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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参与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的行业、机构很多，出版业当在其中，出版人和出版社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不可缺少。然而，出版社中能传承百年者却为数不多。2012年，中华书局度过百年华诞，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周佳荣教授主编的《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一书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近代中国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不无裨益。
一
在笔者看来，出版社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机构，以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教科书、期刊为天职，更是出版人干预社会、表达诉求、树立社会形象的利器。1912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出版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和沈继芳等发现商机之后，谋求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辛亥革命爆发后，思想保守，具有保皇情结的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断定“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可是善于审时度势的陆费逵却集资2.5万元，与戴克敦、陈寅等人日夜兼程编辑拥护共和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把握时代脉搏的教科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将商务印书馆甩在身后。因此，香港学者蔡思行指出：“中华书局的成立，正切合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需要适合共和政体新型教科书的历史大势”[1]。斯言极是，如果没有陆费逵等人对政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华丽登场。
除了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之外，中华书局的掌舵人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杂志出版，打造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轻骑兵和先锋队。陆费逵观察到“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而杂志在知识的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担负着与教科书并不完全相同的使命，特别是对不在校园中读书的社会大众而言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2]因此，中华书局成立不久，即于1912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界》。 1914年，又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等杂志。因为出版的这些杂志“销路尚佳，评论颇好”，所以在当年的12月，陆费逵于中华书局第五次股东会上报告未来的营业方针时，明确指出“除教科书外，希望较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可以看出，此时的陆费逵已把教科书、字书和杂志作为中华书局重点出版物。次年，中华书局又创办《大中华》杂志，邀请梁启超出任主笔，以3年为限。加之同年创办的《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书局推出了“八大杂志”。对于中华书局面向各界读者进行杂志编辑、发行业务的布局，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儿童、学生、妇女等近代社会各个重要议题的作为，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赵雨乐认为实乃“从最广泛的读者阶层，推拓至适切于中国的改革方案”[3]，有利于启蒙社会大众。
中华书局所创造的这种同时出版书籍与期刊的“书刊文化”，究竟在哪方面有别于报社兼办杂志及杂志社独自出刊的“报刊文化”呢？主编周佳荣指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发展与书店同时编印杂志是息息相关的，书店期刊对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传、推广和促销的作用，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书店投寄和撰写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计成书，编印单行本，成为另一种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书店借着创办杂志的关系，与众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而密切的关系，编辑们在物色著书人选时，更是如鱼得水、知所取舍，[4]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又有益于图书与期刊的互动，形成某种优势，从而更好地生产知识、传播文化。
在近代中国，书籍、杂志兼具了“商品”和“文化” 双重性格，对引进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至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扮演主导者角色。[5]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营出版社，但对于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也有所兼顾。这同样与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及其同仁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舒新城所言：“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6]对于他们做好文化精神产品供社会大众阅读消费，借以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显然，中华书局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参与着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然而在以往撰写机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颇为倚重机构本身所保存的档案资料、年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数据统计等等“客观”的文字资料，而以机构中的“人”作为撰写机构历史的主体对象，在已有的书写中并不多见。针对这种情况，蔡思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倚靠机构档案资料来勾画机构发展的历史，固然能客观并正确解答“何事”的问题，却没有解答“何人”的问题，机构历史的可读性将会有所减低。