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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身份 《模仿者》 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
《模仿者》是印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岛国——伊莎贝拉从一个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地到独立的新兴国家所面临的的窘境：历史断裂、文化错位、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小说通过辛格的视角，再现了一个身处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意识之下的流散者寻找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从“模仿”的失败，到身份的“杂糅”，最后努力寻找生存的“第三空间”，辛格离奇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他者”的角色。
国内外对《模仿者》这一小说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霍米巴巴的话语体系的结构和重构理论、空间叙事理论等等。本文以《模仿者》为例，结合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中“模拟性”、“杂糅性”以及“第三空间”这三大概念对小说进行解读，以主人公辛格的视角再现了殖民地人民复杂而矛盾的身份寻觅之旅。
一.“模拟”的失败
“模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一些动物如变色龙为了躲避天敌或者寻找猎物，通过模拟周遭环境来进行伪装。在殖民话语中，它是指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采取的一种文化同化策略，在被殖民者认同侵略者的价值观的同时，他们也无意中逐渐疏远自己的本土文化。为了摆脱对方强加的身份桎梏，模仿应运而生。然而，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意识的控制下，这些殖民地人民毫无技巧地复制殖民地的文化历史，看起来像带着欧洲面具的野蛮人，他们注定失败。小说中的辛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生在一个像伊莎贝拉这样的岛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且野蛮，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奈保尔，2016：117）。辛格对自己的母国文化是没有自信的，才会让自己深陷帝国殖民的禁锢中无法自拔。当他把自己赋有印度本土特色的名字拉吉特·吉力帕辛格改为拉尔夫·辛格时，他对源文化的排斥就初见端倪。小说的开头，奈保尔开门见山地就指出了辛格骨子里对白人的钦慕和深度的效颦意识。“他（指房东）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奈保尔，2016：4）。他模仿房东夏洛克，认为他是个气度不凡、地位显赫的政客或者律师，尽管实际上他劣迹斑斑。除此之外，他还细心观察周围人的行为举止，追求跨国婚姻，目的都是试图融入这个与之格格不入的环境。在他回到母国时，即使辛格在短暂的大选胜利之后被推上权利的顶峰，然而，辛格自己明白，那些空洞华丽的口号只是一些用来蒙骗无知人民的脆弱“诡计”。刚脱离殖民的伊莎贝拉缺乏秩序，缺乏实权，不切实际地模仿前宗主国的文化政策，不着边际地搬用关于革命的空洞的术语和概念，违背了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个脆弱的新生国家一旦出现一点失误，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憧憬终于沦为泡沫，辛格等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逃亡到了伦敦和周围边边角角的郡县，过着隐姓埋名的下等生活。“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奈保尔，2016：7）。悲哀的是，辛格在这段寻觅身份的历程中展现出的是对身份认同的单一性，他所追求的是亘古不变的抽象事物。他犹如被困在巨大牢笼般蒙着眼睛往错误的方向挣扎。“我是谁”永远也无法向“我会成为谁”转变。
二.身份的“杂糅”
“殖民主义”不仅指的是一种政治、军事行为，更是人类欲望的产物。它不仅涉及物质领域的入侵，而且还涉及心理和文化身份的杂糅。“殖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占领和屈服，更多的是嫁接和杂交。移植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殖民地遍地开花，制约了原始的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之冻结乃至消失”（比尔等，2014：6）。小说中的主人公辛格无时无刻不处在身份杂糅的桎梏中。当他带着桑德拉回到小岛上，很快融入到了各个圈子，因为“身在一个随意、混乱、混杂的社会，被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事”（奈保尔，2016：51）。脱离了复杂的阶级和等级制度，预想中枯燥单调的生活被头晕目眩的阳光和眼花缭乱的社交圈所替代。辛格仿佛获得了重生。在这座曾经被他弃之如履，不愿提及的小岛上，他大肆地挥霍他的才能和野心，施展他的宏图壮志。没有人有资格质疑他，他的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即便如此，在辛格心中仍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种族鸿沟。他对妻子桑德拉的包容是病态的。桑德拉趾高气扬，拒绝被划分为“庸众”，野心勃勃却困于现实的压迫，她与任何人，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不可调解的冲突。桑德拉刻薄的语气和趾高气扬的态度令辛格深深着迷。实际上，辛格痴迷的不是那个称之为桑德拉的实体，而是她所象征的种族身份。在伦敦乏善可陈的生活中，这个“奇怪”的女人成为他的寄托，这种病态的崇拜实际上是辛格对于帝国主义的盲目迷恋，以至于他从流着帝国边缘血液的小人物身上也找到了从属感。桑德拉之于辛格，就像是母亲对于襁褓中的婴孩，这种强烈的情感是辛格对前宗主国的依赖。
