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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日，同美国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周文重卸任中国驻美大使，告别华盛顿。在踏上回国飞机的那一刻，他心中暗自感慨：肩上的担子终于卸下来了。
逾40年的外交生涯，四次赴美上任，这位儒雅沉着的外交官几乎见证并经历了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以至于有人称他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先生，其压力与挑战可以想见。只不过，那时的他或许并未料到，一年之后，他背负的压力和挑战其实依然不减，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20u年4月13日，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即将举行，其背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周文重。事实上，在回国不过4个月后的2010年7月，周文重已正式接替老同学龙永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第四任秘书长。
在成立10年之后，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早已众所周知，这个由26个亚洲国家共同发起的民间组织既成为亚洲各界人士交流思想、凝聚共识、孕育机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以至于博鳌，这个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人海口的那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小镇，都因此而名噪中外。
但如果说，博鳌亚洲论坛过去十年的最大成就，是被广泛认可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那么，周文重显然预备引领它将“之一”二字都去掉。做外交官时的他，一直被评价为“思维敏捷，工作严谨细致，有很强的开拓创新意识”，事实上，如今这种创新正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展现，这位外交官出身的秘书长，除了“立足亚洲”，显然更明白该如何“面向世界”，二者组合，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一贯宗旨。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
2010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论坛理事会当选，更多的新面孔出现，一直在关注论坛的人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来自亚洲之外的前政要明显增加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不久前去世，正讨论补选中)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赫然在列。作为所在国和地区的资深政治家，他们显然都具有很高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如此变化被周文重解读为“为博鳌论坛走向世界创造了好的条件，为论坛面向世界发出亚洲的声音创造了条件”。
“论坛当然立足亚洲，但讨论的问题不应该仅限于亚洲。亚洲是在世界大环境中发展的，要的是互利共赢，必须和世界互动。而且亚洲之外的国家也很关注亚洲的发展，与愿意和亚洲交流互动，建立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愿意为所有关心亚洲的人士提供参与的平台。”周文重对《中外管理》强调说。
事实上，就欧美参会嘉宾的规格和影响力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是许多国际论坛无法企及的。每年出席年会的近2000名代表中，亚洲、欧美和中国的代表比例大体相当，周文重能感受到，由于亚洲和中国市场日益突显的重要性，欧美跨国公司领导人出席年会的热情之高。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色也将在即将进行的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中得以进一步彰显。无论从议题的设置、讨论的内容、嘉宾的构成上，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特色都将进一步突出。而这一点，来自于周文重对“变”的深刻感知。
“形势在变。”他说。而变化之一即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就在2010年，曾经不可撼动的亚洲经济老大日本让出了头把交椅，而与此同时，印度、印尼以及超越日本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快速跑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世界上，今天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发言权都已经大不同于以往。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在研究地区合作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兴经济体的引领作用。”周文重说。实际上，博鳌亚洲论坛甚至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亚洲，而将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区域外的新兴经济体都纳入视野。近年来，来自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数量有上升之势。而年会关于亚洲和垒球经济的话题，也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新兴经济体。
发展，需要包容
周文重认为：从根本上讲，任何论坛都只不过是个平台，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这就好像是看戏，观众关注的是演员和戏，而不是舞台。论坛的宗旨是搭建好平台，推动政府领导人与企业界和各界民间人士的对话，这才是关键。
也因此，他格外注重“贴近现实”。让论坛关注的题目真正对大家有用。
这当然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大国小国关注的重点自然有差异，于是，统筹就成为论坛组织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过眼下，周文重对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主题颇感满意——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这是在征求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经由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讨论后决定的。“目前来讲，包容性发展是大家都关注的，尤其是亚洲国家。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包容性发展就是说发展的红利要让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就地区来讲，发展带来的利益要让所有国家都能共享。对亚洲国家来说，包容性发展是当前大家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他对《中外管理》说。
在周文重看来，经济高速发展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公正与机会平等上已经相当重要，论坛希望通过讨论为塑造亚洲新的发展观探寻一种思路，并探讨如何将其转化为政策与行动。围绕这一主题，2011年年会将设置约20个主要议题，以全体大会、分会、早／午餐会、电视辩论、圆桌会议等形式进行互动讨论，涉及世界经济展望、美欧金融监管、资本流动、“十二五”规划政策解读、新能源汽车等众多领域。