[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蔡思行以中华书局的掌舵人陆费逵为主线，利用陆费逵的笔墨、和中华书局共事的编辑、作者及员工的回忆文字，再加上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为旁证，撰写中华书局从创办至兴盛、从“民六危机”到二三十年代再到抗战前后的发展历史。这样的叙事模式和观察视角，强调“人”在历史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华书局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危与机、对员工之情、对国家之义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彭淑敏和曾汉棠的两篇文章，分别围绕陆费逵所著《教育文存》和《修身讲义》，探讨其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修道养德思想等议题，有助于深化对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历史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文化企业中，家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也很突出。丁洁就围绕常州人与中华书局这一主题展开了叙述，并通过展现中华书局出版人、辞典部部长、《辞海》主编沈颐，中华书局常务董事吴镜渊和印刷所副所长唐鸵三位常州籍人士在中华书局创办、危机和发展中的努力和贡献，揭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与常州人的关系。
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史中，香港分局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同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梁伟基通过发掘《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有关港局的记载，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局的基本情况，包括港局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关系，文化界、政界与港局的往来情况、港局的出版事务等，将不少重要的人物和片段呈现出来，为未来港局研究奠定基础。 在中华书局，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也不论是整个出版机构的发展脉络，还是图书、教科书、杂志的出版取向、价值观念，往往都受到其掌舵人的深刻影响。因而对相关人物做出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透彻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诸多方面。[8]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且坚信如果能够对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互动多予关注和集中探讨的话，该书乃至新闻出版研究成果都将跃上一个新层面。
三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勃兴与新媒体的出现，使出版物成为了思想家、文人、政客、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文化界、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9]出版人借由编辑、出版、发行等一系列活动，与作者、读者进行互动，并满足着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和期待。大量的思想主张、生活哲学、文化观念等凭借不同的文化载体传播开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知识系谱、社会文化的样貌。知识本身不断地被文化生产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并传播开去，成为公共知识和社会文化。
教科书被视为近代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体和主要途径，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特别大。然而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因为编者受到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建构的知识又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场域，编著者去取资料的观点，也反映一个时代风貌，因此研究教科书表述的内容，不独注意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要注意教科书内文本记载的时代面貌。“其中针对妇女儿童的教科书，更是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甚为关注的课题。”[10]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区志坚从《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入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在字里行间发现教科书的编者意欲塑造女“国民”形象的努力。他还通过对女性身份的解读，探讨传统、观念和知识的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区志坚将教科书中的课文与传统的女子教材进行对比，以解答新的文化生产对时代话语的回应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传统观念的现代化表达等问题。对比的结果是，《国文》内谈及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子形象，蕴涵着对传统女子读物内“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重新解读，认为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是由于两性“生理关系”与性格所致，“是把男子和女子分为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责任”[11]，不仅要求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有中外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商业知识、公共卫生及政治体制的知识系谱，还要承担起料理家务和奉献国家的双重工作，成为“融合国粹欧化”的“国民”和为家为国的“共和国国民”。他指出，《国文》建构的女子形象，既有传统道德观念在民初得以保存的一面，又兼具帝国瓦解的新形势下，对于重建女性社会形象的急迫需求，既复杂，又含混，认为传统与启蒙不是违背，而是相辅相成。区志坚还大胆地提醒读者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作一番亲身体验：若身处晚清至民国“转型时代”的中国，国家朝向现代性的发展，这种时回传统，时向“进步”的情况，可能才是一个真实知识界的面貌。[12]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侯励英对《中华妇女界》杂志的研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妇女界》是一份以女子为主要读者的生活消闲式刊物，内容涉及教育、婚姻、就业、家事等内容，其中不乏有关生活品位、文学消遣、奇闻趣事等迎合女性读者口味的文章。但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却隐含在里面，即“透过文章的刊载和渲染，以及女性读者的响应，双方产生互动的关系，共同就女子政治、教育、就业、国事、权利等论题抒发意见，逐步凝聚了女性的力量。”[13]作者发现，《中华妇女界》致力于培育女子心智，所关注的是女子“为女”“为妻”和“为母”的角色，最终目的是让女子一来可以“修身”，二来能够“齐家”，独立自存，既不是家庭的负累，也不是社会的包袱。该杂志呼吁打破传统男女不公的现象，但也质疑女子平权的能力，认为必须考虑“男女固有特性及分业之原理”，而男女不需“强同”于一。它关注女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推动女子面向社会，但也宣扬女子须以家庭为重，强调她们为妻为母的天职。
