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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春末，哥伦比亚商学院举办了一场金融巨头之间的辩论会，邀请金融理论界的泰斗迈克尔·詹森作为正方解释有效市场观点的正确性，并邀请巴菲特作为反方和他对垒。
知道自己面对的观众都是专业投资者，詹森仍然勇敢地讲述了随机漫步理论。他认为选股者存在的原因，是因为糊涂的外行对于如何投资有一种“心理需求”，结果即使毫无价值也无所谓。詹森非常肯定地告诉听众，少数几个貌似否定了随机漫步假设的基金经理只不过是幸运。他表示，虽然一些人能够连续五年战胜市场，但如果让100万人掷硬币，确实有些人会连续5次抛出正面。掷硬币没什么技巧，投资也是一样。
接下来巴菲特进行了反驳。他开始假装对詹森的说法表示同意，请听众想象一个全国性的掷硬币比赛的场面。在比赛的开始，每个人都会掷硬币，那些掷出反面的人将被淘汰出局。10个回合后，还有220000人留下，由于人的本性使然，幸存者将开始变得有点骄傲自满。在聚会上他们会不经意地告诉有吸引力的异性自己的秘诀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投掷的独到见解。20个回合后，剩余的215名选手将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地自高自大，出版一些关于“掷硬币的艺术和科学”的愚不可及的书。但是有些商学院的教授会指出，如果22500万只猩猩掷硬币，结果也会是一样，也会有215只猩猩连续投出20次正面而胜出。
为了反驳詹森的说法，巴菲特开始寻找漏洞。如果胜出的215只猩猩在全国范围内随机分布，它们的成功可以用运气解释。但是，如果215只胜出的猩猩中有40只来自同一个动物园，这个掷硬币的现象会不会有别的解释？巴菲特说，统计上看似随机的现象在考虑其分布后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发现一种罕见的癌症在一个特定的村庄很普遍，你不会把它归因于机会，你会分析当地的水源。
巴菲特接着表示，选股的成功几率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相反，表现卓越的那些人来自一些特定的“村”，这个“村”不是由地理位置界定，而是由他们的投资方法界定。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巴菲特给出了9个进行传统价值型投资的基金经理记录，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的导师开始。其中三人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而其他人受巴菲特及其同伴的影响改用格雷厄姆的方式。巴菲特宣称他举的例子并未经过刻意挑选，他报告的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所有有记录的前同事的结果，而且所有资金管理人都是价值型投资者。在没有模仿其他人选股方法的情况下，沿用本杰明·格雷厄姆方法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战胜了市场。难道这只是简单的运气？
巴菲特的观点总体来说毋庸置疑。如果仅从投资业绩数据考察投资经理，结果会认为成功就是靠运气，可以忽略不计——就像连续投出10次正面硬币的人一样。但是，如果从属于某种特定的智力“村”或投资风格来理解投资管理，他们的成功可能就不是随机的。
对冲基金领域存在几个业绩非常好的群体，其中最有名的是朱利安·罗伯逊。
成功无秘诀
与索罗斯和斯坦哈特一样，罗伯逊创立基金也是受了琼斯的启发。他20世纪70年代在基德-皮博迪公司工作时，结交了琼斯的女婿鲍勃·伯奇，两人时常会请老太爷琼斯吃午饭，罗伯逊会考察琼斯自己合伙公司的机制。他还和一个叫亚历克斯·波特的南方人走得很近，波特是琼斯的部门经理。罗伯逊的妹妹是《财富》杂志的记者，曾报道过琼斯模式的基金，通过妹妹他认识了《财富》杂志撰稿人卡罗尔·卢米斯，这个人最先解释了对冲投资的结构。
罗伯逊创办老虎基金几年后，鲍勃·伯奇委托500万美元给他管理，这是当时琼斯所剩下资金的五分之一。事实证明那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罗伯逊于1980年创办老虎基金，当时他48岁。通过对老虎基金的掌控，罗伯逊对买卖严格把关，而不是委托给下属的部门管理人员，但在大多数其他方面，他都基本沿用了琼斯的模式。他选择股票，做空也做多，对冲出一部分市场风险。他不认为市场的整体走势“没有意义”，并向客户保证他会通过股票选择成功。随着基金的增长，罗伯逊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股票，而不仅局限于美国；他投资于大宗商品、货币和债券市场，对琼斯的方法进行了改良，并对宏观投资分离管理。他有时用期货或期权对市场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这对琼斯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他强调指出，这些投机性工具都被用于保守的目的。
