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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工队，大家一定会想起电影《敌后武工队》，讲述的是1942年机智勇敢的八路军武工队在冀中平原一带与日寇英勇斗争的故事，电影中的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尤其是武工队员骑着自行车，腰里别着驳壳枪，英姿飒爽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但电影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其中故事情节精彩之余缺少了些历史真实性，战斗场面的激烈程度部分夸大了。
武工队，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是中共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由各地抽调军队工作干部（或优秀战士）和地方工作干部共同组成。由党委总负责，队长带领执行各种任务，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四十余人，主要在敌伪地区农村活动。工作有：一是，深入农村进行敌后抗日宣传；二是，贯彻“抗日民族扩大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拉拢有良知的伪军人员；三是，锄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
那么武工队是如何诞生，又做了哪些工作，在我党抗战史上有何重要地位？我们通过档案中的记载去找寻答案。
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档案——《武工队与对敌斗争》，其中记载了各地武工队的情况介绍以及对敌斗争的经过等等。该珍档形成于1945年6月，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宣传部编写，是我党内部交流武工队斗争经验的材料，封面印有伪军岗楼和骑自行车飞驰的经典武工队员形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武工队，在解析档案前，让我们了解一下武工队诞生的时代背景。
一、武工队诞生的时代背景
百团大战以来，日寇在华北集结重兵，在敌后实行了两套新政策：在敌占区，接二连三的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解放区，则猛烈地推行其“蚕食”政策。敌人的这两套新政策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
日寇对解放区采取的“蚕食”政策，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等等相互配合的战争策略。有所谓“逐村蚕食”，即以原有据点和交通线为基地，通过军事骚扰，大烧、大抢、大杀，造成人们恐慌情绪；有所谓“跃进蚕食”，即集结相当兵力，离开原有据点和交通线，深入我解放区若干距离，占领重要村镇，抢修新据点，然后将新据点与旧据点间的所有村镇，都变为“维持”村。无论“逐村蚕食”或“跃进蚕食”，都常常以“扫荡”进行配合，用强大兵力驱逐我军，以逐渐进行其“蚕食”的目的。与“扫荡”相比，敌人的“蚕食”政策带有更大的政治斗争性，使“维持”区逐渐变为其劳固的“政治区”。
由于日寇侵略手段的变化，面对新的“蚕食”政策，曾经不断获取胜利的军事斗争方式是不够的。“蚕食”政策，是在军事力量中渗入政治力量，敌人采取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无法击破敌人的“蚕食”政策，要想战胜日寇十分困难。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由于对“蚕食”政策认识不够，各个解放区都曾经在敌人“蚕食”进攻中损兵失地，导致解放区空前的困难。在这种日益艰险的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斗争与组织形式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
后经失败与挫折，我党对“蚕食”政策有了足够认识，1942年5月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发布了“反蚕食斗争指示”，从而指出了敌人“蚕食”政策的新特点及其严重性，号召各解放区组织武工队，在军区和军分区领导下，配合军队，专门进行反“蚕食”斗争。
