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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文明开始向社会价值投资的方向发展，进入到义利并举的情怀经济时代
2017年12月15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发布《发现中国“义利99”——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7）》及首届“义利99”排行榜。这是全球首套针对上市公司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体系，以沪深300企业为评估对象，由国内外42家机构、68位专家联合研发产生。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白虹解析了报告及榜单。在报告中，上榜的99家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环境保护、社会福祉皆优；以99家上榜公司为成分股编制的股价指数在回溯期内的市场表现优于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以经济指标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指数。
“发现中国义利99”项目打破了义利不能并举、义利无法转化这两大认知障碍，也说明上榜公司不是道德绑架的牺牲品，而是义利并举的受益方，获得国内外关注。
社会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从零和到共赢
《中国慈善家》：“义利99”评估报告把资本文明分为4个阶段：资本不作恶为1.0，责任投资为2.0，影响力投资为3.0，社会价值投资是4.0。能具体解释一下这4个阶段吗？
白虹：我们把资本文明分为4个阶段主要是便于理解和透视资本文明发展的历史。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8世纪中叶，由宗教团体的为善情怀推动，资本不能投向贩卖奴隶、赌博、军火、烟草、酒类等领域，提出资本不作恶。
2.0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一个显著特征是责任投资。资本还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更加关注获利的方式，关注什么样的获利可持续。这个时候提出了ESG，三重底线，E代表Environment环境，S代表Society社会，G是Governance公司治理。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监管越来越严密，资本如果不考虑获利方式会带来很多潜在风险。
3.0阶段影响力投资是一个革命性变迁。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这一创新的投资概念，讲的是如何把资本投向那些通过主营业务破解社会问题的投资标的。它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次把社会和环境影响拉到了与财务回报同等重要的地位。整体来讲，其实是用比以前略低的财务回报去换取比以前高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现在开始向社会价值投资的方向发展，进入到义利并举的情怀经济时代，就是资本文明的4.0阶段。资本文明1.0到3.0的共同点是认为义利之间是零和关系，一方多一点另一方就少一点，而我们认为义利是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的。社会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从零和到共赢。
《中国慈善家》：从全球范围看，目前的资本文明处于什么阶段？发展程度如何？
白虹：从1.0到4.0是一个不断演进、并行存在的过程，现在可能很多资本还没有解决不作恶的问题。
截至2017年末，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规模达到2281亿美元（数据来源：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2018年度影响力投资者调查》），听起来是个非常大的数字，但只占全球投资总额的0.3%左右。影响力投资的主要力量一直是基金会，在建立的时候出资方就带着使命把资金投进来，不追求高回报，希望能够解决某些领域的社会问题。所以10年过去，影响力投资其实才刚起步，机构性的投资者远远没有成为影响力投资的主力军。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可能会是更广泛触及主流资本市场的方式？
白虹：我觉得这个浪潮袭来，不仅造就了“弄潮儿”，也会影响“观光客”。社会价值的创造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群体，不是说公益组织就创造了大量社会价值，商业机构就没有，跟组织的类型没有任何关系。原来的社会环境中没有（社会价值）这一类似的领域，现在开始作为新特征出现了，慢慢将形成新的生态圈，生态圈中最开始出现的是几个核心资源：供应方、需求方、平台方，慢慢可能会有更多的第三方、服务方進来。
《中国慈善家》：什么驱动力推动资本文明向前发展？
白虹：简单来说，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扣动资本文明发展扳机的，还是认知的变革，我们认为义利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可以并举。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义利并举的企业有行业分布特征吗？
白虹：广义上讲，义利并举的创造者没有出身之别，不分营利性、非营利性，上市、非上市，任何机构、个人，任何领域，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就是义利并举，就是指组织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通过创新的生产技术、经营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