从1980年5月成立到1998年8月的鼎盛时期，老虎基金在扣除费用后平均每年获得了31.7%的收益，大大高于标普500指数12.7%的年回报率，罗伯逊在这个时期的成功对有效市场假说是个侮辱。
琼斯在早期取得成功可以理解，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官方信托银行，这些机构是由委员会做出投资决策；迈克尔·斯坦哈特的成功是因为与大额交易员的关系，他手下的定量分析员和趋势追随者走在了竞争对手前面；预言家索罗斯的成功是因为他能感觉到市场转折点的来临。
但罗伯逊没有发现市场体制的弱点、某种奇特的定量策略或某种哲学观点，他所总结的投资方法平淡无奇，但却隐藏着成功秘诀：老虎基金管理人应该积极管理投资组合，对标的公司精益求精；避免在一个赌局上下注超过资本的5%；能够熬过逆境，直到好运重新降临。
简单来说，罗伯逊及其助手们只是分析公司、货币以及商品，然后对其前景下注，而这正是相信有效市场理论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做空者
与琼斯的基金一样，老虎基金也是在有利的时间推出——牛市的开始。401（K）退休计划是在1981年推出，就在罗伯逊开业之后一年；到老虎基金关门时，401（K）计划已经非常普遍，其持有人将75%的资产配置在股票上。在此期间，市场在企业并购的支撑下直线上升。例如，1981年-1988年间，大约1550家美国公司因为股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变成私营公司，每笔交易都使得剩余的公众股票更稀少、更珍贵。这对股权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时机。
罗伯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本能地顺应兼并热潮，作为选股人，他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公司公布的价格来找出真正的内在价值，这就使他常常购买那些对收购者也有吸引力的股票。 1985年，老虎基金以每股9美元的价格买入帝国航空公司的股票，后来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卖给收购公司；以每股12.50美元的价格购买入航空零部件分销商艾维拉航空服务公司的股票，后来以25美元的价格转手。那年年底，老虎基金在扣除费用后获得了51.4%的惊人回报率。
然而，认为罗伯逊创造如此高收益完全是因为牛市的看法站不住脚。由于投资组合中的空头，他的基金增速赶不上市场，但他几乎总是能战胜市场。老虎基金以前的职员暗示，他是通过偏重小型企业来实现这一点的。根据这一理论，像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这种大企业的股价很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华尔街分析师仔细研究过其账目，而对较小的公司则没有仔细审查。不错，老虎基金的确找出了一些懒散投资者错过的小企业，但它也从大公司身上赚钱，包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但是，靠偏重小型股获利的理论的逻辑值得商榷。事实上，对小市值股票的分析不足并不等于投资者可以轻易获利。当然，大多数投资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地方性的零售商或地方性银行，但这些人不是持有股票的人，当老虎基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时，他是在从那些本身拥有足够信息去买股票，也拥有足够信息让其决定卖出的人手中买入股票的。
老虎基金选股成功的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可以随意做空，而多数基金经理做不到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琼斯风格的对冲基金都被淘汰，所以做空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更有利于罗伯逊的是，华尔街的分析师都生性乐观。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公司的经纪人建议买进和卖出的比例是10：1。因为担心影响与被分析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分析师愿意把卖出建议明确写出来，因为分析师所在公司的投资银行家希望从那些公司拿咨询费。因此，罗伯逊便打电话给分析师，甜言蜜语地诱使他们泄露做空的最佳选择。
罗伯逊是个敏感的怀疑论者，所以卖空对他很合适。在1983年7月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他抱怨乐观情绪过度滋长：“媒体、公众以及分析师，几乎每个人都如此看好，可以称之为‘牛气冲天’，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退隐江湖，养精蓄锐。”当市场走势转弱，罗伯逊的怀疑就得到了回报。
