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8月，中国金融中心陷入了一起愈演愈烈的丑闻——在上海原有的100亿元社保基金中，有32亿被监管官员盗用，私自拆借给一些私营企业用于投资高速公路。还有一些则被投入房地产项目和股票市场。
迄今无人知道，堪称中国城市典范的上海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陷入一个巨大的丑闻漩涡。但郎咸平例外。已有消息显示，郎咸平是最早发现上海社保基金存在问题并预备揭露的经济学家。
“莫须有”的罪名:
郎咸平的普通话不标准
2005年年底，郎咸平与上海一家电视台合作的一档财经脱口秀节目正在播出，有人通过电视台公布的电子邮箱向他投诉。投诉内容涉及社保基金，矛头直指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
接到投诉后，郎咸平随即着手开始调查，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从张荣坤着手，因为郎咸平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就这么富有？
调查相当艰难，郎咸平说:“我不是中纪委，不可能知道上海官员的行径。但是从德隆到科龙，一直到社保基金，这些案子我主要调查企业的资金流向，我的专长就是追查资金流向。通过调查张荣坤的资金来源，从社保基金、银行到他再去收购高速公路、再去做抵押，经过这样一圈的调查，因此我知道张荣坤的钱从何而来。至于讲到关于贪污腐败和内幕交易，那是我查不出来的。在所有案例里面我只谈一点，那就是资金流向问题。”
到了2006年1月，郎咸平准备透过上海这家电视台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他想通过节目反复表示社保基金不能挪作他用。但这很快招致上海一些腐败势力的注意，节目马上遭到上海一些主要官员的责难和施压，到最后，节目还没有播出就被封杀了。当时上海官方下令关停，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郎咸平的普通话不标准。电视台方面足足抵抗了一个月，最终扛不过上头的政治压力而作罢。这一档栏目也因为得罪上头势力而在2006年2月停播，节目组全部被解散。
屡次被封口
但郎咸平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2006年1月9日，第二届（2005）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郎咸平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在会上，他又专门就社保资金入市问题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阐述了观点——他反对社保资金进入股市，警告说由于中国缺少严厉的惩罚机制和信托责任，入市风险太大。郎咸平说，他说这番话是另有所指。
“那时候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想惊动那些涉案官员，只想给公众一个提醒和暗示。因为社保基金一旦入市，风险太大，不能做。当时我还用股票市场来喻示风险，就是暗指这件事情（社保基金案），再深入就危险了。”
2006年9月28日，郎咸平在深圳接受中国境内一家知名新闻周报的专访，这应该是他首次向国内媒体披露在上海被迫沉默的细节。但这家媒体没有将这次专访如期公开刊出，他们撤换了稿件。
自此以后，郎咸平就再也没有发过言了，直至政府作出对陈良宇立案调查的前夕。为什么沉默？根据他的解释，上海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网罗很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攻击我，比如上海的某些专家，以内参形式写文章指责我欺骗民众、误导中央。两会期间这些人也相继发表一些谈话，说郎咸平全面否定改革。他们用的都是‘文革式’的词。”
“腐败铁三角”造成社保基金案
事实上，从2004年产业改革大潮推进到现在，郎咸平就观察到一个让人担忧的事实: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商人和腐败的专家学者，操控媒体、欺骗民众、误导中央。社保基金和国企改革一样，都是红顶商人眼里的一席盛宴。地方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商人，这一切又由专家、学者从旁提供理论依据。之后，地方政府送给商人一些特权，相互进行交易。专家则在一旁鼓吹，怂恿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既得利益者和商人，商人拿到钱后，再回报给政府和学者。
在“腐败铁三角”的操控下，经济增长的成果不由大众分享，而是被利益团体所掠夺。郎咸平说:“公众的养命钱如果被拿去建设公路，替公众谋福利还能理解。但问题是，把养命钱划给商人做投资资金，这就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况且公众一点都不知情。由此可见，社会是既缺法制又缺道德。上海社保基金事件为什么那么受关注？简单而言，不仅体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它更是冒险家的乐园加之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才会出现如此庞大的贪污‘腐败铁三角’。这是一种新的腐败形式。这种现象是很悲哀的，也完全不符合以民为本的理念。”
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两大问题。“就如水闸被打开一样，没有建设疏导水流的渠道，结果造成水灾。同样的道理，连一个疏导水流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都没有建立，就要进行所谓全面改革，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因此，陈良宇事件该反思的不仅是其本人，而是整个社会。”郎咸平说。
中国的法律缺少道德的必然约束
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选择，他们的养命钱还是要交给政府官员们打理。因为老百姓自己没有这种管理能力，交给民间机构管理，又没有人认可。
但是，要管理好老百姓的养命钱，政府必须是一个有信托责任的政府。信托责任的内涵是道德良心。可以说，地方政府是缺信托责任，所以才会导致类似上海的事件的出现。
郎咸平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社保基金几乎都由信托责任政府进行管理，这牵涉到法系问题。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不同。英美法系是和道德联系起来的，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常道德判断会成为司法裁决的一个标准，其中就存在道德规范和约束。他们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举个例子，美国的企业来中国经营生意，不敢违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觉悟高，而是一旦他们在中国触犯法律，回到美国是要接受制裁的，这有震慑作用。
中国不同，因为内地法系和道德并不挂钩，它只告诉你什么不该做（在道德层面没有必然的约束）。虽然内地法系已经不能更动，但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应该加入英美法系的一些精神在里面，通过一种更强烈的约束性法案，慢慢形成道德规范。
上海社保基金案，突显出了地方政府的信托空缺和中国法律的道德约束，从而滋生了腐败。而如果政府要打击这种“铁三角”腐败，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制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制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官员。只有严刑峻法，才可能防止社保基金一类问题的发生。
