对方愣了一愣，接过酒，转身照做了。
发现田间地头的诗性
20世纪80年代末，比尔为补贴家用，在台北的“补教一条街”南阳街教授英文，同时在台北国际社区广播电台担任主播。
1987年，台湾解禁赴大陆地区旅游，比尔决定去内地寻访隐士。临行之前，比尔采访了一位官员，向他谈及自己的计划，对方打断他：“大陆现在连和尚都没有，何谈隐士？”这位官员便是后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结束这次采访后半个月，比尔来到秦岭和终南山。彼时，尚在社会转型初期的中国大陆对来自外部世界的人、事、物既好奇又警惕，比尔和他的摄影师朋友辗转波折，在终南山的72峪中，找到了那些他曾在唐诗中读到过的隐士。
“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保存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尽管这里曾经历战争和革命。”比尔说。
那时的比尔正值壮年，《空谷幽兰》一书里，他和隐士们合照，样子就像温和版的海明威。如今，对年过古稀的比尔来说，虽然交通便利了，但寻访的旅程让他颇感疲惫。
比尔规划了30天的旅行，但却断断续续耗费两年才走完：第一次旅程的第17天，比尔在浙江湖州把腿摔断了，回美国打了20根钢钉；第二次旅程的第25天，比尔应朋友的请求，去往广州帮忙做了一次导游。
支撑比尔走完全程的除了对诗人致敬的初衷之外，还有发现的乐趣。比尔在《寻人不遇》中记录了旅途上的一切，包括他遇到的农夫、中年妇女和小司机，而在他的记述之中，这些普通中国人离诗歌并不远。
程然对此感到有些讶异，她认为，和寻访终南山隐士一样，比尔很善于发现那些看似消亡了的文化遗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诗性沦丧”的悲悼在比尔笔下并不成立：“比尔眼中没有阶层的隔阂，他在田野里发现了普通人对诗歌的热爱，这是我们没有发现的。”
程然举出很多中国人不熟悉却被比尔发现的“诗歌故里”，比如屈原故里江西乐平里的骚坛诗社。诗社由当地村民在500年前建立，至今仍然存在，而且村民的诗歌都保存在当地屈原祠之中。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尔在祭奠诗人时，他雇用的临时司机也能偶尔和他一起背诵那些名篇。
在洛阳的白居易墓园有一位摆摊写字的男人，自称“白园护法”，是比尔的朋友。“他很穷，身上还有一种长期没洗澡的异味。”但“白园护法”能背诵白居易的所有诗，比尔很敬佩他。
在比尔眼里，中国远比从前复杂，在二十年的寻路之旅中，他见过“沧海桑田”，却更喜欢寻找这些“一成不变”。
“中国现在发展很快，但是否是文化的黄金时代呢？如果只是金钱和高楼堆积的，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假的。”比尔对本刊记者说，“文化的黄金时代是从时代人性里向外发射出的。”
陶渊明式自由
除了东北三省之外，比尔已经走过了中国其他的所有省份，但事实上，旅行和写作对于他来说都是“机缘巧合”。
1991年，比尔打算带家人回美国，给女儿们更好的教育，他担心自己再也没机会到中国来，决定沿着黄河探访。比尔将这趟旅行的故事在香港做成了电台节目，一共20期，这档节目在香港大红，文稿整理成书出版后，比尔被出版商看重，他的旅行写作一发不可收拾。
在美国，比尔一共签了两家出版社，一家出版他的翻译作品，另外一家出版他的游记。但是相对而言，他的书在中国卖得更好：“我的书在美国一年能卖出500本就不错了，但中国人对于我眼中的中国很感兴趣。”
初回美国时，比尔已年过天命，他的写作和电台主持经验并没让他在西雅图找到像样的工作，一家人甚至在报纸上剪过食品救济券。而近十年来，比尔有了稳定的写作收入，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中国读者那里得来的。
出版社的合同规定比尔要按期完成一定量的作品，20年来，他重复着到中国寻访、回美国写作的生活。虽然他为此而充实，但感觉合同还是限制了自由，现在合同已经到期，他决定退休：“以后可能还会写，但是我会写完再告诉出版社，不再被牵着鼻子了。”
“自由”对比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海明寺住的那3年，住持曾问他要不要出家，比尔拒绝了，因为受不了权威和戒律。修行时，他还“偷偷喝酒”，并结识了自己后来的妻子。
“宗教的确可以帮你看破一些东西，但是过于苛求教条，宗教会变成一座新的监牢，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就给西方人带来了思维的监牢。”比尔说。
在比尔眼中，修行不是为了成为大师，研究也不是为了成为教授，他想用“纯粹”来打破那些无形的“监牢”。比尔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他戏称那是他的“初恋”，因为比尔“钦佩他所过的生活”。
如今，比尔生活在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小镇，每天清晨六七点钟起床，打坐一个小时，喝茶，然后工作一会儿。12点，他和家人去海边散步一小时，回家后睡午觉，起床后去市场买菜，晚上9点准时睡觉。
有人问过比尔是否想过成为隐士，比尔说，隐士用三五年的时间获得心灵的修行，而那只是修行的一个阶段，就像是在哈佛读博士：“我自己已经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