三.生存的“第三空间”
根据霍米巴巴的理论，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可以大致上被划分为公众空间和私人空间。公众空间是实现西方民主和宣传殖民主义理论的首要领域，也是新兴国家进行反抗和斗争的主要场所。被殖民者因其空间等诸多复杂条件的限制难以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无家性”概念应运而生。“无家性”并不是指代一种家园破坏，无所归依的现实状态，而是指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这些移民和流亡者无法通过民族历史的回溯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将自己置身于文化的交叉点上，在各种关系的碰撞、组合中捕捉到自己临时性的居所”（Bhabha，1994：12）。“无家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打破公众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将之具体化，就是“第三空间”的概念。霍米巴巴说：“第三个空间虽然本身不可再现，但构成了表达的话语条件，它保证了文化的意义和符号没有原始的完整性和固定性，甚至同一个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譯、重新历史化和重新解释”（Bhabha，1994：37）。“通过探索这第三个空间，我们可以避免两极政治，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存在”（Bhabha，1994：38-39）。
辛格的边缘身份使得他一直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不定。虽然从小接受殖民教育，但是他却对母国文化弃之如履，心生厌恶。等待他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心驰神往的伦敦时，却因其前殖民地人的身份遭受排挤。失落的辛格鼓足勇气尝试接受西方价值观，通过模仿行为和跨种族婚姻构建了虚假的殖民者身份。当他想要找回那个原先的自己，重新去寻找母国身份时，却发现自己早就成为了“四不像”的圈外人。最后辛格因为政治失败流放伦敦，认识到灯红酒绿的大城市背后是无法消除的种族歧视和失控腐败的阶级制度，他选择了消极遁世。他的杂糅身份在写作中得以构建。
身陷模仿的模仿人，是身份丧失、自我分裂的他者;超越模仿的他者，是身份回归、自我实现的自由人。无论是小说中的辛格还是现实中的奈保尔，他们都对伦敦有着若即若离、千丝万缕的复杂情感。这个光彩的大城市背后的阴暗使他们望而却步。固然心生向往，但却备受排挤，无法真正的融人最终他们都投身于写作来寻求自我的文化身份。《模仿者》中辛格所面临的梦想破灭的惆怅、身处异乡的无措、重回故土的疏离以及漂泊流放的虚无与奈保尔的境遇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奈保尔借辛格之行表达了自身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复杂处境。
《模仿者》是印裔英籍作家维·苏·奈保尔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描述了一个虚构的岛国——伊莎贝拉从一个依附于英国的殖民地到独立的新兴国家所面临的的窘境：历史断裂、文化错位、社会混乱和政治腐败。小说通过辛格的视角，再现了一个身处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意识之下的流散者寻找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从“模仿”的失败，到身份的“杂糅”，最后努力寻找生存的“第三空间”，辛格离奇的一生都在扮演着“他者”的角色。
国内外对《模仿者》这一小说的解读主要集中在霍尔的身份认同理论、霍米巴巴的话语体系的结构和重构理论、空间叙事理论等等。本文以《模仿者》为例，结合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中“模拟性”、“杂糅性”以及“第三空间”这三大概念对小说进行解读，以主人公辛格的视角再现了殖民地人民复杂而矛盾的身份寻觅之旅。
一.“模拟”的失败
“模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一些动物如变色龙为了躲避天敌或者寻找猎物，通过模拟周遭环境来进行伪装。在殖民话语中，它是指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采取的一种文化同化策略，在被殖民者认同侵略者的价值观的同时，他们也无意中逐渐疏远自己的本土文化。为了摆脱对方强加的身份桎梏，模仿应运而生。然而，在帝国主义和殖民意识的控制下，这些殖民地人民毫无技巧地复制殖民地的文化历史，看起来像带着欧洲面具的野蛮人，他们注定失败。小说中的辛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生在一个像伊莎贝拉这样的岛上，一个不为人知的新大陆种植园，二手且野蛮，我的人生注定以错乱开始”（奈保尔，2016：117）。辛格对自己的母国文化是没有自信的，才会让自己深陷帝国殖民的禁锢中无法自拔。当他把自己赋有印度本土特色的名字拉吉特·吉力帕辛格改为拉尔夫·辛格时，他对源文化的排斥就初见端倪。小说的开头，奈保尔开门见山地就指出了辛格骨子里对白人的钦慕和深度的效颦意识。