以1984年为例，标普500指数仅上升6.3%，而老虎基金的收益率达到20.2%，超过一半的收益来自空仓。1985年，投资组合经理帕特里克·达夫开始怀疑一家名为布莱姆汽车旅馆的连锁酒店对报表做了手脚，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当时在运作一只传统的退休基金，但是当他于1989年加入老虎基金后，他说服罗伯逊做空这家公司。一年之内，布莱姆汽车旅馆的股票从28美元降到1美元，这充分展示了做空可以带来多么高的盈利。
个人魅力
但是老虎基金对有效市场假设的挑战还不能完全由卖空来解释。在大多数年份，罗伯逊即使没有做空部分的利润也能打败市场，这意味着他在一个理论上认为不可能的方面具有优势，那就是传统的股票买入。而且，和巴菲特的纪录一样，罗伯逊的纪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正如巴菲特是投资“村”的一部分一样，罗伯逊也是个领头人，而这里的“村”指的是那群受过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型投资方式培养的人。
2008年的一项统计表明，36名老虎基金公司的前员工设立了基金，总共管理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而罗伯逊在2000年将公司改组后给29只基金提供了创业资本。罗伯逊的追随者们做得不错，老虎基金员工的基金业绩调查表明，在2000年-2008年他们不仅战胜了市场，也强于其他对冲基金。在此期间做空、做多股票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从而使得20世纪80年代轻易从做空获取利润的情况不复存在。
如果罗伯逊的成就能够自圆其说，他就有可能被当做幸运抛硬币的人而被忽略。但是，老虎基金无数分支的成功否定了这种观点。无论罗伯逊的投资优势是什么，它都是可以赚钱的，并且是可以传授给其他人的。
罗伯逊成功的真正原因是琼斯所开创激励法的升级版。琼斯根据绩效支付薪酬的方式给资金管理领域带来了变革，他建立了激励机制，依据部门经理的收益按比例进行奖励，让外部的分析家给他带来好的想法，通过跟踪他们创造的利润来分配相应的佣金。
同样，罗伯逊也激励其雇员的积极性，但他用的方式不同，他的方式不仅仅跟钱有关。罗伯逊有办法让别人取悦于他，他通过自己的魅力、奉承和夸张的腔调对人不停地扫射，直到对方被哄得像昏昏欲睡的小猫一样。每个星期五，罗伯逊会把副手们召集起来围着长桌开会，听取他们汇报一周的工作业绩，很夸张地评价他们的工作业绩。
对于一个在这种环境下尽情发挥聪明才智的年轻人来说，天空才是极限。罗伯逊纯粹靠人格魅力吸引投资者。他遇见歌手保罗·西蒙时，基于双方对棒球的爱好，他成功说服西蒙在老虎基金投资。作家托马斯·沃尔夫也是老虎基金的投资者，并且罗伯逊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明星吸引别人。
1986年，他准备雇用高盛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斯的分析师，而高盛高层已经向这位年轻人保证他在高盛会有光明的前途。罗伯逊让托马斯·沃尔夫打电话给比尔斯谈谈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比尔斯的父亲曾是军事飞行员，没有什么礼物比沃尔夫的大作《太空英雄》更好地向军事飞行员表示敬意了。很快沃尔夫和比尔斯开始分享对于飞行、荣誉和勇气的深厚感情。20分钟的电话结束后，高盛损失了一位干将，比尔斯和老虎基金签了约。
老虎基金的投资者名册里有很多工业及金融界的领导，罗伯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拜访他们并寻求见解。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他经常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女士们，她们的直觉很灵。”20世纪80年代初，老虎基金投在顾问公司股票上的资金增长了2倍，而这只股票就是一名投资者推荐的。20世纪90年代初，老虎基金的最佳选股包括通用仪器公司和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这两只股票也都是外部人推荐的。大约在同一时间，罗伯逊开始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主要是因为该行在清理完在房地产的损失后将强力恢复，这也是因为一个朋友愿意为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担保。罗伯逊并未从事内幕交易，他的朋友都只是提供宽泛的指导，而不是关于即将公布的收益这种可能对股市产生直接影响的信息。但他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络，并巧妙地加以运用。 对于那些近距离见识过罗伯逊鼎盛时期的人来说，他的才华是勿庸置疑的。他可以以一个老虎基金分析师的身份与公司高管会谈，展示出自己对公司的细节了如指掌，使对方目瞪口呆；他可以听一无所知的公司的介绍，然后立即找出站不住脚的细节；他可能和公司高管玩高尔夫球，看到这名男子作弊将落在深草区的球轻轻推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然后写个便条提醒自己绝不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著名的卖空大师、20世纪80年代为三位对冲基金巨头罗伯逊、索罗斯和斯坦哈特操盘的吉姆·查诺斯认为这几个人里最理智的人就是罗伯逊。
