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直播的完美见证人是美国人沃尔特·克朗凯特，他深度介入了越战的报道。电视直播画面中的战争，和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残酷性将会促使绝大多数人对战争持反对立场。直播本身的冲击力，和用文字所描述的战争场面也是不同的，反战，可以说是一种生理反应。
　　电视机的发明人约翰·洛克·贝尔德于1926年10月2日，在伦敦的一个阁楼上，建造了一架能以集束光线扫描物体的摄影机，利用光管把被扫描物体的光与影转换成为电流，并将原来的物体投射到荧幕上。但当时的荧幕颜色为粉红色（即是黑白电视），画面分为30线，图像较为闪烁不定，许多观众看后感到恶心头晕。但这个机器最终改变了人类世界。尤其是卫星直播技术与电视结合起来，可以让无数的人同时观看别处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等于创造出一种同质化的时空，人们与世界的距离急速缩短了。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总监弗雷德·弗兰德利敏锐地判断，最终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能使用具有实时传输功能的卫星，而这种技术突破一旦实现，将不仅会改变电视的本质，也会改变新闻的本质。1965年，他试图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持的晚间新闻中加入来自世界某地的实况卫星转播。克朗凯特的节目在纽约时间晚上7点播出，弗兰德利就按图索骥地寻找在7点能够向晨鸟卫星传输的地点，然后他找到了柏林，这个在过去几年中屡屡成为新闻话题的城市。记者肖尔被安排站在柏林墙边，这里总是具有很好的摄像效果——并且这将会是直播。无论肖尔苦苦说明夜半的柏林（纽约时间晚上7点）不会有什么故事发生，但计划照旧进行。肖尔没有领会此举的实质：卫星实况直播，并不在于要有什么不得了的内容，直播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体验。
　　“于是，直播时我真的就站在那里，”肖尔回忆道：“这是柏林墙，墙后就是东德，仅此而已。但它是一场真正的电视实况直播”。这种尝试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甚至与德国一个正在审判纳粹分子的法院商谈，成功地说服法院方面将此庭审推迟到午夜后进行，这样的话就能在美国进行电视直播，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在白天庭审录制后进行晚上延播。
　　电视新闻实况直播的时代已经来临。
　　1968年，美国在越战战场陷入困境，总统大选的选情也分外复杂，美国国内局面也是一团糟，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整个美国社会似乎都被撕裂了。克朗凯特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中产阶级——堪萨斯城一个牙医的儿子，在无法持有中间立场的1968年，他却保持着自信却绝不傲慢的中立态度。当时，美国人在客厅里猜测克朗凯特的政治倾向是很流行的游戏。其实克朗凯特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并非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物，他可能只是恰巧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他如此决绝的中立立场，使得观众不仅要研究他的面部表情及身体语言，希望就此能够探究他的意见倾向。许多民主党人——包括约翰·肯尼迪，都怀疑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人却将他视为民主党人。当时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克朗凯特的信任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客、新闻记者和电视明星。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贝利在看到这样的民调结果后说：“我担心这会意味着：仅仅是他深沉的男中音变了一个调，或者是他著名的浓眉一挑，克朗凯特就完全可能改变全国数千人的投票选择。”
　　这样的形象，特别符合电视直播的特性：直接展示新闻现场，甚至不再需要记者的声音。当时，很多电视记者，去拍摄那些充满争议的镜头，他们往往故意激怒被拍摄者，从而会让场面更火爆，而记者也成为新闻点的要素。而克朗凯特只是想成为公众了解新闻的中介，他珍视民众对他本人的信任，并相信这来自于其报道的真实性。他一向坚持认为是哥伦比亚公司、而不仅是他本人赢得了公众的信赖。后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晚间新闻》节目，从1963年推出后就成为最受欢迎的电视新闻节目。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克朗凯特日渐怀疑美国政府和军方确实在掩盖真相。尽管他30分钟的晚间新闻节目尚未反应这些，但他自己确信并不存在军方将领们所说的“黑暗尽头的曙光”。看起来，为了了解越战真相，他必须去那里观察。克朗凯特这个决定让美国政府忧心忡忡。像驻越南大使馆暂时失守这种事，政府还能缓过劲来，可是万一在越南失去了克朗凯特，美国公众绝不会原谅他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部总监理查德·萨伦特也有类似的恐惧。普通记者可以投入战地报道，但是克朗凯特这样的“镇台之宝”可不行。
