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深义的头发已经白了三分之一，但是精神比去年好了很多。
　　马深义是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的一名艾滋病患者，十几年前因为卖血染病。2001年妻子艾滋病发作去世以后，他与3个孩子相依为命，其中二女儿马茹和小儿子马占朝也是艾滋病患者。
　　今年是回访的第10个年头，马茹18岁，马占朝也已经14岁了。
　　“感觉这一年也没啥变化，”马深义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背倚着门框，手紧紧地揣在兜里。
　　去年从广东回来以后，马深义就再没出去打工——身体不好，适应不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今年种了一年庄稼，收了三四千斤小麦，五六千斤玉米，“卖个万八千，除去化肥、种子，剩下来几千块钱，还是不如打工挣得多。”
　　冬天地里没活，马深义跟同村的一个工头到附近的工地上去当小工，一铲一铲往搅拌机里放沙子，一天能挣个八九十块钱。“孩子长大了，开销也越来越大，我就光想着出去干点活，我干的重体力活还是比较多，身体还能承受。”

活一天扒蹬一天

　　马深义心里憋着一股劲，他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现在住的这间屋子已经十几年了，阴暗返潮，墙皮都脱落了。马深义想明后年把房子翻盖一下，盖成两层小楼。“我有这个病，一年不如一年，一旦发病了，谁给孩子操这个心，我得给他盖。”
　　盖房子再加上装修一共得需要十几万块钱，这给马深义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我有种争强好胜的心情，其他人你弄得好，我比你弄得还好。”
　　村子里有一批跟马深义同样遭遇的人，其中几个破罐子破摔，每天喝酒不干活，“我跟他们想法不一样，我活一天就得扒蹬一天，给小孩子创造财富，人活一天不干活，时间就白白浪费了，年轻的时候不干活，等到老了想干也干不了了。”
　　可能跟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关，马深义今年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前检查身体，他的免疫力有六七百。

　　大女儿马可（化名）两年前结婚，跟着丈夫在北京的一个小村落里开了一间小超市，但是今年马可跟丈夫分开了。“她跟男人合不来，细节我也不知道，老人很多时候干涉不了，只能劝劝她，也没有用，倔得不行。”马可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曾经给马深义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现在这点安慰也破灭了。
　　二女儿马茹去年就不上学了，闲在家里，“之前跟别人一起卖衣服，别人嫌她不行，不让她干了。”马深义还没有学会跟这个慢慢长大的姑娘交流，“她跟我沟通不多，女孩子跟我也不好沟通”，这句话他重复了三遍。
　　马深义老觉得自己连累了孩子们，“干活的时候不想这个事，不干活的时候在家里老想。”

想上趟北京

　　今年五六月份，玉米秧刚种上的时候，”北京一位陈女士给马深义打来电话，说她看了关于马深义一家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想请他们到北京玩，带他们去天安门。这个提议让马深义心动了，占朝一直想看看天安门，看看长城。
　　暑假过后，马占朝到离家四里外的中学去读书。“他说骑车子蹬得腿疼，我就给他买了一个电动车。”马深义用手比划着儿子的身高，“他都到我脖子了，站在我跟前，感觉比我低不了多少。”
　　过去马占朝的学习成绩是马深义的一大骄傲，简陋的屋子里，整整一面墙的奖状格外抢眼。初中以后，进入了调皮叛逆的青春期，马占朝成绩下滑得厉害。“我说他，大哥哥大姐姐都看见你这些奖状了，你将来考不上大学，你说你咋交待啊？他光笑，不吭声。”
　　大女儿留在家里的一台智能手机成了马深义的一块心病，马占朝放学回家就拿着玩游戏，马深义怕他把心思全花在这个上面，不好好学习，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控制。
　　马占朝从来不跟马深义说学校的事，平常聊天就说说哪里哪里又打架了，马深义很担心儿子会掺和进去，不走正路。
　　可能是这么多年一直一个人带孩子，马深义对孩子倒是很有耐心，“我从来都不凶他，都是慢慢说，不过没什么作用。”
　　“他脑瓜可聪明哩，好奇心重，好多东西都能卸开再装上，就是不好好干，玩性大。”虽然是责备，马深义的语气却很温和。我们说想见见占朝，他头往外扬了扬，“骑车找同学玩去了，天黑才能回来。”
　　马深义最大的心愿，就是趁自己还有能力，把马占朝好好养大。“我也没啥事，你到这跟我聊聊天，我心情就好得多。”马深义送我们走出堂屋，阳光下的院子比屋里还要暖和，一只黑白花的小猫懒洋洋地卧在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