罗伯逊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他能发掘千里马。1986年5月的《机构投资者》中的一篇文章以《朱利安·罗伯逊的红火世界》为题，但描述得并不到位，文章称：“这并不是说罗伯逊做的和其他基金经理非常不同，只是他做得实在很好。”与此同时，罗伯逊判定管理人员的所谓诀窍有时并不奏效，例如仅仅因为老板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就否定这家公司缺乏科学依据。尽管罗伯逊的做法既不正式也非独创，但他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而这就是资金管理成功的定义，没有什么系统、人类或电脑总是正确的。
自我膨胀
1991年，老虎基金成为第三只管理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罗伯逊都认为小打小闹不错，因为这让他相对于大规模、不灵活的竞争对手来说存在显著优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在资产积累的竞争中，罗伯逊在索罗斯和斯坦哈特之后越过10亿美元这个里程碑。到1993年底，他运营的资金有70亿美元，比斯坦哈特都多，仅比索罗斯少一点。
然而，罗伯逊的强力扩张也带来了风险，这迫使他通过超出核心优势范围的投资分散风险：在美国股市，价值数十亿美元基金的机会太少了。特别是小盘股，完全超出了范围：分析师可能找出有前途的小公司，认为它的价值三年内能翻一番，但如果只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股票可供购买，就几乎不值得费劲。罗伯逊进入外国资本市场所付的代价就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
之所以进入外国市场，罗伯逊是赌他在美国所用的分析方式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考虑到德国公司对利润的漠不关心，那些用美国标准看来好像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实际上可能是公允的。与此同时，罗伯逊在日本也遇到了和德国同样的问题。
基于一种无懈可击的逻辑，老虎基金做空了日本银行股。但三年后，罗伯逊坦率地承认自己判断错误。
老虎基金的扩张也使得罗伯逊在宏观交易上冒更大的风险。他很早就曾涉足货币市场，1985年的巨额利润有超过1/4来自于美元交易。与此同时，老虎基金在“套利交易”上做得也不错。
罗伯逊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利率在16%-24%之间的债券，并借款在利率低于10%的国家做同样的操作，以锁定利差。由于老虎基金的扩张，罗伯逊决心在货币市场上加倍努力，1991年，他聘请了来自摩根士丹利精通日语的外汇专家大卫·格斯坦哈伯。
问题是，罗伯逊并不具备宏观交易的实力。查诺斯绝对相信罗伯逊对股票的超凡把握，但没有宏观交易员会说罗伯逊对利率或货币的把握也同样超凡。事实上，价值投资的心态几乎使罗伯逊无法把握宏观。价值型投资者通常很少或根本不用杠杆购买股票，而且他们一般长期持有。如果股票走势和他们的判断相左，通常他们会购买更多，因为如果以25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非常划算，那么20美元更划算。但宏观型投资者利用杠杆效应，这使得趋势不利时的风险大得不可思议，他们必须准备好在情况不利时退出市场。同样，价值型投资者对他们坚定的信念引以为豪，他们已经仔细考察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计算出它的价值，他们知道自己找到了其真正的价值，而宏观投资者没有得出类似结论的方法，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货币的客观价值。
20世纪90年代，那些为罗伯逊工作的宏观交易者很难适应他的投资风格。他们很快发现老板无法忍受图表，他把图表描述为“蒙人的、没有用的东西”。他们还发现自己本能的风险控制会激怒老板。如果一笔交易的走势与他们的预期相反，这些宏观交易者会以为自己反应慢了，或者犯了错误，他们可不会逞英雄。但是，罗伯逊的反应正好相反。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会坚持到底。
罗伯逊经常将宏观方面的论断应用到股市上。广场协议后，很明显美元会走低。罗伯逊认定美国公司会由于出口的增加获益，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在1990年美国房地产崩盘后，罗伯逊看准了应该对哪些银行做空；当房地产坏账被清除时，罗伯逊对金融机构做多。
