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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既满足他自我心理治疗的需要，又隐喻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双重压迫之下建构现代主体性过程中的尴尬境遇。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 疾病叙事 现代主体性 隐喻
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疾病并不意味着疾病本身，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隐喻意义，从中往往可阐发出某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在文学这个充满隐喻性思维的世界中，疾病就常常被写成一种对社会关系已经发生的偏离状况的表露，并把这种偏离视作疾病的本源，或者疾病是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疾病的隐喻提醒我们，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荷载着价值判断的。郁达夫小说中大量的关于疾病的意象，就不单纯只是人物生理上的一种疾病，它们是作家运用隐喻这一艺术思维形式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意象，它们的背后隐藏着某种价值判断。本文试图探究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意象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意义。
一
“疾病”无疑是郁达夫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他一生共创作小说40余篇，然而写到“病”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篇。他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疾病患者。肺结核、胃病、脑溢血、伤寒、肺炎、疟疾、神经衰弱和忧郁症……人类所能有的疾病差不多都让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患上了，而且是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的光景。因此，医院、疗养院也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最具典型性的场景。《南迁》中，伊人因疗养肺结核与同样患肺结核的O产生了朦胧的爱情，但在肺结核这种冷酷无情的疾病面前，一切只是虚幻，O的结局只有死去，伊人也因伤风住进了医院；《银灰色的死》中伊人的妻子也是个肺结核患者，她临终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口中还叫着“伊人”的名字，以致后来伊人一看到陌生女子苍白的脸色，就想起亡妻的面容，伊人自己后来也因脑溢血不治身亡；《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因异性的爱不可得而产生对同性的爱，而有着温柔、细心、苍白、文弱等特征的肺结核患者吴迟生则成了他填补情感空白的不二人选；《蜃楼》中陈逸群亦因肺结核复发，不得不住进了松木场的病院疗养；《烟影》里的主人公文朴“吐血吐了一个月，豪气消磨殆尽，连伸一个懒腰都怕脊背脱损”，穷愁潦倒，想回浙江故里休养休养，也还是靠朋友救济才得以成行；《过去》中的李白时先生“为疗养呼吸器病的缘故”，在南方各港市里流寓，与故人不期相遇，旧情复燃，但最终未能如愿，只好又开始那浪迹天涯的人生征程；《杨梅烧酒》开首就写道“病了半年，足迹不曾出病房一步”：《东梓关》也是写病，写文朴因肺病不得不上东梓关徐竹园先生那里看病的经历：《采石矶》的主人公黄仲则也是个肺病患者，《沉沦》中的主人公子质夫则是个忧郁症患者，……读郁达夫的小说，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疾病就是人物的命运，疾病就是人物的生存状态。“病态人物”是郁达夫作品最突出的特色。郁达夫一生何以如此钟情于疾病叙事呢?难道因为郁达夫本人曾患过肺病?疾病心理学家认为，长期的疾病会在患者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并直接影响他的感受体验和思维方式。郁达夫二十岁左右就患上了肺结核病，这种病伴随了他个数年，“这使他不胜艰巨”作为一个肺结核患者，对疾病有着我们健康人所没有的真实体验，他把自己那种对疾病个体性体验灌注到小说中人物形象地塑造中，自然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郁达夫小说中出现最多的疾病是肺结核。他有9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患有此种疾病，分别是：《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烟影》、《纸币的跳跃》、《蜃楼》、《东梓关》、《迟桂花》、《过去》。肺病几乎成为郁达夫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他笔下患有肺病的人物，鲜有治愈的，很多人因肺病而死，因肺病而发疯，肺病既是他笔下人物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个病魔，也是郁达夫本人生活中难以消解的一个阴影。他似乎总在疾病的忧虑之中，带着永恒的痛苦与人生的伤感。他的许多感觉，都是因为那有病的身体。他小说中人物身上那种神经质般的亢奋活力，就是由于他自身病弱导致的歇斯底里式的爆发。正像病人总是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精神受挫的作家也多半意识不到自己从事写作时的潜在病理学因素。郁达夫可能也是在不由自主地被倾诉或写作的冲动牵着走，通过倾诉或宣泄缓解了精神的压抑。笔者认为，长久的疾病在郁达夫的精神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他面对这一切又无可奈何。这种只能返回内心的精神折磨，迫使他寻找可以合理发泄的通道，以满足自我心理疗治的需要。而文学作为苦闷的象征、内在欲望的升华，对个体心理可起到放松、排遣、镇静、消解、娱乐等作用，进而促使人体在生理机能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文学的这一心理治疗的功能，恰好满足了郁达夫此时的需要。美国著名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中说：“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需求，而是源于病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郁达夫试图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克服疾病，使他的病为人知晓，亦可为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并以此来缓解了精神上的重负，宣泄了内心生活上的苦闷，暂时维持了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健康均衡的关系，也正是如此。郁达夫执著地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并且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这一创作主张，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自我疗治的内在需要亦不无关系。也只有从这样的层面来认识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的个人化意义。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关注。
二
