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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们可以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报告中看到，“创新”这一次反复出现，显示我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正如习近平书记所说，“坚持创新发展，就是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全国各项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高度重视创新、不断创新的大环境中，加大创新投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还不够。本文基于马克思视域下对技术创新的主体性分析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成因。
关键词：马克思视域 技术创新主体 技术创新不足
一、西方创新理论中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
通过对西方创新理论的发展史梳理我们可以得到其内在的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过程：即从以企业家单一主体到以企业家、技术专家、一线工人等多创新主体，再由多主体演变到以组织系统为技术创新主体（以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为表现形式）。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是随着时代环境发展而发展的，在熊彼特时代，创新活动的确不是市场需求所驱动的.而是由创新引致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仅仅是创新的结果而非创新的原因。创新不仅带来了需求.而且因此产生了一个个新产业和新企业。十九世纪以来的火车、汽车、飞机、大炮，直到电影、电视、计算机、激光器等均属于此类情形。即由一个产品引致一批新企业.并且构成一个个新的行业，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然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那种以开发新领域，开辟新产业式的创新已不多见，代之以经常化的、已经渗透到日常工作方方面面的，以及多个主体参与的技术创新模式。在德鲁克看来，创新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已经渗透到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成为“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带来的是创新的日常化和管理化。因此，创新主体必然发生相应的转换。首先，在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再是因为创新而导致市场需求，而是由于市场需求而引致创新活动。创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顾客的实际需求中汲取灵感。这样.创新不再是少数企业家主导下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从企业家到技术专家、中层管理者以及全体职工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其次，创新获得不再是一种“创造型性毁灭”.而更多地表现为依存于现有企业的一种“加入”。而且这种“加入”是经常性的和范围广泛的。所以创新主体由单一的企业家、发展到企业家与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员工等多主体。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重要性。并且正是由于创新正从简单的量的扩张向质的纵向深化转变，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活动大量涌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越来越趋于智能化、高技术化。新活动已由量的扩张转人质的纵向深人，使得创新活动的难度大为增加。现代创新活动往往离不开相应的环境和制度支持，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进行创新活动的.而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只能是组织。再次，如果我们把创新过程视为一个系统，那么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决定组织的创新能力（系统功能）的，是系统的结构，即组织，而不是构成系统的要素，即企业家、技术人员等创新个体。在这里由企业的多主体或者由单一企业发展为多组织系统以国家创新体系为表现的创新主体的变化也源于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变，此时国家是为少数垄断大财团服务，其目的不仅是获取本国内剩余价值，其对剩余价值追求的欲望扩大至其他国家，此时在国际间的比拼愈发重要，创新主体也由单个的组织向多组织系统转变。
二、马克思视域下创新主体
但我们究其根本，无论是以单一的以企业家为主体或者多主体还是以组织系统为主体，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根源来源于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我们可以看出其西方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践者，主动者、服务者仍然是资本所有者。
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下技术创新的形式主体就是真正的主体吗？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内涵于其对“实践”或“劳动”本质的理解之中。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手段，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实现，而劳动一定是包含技术在内的。马克思特别重视技术在满足和创造人的生存需要中的作用，重视技术的发展在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了技术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思想观念中，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活动，它首先存在于人的劳动中，进而被涵括在人的所有的现实活动中，技术作为实践的本性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来，它成了人类认识、理解、反思和批判的工具与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活动是展现人类本质的社会实践活动，技术创新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认为的技术创新主体——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在现实中还体现在，他们是生产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的发明、生产和实际使用者“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手 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 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 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和实际 参与者，因此，机器、工具等是劳动者亲手创造出来的劳动生产物，是劳动者知识和智力的体现。