与此同时，老虎基金进军债券和货币市场，虽然这个做法危机四伏，但有一段时间老虎基金获利颇丰。从1988年初到1992年底，老虎基金的收益连续五年超过标普500指数，接下来的一年，罗伯逊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纪录，在扣除各种费用后，他给投资者带来了64%的回报率。据《商业周刊》估计，1993年他的个人收入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罗伯逊对员工要求的强度和激情更高，许多加入老虎基金的分析师在大概一年内就出局了。
但是，罗伯逊也失去了一些他想挽留的人。1993年春天，曾经在1992年大赚10亿美元的宏观分析师大卫和巴里退出老虎基金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很快，其他人也纷纷效仿。由于老虎基金的成功，特别是因为罗伯逊表面答应构建下属的投资组合却从不曾真正地下放权力，分析师们觉得应该自立门户，辞职变得相当普遍。同时，富有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把目光投向下一代的基金明星，老虎基金的分析师外出单干可以迅速筹集一大笔资金。格斯坦哈伯和博萨诺的淘金者基金在开业两个月后就掌握了两亿美元，是老虎基金1980年刚开始时850万美元的好多倍。
知道自己面对的观众都是专业投资者，詹森仍然勇敢地讲述了随机漫步理论。他认为选股者存在的原因，是因为糊涂的外行对于如何投资有一种“心理需求”，结果即使毫无价值也无所谓。詹森非常肯定地告诉听众，少数几个貌似否定了随机漫步假设的基金经理只不过是幸运。他表示，虽然一些人能够连续五年战胜市场，但如果让100万人掷硬币，确实有些人会连续5次抛出正面。掷硬币没什么技巧，投资也是一样。
接下来巴菲特进行了反驳。他开始假装对詹森的说法表示同意，请听众想象一个全国性的掷硬币比赛的场面。在比赛的开始，每个人都会掷硬币，那些掷出反面的人将被淘汰出局。10个回合后，还有220000人留下，由于人的本性使然，幸存者将开始变得有点骄傲自满。在聚会上他们会不经意地告诉有吸引力的异性自己的秘诀是什么，以及他们对投掷的独到见解。20个回合后，剩余的215名选手将开始变得难以忍受地自高自大，出版一些关于“掷硬币的艺术和科学”的愚不可及的书。但是有些商学院的教授会指出，如果22500万只猩猩掷硬币，结果也会是一样，也会有215只猩猩连续投出20次正面而胜出。
为了反驳詹森的说法，巴菲特开始寻找漏洞。如果胜出的215只猩猩在全国范围内随机分布，它们的成功可以用运气解释。但是，如果215只胜出的猩猩中有40只来自同一个动物园，这个掷硬币的现象会不会有别的解释？巴菲特说，统计上看似随机的现象在考虑其分布后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发现一种罕见的癌症在一个特定的村庄很普遍，你不会把它归因于机会，你会分析当地的水源。
巴菲特接着表示，选股的成功几率并不是随机分布的。相反，表现卓越的那些人来自一些特定的“村”，这个“村”不是由地理位置界定，而是由他们的投资方法界定。
为了证明他的观点，巴菲特给出了9个进行传统价值型投资的基金经理记录，从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的导师开始。其中三人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而其他人受巴菲特及其同伴的影响改用格雷厄姆的方式。巴菲特宣称他举的例子并未经过刻意挑选，他报告的是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所有有记录的前同事的结果，而且所有资金管理人都是价值型投资者。在没有模仿其他人选股方法的情况下，沿用本杰明·格雷厄姆方法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战胜了市场。难道这只是简单的运气？
巴菲特的观点总体来说毋庸置疑。如果仅从投资业绩数据考察投资经理，结果会认为成功就是靠运气，可以忽略不计——就像连续投出10次正面硬币的人一样。但是，如果从属于某种特定的智力“村”或投资风格来理解投资管理，他们的成功可能就不是随机的。
对冲基金领域存在几个业绩非常好的群体，其中最有名的是朱利安·罗伯逊。
成功无秘诀
与索罗斯和斯坦哈特一样，罗伯逊创立基金也是受了琼斯的启发。他20世纪70年代在基德-皮博迪公司工作时，结交了琼斯的女婿鲍勃·伯奇，两人时常会请老太爷琼斯吃午饭，罗伯逊会考察琼斯自己合伙公司的机制。他还和一个叫亚历克斯·波特的南方人走得很近，波特是琼斯的部门经理。罗伯逊的妹妹是《财富》杂志的记者，曾报道过琼斯模式的基金，通过妹妹他认识了《财富》杂志撰稿人卡罗尔·卢米斯，这个人最先解释了对冲投资的结构。
罗伯逊创办老虎基金几年后，鲍勃·伯奇委托500万美元给他管理，这是当时琼斯所剩下资金的五分之一。事实证明那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罗伯逊于1980年创办老虎基金，当时他48岁。通过对老虎基金的掌控，罗伯逊对买卖严格把关，而不是委托给下属的部门管理人员，但在大多数其他方面，他都基本沿用了琼斯的模式。他选择股票，做空也做多，对冲出一部分市场风险。他不认为市场的整体走势“没有意义”，并向客户保证他会通过股票选择成功。随着基金的增长，罗伯逊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选择股票，而不仅局限于美国；他投资于大宗商品、货币和债券市场，对琼斯的方法进行了改良，并对宏观投资分离管理。他有时用期货或期权对市场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这对琼斯来说是不可能的，但他强调指出，这些投机性工具都被用于保守的目的。
