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某日，某大三学生也碰到了类似的词语问题，这一回让他困惑的是“牙签”这个词。他读到史籍中称南宋著名的史氏家族“牙签最富”，也是疑窦丛生，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啊，无论是胡润富豪榜还是世界五百强，都是以金钱排座次，哪有以牙签论富贵的?要说牙签，隔壁饭店的小老板那是要多少有多少。他是有所不知啊，犯了与三百年后某学者同样的错误，没有“与时俱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用语，你不妨将那孔老夫子叫来，把鲁迅先生叫来，面对着当今“粉丝”、“杯具”、“河蟹”之类的词语，两位敬爱的老先生保证大汗淋漓，语无伦次，孔顾左右，鲁说八道，最后，一个晕倒在地，一个奔厕所去了。于是，就有了本文的话题——
　　何为经典?我们常说的儒家经典、国学经典、马列经典，何以称其为经典?“经典”一词，《汉语大字典》释为：“历来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经典”的这一含义是如何来的?不妨作一粗浅探讨。
　　“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释为：“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许慎的解释或有误，当与其没能见到早期的甲骨文有关。《说文解字》中“典”的字形已是变化后的篆书，下面的双手形状已为几案形状所替代，即原先双手捧着的一册书已变成案上放置的书，许慎遂有此解。另，古文字中，典上有竹头，更明指其源自竹简。但无论是否手捧或是几上供奉，其基本的意义大致相同，均有尊奉、敬重之义；“五帝之书”自然值得尊重。
　　简册时代的书有其特定的规制，重要的书，其形制便大，其他的则等而下之。汉王充《论衡·铭命决》：“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长二尺四寸；孝经歉半之，一尺二寸；论语策八寸，尺二寸者三分居二，又歉焉；此古制也。”其《论衡·射短篇》又说：“二尺四寸，圣人文语。”说得很明白，古制明定，最重要的圣贤著作长二尺四寸，次之则一尺二寸，再次之，仅八寸了。以简册的长短来区分书的重要与否，可说是我们祖先的一项了不起的创意，简单明了，对读书的推荐、引导作用应该是十分有效。故许慎《说文解字》所引庄都“典，大册也”的四字解释十分言简意赅，既指其形，又及其义，由形大而义大，堪称经典。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典者，尊藏之册。”从另一方面阐述了经典值得珍藏的价值。
　　再说“经”，许慎《说文解字》释为“经，织也”，故“经典”中的“经”指的当是丝织品的书，也就是帛书。中国的图书史，简册与帛书同时期盛行，称之简帛时期。帛书也称“缣书”、“缯书”。帛书特点：轻便，可卷折，易携带，易书写，面幅宽，容量大，实在是书写的好材料，尤其是用来绘画、制图，更是特具优势。无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丝织品太过贵重，难得用作书写，时人有“贫不及素”的说法可证。故仅用作写重要内容(封赏、国书、圣贤书等)，人们熟知的马王堆帛书中的帛画、地图、《老子》等即是。
　　至迟在汉代，“经”的含义已从书写物质的稀贵引申、定义为图书价值的珍贵，意义的重大，“经”便成了典籍最高等级，有所谓“五经”、“六经”，乃至“十三经”之类的概称；汉人编的百科词典《尔雅·释言》中有“典，经也”这样的阐释，“经”与“典”已可同义互释，经即是典，典即是经。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分别甩帛、纸抄写自己的著作《典论》，作为送东吴的礼物，帛抄的《典论》送了孙权，纸抄的《典论》则送大臣张昭，可见尊卑有别；也说明，即使是皇家，也不能随心所欲的用丝帛写书。
　　到了隋代，丝帛仍是珍贵得很。隋文帝杨坚立国之初朝廷向民间征集珍贵图书，开出的条件是“献书一卷，赉缣一匹”。一是用重奖鼓励民间踊跃献书，二是也证明，当时留存的珍贵图书其材质还是用丝织品的。
　　历来又有“经世济国”、“经天纬地”等说法，“经”的这一层意义即经营邦国、治理世道，立身天地，驰骋史册；指引做人、治国的典籍称之经典，与其本义也符。
　　上述，所谓经典，就是享有历史权威和盛誉，具有典范意义的，值得读的书，应该读的书，对人生国是有莫大指导意义的重要的书。
　　顺便提一下，从古沿用至今的书写计量单位——篇和卷，分别源自图书中的简册与帛书；篇是简牍的计量单位，主文义之起讫；卷是帛书的计量单位，主帛书之长短。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篇从竹简，卷从缣素。”
　　何为“牙签”?《鄞县志》有载：该地世家大族史氏，家藏“牙签最富”。史氏在南宋居相称雄，盛极一时，民间有传说，全国的中秋节都在八月十五过，而宁波的中秋节则一定是在八月十六过的。其所以有别于各地乃是因为当年为了等候从京城临安赶回来过节的史相国，推迟了一天，遂沿为民俗。当地方志何以单表其家“牙签最富”?难道是相府家每天大鱼大肉，朱门酒肉臭，故而牙签的用量也大得惊人?自然不是。今天的年青人或许不知，这“牙签”，在古代指的就是图书典籍，且使用的频率相当的高——
　　唐韩愈有《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称赞唐代著名的藏书家邺侯：“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南唐后主李煜《题金楼子后》诗有“牙签万轴裹红绡，王粲书同付火烧”，说的都是指图书收藏之多。
　　清代鲍廷博《挽汪鱼亭比部》诗有“整整牙签万轴陈，林间早乞著书身”，汪鱼亭，即汪宪，清代杭州著名藏书楼振绮堂的主人。瞿中溶《挽顾抱冲茂才》诗：“嗟嗟顾君好读书，百万牙签皆玉轴。宋刊元印与明钞，插架堆床娱心目。”顾抱冲即顾广圻，清著名学者、藏书家。还是说的其藏书之富。
　　图书而称之“牙签”，缘由何在?乃是因为古代图书早期形态多为卷轴，卷轴上悬挂的标签牌又多用象牙或兽骨制作，以区分甲乙，利于检索，后遂指代图书。“牙签”的名让图书占了。那么，古人真正用来饭后剔牙使用的牙签在当时叫什么?我们的祖先曾经使用牙签吗?