劳动 者发明和创造的机器、工具，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它们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 程和生活过程。不仅如此，“工人把工具當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 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 也就是说，先进的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还需要劳动者的使用才能赋 予其生命力;只有在劳动者手中，工具、机器才能具有创造力、有活力，资本家不劳而获，机器、工具 只是他们用来剥削劳动者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企业是最主要的创新载 体，而企业的创新又是依赖于雇佣工人而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是重 要的创新力量，但企业依然是最主要的创新载体，而企业创新主要还是依赖于雇佣工人。当代资本主义 企业往往采取尊重员工个性发展、重视员工教育与培训等改良主义政策，以此激发员工内在潜能，使他 们能够掌握一定的文化和技能，成为技术工人 （白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整个20世纪，美国的白领工人数量迅速扩大，到后期已大大超过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主体。……在白领工人中，有数量可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而这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企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承担着技术革新、机器设备改进等重任。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下创新主体由单一的企业家转变为以企业家、一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转变也可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下技术创新的最终实践者仍是全体劳动者。 三、我国技术创新缺乏的原因分析
而我国当前的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利用市场配置的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各学科的互联互通的社会体系。一般来说，它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社会支持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所支撑的创新体系。从当下实际来看，创新的层面主要集中于国家和企业上，真正的创新主体——广大的劳动者被社会所忽视。
有关创新的社会风气和政策导向始终围绕的是资本的运动，仿佛只需投入大量财力前沿科技就顺势而来，科技似乎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科学技术作为劳动者的的劳动技能、劳动经验的集合与运用，并非是外在于劳动、劳动者独立存在，它的应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而技术创新只是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创新和发展。而当前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资本关系导致的劳动异化的变形——技术异化使得劳动者作为创新主体没有动力在其劳动过程中进行发展和创新。劳动是人本质的要素之一，更是核心要素。为了使剩余价值无限化，资本家通过将工人的劳动产品转换为资本进行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越丰富，劳动者自身就越是穷困潦倒。从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知道，“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劳动的对象与具体化”。这些产品具体于特定的对象上，然而，这种过程导致的结果却是劳动者的失去劳动产品。劳动者和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外部、不相关的关系。劳动异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劳动同劳动者发生异化。“工人们觉得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获得自我认同、自我身为人的意识。他们没有自由发展自身的素质的渠道，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受到限制，不仅劳动者的技能，其的精神素质也被打压。“劳动不再是人为了自由发展的劳动，而是一种被隶属于他人被限制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不再是劳动者自身的，而是成为劳动者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者愈是努力劳动，其被控制被隶属的程度愈是加大，劳动过程成为了一个失去自己的过程，而并非实现自身作为人价值的存在，劳动已然成为庸俗经济学中负效应的存在，那么劳动者又何谈其在劳动中进行创新发展呢？
其次在当下，科技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机器的创新中，机器化大生产里，机器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劳动者反而成为了机器的附属，整个劳动者阶级对经济的重要性下降，機器取得了对劳动者的控制力，一来在于劳动者作为局部工人，其生产产品的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二来相对于机器，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其次便是体力工人的劳动简单化同质化，劳动的作用相对于机器来说迅速下降。这使得本应身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素质、技能相对地处于一个较低地水平，无法支持其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创新。再者，机器化大生产成为常态之后，由于资本增殖的无穷欲望，本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减负的工人们反而工作更加繁重，劳动愈是枯燥，甚者，技术的创新，机器的更新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劳动者阶级的赤贫化更为严重，作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自然在劳动过程中的创新动力不足。
