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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何志森，是一名设计师，也是一名大学教师。2015年年初，我发起创立了Mapping工作坊，目的是教学生拥有“同理心”。在工作坊里我希望学生可以成为一名侦探，成为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理解、思考生活的建筑师，希望他们能更多地体察平凡人群的生活方式，了解普通人对日常空间的使用和需求。
　　工作坊在设计一个项目时有这样几个步骤：第一，选择一个目标，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体，越小越好；第二，长时间地跟踪观察这个目标；第三，要把自己变成目标，如果跟踪研究一条狗，那么就要把自己变成狗；第四，发现这个目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呈现这些关系，然后基于这些关系提出自己的设计主张。
　　其中一个案例，是让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跟踪一个卖冰糖葫芦的阿姨。
　　第一天，学生近距离观察阿姨，通过阿姨在不同时间段站的位置——比如8点站在地铁站口，9点站在厕所门前，10点站在一棵树前——去理解小贩如何使用设计师设计的空间。
　　第二天，学生跟踪阿姨，从广州的花城广场，一直跟踪到城中村。在跟踪过程中，学生被阿姨发现了。经过交流，学生还被留下来吃了一顿免费的晚餐。
　　第三天，学生目睹了城管小哥和阿姨之间的一次对抗。最后，阿姨的一根冰糖葫芦靶子被没收了。阿姨特别难受，坐在花圃旁边一直没说话。
　　这个阿姨在山东有两个小孩，一天中2/3的收入是要留下来寄给孩子的，而今天的收入就这样泡汤了。
　　学生看了非常感慨，决定为阿姨设计3条逃跑路线，让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逃离现场，消失在广场当中。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设计。
　　第四天，学生把自己变成街头小贩，替阿姨去卖冰糖葫芦。于是，他发现了一件特别困难的事：他没法上厕所。他不能扛着冰糖葫芦靶子去上厕所，也不能把它放在厕所旁边，所以他一直在思考阿姨是怎么上厕所的。
　　我不知道设计师有没有考虑那些小贩是如何上厕所的。学生去问过阿姨才知道，阿姨从早晨5点起来后不会喝一口水，只有把两根靶子上的冰糖葫芦卖完之后，她才可以放心地喝一口水，所以特别难受。
　　最后，学生把自己变回设计师，为阿姨设计了一个“变形金刚”——可以变成厕所，可以变成卖花、卖衣服的小摊，不是只能卖冰糖葫芦，在不同的地点，它有不同的变法。
　　如果没有调查跟踪，没有把自己代入角色，学生永远不可能设计出这样有温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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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特别崇拜和尊重所谓的社会精英，但是社会上还存在更多的平凡人，以及许多无助的弱势群体。我希望学生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以考虑到各个阶层、各种群体的感受，这是最基本的价值观。而跟踪和调查，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
　　在上海做工作坊的时候，我没有住在学校里，而是住在弄堂里。只有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才能深入体会和研究。所以，我在弄堂里租了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平房。弄堂里的房间都是没有厕所的，在屋里方便要用到尿壶。
　　那一个月里，我跟踪了108个居民。我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他们跟谁聊天，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然后我把所有的相片放在电脑里之后，就发现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80%的人手里拿着一个尿壶。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我的房东阿姨特别好心，总会敲我的门，问要不要帮忙倒尿。她太热心了，偶尔我就把尿壶给她，她帮我倒。很多时候，我也学会战战兢兢地敲她的门：“阿姨，要不要我帮你倒尿啊？”阿姨也没把我当外人。手提着两个尿壶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到底是什么让弄堂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密？答案是尿壶。因为尿壶，人们迫不得已要从室内转移到室外。人们在倒尿壶时偶遇，提着尿壶就可以聊天。
　　反思我們今天的城市设计，我们住在“高大上”的豪宅里，一关门就是一个小世界，里面有客厅、厕所、厨房，甚至有健身房、卡拉OK、小型影院，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一切。我们坐电梯看到邻居也不会打招呼，甚至邻居死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没有交流。
　　我们现在的设计，是把人从外面推到里面，不像弄堂把人从里面强制转移到外面。我们在大街上走动的时候，因为喧闹拥挤，每一个人都想逃离外面的空间，回到自己的小世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
　　当然这个研究不是告诉我们以后做建筑不要设计厕所，而是提醒我们是否可以设计这样一个媒介，把人从里面吸引到外面去。作为设计师，我们要去理解生活表象背后的秩序，破译出来，然后做出更为包容、更人性化的设计。
　　小时候，母亲对我说过一句话：“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是你的老师。”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
　　我觉得设计课不是教学生如何画图、如何被规范，而是教他们如何思考和创造生活。我们的学生离生活太远了，学生离开学校时带走的应该是富有人性的价值观，而不是满脑子冰冷的规范。只有这样，在实际的工作中，他的设计才会考虑到不同人群的感受，才会真正做到接地气。
　　（摘自“搜狐文化”，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