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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席卷了整个英国社会，宗教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数据统计显示，自20世纪40年代起，英国基督教的几个主要派别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衰落：浸礼会（Baptist Union）信徒人数由1940年的38.2万下降到1998年的20.2万；公理会（Congregational Union）信徒人数由1939年的45.9万下降至1971年的16.5万；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信徒人数由1940年8.2万下降至1971年的5.7万；①1972年公理会和长老会合并成为联合归正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但也无力挽回颓势，人数仍从1973年的19.2万下降至了1997年的9.7万；循道公会（Methodist Church）信徒人数由1940年的83万下降至了1995年的39.8万；国教会（英格兰）的信徒人数虽然从1941年的3917.3万上升到了1996年的4893.5万，但是考虑到人口增长情况，实际上的变化并不明显，且受洗比例从1941年的63.6%降至1996年的51.1%。②
根据这些数据，称二战后的英国出现了普遍化的信仰危机并不为过，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消退，宗教的神圣感和感召力下降。因而，在这样一个信仰衰落的时代，英国天主教会（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的上升势头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信徒人数由1940年的347.1万上升到了1996年的486万，2009年英国调查机构益普索-莫利（Ipsos Mori）的年度调查显示，天主教徒的人数达到了600万。
那么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更加理性和精简的新教不断衰落，而更加保守和繁琐的天主教却有所扩展？本文将尝试从教会革新、宗教特点和历史政治因素等方面给予解答。
第一，革命性的梵二会议推动了天主教的现代化进程，拉近了天主教与其他宗教派别的距离。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梵蒂冈召开了天主教第21次大公会议，至1965年闭幕，梵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议，实现了教会观的重大革新。在大会开幕式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就宣布：“应以适合现代需要的方式来忠实地描述信仰遗产与其传统本真之相符合”，“使启示的积累适应当代的需要”，为大会奠定了现代化的主题基调；《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liun）允许广泛使用各国本土语言举行弥撒；《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明确肯定了“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为天主教会确立了新的普世的大公主义，法令开篇即宣布：“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主要目的之一。”③
天主教会在事实上接受了作为国际基督教会整体中一员的地位，认可了其他派别的基督徒身份，“他们仍与我们同样遵奉基督的圣言，视作基督徒德性的泉源，并听从圣保禄宗徒的教训”。④在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会一直以唯一的真正教会（True Church）的身份自居，其所谓的“普世”也仅限于天主教会之内，因而，严格禁止信徒参加新教等其他宗教派别的礼拜，进入他们建立的学校，等等，这给虔诚信徒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桎梏。以英国为例，至70年代末期，英国仍有1/3的小学具有宗教背景。通过梵二会议，天主教改变了保守自闭的形象，更加接近世俗生活，积极开办教育和慈善事业，天主教徒不再是隔绝于一个小圈子内的滞后群体，信仰天主教也不再意味着放弃诸多权利和便利，这些都为人们接受天主教教义和改宗天主教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不能忽视的是天主教信仰本身的特点。相较于更加具有理性主义色彩，以个人为基本，削减了大部分宗教仪式的新教，即使经过了革新，天主教感性化、普世化和仪式化的特点仍很显著，这些更加适合在信仰危机中渴望信仰的人们的心态。19世纪以来，自由派神学的勃兴使得新教顺应现代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神迹被束之高阁，宗教被等同于道德，上帝被逐入了未知领域。
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虽然在神学领域自由主义饱受争议，但是，普通人所接受和认可的宗教往往仍是自由派神学。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个关于宗教虔诚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有78%的英国人宣称相信上帝，但是只有7%的英国人将《圣经》作为上帝的原话，47%的英国人仅仅将《圣经》作为集合寓言、传说、历史和道德说教为一体的一本古书，⑤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神学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宗派林立且部分去上帝化的新教相比，保留了大量传统教义且注重宏达宗教仪式的天主教显得更加具有宗教的感化力。
第三，天主教移民的影响。二战之后，英国社会迎来了新的一波移民潮，除了广受关注的大量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移民之外，也存在着不少来自东欧等欧洲其他地区的白人移民，其中部分正是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而爱尔兰和波兰等天主教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就是重要代表。以这两个国家为例，至2011年为止，在英国居留的波兰裔就达到了50余万，爱尔兰裔近90万。①虽然战后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英国人对于移民的敌视加剧，但是，威尔逊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于1962年制定的《联邦移民法》主要限制的对象仍然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移民，此后通过的一系列《移民法》也沿袭了这一特点，相较于有色移民，白人移民受到了更多的宽容和认同。
