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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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碾
  “……一路上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行走在大街上,音像商店里飘出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的主题歌《再也不能这样活》。听着这熟悉、伤感的旋律,思绪又不禁回到了故乡,回到了小时候推碾的场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家乡不通电,更没有磨面机,吃的米面都是靠推碾子和拉磨(和石碾是粮食加工的孪生兄弟,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专门写到)来完成的。石碾主要是用来把小颗粒的粮食脱皮的,如高粱、谷子等。但家乡的碾子还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碾碎红薯干。因为家乡人一年四季的主粮是红薯和红薯干,有首歌谣就真实地道出了红薯对家乡人的重要性:红薯干,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石碾由碾盘、石磙和磙框组成。碾盘是一块直径三米多、厚约半尺的大青石,固定在一个用石头垒起的台子上。碾盘十分光滑,里高外低,周边有护沿,保护着粮食不撒落地上。碾盘正中有一个洞,一根胳膊粗的铁棒穿洞而过,插入土里,用来固定磙框。碾盘上面放一个大石磙,石磙上装有方形磙框。磙框对木头的要求很高,多用木质坚硬的桑、槐木做成。磙框两个边的框上各凿有一个圆洞,将碾杠插入圆洞,用力向前推,石磙就绕着铁棒在碾盘上转动,从而碾碎碾盘上的粮食。
  碾谷子和高粱,目的是去皮,碾起来比较费事,需要好几遍才能将皮碾净。碾过一遍后,用簸箕簸去糠皮,再倒回碾盘上碾……直到将皮碾净为止。而把红薯干碾碎相对容易些,只须碾成指头肚大小的块就行。至于变成面,那是石磨的事了。
  石碾相对于石磨,功用要小一些,毕竟需要石碾碾的就那几种粮食。所以石碾的数量要比石磨少。那时,我们村四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盘石磨,可石碾全村只有一盘,支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正因为数量少,石碾很少有闲暇时候,特别在谷子、高粱和红薯干刚下来时,碾子更是闲不住,“吱呀呀、吱呀呀”,整天都这样不停地响着。哪家若要用碾,得提前去占。一个星期天,我家要碾红薯干。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递给我一个盛了几片薯干的簸箕,让我赶紧去占碾。我揉了揉惺松的眼睛,端着簸箕就往石碾那儿跑。还好,我去的最早,石碾那儿还没人。我刚把簸箕放到石碾上,就来了几个和我一样去占碾的孩子。不一会儿,我家的簸箕后面就排起了长队:装谷子的笸箩,装高粱的篮子,还有一家啥粮食也没拿,只拿了一把面刷子排在队上。谁都知道自己家排第几位,谁都不会自己越位往前排。那种秩序,谁都不会打破。偶尔打发孩子过来瞅一眼,推碾的是谁家,碾的啥粮食,就能估摸出还得多长时间轮到自己家。
  占好碾,我回家帮母亲拿来篮子、面刷子等工具。母亲背去了一口袋红薯干,将薯干摊到碾盘上,便让我帮她推碾。我在碾杠外边推,母亲在里边推,边推边扫溢出护沿的薯干……我和母亲像驴拉磨一样,一圈一圈地推,由整到碎,由粗到细,碾好一盘,撮到篮子里,再摊一盘,再碾……直到日上三竿,一口袋红薯干才算碾完。我又累又饿,两条小腿也不知道是咋迈到家里的,可母亲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做早饭。
  推碾碾米,既是劳累活儿,也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边推碾,边扫碾盘,边添米,要随时观察米碾轧的程度。若掌控的不好,不是碾不净壳,就是碾碎了米。用簸箕簸去米糠,也需要用力均匀,簸动适当,其技术要领,不是三下两下就能学会和掌握的。
  家乡有句歇后语,叫“木橛钉碾盘——硬对硬”,说明石碾质地坚硬。它不但石质坚硬,而且性格脾气也硬。它用其自身的硬气碾出了农人的一日三餐,也碾出了一家一家的寻常生活。
  推碾不光是劳累、枯燥,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也有快乐。过年时是石碾少有的闲暇时候,我们就聚集到石碾旁,把一种叫“砸炮”(一张红纸上整齐地排列着一个个绿豆大小的包,里面装有火药,用锤子一砸,会发出响声)的炮摊在碾盘上,几个人推动石磙,石磙碾过砸炮,就会发出爆竹般的响声。推得越快,响声越密,就像放挂鞭一样。响声过处,碾盘上空也回荡起我们欢快地笑声。