在正确方针指引下，武工队这一新的斗争形式，无论是应对日寇“蚕食”政策，还是“治安强化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到1945年，被敌人“蚕食”掉的地区大部分都重新回到我方控制之内，仅仅1944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就收复县城达24个，据点13000余个。这种伟大成绩的获得是由于执行了党中央各项正确政策的结果，更直接的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行动的结果，但无疑，新的对敌斗争方针及作为对敌斗争重要组织形式的武工队，起了莫大的作用。
二、河北行唐武工队介绍
晋察冀地区曾是武工队最活跃的地区，珍档《武工队与对敌斗争》中就有对当时河北省行唐武工队的介绍——“行唐武工队三个月活动概况”。行唐武工队凭借着丰富的伪军工作经验，被我党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作为典型给各地区军队推荐学习。由于行唐武工队是在敌占区活动，“行唐武工队三个月活动概况”的材料是武工队过去的负责人来延安后凭记忆谈的东西，又因有些工作需要保守秘密，不能写出，故内容都不够丰富，但却是很朴素的符合实际的描述。
档案原文如下：
“一、武工队的组织与领导
这一武工队工作是1942年11月根据北岳区党委的决定开始组织起来的。全队共四十人，自部队抽来的占三分之二，自地方调来者占三分之一。
其行政组织机构是：队有队部，设正副队长，正副政委各一人。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设正副小队长各一人。每小队又因人员与装备的不同，概分为武装与地方两组。小队长以下者概称组员，他们都是班长和政治文化较好的战士，及地方上精简下来的下层干部。
他是在行唐县委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的一元化的组织。在地方工作上，有权力指导行唐四、六区的工作，参加其各部门的重要会议，但不是其直接上级；对案件的处理，有单独执行权，但须于十日内向县委报告。在本县有一党的委员会，除军事行动由队长单独决定外，其他一切工作，都由该会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决定并执行之。其分工是：党的委员（政委兼）指导区村党的工作；政权委员（县财政科长兼）处理地方行政问题；锄奸委员（县公安局锄奸股长兼）做锄奸工作；武装委员（队长兼，副武委是县武装部一股长兼）作为地方游击小组工作；联络委员（过去一区长）做群众团体工作。以党的委员负总责。
在军事行动上，除本队外，队长还有权指挥行唐县大队及在本区单独活动之主力军连队；与主力军营长协商决定任务；主力团可指挥本队，但只限于在本地区范围内活动。
每一组员携三八式步枪一支，地方工作组员多系地方上来的干部，认为背大枪降低了身份而没有背；干部带短枪；每人都带手榴弹，便衣，此外不带任何东西。 其活动方式是白天秘密，夜晚公开；战斗时集中，工作时分散。一般是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工作，队级干部几个委员分散到各小队去，直接领导其工作。
二、活动地区情况
武工队工作地区主要目的是行唐四、六两区，同时也协助新乐一、四区的工作。行唐是敌人的模范县，四区为县城所在地，西北界临封锁沟，除靠封锁沟小部地区为今年二月被敌所新“蚕食”者外，其余大部地区均为老的敌占区，过去我部队很少到此活动，群众对我认识模糊，害怕我们。全区共十三个村，有十个据点和岗楼（封锁沟上八个，村中一个，连县城为十个）。伪军极活跃，每日三五成群到各村巡逻勒索者三次至九次；夜晚城内伪军独立小队出来活动，专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我工作人员能住的村庄只有三个，只两个村有我群众性组织，有八个村庄勉强应付的执行我政府法令，过去区干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返回我牢固区。
六区全区共三十一个村，亦系完全敌占区，共有碉楼十一个，伪军每天到各村活动两次到八次。敌人建大封锁沟前，我曾在此坚持过工作，基础较好。倾向我的村庄有六个，两面派（能执行我政府法令）十一个，余敌视（不交公粮，不与我们联络）我们。在此有我工农青妇等群众性组织，都短小精干。有党的组织，多失掉联系或为敌所破获（群众性的自首）。
新乐四区全区十三个村，靠近铁路，最远离十余里。事变前多土匪，党的工作始终未很好开展，抗战后也未见过八路军，开始也曾在此开辟过工作，四一年大“扫荡”后，全部垮台。民众受敌影响很深，伪军每日两次到八次的到各村活动。新乐一区隔沙河与行唐六区接壤，有山有枣林，情况较好，除临铁路过近地区，工作都有开展，敌虽在此进行过“清剿”和自首，但作用很微，组织未受大损失，民兵情绪与冀中相仿佛，应付敌伪有办法，午十二时后可开群众大会。全区二十八个村，有五个碉楼（铁路沿线不算）。新乐一、四区只有伪军没有敌军。行唐四、六区的敌军，除有特殊任务外不轻易出来。
