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专著漫议
　　
　　有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作过这样的统计：近三十年来共出版了二十四部专著，发表了约六百篇文章。其中，仅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短短五年里，就出版和发表了专著十八部、论文四百余篇。这些都充分显示着《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昌盛的新时期，现仅就笔者涉猎的一些专著，谈一点感受。
　　《文心雕龙》的校勘工作十分繁复。诚如杨明照先生所说，“一字一句的差错，并非无关宏旨”，老一辈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证》成效尤著。杨明照先生积四十余年的努力，不仅对前人注释中的疑难谬误多有补正，而且将长期积累的历代的著录、品评，群书的采摭、因习，前人的引证、考订及序跋、版本等分别辑录，仅品评一项搜集竟达九十七家，这样丰富的辑录，给我们探讨《文心》研究的渊源及《文心》的地位和影响，提供了相当系统可靠的史料，开拓了《文心》研究的领域。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证》原名《文心雕龙新书》，新作虽大体保持着原貌，但也有不少增补，王著方法灵活、校订精细，且因为晚出，又能吸收他家的某些成果，所以内容比原作更见丰富。
　　还有近年出版的一些译注专著，也都从《文心》理论内容阐述的需要出发，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使校勘工作增添了新起色。其中以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释》及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译注》最受人们注目。周先生的《注释》因其“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深受读者欢迎。渊博的学识和精缜的校证使他的注释既丰且实，能采撷众长而又有创造。如《原道》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注云：“人文，《情采》中作‘情文’，指五性，五性发而为文章。……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太极生天地，天地的灵气蕴育成人的五性，就是人文。这是从理论上说明人文与天地并生。其实，人文是人类产生以后才有，不可能始于太极。”以《情采》注《原道》，用“情文、五性”落实“人文”，这样就避免了资料罗列和繁琐考订，而是抓住关键力求简明、准确，不仅疏通了文意，也帮助读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这个判断的认识。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在其他一些重要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上，周著也都提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见解。《原道》篇是剖析《文心》的理论枢纽，但目前学术界对“道”的理解有唯心、唯物、二元论等说，对“道”的具体内容又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抑或“以佛统儒”诸见，作者不仅从本源上揭示刘勰之“道”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更能从刘勰创作理论的总体上指出其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他以原道论文的积极作用；又如刘勰既称赞《楚辞》，为什么又说它是“雅颂之博徒”并进而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原则？作者从恪守宗经原则与注重文学新变两方面来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就很有说服力，而且不象一般论者那样离开全篇思想，把“凭轼”一句的特定涵意抽象化为什么提倡现实与理想的结合等等；至于《物色》篇“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说，作者认为是指情物交融、物我交融，而不硬套后世文家之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于《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作者把“拟容”和“取心”理解为两种比喻，也显得比较贴切。这些都显示了周著理论阐述上的求实精神和可信见识。应当特别指出，这是和作者从刘勰理论体系特点出发，重视文体论研究密不可分的，对《文心》所涉及作品的精细研究，使他能对刘勰的理论作出比较准确和妥贴的评价。周著自然也是有缺点的，在注释的详明和剖析的周全方面还有可以提高之处，作者对《文心》研究现状和争议似也留意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理论阐述的深度。
　　和周著不同的是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译注》。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他和陆侃如先生合著的选译本，这次作者将原有的二十五篇译稿重新改写，补全了另外二十五篇，新著面貌焕然，须刮目相看。首先，新著的整体感强：《文心雕龙》的各个单篇都是相对独立的，而其间联系却又十分紧密，况且我们首先面临一系列特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如果不从总体着手，就会被孤立的概念纠缠和割裂的局部探讨遮住视线，所以作者早在二十年前就卓有见识地提出要重视《文心》理论体系的研究，而且从未懈怠过这种探求。作者抓住“衔华佩实”这个核心，以“割情剖采”为纲来进行环环紧扣的细致解析，取得了理论整体上比较准确的把握。其次，牟著的理论质地好：一篇引言，洋洋洒洒达六、七万字，纵横捭阖，层层推进，条分缕析，益见谨细，从《文心》整个体系上作出这样全面深入的理论剖析，目前是不多见的。