从1980年5月成立到1998年8月的鼎盛时期，老虎基金在扣除费用后平均每年获得了31.7%的收益，大大高于标普500指数12.7%的年回报率，罗伯逊在这个时期的成功对有效市场假说是个侮辱。
琼斯在早期取得成功可以理解，当时的竞争对手是官方信托银行，这些机构是由委员会做出投资决策；迈克尔·斯坦哈特的成功是因为与大额交易员的关系，他手下的定量分析员和趋势追随者走在了竞争对手前面；预言家索罗斯的成功是因为他能感觉到市场转折点的来临。
但罗伯逊没有发现市场体制的弱点、某种奇特的定量策略或某种哲学观点，他所总结的投资方法平淡无奇，但却隐藏着成功秘诀：老虎基金管理人应该积极管理投资组合，对标的公司精益求精；避免在一个赌局上下注超过资本的5%；能够熬过逆境，直到好运重新降临。
简单来说，罗伯逊及其助手们只是分析公司、货币以及商品，然后对其前景下注，而这正是相信有效市场理论的人认为不可能的事。
做空者
与琼斯的基金一样，老虎基金也是在有利的时间推出——牛市的开始。401（K）退休计划是在1981年推出，就在罗伯逊开业之后一年；到老虎基金关门时，401（K）计划已经非常普遍，其持有人将75%的资产配置在股票上。在此期间，市场在企业并购的支撑下直线上升。例如，1981年-1988年间，大约1550家美国公司因为股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变成私营公司，每笔交易都使得剩余的公众股票更稀少、更珍贵。这对股权投资者来说是个好时机。
罗伯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时机。他本能地顺应兼并热潮，作为选股人，他的目标就是通过研究公司公布的价格来找出真正的内在价值，这就使他常常购买那些对收购者也有吸引力的股票。 1985年，老虎基金以每股9美元的价格买入帝国航空公司的股票，后来以每股15美元的价格卖给收购公司；以每股12.50美元的价格购买入航空零部件分销商艾维拉航空服务公司的股票，后来以25美元的价格转手。那年年底，老虎基金在扣除费用后获得了51.4%的惊人回报率。
然而，认为罗伯逊创造如此高收益完全是因为牛市的看法站不住脚。由于投资组合中的空头，他的基金增速赶不上市场，但他几乎总是能战胜市场。老虎基金以前的职员暗示，他是通过偏重小型企业来实现这一点的。根据这一理论，像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这种大企业的股价很可能是有效的，因为华尔街分析师仔细研究过其账目，而对较小的公司则没有仔细审查。不错，老虎基金的确找出了一些懒散投资者错过的小企业，但它也从大公司身上赚钱，包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但是，靠偏重小型股获利的理论的逻辑值得商榷。事实上，对小市值股票的分析不足并不等于投资者可以轻易获利。当然，大多数投资者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地方性的零售商或地方性银行，但这些人不是持有股票的人，当老虎基金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时，他是在从那些本身拥有足够信息去买股票，也拥有足够信息让其决定卖出的人手中买入股票的。
老虎基金选股成功的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可以随意做空，而多数基金经理做不到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几乎所有琼斯风格的对冲基金都被淘汰，所以做空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更有利于罗伯逊的是，华尔街的分析师都生性乐观。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公司的经纪人建议买进和卖出的比例是10：1。因为担心影响与被分析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分析师愿意把卖出建议明确写出来，因为分析师所在公司的投资银行家希望从那些公司拿咨询费。因此，罗伯逊便打电话给分析师，甜言蜜语地诱使他们泄露做空的最佳选择。
罗伯逊是个敏感的怀疑论者，所以卖空对他很合适。在1983年7月给投资者的一封信中，他抱怨乐观情绪过度滋长：“媒体、公众以及分析师，几乎每个人都如此看好，可以称之为‘牛气冲天’，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退隐江湖，养精蓄锐。”当市场走势转弱，罗伯逊的怀疑就得到了回报。
以1984年为例，标普500指数仅上升6.3%，而老虎基金的收益率达到20.2%，超过一半的收益来自空仓。1985年，投资组合经理帕特里克·达夫开始怀疑一家名为布莱姆汽车旅馆的连锁酒店对报表做了手脚，但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当时在运作一只传统的退休基金，但是当他于1989年加入老虎基金后，他说服罗伯逊做空这家公司。一年之内，布莱姆汽车旅馆的股票从28美元降到1美元，这充分展示了做空可以带来多么高的盈利。