  不知从啥时起,没有人再去推碾了。因为村里通了电,村人将粮食送到碾米机房或打面机房,不大一会儿功夫,米面就出来了。从此,村里的石碾便闲置下来。听村人说,在2009年 “空心村” 改造时,原来支石碾那块地方连同老宅基地,都复垦成了耕地,承载着一代代村人生活希望、记载着村人生活记忆的石碾被推到了深沟里,再想听到石碾碾过的隆隆声响,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编 席
  编席是用芦苇或秫秸作原料编制席子的过程,是过去农村常见的一种劳作。据说编席的祖师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孙膑,传说他在遭庞涓陷害后,流浪并隐居在山东省胶南市泊里一带,闲暇无事便将秫秸劈成篾子,编成席子铺在身下。后来许多人也学着编起来,世代相袭,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著名作家孙犁在《荷花淀》中这样描写编席: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
  好一个恬静优美的醉人月夜!好一幅旖旎的田园风光!其实席编起来可没有这样富有诗意,要把收获的芦苇或秫秸变成席,需经过去根、剁梢、剥皮、破篾、浸泡、碾轧、刮篾、编织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的后面,编席师傅(村里人称他们为“席匠”)都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编席一般选在农闲时节,编席师傅会走村串户,谁家需要编席,他就吃住在谁家。乡间的匠人大多不需吆喝,如果在一个地方安营扎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会有第二家、第三家……找上门来,往往是一个匠人到了一个村子,没有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他是出不了这个村的。编席师傅就是这样,到了谁家,管吃管住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只需谈妥编几领席,按照席的大小,收取2-4元不等的报酬就可以了。
  那年我家要编几领席,编席师傅就在我家住了下来,我亲眼目睹了编席的整个过程:师傅先将秫秸的根梢去掉,剥去皮,用一把专用的篾刀将秫秸一破两半,在水里浸泡一个时辰,捞出淋水,拿到场里碾轧。碾轧秫秸需要平展的场地,母亲便让我带师傅去场里。师傅将“半成品”的篾子一把一把地铺到石磙下,摊平,然后站到石磙上,脚尖用力朝前蹬,石磙便缓缓地向前滚动。石磙过处,篾子发出“啪啪”的声响。石磙滚到头后,师傅既不下来,也不转身,而是脚后跟用力向后蹬,石磙像个听话的孩子,沿篾子向后碾轧。如此往返三四个来回,然后刮去瓤,这样编席的篾就成形了。   我很惊奇——师傅站在石磙上,手中没有任何支撑,在石磙的滚动中,完全靠身体掌握平衡。特别是石磙向后滚动时,师傅看不见石磙滚动的轨迹,但石磙却像长了眼睛似的,不偏不倚地在篾子上走,不能不说是一项绝技。看到我眼里羡慕的神色,师傅让我上去试试,我真的就站到石磙上。可任凭我怎么用力,石磙都纹丝不动。我无奈地跳下来。师傅安慰我说,你年纪还小,力气不够,等长大了,自然就能滚动了。
  没见到编席时,总以为席是从一头编起的,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而是从一角编起的。用若干条篾子做径条,将纬条逐根编入,每隔两根篾子挑两根压两根。只见师傅娴熟地用双手同时挑起径条,然后用左胳膊揽着挑起的径条,右手拿过纬条,顺势编入被揽起的径条底下,放下径条,用一把像镰刀一样的编席刀将纬条朝怀里拨一拨,使其密实,再编下一根。看到师傅双手挑捡径条的动作像钢琴家弹奏钢琴那样娴熟,实在令人惊叹。“毛席”编成后,把四边的篾子剪去,留下十公分,折回,用编席刀撬起席背面的篾子,插入折回的篾子,展平,一领席就编成了。
  农家编席子,最大的功用是铺。但有一种席不是铺的,而是围在床边,当作装饰品。农村人睡觉,床是靠墙角放的,所以就靠两面墙。这种围在床边的席叫“花席”,是在娶媳妇时用的。这种席用红白两种秫秸篾子编织而成,上面编有双“喜”、“福”、“寿”等字样,有的还编上“喜鹊登枝”、“年年有余”等图案。字,工工整整;图,栩栩如生,显示出编席师傅高超的技艺。编这样的席,东家要额外给编席师傅加钱,并且在饭食上要好一些,编完后,条件好的还要给师傅打壶酒喝。毕竟这是编席师傅用编席这种方式在给东家道喜哩!