作者又在每篇译注前的评析中把各篇的重心、结构以至段落大意都作了简要提示，显示出牟著高度概括而又剖析精微的理论特色。同时，新著的科学性也大大增强了。要“读懂原文，搞清本义”，这是作者的甘苦言，也是他的方法论。如《史传》“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数语，范注引《史记·匈奴列传》“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生二子”，于史有据，似无大错，但以淫乱为“乱秦”，与下面“政事难假”“名号宜慎”是龃龉难契的，精细的作者终于从《史记·穰侯列传》中弄清了“宣后乱秦”的本义，于是作者下注曰：“昭王年幼，……宣太后理政期间，用魏冉、白起等，对秦国的强大起过一定作用，刘勰所谓‘乱秦’，完全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这样的注释是何等明晰和精确！作者博取众长，尊重权威，但更尊重科学，他对所引的每一条资料包括范注的全部引文都找原文查核，从不用第二手资料，这种尊重历史的基本态度贯穿在整个校注工作中。比如范文澜、杨明照、刘永济、郭晋稀诸家都说《文心》篇次有误，有的对此作了很大调整。但是作者深入探讨了《文心》的理论体系结构，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版本根据的情况下坚持从原文去探其本意。正是这种执着的注重论据使牟著充满了首创性。比如翻译，由于《文心》多喻理，直译会使读者迷惑，有时甚至是毫无意义的，意译虽不拘原文，但易离开原意。所以牟著以直译为主，又力求表其意蕴，更兼重详注而不避难点，少数前人注以“未详”者，作者也尽可能找出一种较为可能的解释。如《论说》篇提到“叙、引”两种文体，范注“引，未详”，作者广泛引证考辨，推翻前人误断，弄清了“引”本是一种“如序而稍简”的文体；更困难的是许多喻理词和术语，无论抽象还是形象，都无科学的明确性，前人对此多避而不谈，今天要翻译就非解决不可，如“神理”、“风”、“骨”、“情”、“采”等一系列重要术语，作者多通过“以刘注刘”的方法，从全书惯常用例的命意中把握它们的含义，尽管这些解释还有可辩之处，但这种更为贴近原著的方法是可取的。牟著取得的成就是和他始终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执着认真分不开的，我们应当从这里总结他的已经引起海内外重视的理论研究工作。
　　郭晋稀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译》和原来的选译本相比，引证更加丰富，译文也更为流畅，在校注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资料，而且提出了不少新鲜见解，唯大胆变更《文心》下篇大多数篇次一举显得仓促，可能由于作者过分拘泥于《序志》篇的个别词句，因而造成了对《文心》体系认识上的偏颇。赵仲邑先生的《文心雕龙译注》也是一本有特色的书，比较之下更为简要，译文也明白晓畅，但有些地方以意为之，显得不够准确。
　　在理论探讨方面，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开拓了一条深入揭示《文心》理论底蕴的新路子。王先生将他的研究原则概括为“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也即尊重事实、注重论据，用确凿丰富的引证和精深入微的考辨来还《文心》的本来面貌，并在这样稳固的“根底”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论作武器，以高屋建瓴的理论气概把刘勰的理论上升到规律的高度，作出我们今天的科学“裁断”。这样就在《文心》研究的理论深度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王著的创作论八说包含了《文心》创作理论的精华，作者恳切地表明他企图在批判和清理古人理论遗产方面“提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从《释心物交融说》看，作者首先从创作过程中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上来探明刘勰心物交融说的真意，接着在“附录”中把它与龚自珍的出入说和王国维的境界说加以比较，进行了理论渊源的深入考辨，复以“审美主客关系”为题重点介绍了西方，主要是黑格尔关于审美过程中人的能动性的见解，在远为开阔的理论背景上全面深刻地评述了心物交融说的特点和价值，不象骆鸿凯的《物色篇注》仅用“神与物契”去阐释心物交融理论，而能看到刘勰如何在《神思》的基础上，从更为深入的方面发挥和丰富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对心物交融说本来所包蕴的理论内容就可能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了。王著上篇先从刘勰的世系表上无一祖先位列清显到他本人的坎坷经历，特别是联系《文心》中流露的政治思想倾向，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刘勰出身于庶族的结论；又从《灭惑论》的写作年代和内容的考辨，论证了刘勰思想前后期的变化，使我们对刘勰的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学观从比较中得出了更为清晰的多层次的了解；再从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整个创作理论的关系入手，展现了刘勰文源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本质，和他的创作理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其体系外壳，在不少重要问题上比较接近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错综复杂情况。我们简直可以把这一组文章当作刘勰评传来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思想血肉有感情波澜，充满着时代、社会和阶级气息，交织着各种思想矛盾的活的刘勰，在这样的稳固根基上经过批判和清理的刘氏理论，也是生动具体和充满错综变化和紧密联系的活的理论。
