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文章属“流行音乐的社会效应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以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为例，回顾了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的创立等议题，并对现行流行音乐教学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此外兼及对流行音乐服务社会功能和社会效应的探讨。
关键词：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社会效应；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引 言
“‘社会效应’原为社会学术语，意指人的某种行为施加于社会而产生的影响。”[1]文中特指流行音乐施加于社会而产生的影响。流行音乐像“涓涓流水”般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及生活，如卡拉OK伴唱系统的诞生直接改变了人们听赏音乐的方式，又如流行歌坛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逝世，引发了全球性哀悼等。文章将以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为例，探究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专业设置方面，笔者暂将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按照规模和时间来划分时期：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即专业尝试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院校有：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开始由姚峰教授招收“通俗演唱”专业学生，并成功培养了青年歌手黄鹤翔（原名黄晶）；沈阳音乐学院于1993年设立通俗演唱专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于1998年开始设置通俗音乐编创专业，2000年设立流行音乐创作专业、流行音乐演唱与表演、流行音乐演奏专业。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于2000年开始设通俗演唱专业。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今，流行音乐专业进入“普遍设置阶段”。四川音乐学院于2001年成立了“通俗学院”（现已更名为“流行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于2003年成立演艺学院。星海音乐学院也相继设立流行音乐系。这一阶段以模仿并全面“复制”传统音乐学院专业设置为显著标志。
在流行音乐历史研究方面：雷美琴在《中国流行音乐30年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国流行音乐这30年的发展经历，并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1985）；第二阶段为“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1996）；第三阶段为“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至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且做出了学术评价，本文不再赘述。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自流行音乐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以来，研究者为了突出流行音乐自身的学科意识，在理论研究层面都不自觉地力图挖掘流行音乐自身的研究方法，以确立其“学科”地位，因此研究层面凸显了以下特点：第一，特别强调在表演领域挖掘自身的教学方法，试图与传统“割裂”；第二，音乐批评领域特别活跃；第三，试图按照流行音乐自身规律建立流行音乐学科目录。本文的缘起是响应中国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徐沛东同志指定四川音乐学院承担的“流行音乐社会效应”课题的子课题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梳理这十余年四川音乐学院在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达到管窥流行音乐社会效应的目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回顾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成果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十余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对“流行音乐本身的认识也逐渐加深”，这对“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值得我们研究。
一、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
笔者在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01版）后发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音乐课程中并未设置流行音乐的教学内容，也就意味着教师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上不能教授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知识内容。据了解，我国普通高校当中的《音乐欣赏》课上，也鲜有教师教授流行音乐风格与体裁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将“流行音乐专业”纳入高等音乐教育体系之前，流行音乐知识在“课堂音乐”的教授中几乎为零。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群体集中于青年群体，年轻人对于流行音乐有着天然的热爱与亲近，他们的音乐生活与音乐消费主要来自于对自己偶像的演唱会的听赏和对唱片的购买。这就形成了年轻学子对流行音乐知识的渴望与实际音乐课程教学中流行音乐内容缺失之间的矛盾。