  编席并不像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轻松,实则是一项十分辛苦的活儿,不说编席前的准备工作,单说编时,圪蹴在地上,一圪蹴就是半晌,腰酸腿麻自不必说,整天和篾子打交道,手经常被扎得一块一块的,那种滋味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这一“编”便是几千年。近年来,家乡已不再种植高粱,芦苇也随着小河的干涸早已绝迹,加之人们发明了机械编席,所用原料大都是竹子。机械编席效率高,质量好,过去的手工编席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成为又一项被机械取代的传统的劳作方式。
  淘 井
  在压水井进入村里以前,村里人吃水都是去“东南井”挑。东南井是一口土井,是村里惟一的水井,因在村子的东南角,故村人叫它东南井。井的直径约两米,深约十米,敞开的井口像一张大嘴,小孩子时不时往里面扔些泥块砖头;遇到大风天气,风卷着树叶草屑往里面刮;畜禽受到惊吓,偶尔也会失足掉入井里;更有甚者,村妇因生活压力、拌嘴生气等原因,一时想不开了,就往井里跳;一到冬季,村里人在井里滤粉条,碎渣掉入井里,污染水质。这样日积月累,慢慢地,井底被泥土淤积,泉眼堵塞,水量减少,水质变差。这时就需要淘井了。
  淘井的日子大都选在夏天(特殊情况例外,如畜禽掉井、村妇跳井等)。选在夏天,主要是考虑夏天气温高,下井的人不容易冻感冒。
  淘井的工具比较简单:井口上用三根木头搭个三角架,上面吊个滑轮,一根带钩的煞车绳卡在滑轮的槽里。淘井前,要先把井水一桶一桶地吊上来,等见到井底时,赶快把淘井的人送下去。下井的人要身披蓑衣,头戴凉帽,以防泥水砖头砸落到身上头上,发生危险。下井前,还要喝几口烧酒,以驱除寒气。下井者多为有经验的青壮劳力。因为受水位升降的冲刷,井筒增大,加上土质的原因,井壁极易垮塌。有经验的人能一边干活儿,一边随时观察井下的动静。下井的人为了能让全村人吃上干净水,是冒着生命危险下井的。所以每一次淘井,生产队都给每个下井的人记五个劳力的工分。就是这样优厚的待遇,许多人还是不敢下,也不愿下井的。
  水桶下到井底后,淘井人会趁少水的黄金时间,赶紧往桶里铲淤泥砖块。铲满后,朝井口喊一声“满了”,井口的人听到喊声,“唉”地答应一声,快速拉绳。为了不耽误时间,井下的人会往另一只水桶里铲杂物,等拉上去的水桶又续下来时,这只水桶刚好铲满。换了水桶,继续铲。这样循环往复,直至把淤泥砖头清理干净为止。
  因为井下的人在狭小的空间里猫着腰不停地劳作,时间长了既劳累,又容易感冒。假如淤泥砖头多时,中间要换一个人下去,替换一下先下去的人。有时能换几个人,这样才能确保既不让下井的人着凉,又不停工。因为一停工,水很快就会冒上来。有的夏天雨水多,水位浅,淤泥砖头还没清理完,水就冒上来了。遇到这种情况,要再次把水拉上来,才能继续清理。
  人畜、庄稼啥时也离不开水,井是主要的水源,所以井与村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它不单是饮水之源,在村人心里,由于积聚了太多的汗水与故事,在村人的泛神观念里,往往被赋予某种神秘的色彩,就是神祇。所以,村人骨子里对井有一种敬意。淘井前,要先给井烧三柱香,磕三个头,祈求神灵在受到惊动时,不要怪罪,还要保佑下井的人平安无事。淘井的人都是男人,女人是不能近前的,连我们小孩子也不许观看,以免我们毫无顾忌的喧哗声惊动了神灵。淘井的人更是处处小心谨慎,切忌说出粗话、脏话,连清理杂物时,也要避免用力过大。这是村人对井神的崇拜,更是他们对生活和自身命运的祝福与祈祷。