大量信仰天主教的移民的进入也对英国天主教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身在异国他乡的移民们为了维持共同的身份认同，往往将统一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凝聚力的源头，这有利于信仰的扩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和融入新的文化传统和氛围，他们也会对宗教信仰进行部分的改良，因而为以“普世”为特征的天主教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天主教史学家博西就认为，没有爱尔兰移民，英国的天主教会将很难从隔绝的乡绅、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的集合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大型教会。②
第四，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英国社会针对天主教的传统偏见不断减弱，在政治上和天主教会的隔阂也趋于缓和。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在各种历史因素的积淀之下，③英国对于天主教的敌对态度根深蒂固，在传统文化和普通英国人心中，天主教几乎成为暴政、专制、保守落后和外国势力的代名词；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之前，天主教徒一直只是仅仅具有部分公民权的二等公民。④
进入20世纪，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宗教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和认可多种教派，甚至是宗教共存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天主教会自身的革新，现代英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敌视和偏见有所下降。同时，在政治方面，英国政府和君主与天主教会的交流也不断增加。1929年，在梵蒂冈城国建立伊始，英国政府就官方承认了其合法地位；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参观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成为宗教改革之后首次进入天主教堂的在位君主；198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成为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会之后第一个到访英国的教宗，并和女王进行了会谈；⑤同年，英国和梵蒂冈之间也建立了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1995年，女王再次参观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并成为宗教改革以来首次参加天主教仪式的在位君主。正是通过这些，英国人的反天主教情绪得以不断消融。
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是在天主教自身发展、长期历史积淀和特殊机遇共同影响的结果。以梵二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革新使得新时期的天主教会更加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稳定的教义内核使得其更够满足信仰危机时代人们的宗教需求，天主教移民的进入为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血液和动力，时代的进步和政治交流的扩大弥合和消融了针对天主教的反感和偏见。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二战之后的英国天主教得以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刘成，1964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师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白爽，1988年生，宁夏银川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于明波，1986年生，山东威海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叶觅，1989年生，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实习编辑：杜敬红】
根据这些数据，称二战后的英国出现了普遍化的信仰危机并不为过，人们对宗教的热情和虔诚消退，宗教的神圣感和感召力下降。因而，在这样一个信仰衰落的时代，英国天主教会（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的上升势头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信徒人数由1940年的347.1万上升到了1996年的486万，2009年英国调查机构益普索-莫利（Ipsos Mori）的年度调查显示，天主教徒的人数达到了600万。
那么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更加理性和精简的新教不断衰落，而更加保守和繁琐的天主教却有所扩展？本文将尝试从教会革新、宗教特点和历史政治因素等方面给予解答。
第一，革命性的梵二会议推动了天主教的现代化进程，拉近了天主教与其他宗教派别的距离。1962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梵蒂冈召开了天主教第21次大公会议，至1965年闭幕，梵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议，实现了教会观的重大革新。在大会开幕式上，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就宣布：“应以适合现代需要的方式来忠实地描述信仰遗产与其传统本真之相符合”，“使启示的积累适应当代的需要”，为大会奠定了现代化的主题基调；《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liun）允许广泛使用各国本土语言举行弥撒；《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明确肯定了“人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大公主义法令》（Unitatis Redintegratio）为天主教会确立了新的普世的大公主义，法令开篇即宣布：“推进所有基督徒之间的重新合一，乃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主要目的之一。”③