个人魅力
但是老虎基金对有效市场假设的挑战还不能完全由卖空来解释。在大多数年份，罗伯逊即使没有做空部分的利润也能打败市场，这意味着他在一个理论上认为不可能的方面具有优势，那就是传统的股票买入。而且，和巴菲特的纪录一样，罗伯逊的纪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正如巴菲特是投资“村”的一部分一样，罗伯逊也是个领头人，而这里的“村”指的是那群受过本杰明·格雷厄姆价值型投资方式培养的人。
2008年的一项统计表明，36名老虎基金公司的前员工设立了基金，总共管理了1000亿美元的资金；而罗伯逊在2000年将公司改组后给29只基金提供了创业资本。罗伯逊的追随者们做得不错，老虎基金员工的基金业绩调查表明，在2000年-2008年他们不仅战胜了市场，也强于其他对冲基金。在此期间做空、做多股票的方法被广泛使用，从而使得20世纪80年代轻易从做空获取利润的情况不复存在。
如果罗伯逊的成就能够自圆其说，他就有可能被当做幸运抛硬币的人而被忽略。但是，老虎基金无数分支的成功否定了这种观点。无论罗伯逊的投资优势是什么，它都是可以赚钱的，并且是可以传授给其他人的。
罗伯逊成功的真正原因是琼斯所开创激励法的升级版。琼斯根据绩效支付薪酬的方式给资金管理领域带来了变革，他建立了激励机制，依据部门经理的收益按比例进行奖励，让外部的分析家给他带来好的想法，通过跟踪他们创造的利润来分配相应的佣金。
同样，罗伯逊也激励其雇员的积极性，但他用的方式不同，他的方式不仅仅跟钱有关。罗伯逊有办法让别人取悦于他，他通过自己的魅力、奉承和夸张的腔调对人不停地扫射，直到对方被哄得像昏昏欲睡的小猫一样。每个星期五，罗伯逊会把副手们召集起来围着长桌开会，听取他们汇报一周的工作业绩，很夸张地评价他们的工作业绩。
对于一个在这种环境下尽情发挥聪明才智的年轻人来说，天空才是极限。罗伯逊纯粹靠人格魅力吸引投资者。他遇见歌手保罗·西蒙时，基于双方对棒球的爱好，他成功说服西蒙在老虎基金投资。作家托马斯·沃尔夫也是老虎基金的投资者，并且罗伯逊也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明星吸引别人。
1986年，他准备雇用高盛一位名叫迈克尔·比尔斯的分析师，而高盛高层已经向这位年轻人保证他在高盛会有光明的前途。罗伯逊让托马斯·沃尔夫打电话给比尔斯谈谈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比尔斯的父亲曾是军事飞行员，没有什么礼物比沃尔夫的大作《太空英雄》更好地向军事飞行员表示敬意了。很快沃尔夫和比尔斯开始分享对于飞行、荣誉和勇气的深厚感情。20分钟的电话结束后，高盛损失了一位干将，比尔斯和老虎基金签了约。
老虎基金的投资者名册里有很多工业及金融界的领导，罗伯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地拜访他们并寻求见解。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他经常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女士们，她们的直觉很灵。”20世纪80年代初，老虎基金投在顾问公司股票上的资金增长了2倍，而这只股票就是一名投资者推荐的。20世纪90年代初，老虎基金的最佳选股包括通用仪器公司和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这两只股票也都是外部人推荐的。大约在同一时间，罗伯逊开始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主要是因为该行在清理完在房地产的损失后将强力恢复，这也是因为一个朋友愿意为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担保。罗伯逊并未从事内幕交易，他的朋友都只是提供宽泛的指导，而不是关于即将公布的收益这种可能对股市产生直接影响的信息。但他有意识地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络，并巧妙地加以运用。 对于那些近距离见识过罗伯逊鼎盛时期的人来说，他的才华是勿庸置疑的。他可以以一个老虎基金分析师的身份与公司高管会谈，展示出自己对公司的细节了如指掌，使对方目瞪口呆；他可以听一无所知的公司的介绍，然后立即找出站不住脚的细节；他可能和公司高管玩高尔夫球，看到这名男子作弊将落在深草区的球轻轻推到一个更好的位置，然后写个便条提醒自己绝不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著名的卖空大师、20世纪80年代为三位对冲基金巨头罗伯逊、索罗斯和斯坦哈特操盘的吉姆·查诺斯认为这几个人里最理智的人就是罗伯逊。
罗伯逊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即他能发掘千里马。1986年5月的《机构投资者》中的一篇文章以《朱利安·罗伯逊的红火世界》为题，但描述得并不到位，文章称：“这并不是说罗伯逊做的和其他基金经理非常不同，只是他做得实在很好。”与此同时，罗伯逊判定管理人员的所谓诀窍有时并不奏效，例如仅仅因为老板在打高尔夫球时作弊就否定这家公司缺乏科学依据。尽管罗伯逊的做法既不正式也非独创，但他对的时候比错的时候多，而这就是资金管理成功的定义，没有什么系统、人类或电脑总是正确的。
自我膨胀