  村人对井神的崇拜,还表现在久旱无雨时。一遇干旱,就要淘井。村人都坚信,如果把井淘了,把污浊的井水换成清澈的甘泉,必将引来天上之水。有时真能应验,头天淘过井,第二天就下起了雨。没有应验时,村人会认为是淘井时用心不诚,冒犯了神灵。所以再淘井时,就会多烧香,多磕头,祈求井神显灵,让“哗哗”的雨水倾盆而下,滋润久旱的禾苗。
  也有人会在不经意间冒犯井神。这种人或为生活所迫,或因与邻里、家人生气吵架,失去了生活勇气,一时想不开而跳井。村里人认为,这样的人身上沾满晦气,会污染井水,人吃了被污染的水会生病。这时是必须淘井的。记得有一年秋天,长林媳妇儿因琐事被丈夫打了一顿。长林媳妇儿从未受过这样的屈辱,一时想不开,跑到东南井,跳了下去。这件事像风一样很快在村里传开,我们小孩子赶紧跑到井边看热闹。这时,大人们已经把长林媳妇儿捞了上来。只见长林发疯一般从家里拿来一口大铁锅,扣在地上,把媳妇儿弄趴在锅上,还不时地捶媳妇儿的后背。当时我们很好奇,不知道大人们这样做是弄啥。直到长林媳妇儿“哇”的吐出一大口井水,大人们如释重负地说了句“吐了”时,我们才知道那样做是为了让长林媳妇儿控出肚里的井水。吐了一口水后,长林媳妇儿的嘴像拧开的水龙头,哗哗地流个不停。直到水吐得差不多,人也缓过了劲儿时,几个大人才用一块门板将她抬回家。   村里人一天也离不开水,出了这样的事,管事的就吆喝了几个青壮劳力,开始淘井。这次淘井,因为是人为造成的,队里没有给淘井人记工分,而是由长林家管了一顿饭完事。
  不知从啥时起,村人用上了压水井。压水井严格地说不能叫井,它只是用拳头粗的铁棒在地上戳的窟窿。压水井几乎家家都有,用着方便,足不出户就能吃到水,省却了外出挑水的劳顿。村里的那眼土井就被冷落到了一边,孤零零地待在那儿。后来,砌井口的四块条石不知被谁抬走,井口比地面低了,一遇雨天,雨水就裹挟着泥沙流入井里。这时的村人,早没了对土井的依赖,任由泥沙横流。天长日久,井被泥沙淤平,那眼滋养了几代村人的土井便消失了,连土井消失的,还有被井水浸润过的文化和传统。
  从此,村人不再淘井。
  做布鞋
  像我这个年龄段、老家在农村的人,小时候没有几个不是穿着母亲做的布鞋长大的。过去,做布鞋是每个家庭妇女的必修课、基本功,她们中很少有人不会纳鞋底、做布鞋。若连双布鞋都不会做,那是连个婆家也难寻到的。
  记忆里,做鞋是从抿袼褙开始的。袼褙所用的布,家乡叫铺衬。铺衬是把穿破了的衣服拆开剪下来,颜色各种各样,新旧程度不同,连厚薄也不一样。铺衬攒到足够多时,选个日头毒的日子,把门板或小方桌子支在当院里,端出一盆事先打好的红薯面糨子,就可以抿袼褙了。
  先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选几块大一些的铺衬粘在门板上,上面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按新旧厚薄错开,一张一张均匀的粘在底层的大块铺衬上。一层抿好后,再刷一层糨子,把碎铺衬压着茬一块一块铺过去。一层抿好,再抿下一层,到最后一层,也要抿上大块的铺衬。然后,在日头底下晒干,揭下来就可以剪鞋帮了。
  袼褙是专用于剪鞋帮的,剪鞋底则要用“阕子”(不清楚家乡为啥叫阕子,只好用这个“阕”字代替)。抿阕子的方法和抿袼褙相同,只是抿阕子的原料不是铺衬,而是麻瓤儿。先将沤好晒干的麻剪成尺把长的段,用棒槌捶软,然后用木梳将麻梳成头发一样细的丝,就成了麻瓤儿。抿时,先将一大块布粘在门板上,刷一层糨子,将麻瓤儿顺着压茬铺一层,再刷一层糨子,铺一层麻瓤儿,最后抿上一大块布,晒干即成。
