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6月，《国务院关于继续积极稳妥地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这时，我刚刚来到了原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为第二次全国房改会议做准备。10月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见第二次全国房改工作会议代表时，发表讲话：“房改中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各地情况又不一样，既要有一个大气候，也不能操之过急。贵在走出第一步。”
　　其时，上海正在推行优惠售房，每平米建筑面积基价仅为250元，全国各地也有效仿。但就在这时，有人认为，住房是国有资产，只有按照商品价格出售，才是合理的，否则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反对优惠售房。
　　1992年，我专门做了两项研究。第一，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职工收入较快提高，其中已经包含有部分住房消费因素，但含量不足。所以个人应当承担部分房价，但不应当是商品价格。也就是说，国家应该优惠售房。
　　其实，如果不出售，每年光维修就需要80个亿。说得极端点，即使不出售，直接送给老百姓，也能节省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而优惠售房可以盘活存量，让更多的资金流动起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第二，通过测算，1978年住房实物分配规模约为46个亿，到了1990年代，这一规模变为800多个亿。也就是，如果当初完成房改，只需要40多个亿，但现在则需要800多个亿。我的结论是“房改越推迟，改革的成本就越高。”
　　就在各方意见难以统一，导致房改工作几乎陷于停滞时，1992年n月份，我犯了一个“错误”——以所在的国务院房改办政策指导处的名义，直接给朱镕基同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谈到当时房改的状况和问题。
　　结果，得到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批示。李鹏总理也指示。要抓紧研究房改问题。此后，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志峰的直接带领下，国务院房改办召开了近百次座谈会，广泛听取专家学者、部委和地方同志们的意见，开始起草房改决定，筹备第三次房改工作会议。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年，在国务委员李铁映的办公室，李铁映指着桌上的水杯说：“准市场经济条件下，我这个杯子能值多少钱?取决于购买的人愿意出多少钱，没有人买，它一文不值。”我借此延伸道，在计划经济下，它是国有资产，价格就是核算的成本；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价格就是“成本 利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价格取决于有效需求。这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台理的公房出售价格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993年12月，第三次全国房改工作会议召开。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出台。它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是第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