　　“我说道，”克朗凯特后来回忆道，“好吧，我必须去越南。我们能够获得每天的报道，但是不知道战争的走向；我们可能输掉战争，但如果那样的话我应该在现场发回报道，我希望能在那里报道交战的情况。”克朗凯特从不将自己视为广播电视历史的一部分或者所谓的“国宝”，终其一生，他将自己视为“从不愿错过大场面”的新闻记者。
　　萨伦特的第一反应是很自然的。克朗凯特记得他说过：“如果你必须去越南，我不会阻止你，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冒着你的生命安全、冒着我们主持人的生命危险是愚蠢的，对此我要再三考虑”。随后，他的想法却让克朗凯特吃惊——“如果你真的要去越南，我认为你应该就此行做一个纪录片，说明你为什么要去，也许那时关于战争的走向，你也必须发表一些意见。”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都知道萨伦特禁止在新闻报道中发表任何类型的评论意见。所以当萨伦特提出这样的建议时，克朗凯特的反应是：“这不就成了评论嘛。”萨伦特的回答是：“我们认为自己是客观中立的，如果我们已经获得这个声誉，如果人们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你都如此信任，也许说出你自己的意见会是有益的。从你踏上越南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该告诉人们那里是什么样子，告诉他们你的意见是什么。”
　　当时，美军与越军在溪生激战。军方有一批可以到溪生采访的记者名单，但是克朗凯特没有出现在名单上，那里太危险了。克朗凯特获准去的地方是顺化，炮火已经把这里华丽的建筑炸成了瓦砾。克朗凯特被告知，美军再一次守住了顺化，但是通过他传回的直播画面，美国观众发现那里还在艰难的战斗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前推进了200米，代价是11人死亡，45人受伤。正是在顺化，人们通过克朗凯特传回的画面熟悉了苏联设计的AK47突击步枪，它粗短轻盈，单发狙击和每秒十连发一样有效。
　　更重要的是，电视画面中展示的战争中，受伤的美军士兵发出的哀嚎，让美国本土观众不安。如果他们能从电视中看到美军残忍杀害越南平民，他们也会不安。事实上，电视直播画面中的战争，和影视作品中所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的残酷性，将会促使大多数人对战争持反对立场。电视画面本身的冲击力，和用文字所描述的战争场面是不同的，反战，可以说是一种生理反应。
　　最使克朗凯特感到困扰的，是前线战士和下级军官所说的战事情况与西贡的指挥官们告知他的版本完全不一样，他发回来的报道如实地展示了这种矛盾。最终，人们期待的那个时刻来临了，克朗凯特不仅传回直播的画面，他还要通过电视，来直播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穿着西装坐在一张书桌后面，他直视摄像机的目光非常个人化和坦率，于是，900万观众几乎可以感受到他是直接向他们一对一地说话。克朗凯特坚持自己写播报稿，这也使得人们更相信他的真诚：
　　如果要说我们今天更接近胜利，那就是要无视事实并仍然相信乐观主义者，而他们在过去是错误的。如果要暗示我们正处在失败的边缘，那是屈从于过度的悲观主义。如果说我们目前陷入僵局，这看起来是唯一符合现实但并不令人满意的结论。即便侥天之幸，军方和政治分析家们是正确的，如果这确实是对方在谈判之前的最后一次大喘息，在今后几个月里我们必须测试对方的真实意图。但是，对记者而言，有一点已经逐渐清晰：走出困境的唯一理性方式是谈判，并且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行谈判。我是沃尔特·克朗凯特。晚安。
　　如今看来，这段评论似乎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但是在美国社会高度分裂、人们非此即彼地或者拥护或者反对越战的时候，克朗凯特的声明是反战的。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从越战脱身”，在那个时候，他并不是孤立的，连保守的《华尔街日报》社论也声称“整个越南战争的努力可能是注定失败的”。
　　尽管约翰逊总统各种麻烦缠身，但对克朗凯特的特别节目，他的反应好像是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关于他的反应有两种说法，其中一个版本是，他说“如果我已经失去了克朗凯特，那我就已经失去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支持”；另一个版本，他的话是这样的：“如果我已经失去了克朗凯特，那我就已经输掉了战争”。这两个版本，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这一节目对总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朗凯特自己则认为，他的作用被夸大了。“对此，我从未问过约翰逊总统，虽然我们相处友好。毫无疑问，这是压倒骆驼的又一根稻草，也许仅此而已，但是，那骆驼和那骆驼的背都早已不堪重负，它的崩溃不可避免。”
　　对于广播电视业的历史同等重要的是，在克朗凯特发表意见后，节目的收视率不降反升，从此很少有电视从业者会再对他和萨伦特的疑虑纠结——适当的意见表露是允许的。事实上，从1968年开始，演艺界人士、流行音乐主持人和电台脱口秀主持人都明显更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突然之间，电视和电台节目的参与者，无论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都会被要求就越战或者内陆城市的困境等议题表明立场。即使电视直播来说，这是一个细微的变化：新闻与评论、娱乐等开始逐渐结合起来，这对电视新闻工作者来说，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