  袼褙和阕子晒干后,翻出鞋样(因为鞋的种类不同,每个成年人都有几个鞋样。小孩子的脚长得快,鞋样几乎一年一换),将其按在袼褙、阕子上,就剪出了鞋帮和鞋底。
  做鞋面的新布早已买好,大多是黑呢子、黑洋布和红花布,条件好的也有买灯芯绒的。另外还有白洋布,是沿鞋口用的。巧手的母亲会根据鞋和布块的大小,先剪大人的,剩下的边边角角再给小孩子剪,做到充分利用,一点也不浪费。一块块鞋面剪好后,用糨子和袼褙粘在一起,晾干,用斜剪的白布条把上下鞋口沿了,鞋帮就做成了。鞋底则要把白洋布粘到剪成的阕子上,晾干后才能纳。
  纳鞋底是件很费工费时的活儿。纳鞋底一般不占用出工时间,大多在闲暇的阴雨天和晚上纳。但女人们似乎很会利用时间,在出工或开会时,身上必揣着一只鞋底,歇工时纳上几针。特别在开会时,两只耳朵支棱着,边听边纳,满屋子都是“刺啦刺啦”拽麻线的声音。至于队长讲的啥,她们是不会过多关心的。纳时,右手中指带上顶针,拿针尖在头皮上蹭几下,对准鞋底一针扎下去,用顶针向上一顶,针便露出一大截儿,用力一拔,针便带出麻线,“刺啦”一声,整条麻线穿过针眼,把麻线缠到手上紧一紧,一针才算纳完。这样缠不上几回,手背上便被勒出道道紫痕。若纳较厚的鞋底,光用顶针还不够,要用针锥先扎一下,把针续进去,再用顶针顶,等针露出头时,用夹板(竹片制成)夹着针头,才能把针拔出来。鞋底不但要纳得结实,还要保证针脚不能破缝。第一行的针脚和下一行的针脚要错开,同时间距要匀称。为使麻线光滑,纳起来省力,有条件的人家事先会用黄蜡把麻线反复捋一捋。这样一针一针地纳下去,要按照旧时鞋店里“一寸地儿要纳上九九八十一针”的规矩,一只成年人的鞋底得多少针才能纳成啊!当我们穿上轻巧、透气、舒爽的布鞋时,是否体会到母亲倾注心血、一针一线做鞋所流下的汗水?母亲不单是为子女做鞋,连对子女的爱都纳进了鞋底啊!
  一次母亲为我纳鞋底时,特意用一块布包着鞋底。我不解,便问母亲:“娘,您为啥要用布包着纳,二蛋他娘咋没用布包呀?”母亲笑着说:“再过几天你就是学生了,娘要让你穿上新崭崭的鞋去上学。”我还是不解,两眼迷惘地望着母亲。母亲又说:“你想啊,一只鞋底得在娘手上来回倒腾多少回才能纳成?要是不用布包着,不早把鞋底弄成‘老耄脸’了吗?”后来想起此事,我不禁感慨:母亲为了子女,真是操碎了心呀!
  鞋底纳好后,把鞋帮上到鞋底上,一只鞋才算做成。有条件的人家,还要把鞋底用桐油油一遍,这样能使鞋底耐磨一些。当我写上“桐油”二字时,仿佛又闻到了母亲油在我鞋上的桐油的香味!
  布鞋式样单一,远远没有现在的皮鞋、运动鞋那么式样繁多,大多为圆口,松紧口、棉靴和“虎头鞋”。圆口,鞋脸短,夏天穿不会热得太难受;松紧口(鞋帮两侧各缝上一块松紧布),可松可紧脱穿方便;棉靴,冬天穿着舒适、暖和。至于“虎头鞋”,那里给小孩子穿的,寓意虎头虎脑,吉祥如意。
  看一眼纳的鞋底,就能窥出女人的心思,你信不?倘若给自己喜欢的男人做的鞋,用的布新,针脚密,线的力道大,纳时还要用布包着。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如丈夫前妻的孩子、有点矛盾的婆婆老公公等,用的布旧,针脚大,线也纳得松松垮垮,“稀针大麻线”这句话就是形象、贴切的比喻。
  仔细回忆一下,最后一次穿母亲做的布鞋,至少也在30年前。时至今日,我依然能感觉到穿在脚上的温度。如今,母亲老了,以后若想再穿一双母亲做的布鞋,难!
