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要兜几回圈子,就像樊川这几年走过的路。2004年大学毕业以后,他顺利地进入一家银行,干起了柜员工作。此后的六年,他便经历了由柜员到客户经理、再由客户经理回归普通柜员的一番辗转。柜台里的工作比较累人,而做客户经理累的是心。柜台服务有如笼中之鸟,虽不怎么自由,然而吃喝不愁;相比来讲,客户服务得出去觅食,可是一旦驰骋开来,就如同脱了缰的野马,要想静下心来也很难了。
　　樊川在这方面倒是可以做到收放自如。他读书,读中国历史、读古典小说。身在金融行业,他却喜欢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真正沉得下心来读书的人,一般都能够拨开生活表象的迷雾,读解出社会最本质的一面。所以尽管整天与钱打交道,他却能够保持那份应有的从容与淡定,把自己钱包以外的钞票看作一张张纸。
　　银行里人们进进出出,柜台服务更是每天忙忙碌碌,人如蚂蚁一般。可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为银行职员的樊川同样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
　　看得出来,樊川其实对今天很多唯利是图的人和事都感到厌恶。在资本化的大潮中,好像人人都在朝“钱”奔,唯恐落于人后。比如本该救死扶伤的医生拿人家红包;比如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授学者走捷径,靠卖媚俗的字出书挣稿费;再比如银行里为抢到一单生意不惜丢弃人格尊严……这些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可是也只好隐而不发。这个社会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无力改变的。樊川当然深谙此理,因为很多年前他的先人就曾吃过大亏。
　　道光年间,樊川的高祖(爷爷的爷爷)曾官至副都统,镇守北京的广渠门,后因不满清政府对待英法联军入侵时的不抵抗态度,被朝廷贬谪到遥远的南方。后来中途路阻,流落河北深州,家道中落,两代人在异乡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樊川的爷爷才只身回到北京,来到琉璃厂“珍古斋”当学徒,老樊家几代人这算是兜完了一个历史性的圈子。这真有点像电视剧《胡雪岩》中主题曲唱到的:无奈何青春逝去,无奈何时运他人宰……
　　同样是兜圈子,生活在今天的人显然更为主动,且不必遭受那么多的磨难。然而,这个时代的人也有这个时代的困惑。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在转小圈,年复一年工作换来换去何尝不是在兜大圈子!樊川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在为生计忙,已经无所谓是原地画圈还是螺旋上升了。他认同奔忙中的人类有点像寻觅、搬运食物的蚂蚁,但他也在反复强调着,那些人身上其实都有着鲜活的“人性”和不同寻常的故事,只是都在等待着历史的发现或沉埋。
　　脱去工作服的樊川人也变得格外轻松起来。平时他最爱逛的就是东西琉璃厂。这里曾是他爷爷的栖身之所,也是他们全家的福地。在这里,樊川读了小学,同时也被传统文化所熏染着。最后也是在这里,他的爷爷将多年珍藏的数千件古玩珍品悉数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他坦言,如果哪天自己不用去挣命了,他就会去搞点文学或历史研究,尤其忘不了他的家学——古玩字画的收藏与鉴定,这是从他爷爷那儿传下来的真本事。他认为什么都能现代化,唯有文化不能够现代化。他甚至反对中国文字的简化运动。在古朴的琉璃厂街上,他饶有兴味地讲述着“珍古斋”过去的事情,讲述着他爷爷樊文通与张大千、徐悲鸿、启功等老艺术家的深厚友谊。这一瞬间,好像那个银行里忙碌的身影与他无关,他只关心眼下这个地方七十年前正在上演着怎样的故事……
　　生活造就了这样奇妙的人。他称自己为现代人,是因为他足够清醒地看到自身存在的第一属性是社会的而非自我的。“现代人,首先是属于社会的,然后才有自我,这个顺序不能够乱。”
　　于是,生活与工作、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智等等交织的线索投射到这个人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完整的樊川。可那些看似交织的线索被他归拢得井然有序、并行不悖。
　　明天,当他开着那辆蓝色福特福克斯驶离琉璃厂的时候,他又将沿着那个大圈圈的轨迹继续兜转, 他的身影又将被淹没在充满故事的人群里,而这些故事又将记录下怎样的蚂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