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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力拓窃密案
据悉，中国政府已成立一个高层级的跨部门小组评估境外渗透对经济主权的威胁，小组成员包括多个部门的副部长级代表。
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一事震撼了中国钢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把中国钢铁业者为各自利益而不惜出卖行业机密的潜规则以及境外利益集团如何介入中国经济决策、影响中国经济主权的行径暴露在世人面前。
据新华社旗下《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力拓案只是揭开了外国公司在华窃密行为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窃密行为已是“公开的秘密”。
7月15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类似力拓窃密案的情况在中国相当多，窃取对象包括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机密，也包括一般性产业的机密，以及传统手工业的技术机密。从早年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收受港商巨额贿赂案，直到近年败露的沃尔玛、朗讯、默沙东、德普、立邦漆、西门子等案件，已经连续不断地敲响了警钟。
这些窃密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涉在一起。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1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六成多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据悉，国家保密局正在刮起一场席卷全国、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风暴。范围包括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今年3月以来，中组部和国家保密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涉密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一些重点涉密机关纷纷举行报告会、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保密特辑。
早在去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已接受了一轮拉网式调查，重点是计算机和可携式储存工具，某些关键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至少已有22人受到处理。据保密系统人士透露，以往处理泄密人员只是轻描淡写，这次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
经济情报泄露对中国的伤害有多大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和跨国公司毫不例外地加强了对华经济情报工作，形形色色的商业卧底混迹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不少高官被他们拉下水，导致中国每年经济损失极为惨重。
前几年，原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方复明担任香港某电力开发顾问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他利用早前积累的人脉关系，将中国电力系统的重大设备采购底牌尽数泄露给外方，使外方占尽便宜，中方蒙受巨大损失，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亿元。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已沦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他们在制订政策、拟订法令时，处处为外方留足“后门”。2008年被捕的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便是一个典型，他在草拟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令时，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进行斩首式的并购大开绿灯。郭京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国际商法，他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订、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订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
如今，胡士泰等4名力拓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被捕，首钢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也因涉嫌商业犯罪被北京警方拘留。其中，胡士泰等人的做法尤为值得警醒！
最近几年，中国的超快发展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急促增长，作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本来在一个以客户为主动的环境下，中国购买的价格至少应该优惠才算正常。但事实上，在铁矿石定价方面，中国依然得不到发言权，影响不了谈判形势，每次谈判都以中方的失败告终，不得不屈从对方高额要价，世界三大矿山巨头似乎号准了中国的脉搏，对中方底牌了如指掌。
自2003年开始，世界矿商利用中国对铁矿石需求大增的机会大幅度涨价，连年牟取暴利，到去年已经上涨了4.6倍之多。2008年中国在用尽所有努力后，仍不得不接受巴西矿涨价65%、澳矿涨价79.88%的历史最高涨幅。
最近6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
更为严重的是，钢铁行业的泄密还可能导致军事机密的泄露。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钢铁行业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因此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等不仅属于企业的内部机密，更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情报界，情报机构往往可以从一国钢铁生产与消耗数据，推算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情况，甚至军舰、飞机等大型武器系统的生产情况。
经济安全存在法律盲区
遗憾的是，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还没有一部单独而清晰的法律。目前中国仅有国家安全法，该法只是笼统地规定出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经济安全方面规定较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表示，对于经济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急需一部法律来规范这个盲区。否则，比如力拓案，就只能用“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样的条文来套罪行，这样，往往容易被其他势力抓住机会政治化炒作，比如这次澳大利亚的反应，便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够专业。
而且，国外对中国什么是“国家机密”的界定亦有颇多非议。有澳大利亚官员和商界中人抱怨，中国商场布满“地雷阵”，过往视为正常的收集商业情报活动，随时有可能被指控为窃取国家机密，不但阻碍资讯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甚至不愿派高层人员进驻中国。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评论指出，企业个体、企业资讯和经营数据被归为国家机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形象和定位有害无益。
中国媒体的有关报道说，根据1989年实施的《保密法》，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有7个，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此外还包括：“其他经国家保密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其他国家秘密事项”。