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后，部分缓解了这一矛盾，然而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即在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中，基本是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作为授课内容，只有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才有专门的流行音乐教育。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给予中小学教师课堂自由支配额度，选取部分优秀的流行音乐用于课堂教学；二是借鉴传统音乐业余考级的成功经验，编排流行音乐考级书目，开设流行音乐领域的业余考级，达到弥补上述矛盾的目的。
二、“校园明星效应”与“流行音乐明星摇篮”的品牌打造
所谓的“明星效应”多指通过明星代言，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以获得大众认知和喜爱，最终实现其产品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四川音乐学院打造的“明星摇篮”教育品牌，便是通过对“教学产品”的高质量输出来实现校园明星效应的。
2001年四川音乐学院流行学院成立到2005年第一届教学产品面临“输出”与“社会检验”之时，打着“川音制造”的两名学生李宇春和何洁，成功地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赛事中一炮走红，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四名。2007年四川音乐学院学生魏晨、教师王铮亮又分别在湖南卫视“快乐男生”赛事中分别获得第三名和第十名。迄今为止，四川音乐学院培养的学生在各赛事中全面“开花结果”。其中重要奖项包括中央电视台“梦想中国”全国十佳，全国PUB歌手大赛冠军、“搜狗女声”全国总决赛季军，2008“动感地带”全国街舞比赛女子组单人冠军，亚洲音乐节中国新人歌手总决赛金奖，全国推新人大赛金奖，世界华人艺术节声乐大赛青年通俗组银奖，文化部首届流行音乐人才选拔大赛全国第二名，第11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全国铜奖，第11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四川赛区第一名、青岛赛区第一名，第12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陕西赛区第一名、贵州赛区第一名、福建赛区第一名、中国唱片总公司赛区第一名，第13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四川赛区第一名，四川省首届及第二届声乐大赛第一名，2007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流行音乐大赛华中赛区最佳男、女歌手奖，并在2009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届流行音乐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一举夺得男生单人组、组合组两项全国金奖和两项人气大奖，这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历史上第一次由一所院校同时获得四项金奖。2011年川音Halo组合再次问鼎金钟奖组合大奖。至此，这些“校园明星”成功地为四川音乐学院代言了“流行音乐明星摇篮”这一教育品牌。从我们对大一新生的走访中了解到，这些学生不乏是冲着自己的偶像明星来四川音乐学院求学的，而社会上更是谈起流行音乐教育必然会提及四川音乐学院，甚至有民间说法将其称之为流行音乐的“学院派”。成功的流行音乐教育品牌为川音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与声誉，但另一方面，这些“校园明星”也引发了我们对教学管理模式的重新思考。比如成名后的学生由于受到大量媒体和粉丝的追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课堂教学。我们不得不浪费大量教学资源，安排老师单独给“明星”学生授课。由于这些学生已经成名并受到众多社会事务干扰，时常因故缺课，这与学位条例规定的学生因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学时便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规定形成冲突，造成教学管理上的不公平现象。为此四川音乐学院不得不特事特办，通过制定《明星学生管理条例》来解决上述矛盾。另外，在校学生受到其它学生成功成名的影响，也不遗余力地报名参加各种赛事，大量缺课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形成断层，同时也给学校管理带来不便。 暂且抛开上述问题不谈，单从“校园明星效应”与“流行音乐明星摇篮”的品牌打造方面来看，必然对社会流行音乐界的发展产生引导性的影响。“校园明星效应”与“明星摇篮”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动性影响，从而导致学校生源不断，也为社会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激烈的竞争不仅有助于促进流行音乐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引起流行音乐社会效应的扩大化。
三、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
中国音乐家协会下设“中国流行音乐学会”，但是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研究“流行音乐高等教育”议题。由于教育部并没有建立流行音乐专业学科目录，在此现状下，以高校参与实际教学研究为实践，以推动流行音乐学科学术建设为目的，由各高校发起并组织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并由此形成的“流行音乐高校学术联盟”就成为了必须和必要的学术组织，其影响力也显而易见。
流行音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以来，全国共召开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有关流行音乐教育的学术会议。①第一次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06首届中国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居其宏、梁茂春、伍国栋、曾遂今等众多专家学者对于我国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教育等诸多问题，作了许多精彩的阐述。[2]第二次是由四川音乐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07中国高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教育论坛暨首届‘学院杯’流行音乐邀请赛”，国内九大音乐学院、欧洲音乐学院鼎力加盟。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著名词曲作家、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小奇，中唱公司总经理赵大新等各路巨头云集，共谋流行音乐教育与发展议题。