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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重庆市政府代表上台答辩。”在主持人的邀请下，重庆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李殿勋从容上台。面对100多位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质疑，他气定神凝、应答如流。经过一番唇枪舌战，重庆市“创建法治政府4项制度”从25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2006年1月14日，人民大会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重庆市政府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捧着沉甸甸的奖杯，李殿勋感慨万千。
＞＞ 直辖前后，征地拆迁，“三金”、“三乱”愈演愈烈，群众四处上访。看着那些上访者无助的眼神，他萌发了创新政府管理、统筹制度安排的念头。
学历史和法律出身的李殿勋，直辖前后，先后在征地农转非工作组、代管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直辖市筹备衔接办公室、整顿金融“三乱”办公室、发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以及经开区管委会工作。
李殿勋笑称自己是个“临时工”，频繁地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可就是这些“临时性的工作”，磨砺了他的观察力、辨析力，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其间，他接触了大批中央机关的官员，也接待了大批上访群众，一种强烈的民本意识渐渐滋生。一次，一位老农大老远找到他讨说法。原来，老农土地被征，征地补偿金迟迟没有足额到位，老农拿着各部门的“红头文件”上门讨要，却四处碰壁。无奈之下，他走上了上访之路。
文件打架，百姓遭殃！李殿勋非常同情这位老农的处境，却又爱莫能助。看着上访群众无助的眼神，他开始思考：能不能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和创新？
2002年，李殿勋上挂到国务院法制办锻炼。那个念头一直缠绕在他心头，他一边熟悉相关业务，一边积极充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新理念，“如果说以前的政府管理是‘放权让利’，那么如今政府管理的核心应该是‘限权收利’”。
一年后，李殿勋就任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从此，他站到了政府自身改革创新的前沿。
＞＞ “文件打架”、“信息封锁”、“官员惰政”等顽症像“牛皮癣”一样久治难愈。他说，绝不能让伤人的老虎出笼，该给官员念念“紧箍咒”了。
打造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问题纷繁复杂，法制办该从何入手？
基层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李殿勋的注意：某部门为了扶持当地企业，发了一纸“红头文件”，要求将某品牌矿泉水作为下属单位“指定用水”，结果，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
“绝不让吃人的老虎出笼，是该给官员念念‘紧箍咒’了。”李殿勋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些因“文件打架”、“信息封锁”、“官员惰政”而上访的群众的身影。
在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决定从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入手，寻求制度上的突破。理清思路后，李殿勋带着一帮人深入10多个区县进行缜密的调研，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份凝聚法制办上上下下心血和智慧的“创建法治政府4项制度”的报告送到了市政府领导手中。
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逐条审核，2004年，法制办一口气推出的4项制度（即《重庆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被一一通过，并以市政府的名义于当年7月强制执行。
这些制度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不用翻资料，李殿勋信手拈来——
2004年9月25日，石柱县下路镇牛栏口大桥上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49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事故发生后，市长王鸿举启动了行政首长问责制。事故发生的次月，石柱县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成为第一位因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行政“一把手”。
2005年4月26日，重庆市物价局就轻轨二号线票价举行听证。听证会上，6位市民代表反映15元的票价太高，希望降低车票并实行分段计价。会后，轻轨公司将票价调整为全程5元并实行分段计价。此举得到群众一片赞誉。
…………
＞＞ 认不到门，找不到人，说不完的好话，跑不完的腿，这是建设领域审批中存在多年的痼疾。当一位业主因３年办不完审批手续而坐地痛哭时，他认识到超难度改革要开始了。
在2003年的重庆市“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强烈呼吁改革建设领域审批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建言：我市建设领域审批程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说起这事，李殿勋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位业主因3年办不完手续而坐在地上痛哭，我知道，超难度改革要开始了……”
2004年下半年，市政府成立了法制办牵头，监察局、发改委、建委、国土局、规划局5个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但是由于部门之间分歧较大，多次在会议上发生争执，改革一度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李殿勋冷静平和的心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急不躁，在研究建设领域几十年来改革的历程后，他发现不外乎有3种改革方式：动场地、动机构和动权力。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动场地，会流于形式；动机构，又会八面树敌；动权力，更会久拖不绝”。能不能独辟蹊径？如果只从运行机制上进行改良，可不可行？
一条创新思路由此产生。
为此，李殿勋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学田湾到两路口，有3条路可走，在不改变目的地、不动路标、不动周围建筑物的情况下，我可以改变运行轨道，找一条捷径，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为了把创新进行到底，法制办会同监察局等先后召开协调会20多次，召开论证会40多次，修改方案10多次。