具体到“义利99”榜单，其实是有行业侧重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接近45%。这是不是就说明金融和制造业比别的行业的社会价值含量更高？我觉得有待观察。因为评估的样本是沪深300大盘股，评价样本的主体就在这儿了，从产业特征来讲，制造业和金融业追求稳定性，广泛预防风险，规模都会比较大。而且“义利99”所有的评价都是以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基础，制造业和金融业信息披露的内容、质量、详尽程度都远远好于其他产业。
《中国慈善家》：如果要打造义利并举的生态系统，健康、养老、环保这些社会问题集中的行业，是不是更容易的突破口？
白虹：你理解得很对。广义上讲谁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做什么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从狭义的角度，回到当下，社会价值最集中在哪些领域？最集中在那些只有“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才能破解的社会问题上，如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养老困境等等。政府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市场作为主体，谁提供哪些资源、用什么商业模式、达到什么结果，社会是议题的提出者，也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和消费者。
具体而言，当下社会价值主要集中在6大领域+2大主题，“6”就是绿色农业、智能制造、健康养老、公平教育、环保能源、普惠金融这6大垂直领域；“2”大主题一个是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169项子指标，另外一个是扶贫助弱。 《中国慈善家》：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社会顽疾，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方要寻求的发展良机。但有一个现象—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创企业很难找到优质耐心资本。为什么会出现资本或者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方缺席的情况？
白虹：我觉得一直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力军还是经济主流，只是我们缺少发现。一些国企央企为解决国计民生起了支柱性作用，财务之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很大，只是几乎没人在这方面进行评估，因为没有评价工具，没有通用语言，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大家不知道。当我们整个评价体系全部涌向谁的资产盘子大，谁的财务报表好，当然镁光灯都打在财务一面，照不到社会价值一面。
但其实现在的经济主体在这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最大的欠缺还是认知。很多人还停留在义利零和上，好像不是赚钱就是当“圣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实际上义利是可以并举的。对于原来在这方面考量很少的商业机构来说，要考虑如何增加在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
社会价值是情怀经济时代的关键词，或者主旋律。为什么影响力投资在过去十余年中没有切入经济主流主体？因为投资标的没有达到商业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很多公益组织带出的项目都爱心满满，但连商业模式都说不清楚，基本要素都存在严重缺失，资本市场怎么接招？社创企业方兴未艾，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其商业竞争能力和财务持续能力。
“义利99”是中国传统文明反哺世界
《中国慈善家》：“义利99”项目的研发进行了全球12套类似标准的对标。为什么国际上没有形成一套广泛认可和应用的标准和工具，直到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成为全球首个能够对义与利进行量化评估的模型？
白虹：我觉得要从大的角度去考虑。“义利99”实质上是国际合作的结晶，由中国提出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当人类进入到后工业文明，也就是生态文明的时代，核心诉求就是要可持续发展，解决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三大关系问题。和谐发展、和谐相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一个文化基因。
2500年前《周易》就讲，“利者，义之和也。”“夫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义与利相互促进的基因。西方文化更多是线性思维，容易导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多你少的零和状态。东方文化是全局性思维，是交互的思维方式，讲相互生发，讲利中见义，利中生义。回到当代生态文明，中国文明其实是在反哺世界。
《中国慈善家》：在生成“义利99”指数，并拿来和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其他市场指数做对比之前，你们预设过可能的结果吗？
白虹：完全没有。去年10月，在中证指数公司和深交所专家的指导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团队做了“义利99”模拟指数，我们把市场上所有经典指数调出来进行对比，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结果发现这样一个代表了情怀经济的模拟指数完胜所有的市场指数。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有技术性错误？找中证指数的专家核算了一遍还是这个结果，深交所的专家又算了一遍还是这个结果，几乎所有的专家团队都沸腾了。
这个榜单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干涉调整，我们今年又完成了新增3年的回测，从2013年到现在形成了近5年的市场回测，“义利99”的累计涨幅领跑所有的市场指数。
《中国慈善家》：达到这样让人沸腾的指数结果是什么原因？