这是一场中国流行音乐的盛会，在规模、规格上创国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之最。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论坛期间还进行了两项赛事的评比：一是由各院校教师参与的“流行音乐论文比赛”，二是创办了体现教师教学成果的学生赛事即“学院杯”邀请赛。德国、荷兰、匈牙利等国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专家，相继在论坛上介绍各自的成功经验。此次论坛组委会共收到27篇关于“中国高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教育”的论文，评委会最终评选出10篇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论文奖。评委会最后总结到：“由于这是我国流行音乐界第一次组织这样的论文评比活动，在论文的选题质量、学术规范等方面与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距离，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首届“学院杯”邀请赛是此次论坛的“重头戏”，它突破了现今社会流行音乐比赛模式，力图在建立以“学院派”为特征的流行歌曲演唱比赛全新机制的基础上，更新流行演唱比赛的专业测评标准和审美价值导向，逐渐实现与国际流行音乐趋势的对接。此次比赛代表了目前国内流行音乐教育成果的最高水平。第三次同样是由四川音乐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10国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成都论坛”，在赛事组成上与上届大致相同，不仅吸引了国际选手参赛，评委会阵容也空前强大。论文组评委会专家有《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秘书长金兆钧，《音乐周报》副总编辑陈志音女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四川音乐学院胡扬吉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系主任曾遂今教授，原《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教授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陶辛教授。赛事组评委专家有：金兆均、三宝、黑楠、付林以及欧洲几所音乐学院的院长。此次论坛不但举行了教师论文赛事与学院杯赛事，更是在会议期间邀请专家为川音学生开设了多场学术讲座与大师班课程。
三次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的召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引来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各高校达成基本共识如下：第一，各高校达成了建立流行音乐高校“学术联盟”的一致意见；第二，通过“学术联盟”呼吁国家相关部门为流行音乐建立学科目录；第三，各高校积极开展基础教育阶段的流行音乐教育；第四，改革教材与课程建设，按照流行音乐自身规律教学；第五，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加强国内外各高校学术交流与理论研究；第六，通过学院级赛事为流行乐坛输送优秀人才。
四、流行音乐服务社会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参与并为社会重大事件服务而产生的社会效应特别突出。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曲最为引人瞩目——一首是由迈克尔·杰克逊、莱昂纳尔·里奇等美国众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则是由罗大佑主创、港众多明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中国大陆在1986年录制了一首由郭峰作曲，陈哲等作词的中国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该曲由100多位中国流行音乐歌手演唱，这也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②足以说明相关部门对流行音乐服务社会功能的认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将2008年5月19日至21日设为全国哀悼日。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唱响爱的和声，在这台名为《爱的奉献》的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共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
特大地震灾害发生以后，四川音乐学院在第一时间组织文艺慰问团体，奔赴地震灾区，抚慰灾民。流行音乐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此刻凸显出来。学院组织创作队伍深入灾区创作大量作品，志愿者服务灾区，鼓舞灾区群众的斗志，教育学生在逆境中奋起。根据四川音乐学院官方网站新闻：“2008年6月16日，我院‘超级女声’何洁和‘快乐男声’魏晨、王铮亮同母校师生一起赴重灾区绵竹慰问灾区人民和武警官兵，送上真挚祝福。‘超女’、‘快男’一行冒雨赶往绵竹汉旺镇为灾区小朋友们送上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勇敢生活，努力学习。前往武警警官学院绵竹驻地，聆听映秀镇抗震救灾、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武警官兵们的感人事迹，并给他们送上盐蛋、茶叶、药品、食物等，还有花露水、蚊香。当天下午绵竹突降暴雨，但丝毫没有降低大家的慰问激情。师生们还满怀激情为武警官兵们献上了一首首深情的歌曲，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意。何洁深情演唱了《希望》，王铮亮和魏晨唱起了原创歌曲《爱是家乡》。汶川大地震后，‘超女’、‘快男’们多次参加赈灾义演，创作了《爱是家乡》等歌曲，表达了对四川的热爱与对灾区人民的牵挂。他们的行动和义举受到灾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上述事例说明，流行音乐在特殊事件发生后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社会效应。流行音乐体裁与西方艺术音乐相比，在形式与内容上欣赏门槛相对更低，也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四川音乐音乐学院通过开设流行音乐专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并积极利用流行音乐体裁创作了大量歌曲，从而拓展了川音服务社会的功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四川音乐学院将继续进行理念创新，加强内涵建设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现有人才和资源优势，全面开展各种社会工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社会流行音乐的品质。
