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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人物更有个性了，他们用小写的‘我’也能弘扬宏大的精神，这就更加符合当下的电影理念和观众习惯了”
2016年，《我的战争》《湄公河行动》《勇士》等一批主旋律献礼影片陆续上映。其中，以“10·5湄公河大案”为故事原型的《湄公河行动》，凭借不错的口碑和在警匪题材上的重大突破，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爵迹》等热门电影中杀出重围，成功走出了票房逆袭的“神曲线”，加入到了“10亿元俱乐部”的阵营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拍摄模式，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不忘在影片的商业性上持续发力。
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影片《智取威虎山》，采用商业大片的逻辑来重拍红色经典作品，在革命样板戏的叙事中加入情义江湖的快意恩仇，最终票房超过了9亿元;2015年，由吴京自导自演、表现特种部队战士英勇抗敌事迹的影片《战狼》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清明档”的银幕黑马，票房成绩一举突破5亿元大关。
在接下来的主旋律电影中，全明星阵容的《铁道飞虎》和《建军大业》也将陆续接受市场的考验。
主旋律电影，真的要向商业大片转型了吗？
小写的“我”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主要人物在性格塑造上往往体现出脸谱化、模式化的特点，在影片的宏大叙事中承担起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作用。
而在近几年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作品中，正面人物开始凸显出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电影《战狼》中，吴京饰演的特种兵冷锋先是为救战友不服将令、擅自击毙敌人，后又和余男饰演的女上级擦出了爱情火花。这样的人物设定，在主旋律电影作品中称得上是一种突破。
对于人物塑造的这种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的主旋律电影都是大写的‘我’，‘我’是一种价值观念、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的典型代表，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而现在这些人物就更有个性了，他们用小写的‘我’也能弘扬宏大的精神，这就更加符合当下的电影理念和观众习惯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湄公河行动》中彭于晏饰演的卧底缉毒警察方新武，延续了《战狼》中冷锋“不服命令”的性格特点：在追踪毒枭的过程中，他因为个人的复仇情绪，在冲动下击毙嫌犯，显现出了常年卧底生涯带来的精神动荡和内心不安，这样的设计为影片的人性刻画增添了层次感。
在索亚斌看来，方新武这种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不是依照生活的逻辑，而是遵循了商业片的逻辑，观众可以在观看这些性格比普通人更活跃、更极端的角色时，通过替代性认同而获得情感的宣泄，这是电影艺术的想象和满足。”
而另一部主旋律电影《勇士》，作为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着力于表现在长征的经典之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中涌现出的英勇善战、团结无畏的红军战士。
《勇士》的导演宁海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我们就非常注重刻画人性化的英雄，不仅有廖大强这样粗犷勇猛而又心系亲人的战士，也有余振中这种枪法精准、经验丰富的老兵，我们所塑造的老兵绝不是那种叼着旱烟袋、没有太多文化的脸谱化的‘老班长’，而是军事素养很高的职业军人。”
宁海强还特别提到了影片的一个线索人物——田生才。在他看来，这个被俘的“神炮手”从胆小懦弱到视死如归的转变，正源于红军队伍平等团结、上下一心的集体力量的感召。在表现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时，宁海强舍去了用画外音表现人物内心的传统设定，而是让田生才在和红军战士的交往中逐渐蜕变，在血的洗礼中获得新生。
“当一个承担了影片大部分笑点的小人物也成为英雄时，《勇士》的魂也就形成了。”宁海强说。
红色经典带“港味”
回顾近几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人们不难发现，香港导演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影片头的字幕中。
从陈德森导演、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开始，《智取威虎山》《我的战争》《湄公河行动》等多部主旋律电影都由香港团队主导创作。
与内地导演相比，在港片中浸润多年的香港导演，无疑在警匪动作片等类型的电影拍摄中更具优势。
索亚斌认为，“香港导演正在努力把商业美学的丰富经验运用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里，让观众接受起来不感到生硬和违和。”
2016年“国庆档”黑马《湄公河行动》，无疑是香港导演至今在主旋律电影方面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编剧张小北看来，《湄公河行动》是林超贤导演的一部标志性的影片，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中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切入点，一方面他能够发挥在警匪题材领域积累的制作经验;另一方面他选取了境外执法的缉毒警察（张涵予）和在贩毒匪帮中卧底的警察（彭于晏）这样一组‘双雄对立、热血动作’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虽然在林超贤之前的作品里一直出现，但这次的运用就像厨师放盐一样，不多也不少，说明他已经找到某种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了。”