迄今无人知道，堪称中国城市典范的上海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陷入一个巨大的丑闻漩涡。但郎咸平例外。已有消息显示，郎咸平是最早发现上海社保基金存在问题并预备揭露的经济学家。
“莫须有”的罪名:
郎咸平的普通话不标准
2005年年底，郎咸平与上海一家电视台合作的一档财经脱口秀节目正在播出，有人通过电视台公布的电子邮箱向他投诉。投诉内容涉及社保基金，矛头直指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
接到投诉后，郎咸平随即着手开始调查，他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从张荣坤着手，因为郎咸平当时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就这么富有？
调查相当艰难，郎咸平说:“我不是中纪委，不可能知道上海官员的行径。但是从德隆到科龙，一直到社保基金，这些案子我主要调查企业的资金流向，我的专长就是追查资金流向。通过调查张荣坤的资金来源，从社保基金、银行到他再去收购高速公路、再去做抵押，经过这样一圈的调查，因此我知道张荣坤的钱从何而来。至于讲到关于贪污腐败和内幕交易，那是我查不出来的。在所有案例里面我只谈一点，那就是资金流向问题。”
到了2006年1月，郎咸平准备透过上海这家电视台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他想通过节目反复表示社保基金不能挪作他用。但这很快招致上海一些腐败势力的注意，节目马上遭到上海一些主要官员的责难和施压，到最后，节目还没有播出就被封杀了。当时上海官方下令关停，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郎咸平的普通话不标准。电视台方面足足抵抗了一个月，最终扛不过上头的政治压力而作罢。这一档栏目也因为得罪上头势力而在2006年2月停播，节目组全部被解散。
屡次被封口
但郎咸平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2006年1月9日，第二届（2005）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郎咸平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在会上，他又专门就社保资金入市问题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阐述了观点——他反对社保资金进入股市，警告说由于中国缺少严厉的惩罚机制和信托责任，入市风险太大。郎咸平说，他说这番话是另有所指。
“那时候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想惊动那些涉案官员，只想给公众一个提醒和暗示。因为社保基金一旦入市，风险太大，不能做。当时我还用股票市场来喻示风险，就是暗指这件事情（社保基金案），再深入就危险了。”
2006年9月28日，郎咸平在深圳接受中国境内一家知名新闻周报的专访，这应该是他首次向国内媒体披露在上海被迫沉默的细节。但这家媒体没有将这次专访如期公开刊出，他们撤换了稿件。
自此以后，郎咸平就再也没有发过言了，直至政府作出对陈良宇立案调查的前夕。为什么沉默？根据他的解释，上海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网罗很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攻击我，比如上海的某些专家，以内参形式写文章指责我欺骗民众、误导中央。两会期间这些人也相继发表一些谈话，说郎咸平全面否定改革。他们用的都是‘文革式’的词。”
“腐败铁三角”造成社保基金案
事实上，从2004年产业改革大潮推进到现在，郎咸平就观察到一个让人担忧的事实: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商人和腐败的专家学者，操控媒体、欺骗民众、误导中央。社保基金和国企改革一样，都是红顶商人眼里的一席盛宴。地方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商人，这一切又由专家、学者从旁提供理论依据。之后，地方政府送给商人一些特权，相互进行交易。专家则在一旁鼓吹，怂恿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既得利益者和商人，商人拿到钱后，再回报给政府和学者。
在“腐败铁三角”的操控下，经济增长的成果不由大众分享，而是被利益团体所掠夺。郎咸平说:“公众的养命钱如果被拿去建设公路，替公众谋福利还能理解。但问题是，把养命钱划给商人做投资资金，这就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况且公众一点都不知情。由此可见，社会是既缺法制又缺道德。上海社保基金事件为什么那么受关注？简单而言，不仅体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它更是冒险家的乐园加之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才会出现如此庞大的贪污‘腐败铁三角’。这是一种新的腐败形式。这种现象是很悲哀的，也完全不符合以民为本的理念。”
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两大问题。“就如水闸被打开一样，没有建设疏导水流的渠道，结果造成水灾。同样的道理，连一个疏导水流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都没有建立，就要进行所谓全面改革，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因此，陈良宇事件该反思的不仅是其本人，而是整个社会。”郎咸平说。
中国的法律缺少道德的必然约束
但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选择，他们的养命钱还是要交给政府官员们打理。因为老百姓自己没有这种管理能力，交给民间机构管理，又没有人认可。
但是，要管理好老百姓的养命钱，政府必须是一个有信托责任的政府。信托责任的内涵是道德良心。可以说，地方政府是缺信托责任，所以才会导致类似上海的事件的出现。
郎咸平认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社保基金几乎都由信托责任政府进行管理，这牵涉到法系问题。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不同。英美法系是和道德联系起来的，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常道德判断会成为司法裁决的一个标准，其中就存在道德规范和约束。他们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举个例子，美国的企业来中国经营生意，不敢违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觉悟高，而是一旦他们在中国触犯法律，回到美国是要接受制裁的，这有震慑作用。
中国不同，因为内地法系和道德并不挂钩，它只告诉你什么不该做（在道德层面没有必然的约束）。虽然内地法系已经不能更动，但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应该加入英美法系的一些精神在里面，通过一种更强烈的约束性法案，慢慢形成道德规范。
上海社保基金案，突显出了地方政府的信托空缺和中国法律的道德约束，从而滋生了腐败。而如果政府要打击这种“铁三角”腐败，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制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制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官员。只有严刑峻法，才可能防止社保基金一类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