这最后一条给予了中国政府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海外学者认为，“前面六条都不重要，最后一条才重要。”
长期以来，基于传统体制下“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保密工作模式，中国不少单位和部门随意标注国家机密标志已经习以为常。在“宁错勿漏”思维指导下，国家秘密已经过滥。
今年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密法》的修订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此次《保密法》修订过程中，主流的观点是希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清晰界定国家秘密范围，使“该保的密能保住，不该保密的公开”。也有一些观点提出，保密范围要改变过去那种重视政治领域而忽视经济领域的做法，要注重保护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秘密”。力拓案的查办正好体现了这一思潮。
在美国，为了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联邦政府于1996年10月通过了《经济间谍法》。该法不但对已经实施的犯罪进行追究，还对“意图”犯罪以及共谋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使美国政府及企业可以在商业秘密尚未被盗用之前即有机会采取法律行动。该法还支持使用“伪装诱捕手段”抓获商业间谍。
日本也在去年参照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制定了“技术情报适当管理法案”，有望今年在国会上提出。为了防止企业员工把秘密资料给外国政府，“法案”规定，本来没有权限得到企业秘密情报的职员若复制秘密文件，通过电子邮件送到私人电脑里，就算没有透露给第三者，也算是违法行为。
拥有尖端科技的德国，在防范经济间谍方面更是非常用心。德国联邦政府设有专门的经济安全工作委员会；德国政府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直接负责对经济间谍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内政部以及警察机关则负责具体案件的查办。在企业内部，德国许多大企业也都设有安全部门，雇用专业的安全保护专家，负责防范来自外部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泄密行为、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对企业安全的威胁。
调整经济决策架构迫在眉睫
鉴于外界的经济安全威胁，7月13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引用来自中国政府的消息指，中国经济决策原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统领的职权，但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近期多有插手，对力拓的调查也由胡锦涛拍板。消息说：“这肯定不是对中铝合约签不成的报复。这是整个政府对整体资源问题经过思量后的一部分回应，事前已考虑了国际可能有的反应。”
《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就在力拓毁约后，中国政府随即成立了一个高层级的跨部门小组，评估对境外渗透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小组成员包括多个部门的副部长级代表，小组目前尚未命名，组织细节也未公开，但反映了中国经济决策架构出现了重大的重组，其中国安部和公安部被提升至经济决策圈，国安部多了管国际经贸，公安部主管经济不稳在国内可能触发的政局不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认为：“中铝和力拓协议的不幸结局，对政策制订者敲响了警钟，外部环境比起单纯管理贸易关系更为复杂。管理这些决策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会有管保安的人和管政治风险的人。”但他同时指出，新做法的一大风险，是“增添了政策不明朗因素”。
报道又指中国将经济政策提升至最高的国家安全考虑，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上海和深圳股市大跌，楼市疲弱，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状况艰难，去年9月的全球金融海啸，令情况雪上加霜。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佩蒂斯表示：“这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忧虑远高于其他人。”
但在7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有关胡锦涛批准对力拓窃密案展开调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
据悉，中国政府已成立一个高层级的跨部门小组评估境外渗透对经济主权的威胁，小组成员包括多个部门的副部长级代表。
澳大利亚铁矿石供应商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4名员工因涉嫌窃取中国国家机密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逮捕一事震撼了中国钢铁业和在华外资企业，把中国钢铁业者为各自利益而不惜出卖行业机密的潜规则以及境外利益集团如何介入中国经济决策、影响中国经济主权的行径暴露在世人面前。
据新华社旗下《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力拓案只是揭开了外国公司在华窃密行为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跨国公司在华窃密行为已是“公开的秘密”。
7月15日，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类似力拓窃密案的情况在中国相当多，窃取对象包括战略性先进制造业的机密，也包括一般性产业的机密，以及传统手工业的技术机密。从早年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铁英收受港商巨额贿赂案，直到近年败露的沃尔玛、朗讯、默沙东、德普、立邦漆、西门子等案件，已经连续不断地敲响了警钟。
这些窃密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涉在一起。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1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六成多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据悉，国家保密局正在刮起一场席卷全国、20年来罕见的保密检查风暴。范围包括党政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今年3月以来，中组部和国家保密局等多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涉密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一些重点涉密机关纷纷举行报告会、在内部刊物上发布保密特辑。
早在去年2月至9月，9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已接受了一轮拉网式调查，重点是计算机和可携式储存工具，某些关键部门一年内被查了4次，至少已有22人受到处理。据保密系统人士透露，以往处理泄密人员只是轻描淡写，这次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
经济情报泄露对中国的伤害有多大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和跨国公司毫不例外地加强了对华经济情报工作，形形色色的商业卧底混迹在经济活动中，更有不少高官被他们拉下水，导致中国每年经济损失极为惨重。
前几年，原浙江省电力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方复明担任香港某电力开发顾问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他利用早前积累的人脉关系，将中国电力系统的重大设备采购底牌尽数泄露给外方，使外方占尽便宜，中方蒙受巨大损失，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亿元。
