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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作者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忧心”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是一本能够代表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的典型著作，该书的研究成果虽然形成于几年以前，但其基本观点在美国学界、政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美国下届领导人的竞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希拉里·克林顿有望胜出。而该书的作者之一，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就曾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出任过她的外交政策顾问，无疑，他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将会继续对希拉里发生影响。
我们常说，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难于绕过与守成大国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在这本书里，最显著的特色却是充满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以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刘建飞先生在为译书作序中郑重地提醒人们：“在关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绝不应忽略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陷阱—‘冷战陷阱’”。
该书作者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忧心”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他们认为，美国在20世纪之交以新兴大国之姿崛起时，也是雄心勃勃，而当时的守成霸主英国，却能够容忍美国的这种鹊巢鸠占，原因就在于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同样，今天由于有政治上的共同点，所以美国的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就不会在午夜辗转反侧，为如印度那样的国家崛起而担惊受怕；由于没有政治上的共同点，就必然会为中国的崛起而忧心忡忡。
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实在顽强，他们觉得，美国能够不可思议地拖垮苏联和东欧，取得“冷战”的胜利；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颜色革命”，轻而易举地让一些国家改制易帜；能够用“人道主义”干预的手段，频频发动对不喜欢国家的侵略战争；也一定能够迫使中国改变政治体制。为此，他们对过往接触加演变的政策效果非常失望，认为执政当局说得多做得少，因而未能使中国如其所愿的发生“变色”或崩溃。由此，他们还得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有意识重复苏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领导层或者政党。”认为有必要在继续坚持“接触加遏制”既定方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重心转移到加大遏制上来。
要遏制，重要的就是要举起民主的旗帜，建立一个亚太版的“民主共同体”。他们深知，亚太国家文化多元，政体多元，又已形成了数个相互交错的双边机制、多边机制，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格局下，企图一下子就建立起一个北约式的机制，毕竟不太现实。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一是巩固日美同盟。作者认为，日本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的保护，而美国要继续成为亚洲的主宰，也离不开日本的支持，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二是建立“亚洲版的安全与合作会议”。参照欧安会的模式，在东盟及中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已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塞进民主与人权这种价值观导向，尝试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迫使中国要么接受，要么遭到孤立。三是更进一步，建立“亚太民主共同体”。采取“软刀子”策略，不尝试取代亚太地区现存的双边安全条约，以免刺激中国，同时也避免一些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为难，但却在实质上构建起一个以美日韩印澳为骨干的民主共同体。作者认为，“构建一个能够发挥我们已经掌握的民主国家力量优势的多边机制要比在一个临时性、应急式的机制中进行大国博弈更为明智。”有了这样一个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促使中国向民主国家演变，一方面也更能够强有力地遏制中国崛起。
打台湾牌是这些美国智库人士更为居心叵测的一着。当前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既与台湾地区的现实相冲突，更与美国“宏大的民主和平视角”不相符，必须采取行动加以改变。首先是要把台湾当局纳入到地区外交与多边机制中去，甚至要考虑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其次是提高美台的接触级别，允许国务卿和防长访台；再有就是加大舆论力度，让美国政界和社会认同台湾已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实体”。如果这一主张被采纳，那将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使当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崩塌，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任何美国执政者都会对此三思而行，但我们却不能不予以高度警惕！
《中国的崛起—美国未来的竞争与挑战》是一本能够代表美国新保守主义对华政策的典型著作，该书的研究成果虽然形成于几年以前，但其基本观点在美国学界、政坛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现在，美国下届领导人的竞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希拉里·克林顿有望胜出。而该书的作者之一，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就曾在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出任过她的外交政策顾问，无疑，他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将会继续对希拉里发生影响。
我们常说，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往往难于绕过与守成大国的冲突，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在这本书里，最显著的特色却是充满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以致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刘建飞先生在为译书作序中郑重地提醒人们：“在关注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时候，绝不应忽略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陷阱—‘冷战陷阱’”。
该书作者有这样一个观点：美国“忧心”的不是中国崛起，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崛起。他们认为，美国在20世纪之交以新兴大国之姿崛起时，也是雄心勃勃，而当时的守成霸主英国，却能够容忍美国的这种鹊巢鸠占，原因就在于两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同样，今天由于有政治上的共同点，所以美国的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就不会在午夜辗转反侧，为如印度那样的国家崛起而担惊受怕；由于没有政治上的共同点，就必然会为中国的崛起而忧心忡忡。
作者的意识形态思维实在顽强，他们觉得，美国能够不可思议地拖垮苏联和东欧，取得“冷战”的胜利；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动“颜色革命”，轻而易举地让一些国家改制易帜；能够用“人道主义”干预的手段，频频发动对不喜欢国家的侵略战争；也一定能够迫使中国改变政治体制。为此，他们对过往接触加演变的政策效果非常失望，认为执政当局说得多做得少，因而未能使中国如其所愿的发生“变色”或崩溃。由此，他们还得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有意识重复苏联戈尔巴乔夫‘错误’的领导层或者政党。”认为有必要在继续坚持“接触加遏制”既定方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把重心转移到加大遏制上来。
要遏制，重要的就是要举起民主的旗帜，建立一个亚太版的“民主共同体”。他们深知，亚太国家文化多元，政体多元，又已形成了数个相互交错的双边机制、多边机制，在这种极为复杂的格局下，企图一下子就建立起一个北约式的机制，毕竟不太现实。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路线图”。一是巩固日美同盟。作者认为，日本的安全，离不开美国的保护，而美国要继续成为亚洲的主宰，也离不开日本的支持，这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二是建立“亚洲版的安全与合作会议”。参照欧安会的模式，在东盟及中国、印度、日本、巴基斯坦、俄罗斯、韩国和澳大利亚都已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基础上，塞进民主与人权这种价值观导向，尝试建立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迫使中国要么接受，要么遭到孤立。三是更进一步，建立“亚太民主共同体”。采取“软刀子”策略，不尝试取代亚太地区现存的双边安全条约，以免刺激中国，同时也避免一些国家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为难，但却在实质上构建起一个以美日韩印澳为骨干的民主共同体。作者认为，“构建一个能够发挥我们已经掌握的民主国家力量优势的多边机制要比在一个临时性、应急式的机制中进行大国博弈更为明智。”有了这样一个机制，一方面有利于促使中国向民主国家演变，一方面也更能够强有力地遏制中国崛起。
打台湾牌是这些美国智库人士更为居心叵测的一着。当前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既与台湾地区的现实相冲突，更与美国“宏大的民主和平视角”不相符，必须采取行动加以改变。首先是要把台湾当局纳入到地区外交与多边机制中去，甚至要考虑让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其次是提高美台的接触级别，允许国务卿和防长访台；再有就是加大舆论力度，让美国政界和社会认同台湾已是一个“成熟的民主政治实体”。如果这一主张被采纳，那将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使当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崩塌，后果不堪设想。尽管任何美国执政者都会对此三思而行，但我们却不能不予以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