在当前资本关系下，创新动力不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作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不再拥有创新的主动权。在资本飞速发展两百多年里，资本已经形成了对劳动者全方位的隶属，这种全方位的隶属不仅仅只存在于在劳动合同签订的时期里，也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体劳动者中，而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作为阶级力量隶属于资本，其体现在即使个体劳动者未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出售劳动力，即是潜在劳动者其都已然成为资本下的隶属了，这种隶属是阶级性隶属而非个体性隶属，是一种根本性和社会性的隶属。在这种从属关系下，工人作为创新主体的行为受到资本的控制。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决策将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工人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在资本关系下，工人的创新能力受到资本创新意图的控制。换言之，创新的主动性已经从创新的主体转移到创新的主体。资本掌握在下属手中。所以当下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其主要问题不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低下，也不在于科研经费的投入，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的主动权不再在劳动者手中，而是转移至其所隶属的资本手中，即使创新的主体劳动者有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也只是无用功，掌握科技主导权的是资本。而对于资本而言，获取利润的方式无非两种，一则是延长绝对工作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二来是延长相对工作日，提高超额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但在第一种方法完全可行时，即延长工作日长度，和增加劳动强度切实可行的情况下，资本会避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所面对的高风险。资本无论在逻辑、历史上，其积累的起点一定会是绝对剩余价值，因为延长绝对工作日长度、增加劳动强度的实现方式最为容易，这是资本最为依赖的方法。例如美国的某些企业在本土生产，企业战略以创新为主，通过创新来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但一旦其扩张至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更多的反而是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资本扩张往往是向劳动组织更松散、更好剥削的地方扩张。而在当下的中国，劳资关系过于优厚，企业延长绝对工作日长度和增加工作强度的行为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真正的无酬劳动，义务加班等现象，而导致这种企业依赖延长工作日、提高工作强度的形势主要源于我国的工会组织的势力难以与资本力量抗衡，即劳动者没有具有总体性力量与相资本抗衡，从资本论对于工作日缩短的描述中可看出，工作日缩短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但是当前中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暂时还不具有与企业对于工作日和薪酬谈判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者面对总体资本无论是工作日长短和强度薪酬，都是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企业通过这种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方式获取了极大的利润，就难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高风险高投入行为上加大力度了，即当前中国企业可以不依赖于科技创新就能实现高利润，其作为创新主动权的掌控者自然时失去了对科技创新这种高风险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胡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悖论[J].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03）.
[4]高策，郭淑芬.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化史刍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3）.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
关键词：马克思视域 技术创新主体 技术创新不足
一、西方创新理论中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
通过对西方创新理论的发展史梳理我们可以得到其内在的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过程：即从以企业家单一主体到以企业家、技术专家、一线工人等多创新主体，再由多主体演变到以组织系统为技术创新主体（以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为表现形式）。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变是随着时代环境发展而发展的，在熊彼特时代，创新活动的确不是市场需求所驱动的.而是由创新引致了市场需求，市场需求仅仅是创新的结果而非创新的原因。创新不仅带来了需求.而且因此产生了一个个新产业和新企业。十九世纪以来的火车、汽车、飞机、大炮，直到电影、电视、计算机、激光器等均属于此类情形。即由一个产品引致一批新企业.并且构成一个个新的行业，创造出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企业家。然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那种以开发新领域，开辟新产业式的创新已不多见，代之以经常化的、已经渗透到日常工作方方面面的，以及多个主体参与的技术创新模式。在德鲁克看来，创新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已经渗透到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成为“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而带来的是创新的日常化和管理化。因此，创新主体必然发生相应的转换。首先，在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不再是因为创新而导致市场需求，而是由于市场需求而引致创新活动。创新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从顾客的实际需求中汲取灵感。这样.创新不再是少数企业家主导下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从企业家到技术专家、中层管理者以及全体职工广泛参与的一项活动。其次，创新获得不再是一种“创造型性毁灭”.而更多地表现为依存于现有企业的一种“加入”。