  拾麦穗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小麦产量低,辛辛苦苦干一年,一家也分不了多少。但要在低产的情况下做到颗粒归仓,就全靠人了。因此,生产队在将麦子运回麦场后,都会组织社员复收。复收只是流于形式,人们像放羊一样,从麦地这头儿到麦地那头儿走一趟,每人象征性地捡拾一把麦子了事。他们十分清楚,复收拾的麦子归生产队,放哄拾的麦子才归个人,复收得太干净了,接下来的放哄还拾啥?这样的小聪明队长心知肚明,只是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罢了。这样像梳子梳头一样梳了三遍后,麦穗已经很少,但人们舍不得让一穗麦子烂遗落,便三三两两地踏入麦地,开始了第四遍“梳头”。   男女劳力要干活儿抓工分,老汉们要喂牛放羊,拾麦穗的大多是老婆婆和小孩子。他们在放过哄的麦地里,弯着腰,一手摁着篮子襻儿,一手捡拾麦穗,恨不得将浅浅的麦茬都变成麦穗,拾进篮子。当篮子拾满时,他们就坐在地头儿的树荫下,将麦穗揉碎,将麦糠扬飞,篮子里只剩下籽粒饱满、泛着香气的麦粒。这样既可以腾出篮子的空间,多拾麦穗,也能利用这短暂的时间歇一下发酸发困的腿脚。当饱满的麦粒乖乖地躺在篮子里时,他们的脸上会挂着幸福的笑,像天上光芒四射的太阳。
  小时候的麦季,我时常跟随奶奶拾麦穗。奶奶缠过脚,平时走路都颤巍巍的,但去地里拾麦穗时,走得比我们小孩子还快。她颠着“三寸金莲”,一只胳膊挎着草篮子,一只手来回划着,头一点一点的,好像风里起伏着的麦穗。见奶奶远远地把我甩在了后面,我加快脚步撵奶奶。快到麦地时,我突然奔跑起来,很快超过了奶奶,抢先赶到麦田,拾到了第一穗麦子。奶奶追上我时,已是气喘吁吁:“孙子,你还挺鬼哩,和我赛起跑来了,没人跟你抢!”我说:“奶奶,您不是常说,每一粒麦子都是农人用汗水浇灌出来的、一粒也不能糟塌吗?我跑在前面,就是要把麦穗拾干净。”“好,俺孙子有志气,等拾回麦子,磨了新面,给俺孙子蒸好馍吃。”奶奶笑着,露出了没牙的牙床。
  拾麦穗时头顶烈日,太阳烤得人身上火辣辣的,汗水像小溪一样顺着脸颊、脖子淌,流进眼里,蛰得眼睛生疼;硬硬地麦茬像一把把锥子,一不小心,脚脖子就会被扎一锥子,现出一道血迹。这时候,人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无数次的弯腰、低头、伸手,小孩子往往经不住这单调枯燥的动作的折磨,如果没有大人们的“监督”,保不准就跑到树荫下凉快去了。反观老婆婆,她们像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不停地重复着弯腰、低头、伸手的动作,拾得一丝不苟,拾得充满信心和希望。
  包产到户后,记得有一则因为拾麦穗成就一桩姻缘的故事:大栓、小栓兄弟俩赶着毛驴车在地里运麦,大栓赶驴回了场,留下小栓在麦地搂麦子。忽然,小栓发现一个外村姑娘来地里拾麦穗。那年小栓十九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还没说下媳妇,异性对他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小栓见那姑娘和自己年龄差不多,脸很白,眼很大,头发很黑,长得很标致,顿生好感,故意把麦子搂得毛糙些,多剩些让姑娘拾。小伙子一旦对哪个姑娘有意了,就会想法主动接触姑娘。小栓也不例外,拿起水壶让姑娘喝水。姑娘害羞,摇了摇头。小栓胆子大,把水壶硬塞到姑娘手中。这层窗户纸一捅破,二人的话就多了起来。小栓问姑娘是哪里人,姑娘说山口村。姑娘问小栓咋不外出打工,小栓说收罢麦就出去。很快,二人就无话不谈了。大栓回到地里时,见二人有说有笑,又看到姑娘篮子里鼓得小山似的麦穗,顿时明白了。等一车麦子装好,大栓让小栓煞车运麦,自己留在地里搂麦。小栓煞好车,极不情愿地赶驴上路,谁知驴就是不走。让回场里,小栓本来就有气,可又没理由向哥撒,这下正好撒在驴身上。小栓狠劲打驴,驴一拘挛,还是不走。小栓更加恼怒,抡起桑杈又打,把驴打得前腿乱跳,可仍然不走。大栓感到蹊跷,近前看究竟,发现小栓竟把驴的一条后腿捆住了。大栓黑着脸熊小栓:“捆住了驴腿,你还发驴脾气,啥人?”姑娘在一旁忍不住大笑起来,小栓脸一红,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麦罢后,小栓就让爹托媒人去姑娘家说媒。因为拾麦时对小栓的好印象,姑娘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栓就把姑娘娶进了家门。