三、武工队开始三个月中的活动
四二年十一月中旬出发前，行唐县委会召集过一次会议，做了关于政权、锄奸及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并与工作地区区级地方干部开过会，研究了该地区的情况。
选行唐六区为基点，由此向外扩展工作。关于基点之建立，首先是设通讯侦察，侦察是靠各村的伪情报员，他们每天要到岗楼送情报，同时就给我们带回情报来；假如伪情报员是个坏家伙，我们就经过伪村干部和他发生关系，间接取得情报。通讯的建立是选好的而且适中的村庄设通讯总站，一个通讯总站属几个村庄，为了保守秘密将各村编号。凡我要住的村庄，每村设秘密通讯员一人，人选是政治条件好的小商人或伪“自卫团”员。各通讯总站发生关系，通讯员间不发生关系，通讯员送信到其所属总站，由总站转我们或其他总站，全区共设了Х个通讯总站，ХХ个秘密通讯员。
其次是改造地形，打通墙壁，挖秘洞，修地道，逐次而作，以便敌人来了好逃避。这一工作因须劳力较大，开始每不为群众所赞同，于是先发动村干部，当群众感到这确系防敌之有力措施时，就很容易发动了，三个月内做好者有四个村，尚未全部完成者六、七个村，其余尚未开始作。
每到一村做宣传时，同时找积极分子建立组织，首先建立宣传小组，后发展为群众团体，三个月内共建立了宣传小组Х个，群众性组织Х个。
“教育岗楼”是开展伪军工作很好的一种方式。首先进行调查工作，要知道岗楼伪军姓甚名谁，平素行为如何，以便指名进行具体教育。我们对伪军汉奸们的方针是这样的；一般是进行争取，但对特别坏的分子，为群众所痛恨者，则予以坚决打击；因此教育岗楼时，他们最怕喊他坏，他们认为我们知道了他坏时，就是彼之死期将至矣。
其他方面的对敌斗争：敌人扩兵，我鼓动逃跑；敌人要快，我叫民众不去，少去，得跑则跑；敌人征粮，我们提出：不给，少给，伪军常到各村吃饭（记村公所的帐），我把肉铺摧毁，并令卖小吃者躲开。这种种办法，群众非常拥护，因为这对群众有利。敌人当时计划在行唐县成立四个伪军中队，约六百人，在我反征调打击下，两期过了，只征了二百人。
在摧毁敌人大乡的组织上，我们除向群众宣传大乡将会如何对群众不利外，是采用普遍逮捕大乡伪工作人员的办法，好的加以争取，分配一定的抗日工作（如生产救灾工作），坏的处决。这样，在行唐四六区共摧毁了Х个大乡，其余靠近敌人炮楼的大乡伪工作人员，也只敢白天出来，起不了大作用。
民兵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接近与教育伪“自卫团”、“青年团”，给以站岗放哨、保护过路、保护我工作人员的任务。封锁上沟上两个岗楼之间的小屋内住着“自卫团”和“青年团”放哨，当晚上我工作人员要过沟时，用土块投打小屋一下，他们就把绳子放下拉我们过去。另一方面是组织秘密游击小组，他们的任务是爆炸、破线、放密哨，Х个村庄已组织起来。
敌准备在一月十日举行“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届时要唱戏、开群众大会扩大宣传。我则先发制人，自一月一日即开始岗楼喊话、送慰问袋、散发标语；并将行唐四、六区保甲长三百余人悉数找来，训练后放回，敌人的计划化为泡影了。
在村中隐蔽活动时，都时刻在准备战斗，但不轻易进行战斗。发动一主动性战斗时，首先须取得村民同意，时间需在下午，否则，前者会引起村民反映，后者则我们不易突围。二月间为配合边区的反“蚕食”斗争，会带着一个连与敌进行三次战斗，一次是当敌伪军到村要夫拉车时，上午与敌接触，由隐伏战发展为合击，傍晚突围，敌伤亡三十余人，我伤一人，第二天就向我合击之伪军岗楼喊话，进行一打一拉。再一次是在新乐打一伏击战，敌死四伤五，我无损失。三次是一堵门战，毙伪军五人。”
以上就是抗战时期行唐武工队真实的对敌斗争情况，真实的武工队与敌人斗争的情形远比电影中描述的要困难复杂。行唐武工队在我党正确领导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伪军斗智斗勇，成功完成了敌占区的教育与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从痛苦中觉醒，摆脱了悲观失望情绪，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广泛争取了敌占区各阶级的人民，组织其抗日斗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坏了敌人伪化敌占区的政策，大批伪军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敌占区成了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取得这些成果与行唐武工队耐心、细致、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与他们不厌其烦的大量的工作付出分不开，与他们英勇智慧的对敌斗争分不开，更与敌后广大农村农民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