白虹：可能有投资机构的主动性选择，说明资本市场实质上是在向价值投资回归，它所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财务价值，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另外也有监管政策的助力。其实在义利99指数走高期间，从国策来讲，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我们要从富起来的时代进入强起来的时代，跟这个还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榜单发布大半年时间，反响如何？
白虹：目前来讲，凡是认真读过报告的，受到的冲击都很大。我们在日内瓦、香港参与过几次国际会议，国际上的认可度非常高，他们整体评价用了两个词，一个是cutting edge，就是非常前沿，另外一个是awesome（敬畏）。
让我惊讶的是，报告英文版发布不到两周，华尔街的富达基金就找到我们。他们近40名风险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到深圳跟我们开会，详尽了解整个评估流程，给我们指数构建方式提了30多个很尖锐也很坦率的问题，我们的探讨非常深入。国际学术研究机构也很感兴趣，目前我们公布的仅是模型，模型背后被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评估标准，他们就问能不能公布评估标准，他们想立项课题，做深入跟踪式的研究，现在我们还在洽谈。
为什么国际上如此关注和认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评估的基础；第二，他们非常欣赏我们用数据分析的方式，而不是用观点的陈述、定性的判断，我们完全用实证的方式完成这样一个调研攻关。原来这个领域的报告，全球都是一样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定性描述，没有什么定量分析，定性描述就很难被复制和验证。
为了這个报告，我们做了海量工作，而且是国内外协同共建的结果。42家机构，68个专家中，有一部分是国际力量，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荷兰可持续发展的咨询顾问机构，还有国际上几大高校，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反向评估国外公司，改变话语体系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目标是要把义利并举推向全社会，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具体怎么做？
白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致力于打造这套通用语言，建立对接社会议题、资本市场的一套评估工具，这是全球的痛点问题。
两个基本点，一是如何能使现在的投资标的更有竞争力。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亲力打造了“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项目，选拔中国未来的社创独角兽企业，为其提供“科技+商业模式+社会问题+资本”的支持体系。我们评价完上市公司之后，总结出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成为拟上市公司，社创企业做着把社会问题打造成商业机遇、通过商业手段大规模破解社会问题的事情，应该能高成长，走向上市渠道，我们的核心是如何让被投资标的有更高的竞争力。 还有一个基本点是从资本端，使社会价值投资达到引爆点的规模。不是没有人在做影响力投资，但规模太小，需要强调规模效应。有了具备竞争力的项目之后，做出规模，才能定义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才能引发一系列裂变。
所以一个中心就是建立评估标准、推进认知改变，两个基本点就是如何使项目更有竞争力，如何使投资方达到规模效应。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成立的初衷是促进社会资本导入项目，让社创项目能够找到优质耐心资本，相当于牵线搭桥的功能，投资标的通过“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项目在培养，优质耐心资本的问题如何解决？
白虹：其实我们去年就开始了，从公募和私募两方市场，也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资本市场一级市场是IPO市场，就是从未上市走向上市发行的市场，二级市场是上市以后股票流通市场。
在一级市场，我们已经跟几家比较领先的私募基金在筹建社会价值投资基金，去年5月就已完成整个模式的设计，包括什么样的基金能称为社会价值投资基金，怎么分业务板块，然后在募、投、管、退四个阶段如何进行交互，如何增值等。今年已经开始进行资金募集。
“发现中国义利99”项目对接的是二级市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与国内领先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将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发布社会价值投资公募基金，追踪“义利99”的评估技能和效果。但由于涉及商业问题，我们还不能透露具体信息。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报告发布时称，2017年、2018年、2019年要分别实现“义利99”的微观价值、中观价值、宏观价值，这个目标进展如何？
白虹：微观是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让上市公司认可并践行义利并举，引导投资主体回归价值投资；中观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理念、工具和产品的结合，协助资本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宏观是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在基础层、工具层和应用层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观角度讲，我们现在正在立项，做跨内地和香港市场的一个新榜单系列，实际上是“中概股”的一部分，即母体注册地和主体运营都在中国大陆，但上市的市场是在海外。我们希望从香港市场先开始，一直延展到在海外上市的海外公司。我们以前被标普、穆迪这些国际标准评估，现在用“义利99”这样一套国际国内共同打造的中国标准来反向评估国外公司，用真正可操作的工具和路径改变话语体系。