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等影片的监制一职，都由内地导演黄建新担当。作为曾执导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献礼影片的主旋律题材资深導演，黄建新对内地电影政策和观众喜好的熟稔程度，自然要高过香港导演。
“由懂得内地的制片人去把握大方向，然后让导演具体操作，似乎是这几年主旋律电影的规律了。”索亚斌说。
不过，对于“香港导演 内地监制”的模式，索亚斌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顾虑，“香港导演确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商业电影的制作经验，但从创作角度上看，这种模式也凸显了真正能拍好商业警匪大片的内地人才的缺失。内地导演虽然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价值方式来表现故事，但还缺少具体的执行能力和技巧。” 可以预见的是，当刘伟强的《建军大业》、陈嘉上的《战神戚继光》等影片上映之后，关于所谓“港味”红色经典的讨论依然不会停歇。
更新拍摄观念
2016年9月30日，在《湄公河行动》上映的第一天，演员张涵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勇闯威虎山，逆流湄公河》的文章，在文中他这样写道：“感谢林超贤导演，你的坚持让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不亚于好莱坞的质量和气场，你为中国式警匪片打开了新的可能和格局。”
作为一部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影片，《湄公河行动》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国产警匪电影的突破：在题材设置上，首次表现出中国警察境外执法过程;在创作尺度上，首次在公安部实景拍摄，并在片中出现公安部部长级别的官员;在人物塑造上，首次出现正面人物枪击童兵、折磨俘虏的场面。
这是公安部对主旋律影片制作的一次全新试水。
无独有偶，与《湄公河行动》同处10月档期的影片《勇士》，也在筹备期间就进行了商业上的考量。
宁海强在《勇士》开拍前，就向摄制组提出要求：“影片最起码要比去年的《百团大战》好看，要有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像这样有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要与商业元素相结合，因为只有吸引观众，才能达到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去传承主流精神的目的。”
同是宁海强导演的主旋律电影，与《百团大战》相比，《勇士》从制作到营销，都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步——不仅邀请到香港的动作指导罗礼贤来为片中的红军战士设计动作、使用超过1000个特效镜头来还原历史现场，还在竹林枪战的环节增加了熊猫、猴子等萌系动物，为影片壮烈的底色增加了几许唯美暖意。
值得一提的是，《勇士》的主题曲《不息之河》由歌手杨坤和偶像组合TFBOYS分别演绎了两个版本，除了表现长征精神的代际相传，TFBOYS对年轻观众的巨大号召力也是片方考虑的重要因素。
“以前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我感到，身为一个从事八一厂军事电影的导演，应该作这份努力。”宁海强感慨道。
向“主流电影”转型
主旋律电影能否在商业化的尝试中走得更远，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主旋律电影”这个词语，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百度百科的词条下，“主旋律电影”被定义为“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題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
在索亚斌看来，“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常被用来与“商业电影”进行区分，而这样的区分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凡是主旋律电影，都带有与市场相脱节的表现手法和较浓的宣传说教意味。“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主旋律电影都在尝试和已有的商业类型片进行嫁接，比如《孔繁森》就作出了和家庭伦理片结合的努力;而《惊涛骇浪》《惊天动地》等影片，则借鉴了美国灾难片的元素，但是市场表现还不是足够成功。”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壮大，《风声》《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已通过不俗的票房表现逐步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路径，而近年来《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现象级作品的出现，则进一步淡化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片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在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划分问题上，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提出过一个概念——主流电影。
“主流电影”是指那些兼顾主流价值观和市场占有率的影片，具体来说，就是大片化、商业片化的主旋律电影。“从现在看，主旋律电影的确已经在向主流电影转型，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警匪类型片领域出现了非常成功的案例。”索亚斌说，这类影片以《烈日灼心》《寒战》《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为代表。