而且这种“加入”是经常性的和范围广泛的。所以创新主体由单一的企业家、发展到企业家与技术人员以及普通员工等多主体。在这里尤其强调的是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重要性。并且正是由于创新正从简单的量的扩张向质的纵向深化转变，以高新技术为主的创新活动大量涌现.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越来越高.越来越趋于智能化、高技术化。新活动已由量的扩张转人质的纵向深人，使得创新活动的难度大为增加。现代创新活动往往离不开相应的环境和制度支持，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进行创新活动的.而能够提供这些条件的只能是组织。再次，如果我们把创新过程视为一个系统，那么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决定组织的创新能力（系统功能）的，是系统的结构，即组织，而不是构成系统的要素，即企业家、技术人员等创新个体。在这里由企业的多主体或者由单一企业发展为多组织系统以国家创新体系为表现的创新主体的变化也源于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转变，此时国家是为少数垄断大财团服务，其目的不仅是获取本国内剩余价值，其对剩余价值追求的欲望扩大至其他国家，此时在国际间的比拼愈发重要，创新主体也由单个的组织向多组织系统转变。
二、马克思视域下创新主体
但我们究其根本，无论是以单一的以企业家为主体或者多主体还是以组织系统为主体，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内在根源来源于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我们可以看出其西方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践者，主动者、服务者仍然是资本所有者。
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下技术创新的形式主体就是真正的主体吗？马克思对技术本质的理解内涵于其对“实践”或“劳动”本质的理解之中。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技术是人类征服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手段，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自始至终都在寻求最基本的生命需求的满足，而这种满足只有在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中才能实现，而劳动一定是包含技术在内的。马克思特别重视技术在满足和创造人的生存需要中的作用，重视技术的发展在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是人所共知正是人的满足生存需要的实践活动以及人在历史活动中对物质生活资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东西，才赋予了技术以特别重要的意义。不难看出，在马克思的思想观念中，技术作为一种实践的活动，它首先存在于人的劳动中，进而被涵括在人的所有的现实活动中，技术作为实践的本性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来，它成了人类认识、理解、反思和批判的工具与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活动是展现人类本质的社会实践活动，技术创新是人类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认为的技术创新主体——劳动者。
劳动者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在现实中还体现在，他们是生产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的发明、生产和实际使用者“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手 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 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 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是劳动的主体和实际 参与者，因此，机器、工具等是劳动者亲手创造出来的劳动生产物，是劳动者知识和智力的体现。劳动 者发明和创造的机器、工具，提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它们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过 程和生活过程。不仅如此，“工人把工具當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 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 也就是说，先进的工具、机器等劳动资料还需要劳动者的使用才能赋 予其生命力;只有在劳动者手中，工具、机器才能具有创造力、有活力，资本家不劳而获，机器、工具 只是他们用来剥削劳动者的手段。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企业是最主要的创新载 体，而企业的创新又是依赖于雇佣工人而进行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学和科研机构、政府部门是重 要的创新力量，但企业依然是最主要的创新载体，而企业创新主要还是依赖于雇佣工人。当代资本主义 企业往往采取尊重员工个性发展、重视员工教育与培训等改良主义政策，以此激发员工内在潜能，使他 们能够掌握一定的文化和技能，成为技术工人 （白领）。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结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整个20世纪，美国的白领工人数量迅速扩大，到后期已大大超过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主体。……在白领工人中，有数量可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而这些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都是企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承担着技术革新、机器设备改进等重任。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下创新主体由单一的企业家转变为以企业家、一线工人、技术人员、管理者的转变也可看出资本主义社会下技术创新的最终实践者仍是全体劳动者。 三、我国技术创新缺乏的原因分析
而我国当前的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利用市场配置的作用，通过科技创新各学科的互联互通的社会体系。一般来说，它是由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社会支持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所支撑的创新体系。从当下实际来看，创新的层面主要集中于国家和企业上，真正的创新主体——广大的劳动者被社会所忽视。