武工队这一新型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诞生于广阔的敌伪农村地区，农民是武工队开展工作的基石，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是武工队对敌斗争胜利的保障。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武工队的出现亦是我党走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武工队，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是中共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由各地抽调军队工作干部（或优秀战士）和地方工作干部共同组成。由党委总负责，队长带领执行各种任务，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四十余人，主要在敌伪地区农村活动。工作有：一是，深入农村进行敌后抗日宣传；二是，贯彻“抗日民族扩大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拉拢有良知的伪军人员；三是，锄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
那么武工队是如何诞生，又做了哪些工作，在我党抗战史上有何重要地位？我们通过档案中的记载去找寻答案。
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档案——《武工队与对敌斗争》，其中记载了各地武工队的情况介绍以及对敌斗争的经过等等。该珍档形成于1945年6月，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宣传部编写，是我党内部交流武工队斗争经验的材料，封面印有伪军岗楼和骑自行车飞驰的经典武工队员形象。
为了更好地了解武工队，在解析档案前，让我们了解一下武工队诞生的时代背景。
一、武工队诞生的时代背景
百团大战以来，日寇在华北集结重兵，在敌后实行了两套新政策：在敌占区，接二连三的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解放区，则猛烈地推行其“蚕食”政策。敌人的这两套新政策使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
日寇对解放区采取的“蚕食”政策，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特务等等相互配合的战争策略。有所谓“逐村蚕食”，即以原有据点和交通线为基地，通过军事骚扰，大烧、大抢、大杀，造成人们恐慌情绪；有所谓“跃进蚕食”，即集结相当兵力，离开原有据点和交通线，深入我解放区若干距离，占领重要村镇，抢修新据点，然后将新据点与旧据点间的所有村镇，都变为“维持”村。无论“逐村蚕食”或“跃进蚕食”，都常常以“扫荡”进行配合，用强大兵力驱逐我军，以逐渐进行其“蚕食”的目的。与“扫荡”相比，敌人的“蚕食”政策带有更大的政治斗争性，使“维持”区逐渐变为其劳固的“政治区”。
由于日寇侵略手段的变化，面对新的“蚕食”政策，曾经不断获取胜利的军事斗争方式是不够的。“蚕食”政策，是在军事力量中渗入政治力量，敌人采取游击战的方法来对付我们的游击战，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无法击破敌人的“蚕食”政策，要想战胜日寇十分困难。在1941年和1942年上半年，由于对“蚕食”政策认识不够，各个解放区都曾经在敌人“蚕食”进攻中损兵失地，导致解放区空前的困难。在这种日益艰险的情形之下，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斗争与组织形式对敌人实施有效打击。
后经失败与挫折，我党对“蚕食”政策有了足够认识，1942年5月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发布了“反蚕食斗争指示”，从而指出了敌人“蚕食”政策的新特点及其严重性，号召各解放区组织武工队，在军区和军分区领导下，配合军队，专门进行反“蚕食”斗争。