其实，就连博鳌亚洲论坛的智力机构——博鳌研究院都越来越“包容”。这一成立于2004年的机构，在新近进行了改组，有了新的领导班子，也进一步充实了研究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其职能的进一步扩展。那就是：为促进亚洲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平台；同时，研究院还将在培训、有关公共政策的合作研究等领域同亚洲各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进行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亚洲银行等，都是博鳌研究院的密切合作伙伴。
“我们论坛本身想把研究院做大，这要有个过程，但首先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发挥外脑的作用，根据我们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找到大家所关注的题目，或者共同做，或者请别人来做，各种方式都可以讨论。”周文重不排除任何合作形式。
将官方视角与企业需求连接起来
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还将以特殊的方式来迎接民营企业家们——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这是其成立10年来，首次单独设置这样的交流形式。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何“走出去”的话题，更让周文重挂心。
在美国多年，周文重发现：许多西方前政要在卸任之后会成立各种各样的顾问公司，为各类企业的投资提供指导和咨询。诸如大名鼎鼎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莱特等，他们通常会带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前政府官员，给企业提供各种评估。比如：某个企业想到非洲去，就会请他们帮忙评估一下这个地区的安全性，从美国和非洲的双边关系考虑给出利弊的建议。而一旦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遇到问题，想跟这个国家的官员见面，这些前政要们通常也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帮忙搭桥。
但在中国，这样的中介机构是空缺的。
尽管政企应该分开，但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重点必然与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其“走出去”的方向也需要和国家外交政策一致，效果才更好。政府如今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宏观的指导，但企业需要的帮助可能更具体。
“民营企业和政府的沟通现在还不是那么畅通。”周文重说，“而在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研究的。我觉得需要机制化，今后可能需要把中介发展起来。现在咨询公司有，但也不是太多，而且缺乏权威性、全球视野和国家导向。”
博鳌亚洲论坛本身是个非营利机构，但这并不妨碍它充当一条纽带，将官方资源和视角与企业需要连接起来。在周文重看来，这个突破点，在举办区域小论坛上。
“我们年会的题目是比较宏观的，但我们可以和国内或国外有关机构联合做一些专题的论坛，比如可以做‘中国民营企业怎么走出去’，谈谈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到那些国家后和谁来联系。论坛期间也可以邀请国外当地的政要参加，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和他们认识的机会。”周文重说。
事实上，这样的动作已经开始了。
2011年7月，博鳌亚洲论坛就将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珀斯举办一个论坛，主题就是资源贸易。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盛产液化天然气、铁矿石、煤等资源，我国的进口数量很大。但现在中国很多钢铁企业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渠道并不多，虽然澳大利亚和我国一些钢厂形成了供货关系，但定价权基本掌握在必和必拓等大公司手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纠结问题。本次论坛，希望借由此次交流探讨解决之道。
不错，和我们的企业一样，博鳌亚洲论坛也正在从博鳌“走出去”，与全球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诸如此类，我们以后还可以逐步去做。”周文重满怀憧憬道。
责任编辑：杨光
逾40年的外交生涯，四次赴美上任，这位儒雅沉着的外交官几乎见证并经历了中美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以至于有人称他为中美关系中的关键先生，其压力与挑战可以想见。只不过，那时的他或许并未料到，一年之后，他背负的压力和挑战其实依然不减，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
20u年4月13日，以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即将举行，其背后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正是周文重。事实上，在回国不过4个月后的2010年7月，周文重已正式接替老同学龙永图，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的第四任秘书长。
在成立10年之后，博鳌亚洲论坛的影响力早已众所周知，这个由26个亚洲国家共同发起的民间组织既成为亚洲各界人士交流思想、凝聚共识、孕育机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平台。以至于博鳌，这个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人海口的那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小镇，都因此而名噪中外。
但如果说，博鳌亚洲论坛过去十年的最大成就，是被广泛认可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那么，周文重显然预备引领它将“之一”二字都去掉。做外交官时的他，一直被评价为“思维敏捷，工作严谨细致，有很强的开拓创新意识”，事实上，如今这种创新正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展现，这位外交官出身的秘书长，除了“立足亚洲”，显然更明白该如何“面向世界”，二者组合，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的一贯宗旨。
立足亚洲，面向世界
2010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新一届论坛理事会当选，更多的新面孔出现，一直在关注论坛的人们会发现，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来自亚洲之外的前政要明显增加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不久前去世，正讨论补选中)和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赫然在列。作为所在国和地区的资深政治家，他们显然都具有很高的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如此变化被周文重解读为“为博鳌论坛走向世界创造了好的条件，为论坛面向世界发出亚洲的声音创造了条件”。
“论坛当然立足亚洲，但讨论的问题不应该仅限于亚洲。亚洲是在世界大环境中发展的，要的是互利共赢，必须和世界互动。而且亚洲之外的国家也很关注亚洲的发展，与愿意和亚洲交流互动，建立更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愿意为所有关心亚洲的人士提供参与的平台。”周文重对《中外管理》强调说。