五、对现行流行音乐教学体系的反思
（一）对专业设置的反思
自2001年川音流行音乐学院成立以来，相继设置了“流行演唱专业”、“流行器乐专业”、“流行歌舞专业”、“流行舞专业”、“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专业”、“音乐文学专业”（现更名为“音乐传媒专业”）。暂且不论专业设置的目的与实际教学效果，从本质上说，这6个专业在传统音乐学院都可以找到“母体”，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异化复制”。比如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专业“复制”传统作曲系，音乐文学专业“复制”音乐学系，流行演唱专业“复制”声乐系，流行舞蹈专业“复制”舞蹈系，流行器乐专业“复制”管弦系。在现行这种专业体系运行的十余年中，一方面，由于喜爱流行音乐的考生人数众多，迅速占据“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传统音乐学院也开始反思自身的“象牙塔”模式。这种按照专业分工所搭建的学科体系，当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也符合现代高校教学特点，但是这种“细划”是否真正符合流行音乐内在的发展规律，的确值得我们反思。以流行演唱专业为例，《教育部流行演唱专业指导规范》中明确提出，学生应熟练掌握一到两门乐器，并且要具备写作原创流行歌曲的能力。虽然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开设了两年的副科钢琴和歌曲写作课程，但是无论是师资和教材都深受传统影响：一方面，绝大多数老师就是学传统音乐出身，缺乏流行音乐教学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学生总感觉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缺乏实用性。再拿每年的专业考试为例，虽逐渐杜绝了学生在考试时使用DVD或VCD伴奏，但离我们希望的学生能使用自己组建的乐队或自己用吉他、钢琴为自己的原创音乐伴奏的“教学理想”相距甚远。因此，笔者认为，可否把初创阶段“重专业建设”转移到“重改革专业设置”上，如能否在大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方向，采用通识教育的方式，并由专门的流行键盘专业老师来进行副科钢琴的教学，而后学生再根据自身专长，选定毕业论文选题。
（二）师资队伍建设
在四川音乐学院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初创阶段，教师的构成有别于传统音乐教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长期从事传统音乐教学并对流行音乐领域有涉猎的教师任课；二是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出发，遵循“必须是专业音乐院校的毕业生，必须在相关文艺团体中长期从事流行音乐实践”这一聘任原则。聘请了包括四川省歌舞剧院或成都本地著名乐队中具有长期从事舞台实践的演员来担任教学工作。因此教师在从事流行音乐实际教学工作的初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前一类型的教师由于长期从事传统音乐的学习与教学，因此存在着教学中心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的问题；后一类型的教师则存在着角色转换与如何实现舞台经验理论化的转变的问题。因此四川音乐学院采用教师年终考核的方法，设定各项指标，不再聘任未能达标的教师，通过优胜劣汰原则，逐步形成老中青三代结合的较为合理的教师团队，并且取得了令社会瞩目的教学成果。
流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原创音乐。而原创音乐要求具备自己作曲、自己制作、自己演唱、自己伴奏等要求。那么这就在根本上要求流行音乐专业的教师应具备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只有教师具备上述能力，才能身体力行地推动教学工作。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教师要么受到专业细化的限制，要么是由从事传统音乐教学工作的教师转行进入流行音乐领域，因此很难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在未来的师资队伍的建设中，我们将立志于吸引国内外更优秀的、综合素质更强的优秀人才，将人才培养和引进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
结 语
“流行音乐专业”自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以来，部分缓解了年轻学子对流行音乐知识的渴望与实际音乐课程教学中流行音乐内容缺失之间的矛盾。在各项流行音乐赛事中，四川音乐学院更是成为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直接受益者，然而，毕竟我国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至今仅十余年，因此，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各高校仍然面临流行音乐专业设置定位与师资建设等问题。在文中，笔者以四川音乐学院为例，管窥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社会效应，试图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而我们的后续研究会对流行音乐社会效应这一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补释。
责任编辑：郭爽
注释：
①根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广东省也于2010年召开过一次“广东高校流行音乐高峰论坛”，但是其辐射面不在全国，故此略去。文章见石学功《流行音乐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影响与作用——2010广东高校流行音乐高峰论坛的思考》。
②根据宋祥瑞发表的《中央电视台与港台歌星——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邀请港台歌星事件的阐释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83年底，党中央发出反精神污染的文件，流行音乐属于精神污染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
[1]姚俭建.试论个体认识的社会效应[J].哲学研究，1989（8）：50.
[2]王建元.高校流行音乐教育需要确立学科目录——2006首届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核心议题综述[J].人民音乐，2007（1）：58.