有关创新的社会风气和政策导向始终围绕的是资本的运动，仿佛只需投入大量财力前沿科技就顺势而来，科技似乎成为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科学技术作为劳动者的的劳动技能、劳动经验的集合与运用，并非是外在于劳动、劳动者独立存在，它的应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而技术创新只是劳动过程中工人劳动技能的创新和发展。而当前创新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资本关系导致的劳动异化的变形——技术异化使得劳动者作为创新主体没有动力在其劳动过程中进行发展和创新。劳动是人本质的要素之一，更是核心要素。为了使剩余价值无限化，资本家通过将工人的劳动产品转换为资本进行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越丰富，劳动者自身就越是穷困潦倒。从资本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知道，“劳动产品是劳动者的劳动的对象与具体化”。这些产品具体于特定的对象上，然而，这种过程导致的结果却是劳动者的失去劳动产品。劳动者和他们所制造的产品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外部、不相关的关系。劳动异化的第二个表现形式是劳动同劳动者发生异化。“工人们觉得他们在劳动过程中无法获得自我认同、自我身为人的意识。他们没有自由发展自身的素质的渠道，他们的体力和智力受到限制，不仅劳动者的技能，其的精神素质也被打压。“劳动不再是人为了自由发展的劳动，而是一种被隶属于他人被限制的劳动。”因此，劳动过程不再是劳动者自身的，而是成为劳动者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者愈是努力劳动，其被控制被隶属的程度愈是加大，劳动过程成为了一个失去自己的过程，而并非实现自身作为人价值的存在，劳动已然成为庸俗经济学中负效应的存在，那么劳动者又何谈其在劳动中进行创新发展呢？
其次在当下，科技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机器的创新中，机器化大生产里，机器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劳动者反而成为了机器的附属，整个劳动者阶级对经济的重要性下降，機器取得了对劳动者的控制力，一来在于劳动者作为局部工人，其生产产品的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二来相对于机器，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极其低下，其次便是体力工人的劳动简单化同质化，劳动的作用相对于机器来说迅速下降。这使得本应身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素质、技能相对地处于一个较低地水平，无法支持其在劳动过程中进行创新。再者，机器化大生产成为常态之后，由于资本增殖的无穷欲望，本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减负的工人们反而工作更加繁重，劳动愈是枯燥，甚者，技术的创新，机器的更新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劳动者阶级的赤贫化更为严重，作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自然在劳动过程中的创新动力不足。
在当前资本关系下，创新动力不足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作为创新主体的劳动者不再拥有创新的主动权。在资本飞速发展两百多年里，资本已经形成了对劳动者全方位的隶属，这种全方位的隶属不仅仅只存在于在劳动合同签订的时期里，也不仅仅存在于某一个体劳动者中，而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作为阶级力量隶属于资本，其体现在即使个体劳动者未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出售劳动力，即是潜在劳动者其都已然成为资本下的隶属了，这种隶属是阶级性隶属而非个体性隶属，是一种根本性和社会性的隶属。在这种从属关系下，工人作为创新主体的行为受到资本的控制。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决策将影响、制约甚至决定工人创新能力的发挥。因此，在资本关系下，工人的创新能力受到资本创新意图的控制。换言之，创新的主动性已经从创新的主体转移到创新的主体。资本掌握在下属手中。所以当下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其主要问题不在于劳动者素质技能低下，也不在于科研经费的投入，因为创新、经济发展、社会生产的主动权不再在劳动者手中，而是转移至其所隶属的资本手中，即使创新的主体劳动者有创新的意识和动力也只是无用功，掌握科技主导权的是资本。而对于资本而言，获取利润的方式无非两种，一则是延长绝对工作日，提高绝对剩余价值，二来是延长相对工作日，提高超额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但在第一种方法完全可行时，即延长工作日长度，和增加劳动强度切实可行的情况下，资本会避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所面对的高风险。资本无论在逻辑、历史上，其积累的起点一定会是绝对剩余价值，因为延长绝对工作日长度、增加劳动强度的实现方式最为容易，这是资本最为依赖的方法。例如美国的某些企业在本土生产，企业战略以创新为主，通过创新来获取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但一旦其扩张至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更多的反而是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所以资本扩张往往是向劳动组织更松散、更好剥削的地方扩张。而在当下的中国，劳资关系过于优厚，企业延长绝对工作日长度和增加工作强度的行为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真正的无酬劳动，义务加班等现象，而导致这种企业依赖延长工作日、提高工作强度的形势主要源于我国的工会组织的势力难以与资本力量抗衡，即劳动者没有具有总体性力量与相资本抗衡，从资本论对于工作日缩短的描述中可看出，工作日缩短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但是当前中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暂时还不具有与企业对于工作日和薪酬谈判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劳动者面对总体资本无论是工作日长短和强度薪酬，都是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企业通过这种提高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方式获取了极大的利润，就难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高风险高投入行为上加大力度了，即当前中国企业可以不依赖于科技创新就能实现高利润，其作为创新主动权的掌控者自然时失去了对科技创新这种高风险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胡立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野下资本主义社会创新悖论[J].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03）.
[4]高策，郭淑芬.技术创新主体的演化史刍议[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3）.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