1991年，老虎基金成为第三只管理资金超过1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罗伯逊都认为小打小闹不错，因为这让他相对于大规模、不灵活的竞争对手来说存在显著优势。但在20世纪90年代，在资产积累的竞争中，罗伯逊在索罗斯和斯坦哈特之后越过10亿美元这个里程碑。到1993年底，他运营的资金有70亿美元，比斯坦哈特都多，仅比索罗斯少一点。
然而，罗伯逊的强力扩张也带来了风险，这迫使他通过超出核心优势范围的投资分散风险：在美国股市，价值数十亿美元基金的机会太少了。特别是小盘股，完全超出了范围：分析师可能找出有前途的小公司，认为它的价值三年内能翻一番，但如果只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股票可供购买，就几乎不值得费劲。罗伯逊进入外国资本市场所付的代价就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
之所以进入外国市场，罗伯逊是赌他在美国所用的分析方式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考虑到德国公司对利润的漠不关心，那些用美国标准看来好像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实际上可能是公允的。与此同时，罗伯逊在日本也遇到了和德国同样的问题。
基于一种无懈可击的逻辑，老虎基金做空了日本银行股。但三年后，罗伯逊坦率地承认自己判断错误。
老虎基金的扩张也使得罗伯逊在宏观交易上冒更大的风险。他很早就曾涉足货币市场，1985年的巨额利润有超过1/4来自于美元交易。与此同时，老虎基金在“套利交易”上做得也不错。
罗伯逊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利率在16%-24%之间的债券，并借款在利率低于10%的国家做同样的操作，以锁定利差。由于老虎基金的扩张，罗伯逊决心在货币市场上加倍努力，1991年，他聘请了来自摩根士丹利精通日语的外汇专家大卫·格斯坦哈伯。
问题是，罗伯逊并不具备宏观交易的实力。查诺斯绝对相信罗伯逊对股票的超凡把握，但没有宏观交易员会说罗伯逊对利率或货币的把握也同样超凡。事实上，价值投资的心态几乎使罗伯逊无法把握宏观。价值型投资者通常很少或根本不用杠杆购买股票，而且他们一般长期持有。如果股票走势和他们的判断相左，通常他们会购买更多，因为如果以25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非常划算，那么20美元更划算。但宏观型投资者利用杠杆效应，这使得趋势不利时的风险大得不可思议，他们必须准备好在情况不利时退出市场。同样，价值型投资者对他们坚定的信念引以为豪，他们已经仔细考察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计算出它的价值，他们知道自己找到了其真正的价值，而宏观投资者没有得出类似结论的方法，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货币的客观价值。
20世纪90年代，那些为罗伯逊工作的宏观交易者很难适应他的投资风格。他们很快发现老板无法忍受图表，他把图表描述为“蒙人的、没有用的东西”。他们还发现自己本能的风险控制会激怒老板。如果一笔交易的走势与他们的预期相反，这些宏观交易者会以为自己反应慢了，或者犯了错误，他们可不会逞英雄。但是，罗伯逊的反应正好相反。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他会坚持到底。
罗伯逊经常将宏观方面的论断应用到股市上。广场协议后，很明显美元会走低。罗伯逊认定美国公司会由于出口的增加获益，从而获得巨额利润。在1990年美国房地产崩盘后，罗伯逊看准了应该对哪些银行做空；当房地产坏账被清除时，罗伯逊对金融机构做多。
与此同时，老虎基金进军债券和货币市场，虽然这个做法危机四伏，但有一段时间老虎基金获利颇丰。从1988年初到1992年底，老虎基金的收益连续五年超过标普500指数，接下来的一年，罗伯逊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纪录，在扣除各种费用后，他给投资者带来了64%的回报率。据《商业周刊》估计，1993年他的个人收入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罗伯逊对员工要求的强度和激情更高，许多加入老虎基金的分析师在大概一年内就出局了。
但是，罗伯逊也失去了一些他想挽留的人。1993年春天，曾经在1992年大赚10亿美元的宏观分析师大卫和巴里退出老虎基金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很快，其他人也纷纷效仿。由于老虎基金的成功，特别是因为罗伯逊表面答应构建下属的投资组合却从不曾真正地下放权力，分析师们觉得应该自立门户，辞职变得相当普遍。同时，富有的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把目光投向下一代的基金明星，老虎基金的分析师外出单干可以迅速筹集一大笔资金。格斯坦哈伯和博萨诺的淘金者基金在开业两个月后就掌握了两亿美元，是老虎基金1980年刚开始时850万美元的好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