由此观之，该杂志的编者所重视的依然是女子的家庭角色，讴歌的还是“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观及其典范。因此说，它只是对传统的一些女子典范诸如“忠贞”“孝敬”“克勤”“俭朴”等加以沉淀和重塑。[14]然而，它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即对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达及其背后隐藏的意义值得关注。实际上，编者是冀望通过既有性别制度，通过男性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劝导，塑造以传统女子典范为蓝本的“新”女性，这在近代社会性别关系调整中似乎是进中有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退”也正是历史进程中难以跨越的地方。这也再次证明，在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中，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很难一下子挣脱传统的捆绑，即便是在新式出版机构中，也还在传播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文化。
四
出版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文化在经历近代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挑战和抉择。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和“传统”、如何“融合国粹欧化”摆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人的面前。出版人不仅掌握了知识、文化承传与创新的载体，而且自觉或并不自觉地充当了知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和工具，将自己写进历史。出版社通过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各种实践活动，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参与缔造了中国人的知识系谱、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勃兴，主导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革命，变革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模式，亦改变了编者、作者、读者和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借助出版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知识生产之于时代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及其独有的魅力。
注释
[1]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35页。
[2]陆费逵：《宣言书》，《大中华》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3]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4]周佳荣：《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书店期刊”的风行》，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6页。
[5]同注[2]。
[6]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7]参见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页。
[8]参见丁洁：《中华书局研究述评》，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9]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10]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11]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页。
[12]同上，第179页。
[13]侯励英：《以“修身”、“齐家”为己任——〈中华妇女界〉对传统女子典范的重塑》，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
[14]侯励英：《以“修身”、“齐家”为己任——〈中华妇女界〉对传统女子典范的重塑》，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4页。
一
在笔者看来，出版社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机构，以编辑出版发行各类图书、教科书、期刊为天职，更是出版人干预社会、表达诉求、树立社会形象的利器。1912年元旦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实际上就是出版人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和沈继芳等发现商机之后，谋求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
辛亥革命爆发后，思想保守，具有保皇情结的商务印书馆掌舵人张元济断定“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书不必改”。可是善于审时度势的陆费逵却集资2.5万元，与戴克敦、陈寅等人日夜兼程编辑拥护共和的教科书。民国成立后，把握时代脉搏的教科书一经中华书局出版，便迅速占领了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领先一步，将商务印书馆甩在身后。因此，香港学者蔡思行指出：“中华书局的成立，正切合1912年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建立，需要适合共和政体新型教科书的历史大势”[1]。斯言极是，如果没有陆费逵等人对政局变化的准确预判，就不会有中华书局的华丽登场。