警匪片的兴盛，一方面源于观众需求的不断扩大，当爱情片与喜剧片已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内地电影市场时，观众对《解救吾先生》《火锅英雄》等小成本影片的正向评价促使更多相似题材投入创作环节;另一方面，当警匪片自带的正邪对抗属性和抽丝剥茧的案件追踪过程，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表现主流价值观的手段时，警匪片也可以获得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
轰动一时的“白银杀人案”，在案件告破之后便迅速被公安部下属的金盾影视中心买下影视改编权。
这会是下一部《湄公河行动》吗？
2016年，《我的战争》《湄公河行动》《勇士》等一批主旋律献礼影片陆续上映。其中，以“10·5湄公河大案”为故事原型的《湄公河行动》，凭借不错的口碑和在警匪题材上的重大突破，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爵迹》等热门电影中杀出重围，成功走出了票房逆袭的“神曲线”，加入到了“10亿元俱乐部”的阵营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主旋律电影也逐渐改变了传统的拍摄模式，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不忘在影片的商业性上持续发力。
2014年，由徐克执导的影片《智取威虎山》，采用商业大片的逻辑来重拍红色经典作品，在革命样板戏的叙事中加入情义江湖的快意恩仇，最终票房超过了9亿元;2015年，由吴京自导自演、表现特种部队战士英勇抗敌事迹的影片《战狼》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清明档”的银幕黑马，票房成绩一举突破5亿元大关。
在接下来的主旋律电影中，全明星阵容的《铁道飞虎》和《建军大业》也将陆续接受市场的考验。
主旋律电影，真的要向商业大片转型了吗？
小写的“我”
在以往的主旋律影片中，主要人物在性格塑造上往往体现出脸谱化、模式化的特点，在影片的宏大叙事中承担起以身作则的道德教化作用。
而在近几年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电影作品中，正面人物开始凸显出更为丰富的性格内涵。电影《战狼》中，吴京饰演的特种兵冷锋先是为救战友不服将令、擅自击毙敌人，后又和余男饰演的女上级擦出了爱情火花。这样的人物设定，在主旋律电影作品中称得上是一种突破。
对于人物塑造的这种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索亚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以前的主旋律电影都是大写的‘我’，‘我’是一种价值观念、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的典型代表，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而现在这些人物就更有个性了，他们用小写的‘我’也能弘扬宏大的精神，这就更加符合当下的电影理念和观众习惯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湄公河行动》中彭于晏饰演的卧底缉毒警察方新武，延续了《战狼》中冷锋“不服命令”的性格特点：在追踪毒枭的过程中，他因为个人的复仇情绪，在冲动下击毙嫌犯，显现出了常年卧底生涯带来的精神动荡和内心不安，这样的设计为影片的人性刻画增添了层次感。
在索亚斌看来，方新武这种看起来“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并不是依照生活的逻辑，而是遵循了商业片的逻辑，观众可以在观看这些性格比普通人更活跃、更极端的角色时，通过替代性认同而获得情感的宣泄，这是电影艺术的想象和满足。”
而另一部主旋律电影《勇士》，作为长征胜利80周年的献礼之作，着力于表现在长征的经典之战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中涌现出的英勇善战、团结无畏的红军战士。
《勇士》的导演宁海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剧本创作阶段开始，“我们就非常注重刻画人性化的英雄，不仅有廖大强这样粗犷勇猛而又心系亲人的战士，也有余振中这种枪法精准、经验丰富的老兵，我们所塑造的老兵绝不是那种叼着旱烟袋、没有太多文化的脸谱化的‘老班长’，而是军事素养很高的职业军人。”
宁海强还特别提到了影片的一个线索人物——田生才。在他看来，这个被俘的“神炮手”从胆小懦弱到视死如归的转变，正源于红军队伍平等团结、上下一心的集体力量的感召。在表现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时，宁海强舍去了用画外音表现人物内心的传统设定，而是让田生才在和红军战士的交往中逐渐蜕变，在血的洗礼中获得新生。
“当一个承担了影片大部分笑点的小人物也成为英雄时，《勇士》的魂也就形成了。”宁海强说。
红色经典带“港味”
回顾近几年来的主旋律电影，人们不难发现，香港导演的名字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电影片头的字幕中。
从陈德森导演、陈可辛监制的《十月围城》开始，《智取威虎山》《我的战争》《湄公河行动》等多部主旋律电影都由香港团队主导创作。
与内地导演相比，在港片中浸润多年的香港导演，无疑在警匪动作片等类型的电影拍摄中更具优势。
索亚斌认为，“香港导演正在努力把商业美学的丰富经验运用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里，让观众接受起来不感到生硬和违和。”
2016年“国庆档”黑马《湄公河行动》，无疑是香港导演至今在主旋律电影方面取得的最好成绩。
在编剧张小北看来，《湄公河行动》是林超贤导演的一部标志性的影片，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林超贤在《湄公河行动》中找到了最适合他的切入点，一方面他能够发挥在警匪题材领域积累的制作经验;另一方面他选取了境外执法的缉毒警察（张涵予）和在贩毒匪帮中卧底的警察（彭于晏）这样一组‘双雄对立、热血动作’的模式。这样的模式虽然在林超贤之前的作品里一直出现，但这次的运用就像厨师放盐一样，不多也不少，说明他已经找到某种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了。”