我们近期最想做的是和高校研究课题组合作做深入的研究，将经济学理论与我们的社会价值投资实践结合。现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们从中受益很大，但受的禁锢也很多。该学派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其存续需要先决条件，而且也应该是有边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仅仅是一个流派，但是也影响了认知体系，实际上经济学本身也需要突破了，如企业外部性问题目前还没有经济学理论能够解决。
从我们组织的角度，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现在公益学在发生重大变革，其实要与更基础性的学科，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对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和高校进行深度研究，是一个交互的过程，使这一套评估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轮值主席马蔚华在榜单发布会上发言称，“义利99”使社会价值从一个思想体系转变为一个标准体系，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成为中国从追求现代化到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白虹：指数带动资本市场金融产品，金融产品带动投资机构重新进行价值判断。作为被投资标的，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可能就会发生调整，监管当局的激励和约束政策相应也会更新，进一步会带动全民认可社会价值、义利并举主张。义利并举成为政府、市场、商界以及社会民众的共识，全社会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模型的发展，模型的发展会进一步让我们发现真正在做义利并举的上市公司。这是针对资本市场的小价值链，大的循环其实都是无始无终的，榜单、组织、政府政策，很难讲清楚哪个是催生原点，一直循环往前。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思维方式是把所有宏大的目标都切割成一个个小的产品或者项目，小的项目其实蕴含着宏大使命的基因，但是项目、产品是能自活的，最后形成长价值链。從政府协同到社会，光靠几个人去讲是不可能达成的，要有一个产品，产品本身就讲明了产生原因是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最后达成什么效果。等产品落地你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么想，都想这样做，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顶着一个庞大问题的时候，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具体问题，然后用产品的思维方式挨个儿解决掉。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报告和榜单意味着从0到1的突破，从1起步的持续改善可能需要很多方协同共进来完成。需要怎样的支持体系？
白虹：政府非常重要，主流上市公司的高管层非常重要，投资机构非常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应该是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国的未来应该在这样一批新生代的肩上。我特别乐观，而且非常感动，不管是“义利99”还是“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从项目推进、传播到理念实践等，热忱肩负这个使命的主力军都是年轻群体。我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未来的力量。
2017年12月15日，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发布《发现中国“义利99”——A股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报告（2017）》及首届“义利99”排行榜。这是全球首套针对上市公司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量化评估体系，以沪深300企业为评估对象，由国内外42家机构、68位专家联合研发产生。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白虹解析了报告及榜单。在报告中，上榜的99家上市公司财务表现、环境保护、社会福祉皆优；以99家上榜公司为成分股编制的股价指数在回溯期内的市场表现优于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以经济指标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指数。
“发现中国义利99”项目打破了义利不能并举、义利无法转化这两大认知障碍，也说明上榜公司不是道德绑架的牺牲品，而是义利并举的受益方，获得国内外关注。
社会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从零和到共赢
《中国慈善家》：“义利99”评估报告把资本文明分为4个阶段：资本不作恶为1.0，责任投资为2.0，影响力投资为3.0，社会价值投资是4.0。能具体解释一下这4个阶段吗？
白虹：我们把资本文明分为4个阶段主要是便于理解和透视资本文明发展的历史。第一个阶段发生在18世纪中叶，由宗教团体的为善情怀推动，资本不能投向贩卖奴隶、赌博、军火、烟草、酒类等领域，提出资本不作恶。
2.0时代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一个显著特征是责任投资。资本还是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但更加关注获利的方式，关注什么样的获利可持续。这个时候提出了ESG，三重底线，E代表Environment环境，S代表Society社会，G是Governance公司治理。这个阶段整个社会的监管越来越严密，资本如果不考虑获利方式会带来很多潜在风险。