在正确方针指引下，武工队这一新的斗争形式，无论是应对日寇“蚕食”政策，还是“治安强化运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到1945年，被敌人“蚕食”掉的地区大部分都重新回到我方控制之内，仅仅1944年上半年，各解放区就收复县城达24个，据点13000余个。这种伟大成绩的获得是由于执行了党中央各项正确政策的结果，更直接的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行动的结果，但无疑，新的对敌斗争方针及作为对敌斗争重要组织形式的武工队，起了莫大的作用。
二、河北行唐武工队介绍
晋察冀地区曾是武工队最活跃的地区，珍档《武工队与对敌斗争》中就有对当时河北省行唐武工队的介绍——“行唐武工队三个月活动概况”。行唐武工队凭借着丰富的伪军工作经验，被我党八路军总政宣传部作为典型给各地区军队推荐学习。由于行唐武工队是在敌占区活动，“行唐武工队三个月活动概况”的材料是武工队过去的负责人来延安后凭记忆谈的东西，又因有些工作需要保守秘密，不能写出，故内容都不够丰富，但却是很朴素的符合实际的描述。
档案原文如下：
“一、武工队的组织与领导
这一武工队工作是1942年11月根据北岳区党委的决定开始组织起来的。全队共四十人，自部队抽来的占三分之二，自地方调来者占三分之一。
其行政组织机构是：队有队部，设正副队长，正副政委各一人。队辖三个小队，每个小队设正副小队长各一人。每小队又因人员与装备的不同，概分为武装与地方两组。小队长以下者概称组员，他们都是班长和政治文化较好的战士，及地方上精简下来的下层干部。
他是在行唐县委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的一元化的组织。在地方工作上，有权力指导行唐四、六区的工作，参加其各部门的重要会议，但不是其直接上级；对案件的处理，有单独执行权，但须于十日内向县委报告。在本县有一党的委员会，除军事行动由队长单独决定外，其他一切工作，都由该会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决定并执行之。其分工是：党的委员（政委兼）指导区村党的工作；政权委员（县财政科长兼）处理地方行政问题；锄奸委员（县公安局锄奸股长兼）做锄奸工作；武装委员（队长兼，副武委是县武装部一股长兼）作为地方游击小组工作；联络委员（过去一区长）做群众团体工作。以党的委员负总责。
在军事行动上，除本队外，队长还有权指挥行唐县大队及在本区单独活动之主力军连队；与主力军营长协商决定任务；主力团可指挥本队，但只限于在本地区范围内活动。
每一组员携三八式步枪一支，地方工作组员多系地方上来的干部，认为背大枪降低了身份而没有背；干部带短枪；每人都带手榴弹，便衣，此外不带任何东西。 其活动方式是白天秘密，夜晚公开；战斗时集中，工作时分散。一般是以小队为单位分散工作，队级干部几个委员分散到各小队去，直接领导其工作。
二、活动地区情况
武工队工作地区主要目的是行唐四、六两区，同时也协助新乐一、四区的工作。行唐是敌人的模范县，四区为县城所在地，西北界临封锁沟，除靠封锁沟小部地区为今年二月被敌所新“蚕食”者外，其余大部地区均为老的敌占区，过去我部队很少到此活动，群众对我认识模糊，害怕我们。全区共十三个村，有十个据点和岗楼（封锁沟上八个，村中一个，连县城为十个）。伪军极活跃，每日三五成群到各村巡逻勒索者三次至九次；夜晚城内伪军独立小队出来活动，专捕捉我地方工作人员。我工作人员能住的村庄只有三个，只两个村有我群众性组织，有八个村庄勉强应付的执行我政府法令，过去区干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白天返回我牢固区。
六区全区共三十一个村，亦系完全敌占区，共有碉楼十一个，伪军每天到各村活动两次到八次。敌人建大封锁沟前，我曾在此坚持过工作，基础较好。倾向我的村庄有六个，两面派（能执行我政府法令）十一个，余敌视（不交公粮，不与我们联络）我们。在此有我工农青妇等群众性组织，都短小精干。有党的组织，多失掉联系或为敌所破获（群众性的自首）。
新乐四区全区十三个村，靠近铁路，最远离十余里。事变前多土匪，党的工作始终未很好开展，抗战后也未见过八路军，开始也曾在此开辟过工作，四一年大“扫荡”后，全部垮台。民众受敌影响很深，伪军每日两次到八次的到各村活动。新乐一区隔沙河与行唐六区接壤，有山有枣林，情况较好，除临铁路过近地区，工作都有开展，敌虽在此进行过“清剿”和自首，但作用很微，组织未受大损失，民兵情绪与冀中相仿佛，应付敌伪有办法，午十二时后可开群众大会。全区二十八个村，有五个碉楼（铁路沿线不算）。新乐一、四区只有伪军没有敌军。行唐四、六区的敌军，除有特殊任务外不轻易出来。
三、武工队开始三个月中的活动
四二年十一月中旬出发前，行唐县委会召集过一次会议，做了关于政权、锄奸及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并与工作地区区级地方干部开过会，研究了该地区的情况。