关键词：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社会效应；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引 言
“‘社会效应’原为社会学术语，意指人的某种行为施加于社会而产生的影响。”[1]文中特指流行音乐施加于社会而产生的影响。流行音乐像“涓涓流水”般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及生活，如卡拉OK伴唱系统的诞生直接改变了人们听赏音乐的方式，又如流行歌坛天王巨星迈克尔·杰克逊的突然逝世，引发了全球性哀悼等。文章将以四川音乐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为例，探究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专业设置方面，笔者暂将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按照规模和时间来划分时期：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即专业尝试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院校有：武汉音乐学院声乐系开始由姚峰教授招收“通俗演唱”专业学生，并成功培养了青年歌手黄鹤翔（原名黄晶）；沈阳音乐学院于1993年设立通俗演唱专业；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于1998年开始设置通俗音乐编创专业，2000年设立流行音乐创作专业、流行音乐演唱与表演、流行音乐演奏专业。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于2000年开始设通俗演唱专业。第二阶段为2001年至今，流行音乐专业进入“普遍设置阶段”。四川音乐学院于2001年成立了“通俗学院”（现已更名为“流行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于2003年成立演艺学院。星海音乐学院也相继设立流行音乐系。这一阶段以模仿并全面“复制”传统音乐学院专业设置为显著标志。
在流行音乐历史研究方面：雷美琴在《中国流行音乐30年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一文中，系统梳理了中国流行音乐这30年的发展经历，并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质疑与争议阶段”（1979—1985）；第二阶段为“认可与探究阶段”（1986—1996）；第三阶段为“深化与超越阶段”（1997年至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文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并且做出了学术评价，本文不再赘述。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自流行音乐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以来，研究者为了突出流行音乐自身的学科意识，在理论研究层面都不自觉地力图挖掘流行音乐自身的研究方法，以确立其“学科”地位，因此研究层面凸显了以下特点：第一，特别强调在表演领域挖掘自身的教学方法，试图与传统“割裂”；第二，音乐批评领域特别活跃；第三，试图按照流行音乐自身规律建立流行音乐学科目录。本文的缘起是响应中国音乐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分党组书记徐沛东同志指定四川音乐学院承担的“流行音乐社会效应”课题的子课题研究。其目的是通过梳理这十余年四川音乐学院在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的发展现状，达到管窥流行音乐社会效应的目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回顾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成果在社会中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十余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对“流行音乐本身的认识也逐渐加深”，这对“中国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值得我们研究。
一、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
笔者在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01版）后发现，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音乐课程中并未设置流行音乐的教学内容，也就意味着教师在中小学音乐课堂上不能教授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知识内容。据了解，我国普通高校当中的《音乐欣赏》课上，也鲜有教师教授流行音乐风格与体裁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将“流行音乐专业”纳入高等音乐教育体系之前，流行音乐知识在“课堂音乐”的教授中几乎为零。流行音乐的主要消费群体集中于青年群体，年轻人对于流行音乐有着天然的热爱与亲近，他们的音乐生活与音乐消费主要来自于对自己偶像的演唱会的听赏和对唱片的购买。这就形成了年轻学子对流行音乐知识的渴望与实际音乐课程教学中流行音乐内容缺失之间的矛盾。
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后，部分缓解了这一矛盾，然而同时也暴露出了新的问题，即在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中，基本是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与西方艺术音乐中的经典作品作为授课内容，只有到了高等教育阶段，才有专门的流行音乐教育。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给予中小学教师课堂自由支配额度，选取部分优秀的流行音乐用于课堂教学；二是借鉴传统音乐业余考级的成功经验，编排流行音乐考级书目，开设流行音乐领域的业余考级，达到弥补上述矛盾的目的。