2005年10月19日，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终于通过了改革方案。市长王鸿举高兴地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2006年1月1日起，建设领域5大环节并联审批制度正式施行，平均审批时间由过去的350个工作日缩至110个工作日左右，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办事负担”减轻了一半以上。
创新者的脚步永不停息。在成功推出并联审批改革的同时，李殿勋又顺势而为，于2006年底推出了执法联动、区县扩权、乡镇转型3项改革，对我市三级政府运行做了一次系统变革。
说起政府创新的下一个目标，李殿勋平静地说：“再用10年时间，打造一个权力法定、行为规范、运行高效、讲究诚信、注重节约、高度廉洁的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
2006年1月14日，人民大会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重庆市政府获得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捧着沉甸甸的奖杯，李殿勋感慨万千。
＞＞ 直辖前后，征地拆迁，“三金”、“三乱”愈演愈烈，群众四处上访。看着那些上访者无助的眼神，他萌发了创新政府管理、统筹制度安排的念头。
学历史和法律出身的李殿勋，直辖前后，先后在征地农转非工作组、代管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直辖市筹备衔接办公室、整顿金融“三乱”办公室、发展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组以及经开区管委会工作。
李殿勋笑称自己是个“临时工”，频繁地从一个岗位换到另一个岗位。可就是这些“临时性的工作”，磨砺了他的观察力、辨析力，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
其间，他接触了大批中央机关的官员，也接待了大批上访群众，一种强烈的民本意识渐渐滋生。一次，一位老农大老远找到他讨说法。原来，老农土地被征，征地补偿金迟迟没有足额到位，老农拿着各部门的“红头文件”上门讨要，却四处碰壁。无奈之下，他走上了上访之路。
文件打架，百姓遭殃！李殿勋非常同情这位老农的处境，却又爱莫能助。看着上访群众无助的眼神，他开始思考：能不能从制度层面进行规范和创新？
2002年，李殿勋上挂到国务院法制办锻炼。那个念头一直缠绕在他心头，他一边熟悉相关业务，一边积极充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新理念，“如果说以前的政府管理是‘放权让利’，那么如今政府管理的核心应该是‘限权收利’”。
一年后，李殿勋就任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党组书记，从此，他站到了政府自身改革创新的前沿。
＞＞ “文件打架”、“信息封锁”、“官员惰政”等顽症像“牛皮癣”一样久治难愈。他说，绝不能让伤人的老虎出笼，该给官员念念“紧箍咒”了。
打造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问题纷繁复杂，法制办该从何入手？
基层发生的一件事引起了李殿勋的注意：某部门为了扶持当地企业，发了一纸“红头文件”，要求将某品牌矿泉水作为下属单位“指定用水”，结果，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
“绝不让吃人的老虎出笼，是该给官员念念‘紧箍咒’了。”李殿勋由此及彼，举一反三，脑海里不时浮现出那些因“文件打架”、“信息封锁”、“官员惰政”而上访的群众的身影。
在市政府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决定从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入手，寻求制度上的突破。理清思路后，李殿勋带着一帮人深入10多个区县进行缜密的调研，在较短的时间内，一份凝聚法制办上上下下心血和智慧的“创建法治政府4项制度”的报告送到了市政府领导手中。
经过市政府常务会议逐条审核，2004年，法制办一口气推出的4项制度（即《重庆市政务信息公开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重庆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审查登记办法》、《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被一一通过，并以市政府的名义于当年7月强制执行。
这些制度的威力到底有多大？不用翻资料，李殿勋信手拈来——
2004年9月25日，石柱县下路镇牛栏口大桥上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49条鲜活的生命瞬间消逝。事故发生后，市长王鸿举启动了行政首长问责制。事故发生的次月，石柱县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成为第一位因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行政“一把手”。
2005年4月26日，重庆市物价局就轻轨二号线票价举行听证。听证会上，6位市民代表反映15元的票价太高，希望降低车票并实行分段计价。会后，轻轨公司将票价调整为全程5元并实行分段计价。此举得到群众一片赞誉。
…………
＞＞ 认不到门，找不到人，说不完的好话，跑不完的腿，这是建设领域审批中存在多年的痼疾。当一位业主因３年办不完审批手续而坐地痛哭时，他认识到超难度改革要开始了。
在2003年的重庆市“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强烈呼吁改革建设领域审批程序。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建言：我市建设领域审批程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说起这事，李殿勋深有感触地说：“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位业主因3年办不完手续而坐在地上痛哭，我知道，超难度改革要开始了……”
2004年下半年，市政府成立了法制办牵头，监察局、发改委、建委、国土局、规划局5个部门参与的领导小组，但是由于部门之间分歧较大，多次在会议上发生争执，改革一度陷入僵局。
关键时刻，李殿勋冷静平和的心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急不躁，在研究建设领域几十年来改革的历程后，他发现不外乎有3种改革方式：动场地、动机构和动权力。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动场地，会流于形式；动机构，又会八面树敌；动权力，更会久拖不绝”。能不能独辟蹊径？如果只从运行机制上进行改良，可不可行？
一条创新思路由此产生。
为此，李殿勋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学田湾到两路口，有3条路可走，在不改变目的地、不动路标、不动周围建筑物的情况下，我可以改变运行轨道，找一条捷径，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
为了把创新进行到底，法制办会同监察局等先后召开协调会20多次，召开论证会40多次，修改方案10多次。
2005年10月19日，市政府第61次常务会议终于通过了改革方案。市长王鸿举高兴地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2006年1月1日起，建设领域5大环节并联审批制度正式施行，平均审批时间由过去的350个工作日缩至110个工作日左右，审批关口精简了五分之四，企业“办事负担”减轻了一半以上。
创新者的脚步永不停息。在成功推出并联审批改革的同时，李殿勋又顺势而为，于2006年底推出了执法联动、区县扩权、乡镇转型3项改革，对我市三级政府运行做了一次系统变革。
说起政府创新的下一个目标，李殿勋平静地说：“再用10年时间，打造一个权力法定、行为规范、运行高效、讲究诚信、注重节约、高度廉洁的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