有趣的是，《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等影片的监制一职，都由内地导演黄建新担当。作为曾执导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献礼影片的主旋律题材资深導演，黄建新对内地电影政策和观众喜好的熟稔程度，自然要高过香港导演。
“由懂得内地的制片人去把握大方向，然后让导演具体操作，似乎是这几年主旋律电影的规律了。”索亚斌说。
不过，对于“香港导演 内地监制”的模式，索亚斌也表现出了一定的顾虑，“香港导演确实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商业电影的制作经验，但从创作角度上看，这种模式也凸显了真正能拍好商业警匪大片的内地人才的缺失。内地导演虽然已经知道用什么样的价值方式来表现故事，但还缺少具体的执行能力和技巧。” 可以预见的是，当刘伟强的《建军大业》、陈嘉上的《战神戚继光》等影片上映之后，关于所谓“港味”红色经典的讨论依然不会停歇。
更新拍摄观念
2016年9月30日，在《湄公河行动》上映的第一天，演员张涵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勇闯威虎山，逆流湄公河》的文章，在文中他这样写道：“感谢林超贤导演，你的坚持让这部电影呈现出了不亚于好莱坞的质量和气场，你为中国式警匪片打开了新的可能和格局。”
作为一部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影片，《湄公河行动》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国产警匪电影的突破：在题材设置上，首次表现出中国警察境外执法过程;在创作尺度上，首次在公安部实景拍摄，并在片中出现公安部部长级别的官员;在人物塑造上，首次出现正面人物枪击童兵、折磨俘虏的场面。
这是公安部对主旋律影片制作的一次全新试水。
无独有偶，与《湄公河行动》同处10月档期的影片《勇士》，也在筹备期间就进行了商业上的考量。
宁海强在《勇士》开拍前，就向摄制组提出要求：“影片最起码要比去年的《百团大战》好看，要有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像这样有关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要与商业元素相结合，因为只有吸引观众，才能达到用电影这个艺术门类去传承主流精神的目的。”
同是宁海强导演的主旋律电影，与《百团大战》相比，《勇士》从制作到营销，都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向前迈了一步——不仅邀请到香港的动作指导罗礼贤来为片中的红军战士设计动作、使用超过1000个特效镜头来还原历史现场，还在竹林枪战的环节增加了熊猫、猴子等萌系动物，为影片壮烈的底色增加了几许唯美暖意。
值得一提的是，《勇士》的主题曲《不息之河》由歌手杨坤和偶像组合TFBOYS分别演绎了两个版本，除了表现长征精神的代际相传，TFBOYS对年轻观众的巨大号召力也是片方考虑的重要因素。
“以前很多人都会说我们是看着八一厂的电影长大的，现在没有人这么说了，我感到，身为一个从事八一厂军事电影的导演，应该作这份努力。”宁海强感慨道。
向“主流电影”转型
主旋律电影能否在商业化的尝试中走得更远，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主旋律电影”这个词语，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百度百科的词条下，“主旋律电影”被定义为“能充分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历史重大題材影片和与普通观众生活相贴近的现实主义题材、弘扬主流价值观、讴歌人性人生的影片”。
在索亚斌看来，“主旋律电影”的概念，常被用来与“商业电影”进行区分，而这样的区分往往会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凡是主旋律电影，都带有与市场相脱节的表现手法和较浓的宣传说教意味。“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很多主旋律电影都在尝试和已有的商业类型片进行嫁接，比如《孔繁森》就作出了和家庭伦理片结合的努力;而《惊涛骇浪》《惊天动地》等影片，则借鉴了美国灾难片的元素，但是市场表现还不是足够成功。”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壮大，《风声》《建国大业》《唐山大地震》《建党伟业》等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已通过不俗的票房表现逐步拓宽了主旋律电影的商业路径，而近年来《智取威虎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现象级作品的出现，则进一步淡化了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片之间的区别。
实际上，在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划分问题上，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曾提出过一个概念——主流电影。
“主流电影”是指那些兼顾主流价值观和市场占有率的影片，具体来说，就是大片化、商业片化的主旋律电影。“从现在看，主旋律电影的确已经在向主流电影转型，尤其是2015年以来，在警匪类型片领域出现了非常成功的案例。”索亚斌说，这类影片以《烈日灼心》《寒战》《解救吾先生》《湄公河行动》为代表。
警匪片的兴盛，一方面源于观众需求的不断扩大，当爱情片与喜剧片已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内地电影市场时，观众对《解救吾先生》《火锅英雄》等小成本影片的正向评价促使更多相似题材投入创作环节;另一方面，当警匪片自带的正邪对抗属性和抽丝剥茧的案件追踪过程，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作表现主流价值观的手段时，警匪片也可以获得相对宽松的创作空间。
轰动一时的“白银杀人案”，在案件告破之后便迅速被公安部下属的金盾影视中心买下影视改编权。
这会是下一部《湄公河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