3.0阶段影响力投资是一个革命性变迁。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先提出这一创新的投资概念，讲的是如何把资本投向那些通过主营业务破解社会问题的投资标的。它提出了双重目标，第一次把社会和环境影响拉到了与财务回报同等重要的地位。整体来讲，其实是用比以前略低的财务回报去换取比以前高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现在开始向社会价值投资的方向发展，进入到义利并举的情怀经济时代，就是资本文明的4.0阶段。资本文明1.0到3.0的共同点是认为义利之间是零和关系，一方多一点另一方就少一点，而我们认为义利是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的。社会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是义利从零和到共赢。
《中国慈善家》：从全球范围看，目前的资本文明处于什么阶段？发展程度如何？
白虹：从1.0到4.0是一个不断演进、并行存在的过程，现在可能很多资本还没有解决不作恶的问题。
截至2017年末，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规模达到2281亿美元（数据来源：GIIN（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的《2018年度影响力投资者调查》），听起来是个非常大的数字，但只占全球投资总额的0.3%左右。影响力投资的主要力量一直是基金会，在建立的时候出资方就带着使命把资金投进来，不追求高回报，希望能够解决某些领域的社会问题。所以10年过去，影响力投资其实才刚起步，机构性的投资者远远没有成为影响力投资的主力军。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可能会是更广泛触及主流资本市场的方式？
白虹：我觉得这个浪潮袭来，不仅造就了“弄潮儿”，也会影响“观光客”。社会价值的创造不归属于任何特定的群体，不是说公益组织就创造了大量社会价值，商业机构就没有，跟组织的类型没有任何关系。原来的社会环境中没有（社会价值）这一类似的领域，现在开始作为新特征出现了，慢慢将形成新的生态圈，生态圈中最开始出现的是几个核心资源：供应方、需求方、平台方，慢慢可能会有更多的第三方、服务方進来。
《中国慈善家》：什么驱动力推动资本文明向前发展？
白虹：简单来说，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扣动资本文明发展扳机的，还是认知的变革，我们认为义利并非此消彼长，而是可以并举。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义利并举的企业有行业分布特征吗？
白虹：广义上讲，义利并举的创造者没有出身之别，不分营利性、非营利性，上市、非上市，任何机构、个人，任何领域，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就是义利并举，就是指组织为建设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美好未来，通过创新的生产技术、经营模式和管理机制等方式，所实现的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
具体到“义利99”榜单，其实是有行业侧重的，制造业和金融业占据了半壁江山，接近45%。这是不是就说明金融和制造业比别的行业的社会价值含量更高？我觉得有待观察。因为评估的样本是沪深300大盘股，评价样本的主体就在这儿了，从产业特征来讲，制造业和金融业追求稳定性，广泛预防风险，规模都会比较大。而且“义利99”所有的评价都是以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基础，制造业和金融业信息披露的内容、质量、详尽程度都远远好于其他产业。
《中国慈善家》：如果要打造义利并举的生态系统，健康、养老、环保这些社会问题集中的行业，是不是更容易的突破口？
白虹：你理解得很对。广义上讲谁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做什么都可以创造社会价值。从狭义的角度，回到当下，社会价值最集中在哪些领域？最集中在那些只有“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才能破解的社会问题上，如食品安全、空气污染、养老困境等等。政府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市场作为主体，谁提供哪些资源、用什么商业模式、达到什么结果，社会是议题的提出者，也是最主要的推动者和消费者。
具体而言，当下社会价值主要集中在6大领域+2大主题，“6”就是绿色农业、智能制造、健康养老、公平教育、环保能源、普惠金融这6大垂直领域；“2”大主题一个是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169项子指标，另外一个是扶贫助弱。 《中国慈善家》：很多问题一方面是社会顽疾，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方要寻求的发展良机。但有一个现象—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创企业很难找到优质耐心资本。为什么会出现资本或者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方缺席的情况？
白虹：我觉得一直以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力军还是经济主流，只是我们缺少发现。一些国企央企为解决国计民生起了支柱性作用，财务之外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很大，只是几乎没人在这方面进行评估，因为没有评价工具，没有通用语言，他们做了这些事情大家不知道。当我们整个评价体系全部涌向谁的资产盘子大，谁的财务报表好，当然镁光灯都打在财务一面，照不到社会价值一面。
但其实现在的经济主体在这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最大的欠缺还是认知。很多人还停留在义利零和上，好像不是赚钱就是当“圣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实际上义利是可以并举的。对于原来在这方面考量很少的商业机构来说，要考虑如何增加在社会福祉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贡献。