二、“校园明星效应”与“流行音乐明星摇篮”的品牌打造
所谓的“明星效应”多指通过明星代言，树立起自己的品牌形象，以获得大众认知和喜爱，最终实现其产品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四川音乐学院打造的“明星摇篮”教育品牌，便是通过对“教学产品”的高质量输出来实现校园明星效应的。
2001年四川音乐学院流行学院成立到2005年第一届教学产品面临“输出”与“社会检验”之时，打着“川音制造”的两名学生李宇春和何洁，成功地在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赛事中一炮走红，分别获得第一名和第四名。2007年四川音乐学院学生魏晨、教师王铮亮又分别在湖南卫视“快乐男生”赛事中分别获得第三名和第十名。迄今为止，四川音乐学院培养的学生在各赛事中全面“开花结果”。其中重要奖项包括中央电视台“梦想中国”全国十佳，全国PUB歌手大赛冠军、“搜狗女声”全国总决赛季军，2008“动感地带”全国街舞比赛女子组单人冠军，亚洲音乐节中国新人歌手总决赛金奖，全国推新人大赛金奖，世界华人艺术节声乐大赛青年通俗组银奖，文化部首届流行音乐人才选拔大赛全国第二名，第11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全国铜奖，第11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四川赛区第一名、青岛赛区第一名，第12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陕西赛区第一名、贵州赛区第一名、福建赛区第一名、中国唱片总公司赛区第一名，第13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四川赛区第一名，四川省首届及第二届声乐大赛第一名，2007中国音乐金钟奖首届流行音乐大赛华中赛区最佳男、女歌手奖，并在2009中国音乐金钟奖第二届流行音乐大赛全国总决赛中，一举夺得男生单人组、组合组两项全国金奖和两项人气大奖，这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历史上第一次由一所院校同时获得四项金奖。2011年川音Halo组合再次问鼎金钟奖组合大奖。至此，这些“校园明星”成功地为四川音乐学院代言了“流行音乐明星摇篮”这一教育品牌。从我们对大一新生的走访中了解到，这些学生不乏是冲着自己的偶像明星来四川音乐学院求学的，而社会上更是谈起流行音乐教育必然会提及四川音乐学院，甚至有民间说法将其称之为流行音乐的“学院派”。成功的流行音乐教育品牌为川音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与声誉，但另一方面，这些“校园明星”也引发了我们对教学管理模式的重新思考。比如成名后的学生由于受到大量媒体和粉丝的追崇，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课堂教学。我们不得不浪费大量教学资源，安排老师单独给“明星”学生授课。由于这些学生已经成名并受到众多社会事务干扰，时常因故缺课，这与学位条例规定的学生因缺课三分之一及以上学时便不能参加期末考试的规定形成冲突，造成教学管理上的不公平现象。为此四川音乐学院不得不特事特办，通过制定《明星学生管理条例》来解决上述矛盾。另外，在校学生受到其它学生成功成名的影响，也不遗余力地报名参加各种赛事，大量缺课导致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形成断层，同时也给学校管理带来不便。 暂且抛开上述问题不谈，单从“校园明星效应”与“流行音乐明星摇篮”的品牌打造方面来看，必然对社会流行音乐界的发展产生引导性的影响。“校园明星效应”与“明星摇篮”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动性影响，从而导致学校生源不断，也为社会流行音乐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此外，激烈的竞争不仅有助于促进流行音乐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能引起流行音乐社会效应的扩大化。
三、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
中国音乐家协会下设“中国流行音乐学会”，但是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研究“流行音乐高等教育”议题。由于教育部并没有建立流行音乐专业学科目录，在此现状下，以高校参与实际教学研究为实践，以推动流行音乐学科学术建设为目的，由各高校发起并组织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并由此形成的“流行音乐高校学术联盟”就成为了必须和必要的学术组织，其影响力也显而易见。
流行音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以来，全国共召开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有关流行音乐教育的学术会议。①第一次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06首届中国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居其宏、梁茂春、伍国栋、曾遂今等众多专家学者对于我国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教育等诸多问题，作了许多精彩的阐述。[2]第二次是由四川音乐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07中国高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教育论坛暨首届‘学院杯’流行音乐邀请赛”，国内九大音乐学院、欧洲音乐学院鼎力加盟。时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金铁霖，著名词曲作家、中国音协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小奇，中唱公司总经理赵大新等各路巨头云集，共谋流行音乐教育与发展议题。