除了对时局的准确把握之外，中华书局的掌舵人还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投身杂志出版，打造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轻骑兵和先锋队。陆费逵观察到“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而杂志在知识的生产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担负着与教科书并不完全相同的使命，特别是对不在校园中读书的社会大众而言更是如此。在他看来，“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2]因此，中华书局成立不久，即于1912年创办了《中华教育界》。 1914年，又相继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等杂志。因为出版的这些杂志“销路尚佳，评论颇好”，所以在当年的12月，陆费逵于中华书局第五次股东会上报告未来的营业方针时，明确指出“除教科书外，希望较大者为字书及杂志”。可以看出，此时的陆费逵已把教科书、字书和杂志作为中华书局重点出版物。次年，中华书局又创办《大中华》杂志，邀请梁启超出任主笔，以3年为限。加之同年创办的《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中华书局推出了“八大杂志”。对于中华书局面向各界读者进行杂志编辑、发行业务的布局，涉及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儿童、学生、妇女等近代社会各个重要议题的作为，香港公开大学教授赵雨乐认为实乃“从最广泛的读者阶层，推拓至适切于中国的改革方案”[3]，有利于启蒙社会大众。
中华书局所创造的这种同时出版书籍与期刊的“书刊文化”，究竟在哪方面有别于报社兼办杂志及杂志社独自出刊的“报刊文化”呢？主编周佳荣指出，近代中国出版文化的发展与书店同时编印杂志是息息相关的，书店期刊对出版社的其他出版物起了宣传、推广和促销的作用，同时也聚集了一批作者向书店投寄和撰写文稿，其中不少文稿得以累计成书，编印单行本，成为另一种出版物。更为重要的是，书店借着创办杂志的关系，与众多作者以至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保持经常而密切的关系，编辑们在物色著书人选时，更是如鱼得水、知所取舍，[4]这既有力地推动了图书出版，又有益于图书与期刊的互动，形成某种优势，从而更好地生产知识、传播文化。
在近代中国，书籍、杂志兼具了“商品”和“文化” 双重性格，对引进新知识和新思想，以至影响整个时代的文化与教育，扮演主导者角色。[5]中华书局在形式上与性质上，虽然是一个私营出版社，但对于国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播也有所兼顾。这同样与陆费逵等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及其同仁的努力分不开。正如舒新城所言：“因为要谋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于营业，同时觉得过于蚀本的东西，又非营业所宜。在这‘左右为难’的境况中，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及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6]对于他们做好文化精神产品供社会大众阅读消费，借以发展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努力和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二
显然，中华书局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与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不同的环节上参与着知识的生产与文化的传播，然而在以往撰写机构历史的时候，学者们颇为倚重机构本身所保存的档案资料、年报、内部和对外的通信、数据统计等等“客观”的文字资料，而以机构中的“人”作为撰写机构历史的主体对象，在已有的书写中并不多见。针对这种情况，蔡思行提出自己的看法，倚靠机构档案资料来勾画机构发展的历史，固然能客观并正确解答“何事”的问题，却没有解答“何人”的问题，机构历史的可读性将会有所减低。[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蔡思行以中华书局的掌舵人陆费逵为主线，利用陆费逵的笔墨、和中华书局共事的编辑、作者及员工的回忆文字，再加上民国时期出版的报纸和杂志作为旁证，撰写中华书局从创办至兴盛、从“民六危机”到二三十年代再到抗战前后的发展历史。这样的叙事模式和观察视角，强调“人”在历史变迁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华书局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危与机、对员工之情、对国家之义跃然纸上，令人耳目一新。此外，彭淑敏和曾汉棠的两篇文章，分别围绕陆费逵所著《教育文存》和《修身讲义》，探讨其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修道养德思想等议题，有助于深化对陆费逵和中华书局历史的认识。
在近代中国文化企业中，家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也很突出。丁洁就围绕常州人与中华书局这一主题展开了叙述，并通过展现中华书局出版人、辞典部部长、《辞海》主编沈颐，中华书局常务董事吴镜渊和印刷所副所长唐鸵三位常州籍人士在中华书局创办、危机和发展中的努力和贡献，揭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与常州人的关系。
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史中，香港分局所经历的峥嵘岁月同样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梁伟基通过发掘《陈君葆日记全集》中有关港局的记载，勾勒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港局的基本情况，包括港局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关系，文化界、政界与港局的往来情况、港局的出版事务等，将不少重要的人物和片段呈现出来，为未来港局研究奠定基础。 在中华书局，不论是在上海，还是在香港；也不论是整个出版机构的发展脉络，还是图书、教科书、杂志的出版取向、价值观念，往往都受到其掌舵人的深刻影响。因而对相关人物做出深入研究，将有助于透彻地了解中华书局的诸多方面。[8]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并且坚信如果能够对出版人、编辑、作者、印刷者、发行者、读者的互动多予关注和集中探讨的话，该书乃至新闻出版研究成果都将跃上一个新层面。
三
近代新式出版业的勃兴与新媒体的出现，使出版物成为了思想家、文人、政客、作家、知识分子，以及社会、文化界、读者之间的重要桥梁。[9]出版人借由编辑、出版、发行等一系列活动，与作者、读者进行互动，并满足着人们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和期待。大量的思想主张、生活哲学、文化观念等凭借不同的文化载体传播开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知识系谱、社会文化的样貌。知识本身不断地被文化生产者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并传播开去，成为公共知识和社会文化。