　　可见，通过“总体战”的方法，从哲学、政治、文化、宗教诸领域，联系社会思潮、思想斗争进行综合考察，从整体上对刘勰的思想和创作理论进行了具体的“还原”，从而使自己的探索具有了一种历史的深邃感和可信性，这是本书的首要特色；然后是他的批判和清理所具备的理论高度。作者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提示，特别注意运用今天更为发展了的文艺理论进行比较，并紧扣论题用外国有生命力的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比较，规律性的内容和理论的民族特色往往在各个特殊的比较中得到了明晰的显示。创作论八说所涉及的众多范畴也正是从这种“本来如何”与“应当怎样”的辩证比较中，获得了美学意义上的新的生命。总之，在探讨刘勰理论的过程中，作者精湛的考据训诂(这是贯穿全书各部分的)使我们明其然，他的科学剖析又使我们知其所以然，这是十分难能的。同时，作者也说过，他的书还有需要用新的研究成果去增补和充实，在用今天的科学理论去深探古人理论的时候，某些观点的科学性也有待进一步推敲，不过这和简单的理论比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詹先生新作《文心雕龙风格学》，把刘勰的风格主张当作贯穿全书的理论精华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颇有创见的。其中有很多精到的见解，比如关于刘勰论风格与个性关系的好些具体评述，对于“风骨”与“崇高”、“壮美”关系的阐发，关于《定势》与《孙子兵法》论“势”在用语和内容上的联系，特别是对于《文心》文体风格的精密论述，随着作者的指引，读者得以咀嚼《文心》风格论精华而感到会心的快意。我们当然不能要求詹著尽如人意，象认为“风骨”就是刘勰主张的最理想风格，甚至进而认为“风骨”就是与“隐秀”所标示的阴柔之美相对的一种阳刚型艺术风格，以及对于《定势》与刘勰风格论关系的论述等，都是值得商兑的。有的同志认为詹先生把与风格相关的论述都当作风格本身来阐述，显得庞杂和失之准确，这看法大体是不错的，我们还可以冒昧地补充一句，《文心雕龙》严密的理论结构是不可能前前后后用好多专章来探讨同一个问题的，固然我们应该将他的文体风格作为我们从广义上研究《文心》风格理论的重要内容，但也必须以专论风格的《体性》篇作为中心，刘勰并无今天的“风格”概念而以“体性”名之，很值得玩味。
　　马宏山先生的《文心雕龙散论》把“以佛统儒，佛儒合一”作为刘勰论文指导思想的看法，虽然由于论证未足和方法上的某些欠缺而颇有可斟酌之处，但是作者坚持从哲学世界观高度去评价刘勰文学思想的努力是可贵的，马先生对刘勰文学思想的不足之处注意较多，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发，任意横扫固然一无足取，而一味褒美曲为之解的所谓理论也应引起注意。张长青、张会恩同志的《文心雕龙诠释》于众多校注、今译、专论之外另辟蹊径，选择《文心》中主要篇章进行单篇诠释，既有旁征博引，荟萃英华，又不乏自己的高见，给读者带来不少帮助。此外尚有杜黎均同志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研究和译释》也是能见出功夫的。陆侃如、牟世金同志的《刘勰和文心雕龙》、詹先生的《刘勰和文心雕龙》、张文勋、杜东枝同志的《文心雕龙简论》等，都是既注意知识普及又有自己的系统见解，于读者大有益的论著。
　　早年鲁迅先生站在世界美学发展的历史高度，这样评价过《文心》的地位：“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诗论>题记》)，和《诗学》的影响相比，《文心》的成就虽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重视，但由于我们自己的研究还缺乏高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文心雕龙》理论的丰富内容和价值还没有被充分揭示出来，目前还缺乏与《文心雕龙》的崇高地位相称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因而，至今《文心》还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影响。展望未来，我们有责任加速新的开创。今后，如果研究者能继承前人踏踏实实的考据、训诂的传统，集中智力尽快搞出一个完备的校本；在理论探讨方面，能把微观的“点”与宏观的“面”结合起来，尤其是能加强对《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取得整体把握的主动；能更加重视先进理论的指导和讲究研究方面的科学性和多样化，有的放矢地加强比较研究；能从美学领域，从我们民族审美理想的演变历程中深入揭示《文心雕龙》基本范畴的意蕴；特别是能从《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特点出发，加强文体论全面深入的研究，尽可能地读刘勰所读过、研究刘勰所研究过的作品和著述，减少我们研究的随意性，杜绝驾空设论的飘浮学风，这样，我们一定能够逐步接近我们的目标。
　　
　　一九八四年元月
　　
　　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杨明照，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版，3.20元。
　　《文心雕龙校证》王利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八月版，1.55元。
　　《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版，1.85元。
　　《文心雕龙译注》(上下)陆侃如、牟世金，齐鲁书社一九八一年三月版，(上)1.25元(下)1.40元。
　　《文心雕龙注释》郭晋稀，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三月版，2.10元。
　　《文心雕龙创作论》王元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月版，0.89元。
　　《文心雕龙的风格学》詹，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0.48元。
　　《文心雕龙散论》马宏山，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0.78元。
　　《文心雕龙诠释》张长青、张会恩，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1.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