这是一场中国流行音乐的盛会，在规模、规格上创国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领域之最。值得说明的是，此次论坛期间还进行了两项赛事的评比：一是由各院校教师参与的“流行音乐论文比赛”，二是创办了体现教师教学成果的学生赛事即“学院杯”邀请赛。德国、荷兰、匈牙利等国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专家，相继在论坛上介绍各自的成功经验。此次论坛组委会共收到27篇关于“中国高等艺术学院流行音乐教育”的论文，评委会最终评选出10篇分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论文奖。评委会最后总结到：“由于这是我国流行音乐界第一次组织这样的论文评比活动，在论文的选题质量、学术规范等方面与音乐学研究领域还有很大的距离，论文质量也参差不齐。”首届“学院杯”邀请赛是此次论坛的“重头戏”，它突破了现今社会流行音乐比赛模式，力图在建立以“学院派”为特征的流行歌曲演唱比赛全新机制的基础上，更新流行演唱比赛的专业测评标准和审美价值导向，逐渐实现与国际流行音乐趋势的对接。此次比赛代表了目前国内流行音乐教育成果的最高水平。第三次同样是由四川音乐学院发起并承办的“2010国际流行音乐高等教育成都论坛”，在赛事组成上与上届大致相同，不仅吸引了国际选手参赛，评委会阵容也空前强大。论文组评委会专家有《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协会秘书长金兆钧，《音乐周报》副总编辑陈志音女士，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戴嘉枋教授，四川音乐学院胡扬吉教授，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系主任曾遂今教授，原《人民音乐》副主编于庆新教授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陶辛教授。赛事组评委专家有：金兆均、三宝、黑楠、付林以及欧洲几所音乐学院的院长。此次论坛不但举行了教师论文赛事与学院杯赛事，更是在会议期间邀请专家为川音学生开设了多场学术讲座与大师班课程。
三次流行音乐高等教育学术论坛的召开，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引来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各高校达成基本共识如下：第一，各高校达成了建立流行音乐高校“学术联盟”的一致意见；第二，通过“学术联盟”呼吁国家相关部门为流行音乐建立学科目录；第三，各高校积极开展基础教育阶段的流行音乐教育；第四，改革教材与课程建设，按照流行音乐自身规律教学；第五，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加强国内外各高校学术交流与理论研究；第六，通过学院级赛事为流行乐坛输送优秀人才。
四、流行音乐服务社会的功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音乐参与并为社会重大事件服务而产生的社会效应特别突出。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曲最为引人瞩目——一首是由迈克尔·杰克逊、莱昂纳尔·里奇等美国众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则是由罗大佑主创、港众多明星演唱的《明天会更好》。中国大陆在1986年录制了一首由郭峰作曲，陈哲等作词的中国公益歌曲《让世界充满爱》，该曲由100多位中国流行音乐歌手演唱，这也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②足以说明相关部门对流行音乐服务社会功能的认可。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8级强震猝然袭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地震。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将2008年5月19日至21日设为全国哀悼日。自2009年起，每年5月12日为全国防灾减灾日。2008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唱响爱的和声，在这台名为《爱的奉献》的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中，共为灾区募得15.14亿元。
特大地震灾害发生以后，四川音乐学院在第一时间组织文艺慰问团体，奔赴地震灾区，抚慰灾民。流行音乐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此刻凸显出来。学院组织创作队伍深入灾区创作大量作品，志愿者服务灾区，鼓舞灾区群众的斗志，教育学生在逆境中奋起。根据四川音乐学院官方网站新闻：“2008年6月16日，我院‘超级女声’何洁和‘快乐男声’魏晨、王铮亮同母校师生一起赴重灾区绵竹慰问灾区人民和武警官兵，送上真挚祝福。‘超女’、‘快男’一行冒雨赶往绵竹汉旺镇为灾区小朋友们送上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勇敢生活，努力学习。前往武警警官学院绵竹驻地，聆听映秀镇抗震救灾、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的武警官兵们的感人事迹，并给他们送上盐蛋、茶叶、药品、食物等，还有花露水、蚊香。当天下午绵竹突降暴雨，但丝毫没有降低大家的慰问激情。师生们还满怀激情为武警官兵们献上了一首首深情的歌曲，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意。何洁深情演唱了《希望》，王铮亮和魏晨唱起了原创歌曲《爱是家乡》。汶川大地震后，‘超女’、‘快男’们多次参加赈灾义演，创作了《爱是家乡》等歌曲，表达了对四川的热爱与对灾区人民的牵挂。他们的行动和义举受到灾区人民的高度赞扬。” 上述事例说明，流行音乐在特殊事件发生后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社会效应。流行音乐体裁与西方艺术音乐相比，在形式与内容上欣赏门槛相对更低，也更容易被广大群众接受。四川音乐音乐学院通过开设流行音乐专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并积极利用流行音乐体裁创作了大量歌曲，从而拓展了川音服务社会的功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四川音乐学院将继续进行理念创新，加强内涵建设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现有人才和资源优势，全面开展各种社会工作，从而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社会流行音乐的品质。
