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诗化抒写——孙犁延安时期的形式创造

来源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xg1984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延安文学后期的重要作家,孙犁在其认同革命又彰显艺术的形式观推动下,以文白互生的语言、以情为经的结构、虚实相间的文体,在表达革命主题的同时,使文本呈现出诗意的气质,可谓开创了革命的诗化抒写路径.这一形式创造,不仅开拓了革命文学的表达空间,而且在延安文学后期普遍表现出“去文求野、去雅求俗”的审美缺憾时,延展出艺术追求的可能,一改人们对延安文学的刻板认识,丰富了延安文学的文学图景,亦成为延安文学“现代性”构成上的重要一环.
其他文献
为探究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哪个阶段有更好的决策表现,改进经典爱荷华博弈任务(Iowa Gambling Task,IGT),发展出变式IGT.实验一、二主要用于确认变式IGT是否能实现经典IGT的功能,是否能分离决策过程,以及关于四副牌的知识对任务表现的影响;实验三是基于上述实验结果的程序优化,以提高被试的时间敏感性,进一步验证实验一、二的结果.结果显示,变式IGT实现了经典IGT的基本功能,并且能够实现对IGT决策过程的分离,能更精确地识别出进入概念水平的时程.健康成年被试进入概念水平的时间是在200个试
旨在检验选择优化补偿问卷(selection,optimization and compensation question-naire,SOC)在不同性别的青少年群体中的测量等值性,并检验该问卷在青少年中跨时间的测量等值性.方法采用SOC问卷,对湖南省4所中学的2568名青少年进行施测,并对总样本中的590名青少年的意向性自我调节进行前后两次的追踪调查,两次施测间隔时间为6个月.对调查数据进行多组验证性因素分析比较,结果显示SOC问卷在不同性别青少年和不同时间点的测量等值和结构等值均可被接受.结果证明SO
人才战略是国家战略.分析资质过剩感对个体工作行为的影响过程,研究资质过剩感及其对个体组织建言行为的影响以及特殊协议待遇及其不同维度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可为组织制定人才引进战略提供参考.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质过剩感对个体组织建言行为具有正向积极影响,且经验过剩感影响最大;特殊协议待遇对资质过剩感与个体组织建言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其中,工作挑战性、时间自主性、薪酬激励性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工作地点灵活性调节效应并不显著.
人力资源实践的双重关注模型将人力资源实践划分为绩效导向和维持导向两个维度,但既有研究对人力资源实践的兼容现象关注不够.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利用331个企业员工调研样本数据,对基于社会性领导-成员交换和经济性领导-成员交换视角的人力资源实践的双重关注模型(即绩效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和维持导向人力资源实践)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强度的调节作用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社会性领导-成员交换(SLMX)在绩效导向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角色内绩效、角色外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经济性领导-成员交换(ELMX)在维持导
“被害人过错”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法官对其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法官为了避免裁判风险,通过各种方式公开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标准,并对其作出较为严格保守的解读,却因不具有可操作性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行调整,最终造成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适用实际情况与所宣称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呈现出保守与冒进并存的司法样态.破除这一现实困境的可行路径在于,基于大量司法实践总结经验,先通过指导案例或指导意见在司法实践中修正该情节的适用标准,再通过司法倒逼立法,最终实现被害人过错情节适用标准的法定化.
元末文坛的杨维祯及其引领的铁雅文人群影响巨大,令人瞩目.而明末胡应麟将杨维祯的文坛意义定格为“大器小成”,这一观点也被明清学界所接受.杨维祯才华横溢,“亶堪作者”,而且也努力推广自己的创作风格,致使“\'铁体\'靡靡,久而未艾”.但就元代文坛总体发展情形而言,杨维祯及其倡导的铁崖体缺乏远大格局与规模诉求,在创作上多立足自我情性的抒发,“躭嗜瑰奇,沉沦绮藻”,不仅偏离了元代中叶由馆阁文人们一直努力而形成的清和雅正之风,也缺乏立足王朝和时代的独特性而体现出的“全盛典型”气质.某种程度而言,杨维祯及其引
宋代山水画题跋与画作关系密切,具有三重因缘.题跋的书写对象主要是画中山水,对山水的“二度描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题跋中山水描写的特征与风貌.题跋作者对山水画灵感的来源有一己之构想,这个来源通常被归于画家的“胸中丘壑”,是一种主观精神.有一些著名的山水画题材被反复绘制,题跋对同一题材的画作进行了多维呈现.
作为活跃于20世纪文坛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丁玲”形象是逐渐被建构的,从最初“一出台就挂头牌”的青年女作家,到延安时期知名的女作家和女“英雄”形象,丁玲已经从一个女性作家转变为一个符号的存在,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建构起一个被人推崇、敬仰甚至神话了的文学“丁玲”,而这一形象再造的背后是文学传播地理的权衡与重构.从自我真实的丁玲到符号的丁玲之间,实则是被合规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的丁玲,而这一时期的丁玲作为一个“符号”实则是一个自我重塑和再造的过程.在延安时期,丁玲完成了自我形象的转变,并最终实现了本我的丁玲——文
对6517份死刑判决书实证分析发现,死刑案件具有各省份分布差异较大、被告人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且教育水平整体偏低、特殊主体分布具有一定的比例以及辩护意见较为单一、全部不予采纳案件数量较多等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死刑刑事政策与辩护意见未充分契合、死刑案件辩护有效性仍需大力提升、对被害人过错的整体性考量有待强化等.死刑案件有效性辩护的实践路径可在“类案类判”的逻辑框架下展开,充分考虑死刑案件的总体刑事政策与(个案)具体刑事政策、死刑文化与社会舆论、行为人个人因素与具体犯罪案件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被害人过错因素等,且
明初,随着修谱诏等国家权威文件的颁布,私家修谱被赋予政治意义.相应地,基于谱牒生成的谱序面临新的书写语境.在政治主体的强势笼罩下,明初士人撰作了数量远轶前代的谱序.他们兼具国家精英和地方代表的双重身份,在谱序书写中通过叙述家族历史塑造祖先偶像,通过阐释修谱意义制造家国伦理逻辑的拼接,又在理想家族的建构中描画新的地方秩序图景.此种“国家—地方”话语转译的过程,不仅形成谱序独具明代特色的书写样态,且助力国家政治思想有效下渗至民间基层,甚至建成明清特有的地方治理模式,标记着作为应用文的谱序于功能面向的新开展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