天主教会在事实上接受了作为国际基督教会整体中一员的地位，认可了其他派别的基督徒身份，“他们仍与我们同样遵奉基督的圣言，视作基督徒德性的泉源，并听从圣保禄宗徒的教训”。④在梵二会议之前，天主教会一直以唯一的真正教会（True Church）的身份自居，其所谓的“普世”也仅限于天主教会之内，因而，严格禁止信徒参加新教等其他宗教派别的礼拜，进入他们建立的学校，等等，这给虔诚信徒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桎梏。以英国为例，至70年代末期，英国仍有1/3的小学具有宗教背景。通过梵二会议，天主教改变了保守自闭的形象，更加接近世俗生活，积极开办教育和慈善事业，天主教徒不再是隔绝于一个小圈子内的滞后群体，信仰天主教也不再意味着放弃诸多权利和便利，这些都为人们接受天主教教义和改宗天主教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不能忽视的是天主教信仰本身的特点。相较于更加具有理性主义色彩，以个人为基本，削减了大部分宗教仪式的新教，即使经过了革新，天主教感性化、普世化和仪式化的特点仍很显著，这些更加适合在信仰危机中渴望信仰的人们的心态。19世纪以来，自由派神学的勃兴使得新教顺应现代主义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神迹被束之高阁，宗教被等同于道德，上帝被逐入了未知领域。
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虽然在神学领域自由主义饱受争议，但是，普通人所接受和认可的宗教往往仍是自由派神学。比如20世纪80年代，一个关于宗教虔诚的问卷调查显示，虽然有78%的英国人宣称相信上帝，但是只有7%的英国人将《圣经》作为上帝的原话，47%的英国人仅仅将《圣经》作为集合寓言、传说、历史和道德说教为一体的一本古书，⑤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神学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和宗派林立且部分去上帝化的新教相比，保留了大量传统教义且注重宏达宗教仪式的天主教显得更加具有宗教的感化力。
第三，天主教移民的影响。二战之后，英国社会迎来了新的一波移民潮，除了广受关注的大量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移民之外，也存在着不少来自东欧等欧洲其他地区的白人移民，其中部分正是主要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而爱尔兰和波兰等天主教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就是重要代表。以这两个国家为例，至2011年为止，在英国居留的波兰裔就达到了50余万，爱尔兰裔近90万。①虽然战后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英国人对于移民的敌视加剧，但是，威尔逊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于1962年制定的《联邦移民法》主要限制的对象仍然是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移民，此后通过的一系列《移民法》也沿袭了这一特点，相较于有色移民，白人移民受到了更多的宽容和认同。
大量信仰天主教的移民的进入也对英国天主教的复兴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身在异国他乡的移民们为了维持共同的身份认同，往往将统一的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凝聚力的源头，这有利于信仰的扩展；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和融入新的文化传统和氛围，他们也会对宗教信仰进行部分的改良，因而为以“普世”为特征的天主教的本土化做出了贡献，天主教史学家博西就认为，没有爱尔兰移民，英国的天主教会将很难从隔绝的乡绅、农民和乡村手工业者的集合转变为以城市为基础大型教会。②
第四，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英国社会针对天主教的传统偏见不断减弱，在政治上和天主教会的隔阂也趋于缓和。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在各种历史因素的积淀之下，③英国对于天主教的敌对态度根深蒂固，在传统文化和普通英国人心中，天主教几乎成为暴政、专制、保守落后和外国势力的代名词；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之前，天主教徒一直只是仅仅具有部分公民权的二等公民。④
进入20世纪，宗教信仰自由的观点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宗教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接受和认可多种教派，甚至是宗教共存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天主教会自身的革新，现代英国人对于天主教的敌视和偏见有所下降。同时，在政治方面，英国政府和君主与天主教会的交流也不断增加。1929年，在梵蒂冈城国建立伊始，英国政府就官方承认了其合法地位；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参观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成为宗教改革之后首次进入天主教堂的在位君主；198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成为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会之后第一个到访英国的教宗，并和女王进行了会谈；⑤同年，英国和梵蒂冈之间也建立了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1995年，女王再次参观威斯敏斯特主教座堂，并成为宗教改革以来首次参加天主教仪式的在位君主。正是通过这些，英国人的反天主教情绪得以不断消融。
英国天主教的复兴是在天主教自身发展、长期历史积淀和特殊机遇共同影响的结果。以梵二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革新使得新时期的天主教会更加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稳定的教义内核使得其更够满足信仰危机时代人们的宗教需求，天主教移民的进入为天主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血液和动力，时代的进步和政治交流的扩大弥合和消融了针对天主教的反感和偏见。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二战之后的英国天主教得以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刘成，1964年生，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师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白爽，1988年生，宁夏银川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于明波，1986年生，山东威海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叶觅，1989年生，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是英国史。
【责任编辑：全骜颉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