五、对现行流行音乐教学体系的反思
（一）对专业设置的反思
自2001年川音流行音乐学院成立以来，相继设置了“流行演唱专业”、“流行器乐专业”、“流行歌舞专业”、“流行舞专业”、“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专业”、“音乐文学专业”（现更名为“音乐传媒专业”）。暂且不论专业设置的目的与实际教学效果，从本质上说，这6个专业在传统音乐学院都可以找到“母体”，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异化复制”。比如音乐制作与录音工程专业“复制”传统作曲系，音乐文学专业“复制”音乐学系，流行演唱专业“复制”声乐系，流行舞蹈专业“复制”舞蹈系，流行器乐专业“复制”管弦系。在现行这种专业体系运行的十余年中，一方面，由于喜爱流行音乐的考生人数众多，迅速占据“半壁江山”，另一方面传统音乐学院也开始反思自身的“象牙塔”模式。这种按照专业分工所搭建的学科体系，当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也符合现代高校教学特点，但是这种“细划”是否真正符合流行音乐内在的发展规律，的确值得我们反思。以流行演唱专业为例，《教育部流行演唱专业指导规范》中明确提出，学生应熟练掌握一到两门乐器，并且要具备写作原创流行歌曲的能力。虽然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也开设了两年的副科钢琴和歌曲写作课程，但是无论是师资和教材都深受传统影响：一方面，绝大多数老师就是学传统音乐出身，缺乏流行音乐教学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学生总感觉从老师处学到的东西缺乏实用性。再拿每年的专业考试为例，虽逐渐杜绝了学生在考试时使用DVD或VCD伴奏，但离我们希望的学生能使用自己组建的乐队或自己用吉他、钢琴为自己的原创音乐伴奏的“教学理想”相距甚远。因此，笔者认为，可否把初创阶段“重专业建设”转移到“重改革专业设置”上，如能否在大学一二年级不分专业方向，采用通识教育的方式，并由专门的流行键盘专业老师来进行副科钢琴的教学，而后学生再根据自身专长，选定毕业论文选题。
（二）师资队伍建设
在四川音乐学院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初创阶段，教师的构成有别于传统音乐教学，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长期从事传统音乐教学并对流行音乐领域有涉猎的教师任课；二是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出发，遵循“必须是专业音乐院校的毕业生，必须在相关文艺团体中长期从事流行音乐实践”这一聘任原则。聘请了包括四川省歌舞剧院或成都本地著名乐队中具有长期从事舞台实践的演员来担任教学工作。因此教师在从事流行音乐实际教学工作的初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前一类型的教师由于长期从事传统音乐的学习与教学，因此存在着教学中心转移、研究方向改变的问题；后一类型的教师则存在着角色转换与如何实现舞台经验理论化的转变的问题。因此四川音乐学院采用教师年终考核的方法，设定各项指标，不再聘任未能达标的教师，通过优胜劣汰原则，逐步形成老中青三代结合的较为合理的教师团队，并且取得了令社会瞩目的教学成果。
流行音乐教学培养学生的目标是原创音乐。而原创音乐要求具备自己作曲、自己制作、自己演唱、自己伴奏等要求。那么这就在根本上要求流行音乐专业的教师应具备相应的素质和能力，只有教师具备上述能力，才能身体力行地推动教学工作。然而，目前绝大多数教师要么受到专业细化的限制，要么是由从事传统音乐教学工作的教师转行进入流行音乐领域，因此很难达到上述要求。因此，在未来的师资队伍的建设中，我们将立志于吸引国内外更优秀的、综合素质更强的优秀人才，将人才培养和引进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点。
结 语
“流行音乐专业”自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以来，部分缓解了年轻学子对流行音乐知识的渴望与实际音乐课程教学中流行音乐内容缺失之间的矛盾。在各项流行音乐赛事中，四川音乐学院更是成为开办“流行音乐专业”的直接受益者，然而，毕竟我国的流行音乐高等教育体系建立至今仅十余年，因此，在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各高校仍然面临流行音乐专业设置定位与师资建设等问题。在文中，笔者以四川音乐学院为例，管窥流行音乐高等教育的社会效应，试图达到管中窥豹的目的，而我们的后续研究会对流行音乐社会效应这一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补释。
责任编辑：郭爽
注释：
①根据笔者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广东省也于2010年召开过一次“广东高校流行音乐高峰论坛”，但是其辐射面不在全国，故此略去。文章见石学功《流行音乐对当前高等教育的影响与作用——2010广东高校流行音乐高峰论坛的思考》。
②根据宋祥瑞发表的《中央电视台与港台歌星——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邀请港台歌星事件的阐释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83年底，党中央发出反精神污染的文件，流行音乐属于精神污染形式之一。”
参考文献：
[1]姚俭建.试论个体认识的社会效应[J].哲学研究，1989（8）：50.
[2]王建元.高校流行音乐教育需要确立学科目录——2006首届音乐艺术院校流行音乐论坛核心议题综述[J].人民音乐，2007（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