教科书被视为近代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体和主要途径，对在校学生的影响特别大。然而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因为编者受到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建构的知识又成为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场域，编著者去取资料的观点，也反映一个时代风貌，因此研究教科书表述的内容，不独注意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要注意教科书内文本记载的时代面貌。“其中针对妇女儿童的教科书，更是国家基础教育发展甚为关注的课题。”[10]香港树仁大学教授区志坚从《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入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在字里行间发现教科书的编者意欲塑造女“国民”形象的努力。他还通过对女性身份的解读，探讨传统、观念和知识的变迁等深层次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区志坚将教科书中的课文与传统的女子教材进行对比，以解答新的文化生产对时代话语的回应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与传统观念的现代化表达等问题。对比的结果是，《国文》内谈及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子形象，蕴涵着对传统女子读物内“男主外，女主内”观点的重新解读，认为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是由于两性“生理关系”与性格所致，“是把男子和女子分为不同的工作岗位和责任”[11]，不仅要求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具有中外历史地理、宗教文化、商业知识、公共卫生及政治体制的知识系谱，还要承担起料理家务和奉献国家的双重工作，成为“融合国粹欧化”的“国民”和为家为国的“共和国国民”。他指出，《国文》建构的女子形象，既有传统道德观念在民初得以保存的一面，又兼具帝国瓦解的新形势下，对于重建女性社会形象的急迫需求，既复杂，又含混，认为传统与启蒙不是违背，而是相辅相成。区志坚还大胆地提醒读者穿越时空，回到百年前作一番亲身体验：若身处晚清至民国“转型时代”的中国，国家朝向现代性的发展，这种时回传统，时向“进步”的情况，可能才是一个真实知识界的面貌。[12]
香港浸会大学学者侯励英对《中华妇女界》杂志的研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妇女界》是一份以女子为主要读者的生活消闲式刊物，内容涉及教育、婚姻、就业、家事等内容，其中不乏有关生活品位、文学消遣、奇闻趣事等迎合女性读者口味的文章。但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却隐含在里面，即“透过文章的刊载和渲染，以及女性读者的响应，双方产生互动的关系，共同就女子政治、教育、就业、国事、权利等论题抒发意见，逐步凝聚了女性的力量。”[13]作者发现，《中华妇女界》致力于培育女子心智，所关注的是女子“为女”“为妻”和“为母”的角色，最终目的是让女子一来可以“修身”，二来能够“齐家”，独立自存，既不是家庭的负累，也不是社会的包袱。该杂志呼吁打破传统男女不公的现象，但也质疑女子平权的能力，认为必须考虑“男女固有特性及分业之原理”，而男女不需“强同”于一。它关注女子必须面对的问题，推动女子面向社会，但也宣扬女子须以家庭为重，强调她们为妻为母的天职。
由此观之，该杂志的编者所重视的依然是女子的家庭角色，讴歌的还是“贤妻良母”等传统女性观及其典范。因此说，它只是对传统的一些女子典范诸如“忠贞”“孝敬”“克勤”“俭朴”等加以沉淀和重塑。[14]然而，它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重新解读即对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达及其背后隐藏的意义值得关注。实际上，编者是冀望通过既有性别制度，通过男性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规范和劝导，塑造以传统女子典范为蓝本的“新”女性，这在近代社会性别关系调整中似乎是进中有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退”也正是历史进程中难以跨越的地方。这也再次证明，在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中，充满矛盾、冲突，有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很难一下子挣脱传统的捆绑，即便是在新式出版机构中，也还在传播着传统的性别观念和文化。
四
出版与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关系耐人寻味，值得深究。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输入，中国文化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国文化在经历近代文化再造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双重挑战和抉择。如何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如何定位中国文化和“传统”、如何“融合国粹欧化”摆在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出版人的面前。出版人不仅掌握了知识、文化承传与创新的载体，而且自觉或并不自觉地充当了知识、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使者和工具，将自己写进历史。出版社通过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各种实践活动，不仅展现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而且参与缔造了中国人的知识系谱、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近代民营出版业的勃兴，主导了20世纪中国的知识革命，变革了传统知识生产的模式，亦改变了编者、作者、读者和文本书写之间的关系。借助出版研究的独特视角，我们得以窥见知识生产之于时代和文化的复杂关系及其独有的魅力。
注释
[1]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4—35页。
[2]陆费逵：《宣言书》，《大中华》1915年第1卷第1期，第1—2页。
[3]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4]周佳荣：《中华书局与民国时期“书店期刊”的风行》，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6页。
[5]同注[2]。
[6]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932年第1卷第1期。
[7]参见蔡思行：《时代的追忆——不同的“我”与中华书局》，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页。
[8]参见丁洁：《中华书局研究述评》，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页。
[9]赵雨乐：《民国共和体制的抉择——从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说起》，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3页。
[10]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2页。
[11]区志坚：《建构“男勤于外，女亦勤于内”的女性“国民”——陆费逵的教育思想及〈中华女子国文教科书〉》，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页。
[12]同上，第179页。
[13]侯励英：《以“修身”、“齐家”为己任——〈中华妇女界〉对传统女子典范的重塑》，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4页。
[14]侯励英：《以“修身”、“齐家”为己任——〈中华妇女界〉对传统女子典范的重塑》，周佳荣主编：《百年传承：香港学者论中华书局》，香港：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