更有甚者，一些官员已沦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政府内部的代理人，他们在制订政策、拟订法令时，处处为外方留足“后门”。2008年被捕的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郭京毅便是一个典型，他在草拟外商并购中国企业的法令时，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进行斩首式的并购大开绿灯。郭京毅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精通国际商法，他在商务部任职22年期间，一直参与以及负责外资法律和投资法律的制订、修改。如果他在法律制订过程中受贿罪行成立，将可能波及中国所有外资并购项目。
如今，胡士泰等4名力拓员工因涉嫌窃取国家机密被捕，首钢矿业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谭以新也因涉嫌商业犯罪被北京警方拘留。其中，胡士泰等人的做法尤为值得警醒！
最近几年，中国的超快发展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急促增长，作为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本来在一个以客户为主动的环境下，中国购买的价格至少应该优惠才算正常。但事实上，在铁矿石定价方面，中国依然得不到发言权，影响不了谈判形势，每次谈判都以中方的失败告终，不得不屈从对方高额要价，世界三大矿山巨头似乎号准了中国的脉搏，对中方底牌了如指掌。
自2003年开始，世界矿商利用中国对铁矿石需求大增的机会大幅度涨价，连年牟取暴利，到去年已经上涨了4.6倍之多。2008年中国在用尽所有努力后，仍不得不接受巴西矿涨价65%、澳矿涨价79.88%的历史最高涨幅。
最近6年，中国钢企仅因价格上涨就多支出约70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2倍。
更为严重的是，钢铁行业的泄密还可能导致军事机密的泄露。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称，钢铁行业是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因此钢铁企业的生产安排、炼钢配比等不仅属于企业的内部机密，更涉及国家安全的机密。在情报界，情报机构往往可以从一国钢铁生产与消耗数据，推算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情况，甚至军舰、飞机等大型武器系统的生产情况。
经济安全存在法律盲区
遗憾的是，中国在经济安全领域还没有一部单独而清晰的法律。目前中国仅有国家安全法，该法只是笼统地规定出了国家安全整体的法律条文，并且侧重的是传统安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对经济安全方面规定较少。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表示，对于经济这样一个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急需一部法律来规范这个盲区。否则，比如力拓案，就只能用“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这样的条文来套罪行，这样，往往容易被其他势力抓住机会政治化炒作，比如这次澳大利亚的反应，便是因为中国的法律不够专业。
而且，国外对中国什么是“国家机密”的界定亦有颇多非议。有澳大利亚官员和商界中人抱怨，中国商场布满“地雷阵”，过往视为正常的收集商业情报活动，随时有可能被指控为窃取国家机密，不但阻碍资讯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甚至不愿派高层人员进驻中国。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评论指出，企业个体、企业资讯和经营数据被归为国家机密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形象和定位有害无益。
中国媒体的有关报道说，根据1989年实施的《保密法》，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有7个，包括：政治、军事、外交、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此外还包括：“其他经国家保密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其他国家秘密事项”。
这最后一条给予了中国政府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海外学者认为，“前面六条都不重要，最后一条才重要。”
长期以来，基于传统体制下“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保密工作模式，中国不少单位和部门随意标注国家机密标志已经习以为常。在“宁错勿漏”思维指导下，国家秘密已经过滥。
今年6月下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保密法》的修订草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议。在此次《保密法》修订过程中，主流的观点是希望缩小国家秘密范围、清晰界定国家秘密范围，使“该保的密能保住，不该保密的公开”。也有一些观点提出，保密范围要改变过去那种重视政治领域而忽视经济领域的做法，要注重保护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秘密”。力拓案的查办正好体现了这一思潮。
在美国，为了有效地保护商业秘密，联邦政府于1996年10月通过了《经济间谍法》。该法不但对已经实施的犯罪进行追究，还对“意图”犯罪以及共谋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使美国政府及企业可以在商业秘密尚未被盗用之前即有机会采取法律行动。该法还支持使用“伪装诱捕手段”抓获商业间谍。
日本也在去年参照美国的《经济间谍法》制定了“技术情报适当管理法案”，有望今年在国会上提出。为了防止企业员工把秘密资料给外国政府，“法案”规定，本来没有权限得到企业秘密情报的职员若复制秘密文件，通过电子邮件送到私人电脑里，就算没有透露给第三者，也算是违法行为。
拥有尖端科技的德国，在防范经济间谍方面更是非常用心。德国联邦政府设有专门的经济安全工作委员会；德国政府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联邦宪法保卫局直接负责对经济间谍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内政部以及警察机关则负责具体案件的查办。在企业内部，德国许多大企业也都设有安全部门，雇用专业的安全保护专家，负责防范来自外部以及企业内部员工的泄密行为、乃至恐怖主义活动等对企业安全的威胁。
调整经济决策架构迫在眉睫
鉴于外界的经济安全威胁，7月13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引用来自中国政府的消息指，中国经济决策原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统领的职权，但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近期多有插手，对力拓的调查也由胡锦涛拍板。消息说：“这肯定不是对中铝合约签不成的报复。这是整个政府对整体资源问题经过思量后的一部分回应，事前已考虑了国际可能有的反应。”
《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称，就在力拓毁约后，中国政府随即成立了一个高层级的跨部门小组，评估对境外渗透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小组成员包括多个部门的副部长级代表，小组目前尚未命名，组织细节也未公开，但反映了中国经济决策架构出现了重大的重组，其中国安部和公安部被提升至经济决策圈，国安部多了管国际经贸，公安部主管经济不稳在国内可能触发的政局不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认为：“中铝和力拓协议的不幸结局，对政策制订者敲响了警钟，外部环境比起单纯管理贸易关系更为复杂。管理这些决策的人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会有管保安的人和管政治风险的人。”但他同时指出，新做法的一大风险，是“增添了政策不明朗因素”。
报道又指中国将经济政策提升至最高的国家安全考虑，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上海和深圳股市大跌，楼市疲弱，沿海地区制造业出口状况艰难，去年9月的全球金融海啸，令情况雪上加霜。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访问教授佩蒂斯表示：“这可能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经济的忧虑远高于其他人。”
但在7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有关胡锦涛批准对力拓窃密案展开调查的报道与事实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