“他（指房东）喜欢摸着耳垂探着头听人说话，我觉得这样充满了魅力，便模仿起来”（奈保尔，2016：4）。他模仿房东夏洛克，认为他是个气度不凡、地位显赫的政客或者律师，尽管实际上他劣迹斑斑。除此之外，他还细心观察周围人的行为举止，追求跨国婚姻，目的都是试图融入这个与之格格不入的环境。在他回到母国时，即使辛格在短暂的大选胜利之后被推上权利的顶峰，然而，辛格自己明白，那些空洞华丽的口号只是一些用来蒙骗无知人民的脆弱“诡计”。刚脱离殖民的伊莎贝拉缺乏秩序，缺乏实权，不切实际地模仿前宗主国的文化政策，不着边际地搬用关于革命的空洞的术语和概念，违背了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个脆弱的新生国家一旦出现一点失误，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这些不可能实现的未来憧憬终于沦为泡沫，辛格等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逃亡到了伦敦和周围边边角角的郡县，过着隐姓埋名的下等生活。“当一个人的尊严被剥夺，他被要求的不是死去或者逃亡，而是找准自己的等级”（奈保尔，2016：7）。悲哀的是，辛格在这段寻觅身份的历程中展现出的是对身份认同的单一性，他所追求的是亘古不变的抽象事物。他犹如被困在巨大牢笼般蒙着眼睛往错误的方向挣扎。“我是谁”永远也无法向“我会成为谁”转变。
二.身份的“杂糅”
“殖民主义”不仅指的是一种政治、军事行为，更是人类欲望的产物。它不仅涉及物质领域的入侵，而且还涉及心理和文化身份的杂糅。“殖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占领和屈服，更多的是嫁接和杂交。移植的帝国主义文化在殖民地遍地开花，制约了原始的本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使之冻结乃至消失”（比尔等，2014：6）。小说中的主人公辛格无时无刻不处在身份杂糅的桎梏中。当他带着桑德拉回到小岛上，很快融入到了各个圈子，因为“身在一个随意、混乱、混杂的社会，被排除在外是不可能的事”（奈保尔，2016：51）。脱离了复杂的阶级和等级制度，预想中枯燥单调的生活被头晕目眩的阳光和眼花缭乱的社交圈所替代。辛格仿佛获得了重生。在这座曾经被他弃之如履，不愿提及的小岛上，他大肆地挥霍他的才能和野心，施展他的宏图壮志。没有人有资格质疑他，他的自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即便如此，在辛格心中仍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种族鸿沟。他对妻子桑德拉的包容是病态的。桑德拉趾高气扬，拒绝被划分为“庸众”，野心勃勃却困于现实的压迫，她与任何人，任何事物之间都有不可调解的冲突。桑德拉刻薄的语气和趾高气扬的态度令辛格深深着迷。实际上，辛格痴迷的不是那个称之为桑德拉的实体，而是她所象征的种族身份。在伦敦乏善可陈的生活中，这个“奇怪”的女人成为他的寄托，这种病态的崇拜实际上是辛格对于帝国主义的盲目迷恋，以至于他从流着帝国边缘血液的小人物身上也找到了从属感。桑德拉之于辛格，就像是母亲对于襁褓中的婴孩，这种强烈的情感是辛格对前宗主国的依赖。
三.生存的“第三空间”
根据霍米巴巴的理论，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可以大致上被划分为公众空间和私人空间。公众空间是实现西方民主和宣传殖民主义理论的首要领域，也是新兴国家进行反抗和斗争的主要场所。被殖民者因其空间等诸多复杂条件的限制难以取得真正的解放，因此“无家性”概念应运而生。“无家性”并不是指代一种家园破坏，无所归依的现实状态，而是指在后殖民主义的背景下，这些移民和流亡者无法通过民族历史的回溯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将自己置身于文化的交叉点上，在各种关系的碰撞、组合中捕捉到自己临时性的居所”（Bhabha，1994：12）。“无家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了打破公众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将之具体化，就是“第三空间”的概念。霍米巴巴说：“第三个空间虽然本身不可再现，但构成了表达的话语条件，它保证了文化的意义和符号没有原始的完整性和固定性，甚至同一个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譯、重新历史化和重新解释”（Bhabha，1994：37）。“通过探索这第三个空间，我们可以避免两极政治，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而存在”（Bhabha，1994：38-39）。
辛格的边缘身份使得他一直在两种文化之间徘徊不定。虽然从小接受殖民教育，但是他却对母国文化弃之如履，心生厌恶。等待他历经艰辛，终于到达心驰神往的伦敦时，却因其前殖民地人的身份遭受排挤。失落的辛格鼓足勇气尝试接受西方价值观，通过模仿行为和跨种族婚姻构建了虚假的殖民者身份。当他想要找回那个原先的自己，重新去寻找母国身份时，却发现自己早就成为了“四不像”的圈外人。最后辛格因为政治失败流放伦敦，认识到灯红酒绿的大城市背后是无法消除的种族歧视和失控腐败的阶级制度，他选择了消极遁世。他的杂糅身份在写作中得以构建。
身陷模仿的模仿人，是身份丧失、自我分裂的他者;超越模仿的他者，是身份回归、自我实现的自由人。无论是小说中的辛格还是现实中的奈保尔，他们都对伦敦有着若即若离、千丝万缕的复杂情感。这个光彩的大城市背后的阴暗使他们望而却步。固然心生向往，但却备受排挤，无法真正的融人最终他们都投身于写作来寻求自我的文化身份。《模仿者》中辛格所面临的梦想破灭的惆怅、身处异乡的无措、重回故土的疏离以及漂泊流放的虚无与奈保尔的境遇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奈保尔借辛格之行表达了自身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复杂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