  如今,家乡割麦完全实现了机械化,联合收割机走过麦田,一边出麦,一边出麦秸,哪里还有遗落的麦穗?农人再也体验不到拾麦穗的期盼和快乐了。想想,不免有点遗憾,但更多的是感叹现代文明给收麦带来的巨大变化,得以让农人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一季收成。
  钉 掌
  农耕时代,牛马驴骡是农人的四件宝贝:送粪、拉庄稼离不开它们,犁地、耙地、耩地、打场离不开它们,就连走亲访友也离不开它们。但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能量,有一件事必不可少——为它们钉掌。
  牛马驴骡的蹄子外面是一层角质皮,质地坚韧,用来保护肌肉组织。牲畜经过长期的奔走之后,角质皮会被磨损,脚掌如果得不到保护,很容易被路面和地里的砖头瓦块等硬物硌伤。只有为它们钉上掌后,才能继续干活儿。
  钉掌其实就像人穿鞋一样,为牛马驴骡穿上“鞋”。我小时候,四里外的陌陂街上就有一处专门为牛马驴骡“穿鞋”的地方,那地方是我们上街赶集的必经之地,每次去赶集,第一件事就是看钉掌。小孩子对啥都好奇,钉掌也不例外。只见街边空地上栽有四根碗口粗的木桩,上面再用两根木头相连,形成一个长方形木架,这就是钉掌的“工作台”。钉掌师傅五十多岁,人们都叫他“王师傅”。他不但是钉掌师傅,还是打铁师傅,因为钉掌所需的掌和钉都由他亲自打制,打铁的炉子就盘在临街的房内。有钉掌的来了,就钉掌。没有钉掌的来,他就打铁,一刻也不闲着。每有钉掌的来,王师傅先让牲畜的主人把牲畜牵到工作台里,拴牢缰绳,自己再走上前,轻轻地拍拍牲畜的头,捋捋牲畜的毛,和牲畜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然后用绳子麻利地将牲畜的四肢拴到木桩上,再从牲畜的肚皮下兜两根绳子,防止牲畜受惊挣扎。
  一切准备工作做完,王师傅会让牲畜安静一会儿。趁这个机会,他会进屋取掌、钉和钉掌的工具。钉掌工具不多,但都是特制的:一只高腿木凳、一把小铁锤、一个像“7”字型铁具、一把铁铲、还有一把锋利无比的镰刀。为牲畜穿新鞋前,得先把旧鞋换下。只见王师傅娴熟地将牲畜的一条腿搬起,放到木凳上,将蹄子底面朝上翻起扎紧,拔掉旧掌,用铁铲将蹄子的底面铲平,再用镰刀将豁豁牙牙地“趾甲”修一修,然后拿新掌贴合在蹄子上。这时,我们小孩子会围上去看个仔细,王师傅就大声地提醒我们:“离远点儿,别让牲畜踢着了!”我们不情愿地往后挪挪。
  在选新掌时,王师傅特别细心,拿一个贴上,稍不合适,就换一个,直到掌与蹄子大小吻合,贴上严丝合缝才行。然后选七颗铁钉,衔在嘴里,右手握锤,左手持“7”字型铁具,从嘴里取出一颗钉子,“叭叭”两下,把钉子敲入蹄子里,等钉子刚一露头,用“7”型铁具顶端顶着钉头,再轻锤钉盖,钉头慢慢弯回蹄子,直至铆实。如是再三,直到七颗钉子全部钉上,才算钉好一只蹄子。把四只蹄子钉完,王师傅头上已沁出汗珠。
  面对牲畜这些庞然大物,钉掌必须胆大心细,胆子小的人是胜任不了这一工作的。钉掌时,师傅们始终高度紧张,没有片刻的轻松,稍有不慎,被踢一下,或抵一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往轻处说皮破流血,往重处说伤筋动骨,甚至要了性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家乡,从种到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从种到收,均由机器替代,运输用上了机动三轮车和汽车,出行有了摩托车、小汽车,昔日为农人生活立下汗马功劳的牛马驴骡,已很难再觅到它们的身影。街上的王师傅早已作古,随他而去的,不只是钉掌用的“工作台”,还有钉掌这门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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