社会价值是情怀经济时代的关键词，或者主旋律。为什么影响力投资在过去十余年中没有切入经济主流主体？因为投资标的没有达到商业所要求的最低标准。很多公益组织带出的项目都爱心满满，但连商业模式都说不清楚，基本要素都存在严重缺失，资本市场怎么接招？社创企业方兴未艾，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其商业竞争能力和财务持续能力。
“义利99”是中国传统文明反哺世界
《中国慈善家》：“义利99”项目的研发进行了全球12套类似标准的对标。为什么国际上没有形成一套广泛认可和应用的标准和工具，直到上市公司社会价值评估模型成为全球首个能够对义与利进行量化评估的模型？
白虹：我觉得要从大的角度去考虑。“义利99”实质上是国际合作的结晶，由中国提出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当人类进入到后工业文明，也就是生态文明的时代，核心诉求就是要可持续发展，解决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三大关系问题。和谐发展、和谐相处，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一个文化基因。
2500年前《周易》就讲，“利者，义之和也。”“夫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义与利相互促进的基因。西方文化更多是线性思维，容易导致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我多你少的零和状态。东方文化是全局性思维，是交互的思维方式，讲相互生发，讲利中见义，利中生义。回到当代生态文明，中国文明其实是在反哺世界。
《中国慈善家》：在生成“义利99”指数，并拿来和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其他市场指数做对比之前，你们预设过可能的结果吗？
白虹：完全没有。去年10月，在中证指数公司和深交所专家的指导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团队做了“义利99”模拟指数，我们把市场上所有经典指数调出来进行对比，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等，结果发现这样一个代表了情怀经济的模拟指数完胜所有的市场指数。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有技术性错误？找中证指数的专家核算了一遍还是这个结果，深交所的专家又算了一遍还是这个结果，几乎所有的专家团队都沸腾了。
这个榜单没有经过任何人为的干涉调整，我们今年又完成了新增3年的回测，从2013年到现在形成了近5年的市场回测，“义利99”的累计涨幅领跑所有的市场指数。
《中国慈善家》：达到这样让人沸腾的指数结果是什么原因？
白虹：可能有投资机构的主动性选择，说明资本市场实质上是在向价值投资回归，它所追求的不再是单纯的财务价值，而是经济社会环境的综合价值。另外也有监管政策的助力。其实在义利99指数走高期间，从国策来讲，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我们要从富起来的时代进入强起来的时代，跟这个还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榜单发布大半年时间，反响如何？
白虹：目前来讲，凡是认真读过报告的，受到的冲击都很大。我们在日内瓦、香港参与过几次国际会议，国际上的认可度非常高，他们整体评价用了两个词，一个是cutting edge，就是非常前沿，另外一个是awesome（敬畏）。
让我惊讶的是，报告英文版发布不到两周，华尔街的富达基金就找到我们。他们近40名风险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到深圳跟我们开会，详尽了解整个评估流程，给我们指数构建方式提了30多个很尖锐也很坦率的问题，我们的探讨非常深入。国际学术研究机构也很感兴趣，目前我们公布的仅是模型，模型背后被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评估标准，他们就问能不能公布评估标准，他们想立项课题，做深入跟踪式的研究，现在我们还在洽谈。
为什么国际上如此关注和认可呢？我觉得因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评估的基础；第二，他们非常欣赏我们用数据分析的方式，而不是用观点的陈述、定性的判断，我们完全用实证的方式完成这样一个调研攻关。原来这个领域的报告，全球都是一样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定性描述，没有什么定量分析，定性描述就很难被复制和验证。
为了這个报告，我们做了海量工作，而且是国内外协同共建的结果。42家机构，68个专家中，有一部分是国际力量，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荷兰可持续发展的咨询顾问机构，还有国际上几大高校，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反向评估国外公司，改变话语体系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目标是要把义利并举推向全社会，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具体怎么做？
白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致力于打造这套通用语言，建立对接社会议题、资本市场的一套评估工具，这是全球的痛点问题。
两个基本点，一是如何能使现在的投资标的更有竞争力。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亲力打造了“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项目，选拔中国未来的社创独角兽企业，为其提供“科技+商业模式+社会问题+资本”的支持体系。我们评价完上市公司之后，总结出什么样的公司可以成为拟上市公司，社创企业做着把社会问题打造成商业机遇、通过商业手段大规模破解社会问题的事情，应该能高成长，走向上市渠道，我们的核心是如何让被投资标的有更高的竞争力。 还有一个基本点是从资本端，使社会价值投资达到引爆点的规模。不是没有人在做影响力投资，但规模太小，需要强调规模效应。有了具备竞争力的项目之后，做出规模，才能定义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才能引发一系列裂变。