事实上，就欧美参会嘉宾的规格和影响力而言，博鳌亚洲论坛是许多国际论坛无法企及的。每年出席年会的近2000名代表中，亚洲、欧美和中国的代表比例大体相当，周文重能感受到，由于亚洲和中国市场日益突显的重要性，欧美跨国公司领导人出席年会的热情之高。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色也将在即将进行的2011年亚洲博鳌论坛中得以进一步彰显。无论从议题的设置、讨论的内容、嘉宾的构成上，亚洲和新兴经济体特色都将进一步突出。而这一点，来自于周文重对“变”的深刻感知。
“形势在变。”他说。而变化之一即在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就在2010年，曾经不可撼动的亚洲经济老大日本让出了头把交椅，而与此同时，印度、印尼以及超越日本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快速跑步，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世界上，今天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发言权都已经大不同于以往。
“所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在研究地区合作时，也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新兴经济体的引领作用。”周文重说。实际上，博鳌亚洲论坛甚至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亚洲，而将俄罗斯、南非、巴西等区域外的新兴经济体都纳入视野。近年来，来自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数量有上升之势。而年会关于亚洲和垒球经济的话题，也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新兴经济体。
发展，需要包容
周文重认为：从根本上讲，任何论坛都只不过是个平台，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这就好像是看戏，观众关注的是演员和戏，而不是舞台。论坛的宗旨是搭建好平台，推动政府领导人与企业界和各界民间人士的对话，这才是关键。
也因此，他格外注重“贴近现实”。让论坛关注的题目真正对大家有用。
这当然并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各个国家情况不同，大国小国关注的重点自然有差异，于是，统筹就成为论坛组织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不过眼下，周文重对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的年会主题颇感满意——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这是在征求了很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并经由博鳌亚洲论坛理事会讨论后决定的。“目前来讲，包容性发展是大家都关注的，尤其是亚洲国家。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包容性发展就是说发展的红利要让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共享；就地区来讲，发展带来的利益要让所有国家都能共享。对亚洲国家来说，包容性发展是当前大家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他对《中外管理》说。
在周文重看来，经济高速发展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公正与机会平等上已经相当重要，论坛希望通过讨论为塑造亚洲新的发展观探寻一种思路，并探讨如何将其转化为政策与行动。围绕这一主题，2011年年会将设置约20个主要议题，以全体大会、分会、早／午餐会、电视辩论、圆桌会议等形式进行互动讨论，涉及世界经济展望、美欧金融监管、资本流动、“十二五”规划政策解读、新能源汽车等众多领域。
其实，就连博鳌亚洲论坛的智力机构——博鳌研究院都越来越“包容”。这一成立于2004年的机构，在新近进行了改组，有了新的领导班子，也进一步充实了研究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其职能的进一步扩展。那就是：为促进亚洲智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一个平台；同时，研究院还将在培训、有关公共政策的合作研究等领域同亚洲各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进行合作，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目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亚洲银行等，都是博鳌研究院的密切合作伙伴。
“我们论坛本身想把研究院做大，这要有个过程，但首先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发挥外脑的作用，根据我们地区经济发展的变化找到大家所关注的题目，或者共同做，或者请别人来做，各种方式都可以讨论。”周文重不排除任何合作形式。
将官方视角与企业需求连接起来
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还将以特殊的方式来迎接民营企业家们——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这是其成立10年来，首次单独设置这样的交流形式。尤其是民营企业如何“走出去”的话题，更让周文重挂心。
在美国多年，周文重发现：许多西方前政要在卸任之后会成立各种各样的顾问公司，为各类企业的投资提供指导和咨询。诸如大名鼎鼎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莱特等，他们通常会带领一个团队，成员都是前政府官员，给企业提供各种评估。比如：某个企业想到非洲去，就会请他们帮忙评估一下这个地区的安全性，从美国和非洲的双边关系考虑给出利弊的建议。而一旦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遇到问题，想跟这个国家的官员见面，这些前政要们通常也可以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帮忙搭桥。
但在中国，这样的中介机构是空缺的。
尽管政企应该分开，但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重点必然与国家政策导向息息相关，其“走出去”的方向也需要和国家外交政策一致，效果才更好。政府如今虽然可以提供一些宏观的指导，但企业需要的帮助可能更具体。
“民营企业和政府的沟通现在还不是那么畅通。”周文重说，“而在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上，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研究的。我觉得需要机制化，今后可能需要把中介发展起来。现在咨询公司有，但也不是太多，而且缺乏权威性、全球视野和国家导向。”
博鳌亚洲论坛本身是个非营利机构，但这并不妨碍它充当一条纽带，将官方资源和视角与企业需要连接起来。在周文重看来，这个突破点，在举办区域小论坛上。
“我们年会的题目是比较宏观的，但我们可以和国内或国外有关机构联合做一些专题的论坛，比如可以做‘中国民营企业怎么走出去’，谈谈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什么帮助，到那些国家后和谁来联系。论坛期间也可以邀请国外当地的政要参加，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和他们认识的机会。”周文重说。
事实上，这样的动作已经开始了。
2011年7月，博鳌亚洲论坛就将在澳大利亚西部的珀斯举办一个论坛，主题就是资源贸易。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盛产液化天然气、铁矿石、煤等资源，我国的进口数量很大。但现在中国很多钢铁企业进口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渠道并不多，虽然澳大利亚和我国一些钢厂形成了供货关系，但定价权基本掌握在必和必拓等大公司手里，已经出现了不少纠结问题。本次论坛，希望借由此次交流探讨解决之道。
不错，和我们的企业一样，博鳌亚洲论坛也正在从博鳌“走出去”，与全球各种资源进行对接。“诸如此类，我们以后还可以逐步去做。”周文重满怀憧憬道。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