选行唐六区为基点，由此向外扩展工作。关于基点之建立，首先是设通讯侦察，侦察是靠各村的伪情报员，他们每天要到岗楼送情报，同时就给我们带回情报来；假如伪情报员是个坏家伙，我们就经过伪村干部和他发生关系，间接取得情报。通讯的建立是选好的而且适中的村庄设通讯总站，一个通讯总站属几个村庄，为了保守秘密将各村编号。凡我要住的村庄，每村设秘密通讯员一人，人选是政治条件好的小商人或伪“自卫团”员。各通讯总站发生关系，通讯员间不发生关系，通讯员送信到其所属总站，由总站转我们或其他总站，全区共设了Х个通讯总站，ХХ个秘密通讯员。
其次是改造地形，打通墙壁，挖秘洞，修地道，逐次而作，以便敌人来了好逃避。这一工作因须劳力较大，开始每不为群众所赞同，于是先发动村干部，当群众感到这确系防敌之有力措施时，就很容易发动了，三个月内做好者有四个村，尚未全部完成者六、七个村，其余尚未开始作。
每到一村做宣传时，同时找积极分子建立组织，首先建立宣传小组，后发展为群众团体，三个月内共建立了宣传小组Х个，群众性组织Х个。
“教育岗楼”是开展伪军工作很好的一种方式。首先进行调查工作，要知道岗楼伪军姓甚名谁，平素行为如何，以便指名进行具体教育。我们对伪军汉奸们的方针是这样的；一般是进行争取，但对特别坏的分子，为群众所痛恨者，则予以坚决打击；因此教育岗楼时，他们最怕喊他坏，他们认为我们知道了他坏时，就是彼之死期将至矣。
其他方面的对敌斗争：敌人扩兵，我鼓动逃跑；敌人要快，我叫民众不去，少去，得跑则跑；敌人征粮，我们提出：不给，少给，伪军常到各村吃饭（记村公所的帐），我把肉铺摧毁，并令卖小吃者躲开。这种种办法，群众非常拥护，因为这对群众有利。敌人当时计划在行唐县成立四个伪军中队，约六百人，在我反征调打击下，两期过了，只征了二百人。
在摧毁敌人大乡的组织上，我们除向群众宣传大乡将会如何对群众不利外，是采用普遍逮捕大乡伪工作人员的办法，好的加以争取，分配一定的抗日工作（如生产救灾工作），坏的处决。这样，在行唐四六区共摧毁了Х个大乡，其余靠近敌人炮楼的大乡伪工作人员，也只敢白天出来，起不了大作用。
民兵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接近与教育伪“自卫团”、“青年团”，给以站岗放哨、保护过路、保护我工作人员的任务。封锁上沟上两个岗楼之间的小屋内住着“自卫团”和“青年团”放哨，当晚上我工作人员要过沟时，用土块投打小屋一下，他们就把绳子放下拉我们过去。另一方面是组织秘密游击小组，他们的任务是爆炸、破线、放密哨，Х个村庄已组织起来。
敌准备在一月十日举行“大东亚战争”周年纪念，届时要唱戏、开群众大会扩大宣传。我则先发制人，自一月一日即开始岗楼喊话、送慰问袋、散发标语；并将行唐四、六区保甲长三百余人悉数找来，训练后放回，敌人的计划化为泡影了。
在村中隐蔽活动时，都时刻在准备战斗，但不轻易进行战斗。发动一主动性战斗时，首先须取得村民同意，时间需在下午，否则，前者会引起村民反映，后者则我们不易突围。二月间为配合边区的反“蚕食”斗争，会带着一个连与敌进行三次战斗，一次是当敌伪军到村要夫拉车时，上午与敌接触，由隐伏战发展为合击，傍晚突围，敌伤亡三十余人，我伤一人，第二天就向我合击之伪军岗楼喊话，进行一打一拉。再一次是在新乐打一伏击战，敌死四伤五，我无损失。三次是一堵门战，毙伪军五人。”
以上就是抗战时期行唐武工队真实的对敌斗争情况，真实的武工队与敌人斗争的情形远比电影中描述的要困难复杂。行唐武工队在我党正确领导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伪军斗智斗勇，成功完成了敌占区的教育与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从痛苦中觉醒，摆脱了悲观失望情绪，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广泛争取了敌占区各阶级的人民，组织其抗日斗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坏了敌人伪化敌占区的政策，大批伪军被我们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敌占区成了隐蔽的抗日根据地。取得这些成果与行唐武工队耐心、细致、积极负责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与他们不厌其烦的大量的工作付出分不开，与他们英勇智慧的对敌斗争分不开，更与敌后广大农村农民的支持与帮助分不开。
武工队这一新型的对敌斗争组织形式，诞生于广阔的敌伪农村地区，农民是武工队开展工作的基石，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是武工队对敌斗争胜利的保障。因此可以这样说，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武工队的出现亦是我党走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