　　答案是，我们的先人有很好的卫生习惯和口腔保健传统。《礼记·曲礼上》有“毋刺齿”一说，意思是与人共食时，饭桌上要注意形象礼节，不要当众剔牙。西晋时，牙签叫“剔齿”或“剔齿签”，此后，也有称“剔牙杖”、“牙杖”、“挑牙”或“柳杖”等。明清时牙签一般以槐、柳木制成，奢华的则以金银、象牙等制成。嘉靖时严嵩垮台，抄没家产时的清单中有“乌银各色剔牙杖一百一十七副，共重三十两零四钱”的记载。清雍正十年养心殿造办处档案有“柳木牙杖二千支”记载。
　　直至晚清，名臣李鸿章手书对联“读遍牙签三万轴，坐想蓬山二十秋”，其中的“牙签”还是指的图书。
　　梨枣是什么?先说一桩近闻。风靡视屏的央视《百家讲坛》某教师名嘴，在讲到清代纪晓岚奉旨编《四库全书》时引用了乾隆的圣谕：“寿之梨枣，以广流传。”该名嘴解释说：“皇上鼓励大家献书，国家要表扬你，对你进行适当的补偿，给你俩小钱，买吃食去。”在这里，名嘴是把“梨枣” 当作零食指代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清代那位大师级人物袁枚《秋夜杂诗》之九：“吾少也贫贱，所志在梨枣。”可以解释为这位袁大师小时候志向并不高，家贫贱，半饥不饱，所以嘴特馋，每天尽想着吃零食，吃肯德基、麦当劳。笔者想起了小时候，应该是在20世纪60年代，每逢父亲吃中药，小眼睛总是巴巴地盯着药罐子，因为药渣里有六枚红枣，虽然已煎了三遍，总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红枣的昧在；有时候，这六颗红枣还不能独吞，得几位兄弟分享。那时候缺钱少零食，真是馋嘴得很，每每听得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咱亲人尝一尝”的插曲，口水便不争气地流下来。问题在于，不仅仅是小孩子，大人也馋着这“梨枣”。明代的谈迁在其《北游录·上吴骏公太史书》中表述了对梨枣的饥渴：“饥梨渴枣，遂市阅户录，尝重研百里之外，苦不堪述。”作为成人，作为严肃学者的谈迁，他不该如此嘴馋啊!
　　谜底该揭开了。原来，上述三例中的“梨枣”，指的皆是图书!图书而称之“梨枣”，其源由就是中国的印刷术。作为印刷术的故乡，由唐宋而明清，中国的版刻印刷都是把字先刻在木板上再印刷的，这刻字的板材便十分的关键，质地要宜于镂刻，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易于保存，利于反复使用，因此又要不易变形、开裂、虫蛀。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梨树和枣树是比较理想的刻印材料，不仅品质符合刻板要求，且取材也容易，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能便利获取。于是，“梨枣”就成了图书的又一称呼。历史上又有“灾梨祸枣”的成语，指的便是印刷垃圾的泛滥，徒然浪费了好资源。
　　也于是，我们可以很顺当地解释上述三例。在乾隆，他老人家是想告诉天下子民，你们要踊跃响应朝廷的号召，把家藏的好书献出来。这些珍贵的典籍放在家里难免不测，而朝廷则可以通过印刷来延续它的寿命，以避免天灾人祸的侵害；并化一为千百，广泛传播，利于天下学子。在袁枚，他是说小小少年便已志存高远，虽家贫少书，仍不改勤学好读。要不，他怎么12岁时便脱颖而出中了秀才!在谈迁，他的苦恼是因为当时他正在编著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国榷》，需要大量的资料。其不辞辛苦奔走各地，如饥似渴求访，一路碰撞，多年艰辛，遂有“苦不堪述”之说。
　　中华文明的传承，有赖于我们持续的尊崇经典，珍藏牙签，饥渴于梨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