所以一个中心就是建立评估标准、推进认知改变，两个基本点就是如何使项目更有竞争力，如何使投资方达到规模效应。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成立的初衷是促进社会资本导入项目，让社创项目能够找到优质耐心资本，相当于牵线搭桥的功能，投资标的通过“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项目在培养，优质耐心资本的问题如何解决？
白虹：其实我们去年就开始了，从公募和私募两方市场，也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资本市场一级市场是IPO市场，就是从未上市走向上市发行的市场，二级市场是上市以后股票流通市场。
在一级市场，我们已经跟几家比较领先的私募基金在筹建社会价值投资基金，去年5月就已完成整个模式的设计，包括什么样的基金能称为社会价值投资基金，怎么分业务板块，然后在募、投、管、退四个阶段如何进行交互，如何增值等。今年已经开始进行资金募集。
“发现中国义利99”项目对接的是二级市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与国内领先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将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发布社会价值投资公募基金，追踪“义利99”的评估技能和效果。但由于涉及商业问题，我们还不能透露具体信息。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报告发布时称，2017年、2018年、2019年要分别实现“义利99”的微观价值、中观价值、宏观价值，这个目标进展如何？
白虹：微观是指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让上市公司认可并践行义利并举，引导投资主体回归价值投资；中观是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理念、工具和产品的结合，协助资本市场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宏观是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在基础层、工具层和应用层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观角度讲，我们现在正在立项，做跨内地和香港市场的一个新榜单系列，实际上是“中概股”的一部分，即母体注册地和主体运营都在中国大陆，但上市的市场是在海外。我们希望从香港市场先开始，一直延展到在海外上市的海外公司。我们以前被标普、穆迪这些国际标准评估，现在用“义利99”这样一套国际国内共同打造的中国标准来反向评估国外公司，用真正可操作的工具和路径改变话语体系。
我们近期最想做的是和高校研究课题组合作做深入的研究，将经济学理论与我们的社会价值投资实践结合。现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们从中受益很大，但受的禁锢也很多。该学派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其存续需要先决条件，而且也应该是有边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仅仅是一个流派，但是也影响了认知体系，实际上经济学本身也需要突破了，如企业外部性问题目前还没有经济学理论能够解决。
从我们组织的角度，现在要做的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但现在公益学在发生重大变革，其实要与更基础性的学科，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对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和高校进行深度研究，是一个交互的过程，使这一套评估管理体系进一步提升。
《中国慈善家》：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轮值主席马蔚华在榜单发布会上发言称，“义利99”使社会价值从一个思想体系转变为一个标准体系，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成为中国从追求现代化到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这是一个远大的目标。
白虹：指数带动资本市场金融产品，金融产品带动投资机构重新进行价值判断。作为被投资标的，上市公司的价值取向可能就会发生调整，监管当局的激励和约束政策相应也会更新，进一步会带动全民认可社会价值、义利并举主张。义利并举成为政府、市场、商界以及社会民众的共识，全社会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模型的发展，模型的发展会进一步让我们发现真正在做义利并举的上市公司。这是针对资本市场的小价值链，大的循环其实都是无始无终的，榜单、组织、政府政策，很难讲清楚哪个是催生原点，一直循环往前。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的思维方式是把所有宏大的目标都切割成一个个小的产品或者项目，小的项目其实蕴含着宏大使命的基因，但是项目、产品是能自活的，最后形成长价值链。從政府协同到社会，光靠几个人去讲是不可能达成的，要有一个产品，产品本身就讲明了产生原因是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最后达成什么效果。等产品落地你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么想，都想这样做，只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顶着一个庞大问题的时候，把它切割成一个个具体问题，然后用产品的思维方式挨个儿解决掉。
《中国慈善家》：“义利99”报告和榜单意味着从0到1的突破，从1起步的持续改善可能需要很多方协同共进来完成。需要怎样的支持体系？
白虹：政府非常重要，主流上市公司的高管层非常重要，投资机构非常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应该是中国的年轻人群体。中国的未来应该在这样一批新生代的肩上。我特别乐观，而且非常感动，不管是“义利99”还是“GO*SU闯成社创独角兽”，从项目推进、传播到理念实践等，热忱肩负这个使命的主力军都是年轻群体。我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未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