郁达夫的小说为我们寻找到了一个在现实中不大容易得到的观察视角，他提请人们对观察对象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笔下的疾病叙事一方面是弱者自我内心情感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此唤起人们的情感关注，从而在这样的关注和宣泄中获得一些心理补偿：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走向，许多现代文学作家拿起笔描绘千疮百孔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时，实际是在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悲剧本质，文本中缤纷繁复的意象系统也都服务于这一总主题。因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诸多疾病意象，就不单纯具有生理学、病理学层面上的意义，而具备更加深广的社会、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阐释意义。疾病本身就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通过服装与疾病来探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价值观的变化：“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是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内 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也可视作是“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在小说人物颓废、落魄、病态的外表下暗含着一个新的自我，一个零余者(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既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无力也无能坚持自我的存在。郁达夫在《蜃楼》这篇小说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自我分析道：“自己的一生……是既做了中国人，而偏又受了些不彻底的欧洲世纪末的教育，将新酒盛入了旧皮囊，结果就是新旧二者的同归于尽。世纪末的思想家说：一一你先要发现你自己。自己发现了以后，就应忠实地守住这自我，彻底的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环境若要来阻挠你，你就应该直冲上前，同他拼一个你死我活，All or nothing!不能妥协，不能含糊，才是人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中国的社会，你这唯一的自我发现者，就不得不到处碰壁了。”我们大家知道，五四时期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但是，人的自我意识虽然觉醒了，醒来之后却发现现实中无路可走，个人也在社会秩序的迅速崩溃中失去了情感归属，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主体性的建构努力遭到重创。郁达夫小说经常出现的零余者“破碎、无目的的、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旅程”，一再咀嚼的“凄切的孤单”，反复感慨的“人生一切都是虚幻”，以及人物病态的生存状态就是现代主体归属感缺失的一种表征。“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述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诚如斯言，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那些被压抑的被克制的内在欲望变相的显现。郁达夫的病，是他个人乃至五四一代人在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双重压迫之下，未能满足欲望被扭曲之后的一种变相表达或言说。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个人主体性与民族主体性的双重危机。《沉沦》中的主人公于质夫蹈海自尽的象征性死亡就是这种主体双重缺失必然结果。小说结尾主人公的独白：“祖国呀祖国，我的死亡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个人主体性的崩溃被小说主人公归因于祖国的积贫积弱，它反映着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的危机必然反映为个人主体性的危机。郁达夫的颓废正是一种危机时刻主体性漂泊不定的反映。人物的病体正是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的象征，因生病导致的死亡正隐喻旧的制度的崩溃、旧的文化精神的衰落。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是在遭遇西方现代话语，同时参照西方现代话语的过程中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所以面临着既要从封建文化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要在承受外来的侵犯感、压迫感中完成自身的社会转型。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正是表现了中国人在现代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尴尬处境。这也是郁达夫笔下作为隐喻的疾病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郁达夫小说 疾病叙事 现代主体性 隐喻
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疾病并不意味着疾病本身，它在人们的意识中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隐喻意义，从中往往可阐发出某种道德、政治和文化意义。在文学这个充满隐喻性思维的世界中，疾病就常常被写成一种对社会关系已经发生的偏离状况的表露，并把这种偏离视作疾病的本源，或者疾病是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疾病的隐喻提醒我们，作为生理学层面上的疾病，它确实是一个自然事件；但在文化层面上，它又从来都是荷载着价值判断的。郁达夫小说中大量的关于疾病的意象，就不单纯只是人物生理上的一种疾病，它们是作家运用隐喻这一艺术思维形式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学意象，它们的背后隐藏着某种价值判断。本文试图探究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意象及其背后的文化隐喻意义。
一
“疾病”无疑是郁达夫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意象之一。他一生共创作小说40余篇，然而写到“病”的，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0多篇。他作品中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是疾病患者。肺结核、胃病、脑溢血、伤寒、肺炎、疟疾、神经衰弱和忧郁症……人类所能有的疾病差不多都让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患上了，而且是一病就是一年半载的光景。因此，医院、疗养院也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最具典型性的场景。《南迁》中，伊人因疗养肺结核与同样患肺结核的O产生了朦胧的爱情，但在肺结核这种冷酷无情的疾病面前，一切只是虚幻，O的结局只有死去，伊人也因伤风住进了医院；《银灰色的死》中伊人的妻子也是个肺结核患者，她临终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口中还叫着“伊人”的名字，以致后来伊人一看到陌生女子苍白的脸色，就想起亡妻的面容，伊人自己后来也因脑溢血不治身亡；《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因异性的爱不可得而产生对同性的爱，而有着温柔、细心、苍白、文弱等特征的肺结核患者吴迟生则成了他填补情感空白的不二人选；《蜃楼》中陈逸群亦因肺结核复发，不得不住进了松木场的病院疗养；《烟影》里的主人公文朴“吐血吐了一个月，豪气消磨殆尽，连伸一个懒腰都怕脊背脱损”，穷愁潦倒，想回浙江故里休养休养，也还是靠朋友救济才得以成行；《过去》中的李白时先生“为疗养呼吸器病的缘故”，在南方各港市里流寓，与故人不期相遇，旧情复燃，但最终未能如愿，只好又开始那浪迹天涯的人生征程；《杨梅烧酒》开首就写道“病了半年，足迹不曾出病房一步”：《东梓关》也是写病，写文朴因肺病不得不上东梓关徐竹园先生那里看病的经历：《采石矶》的主人公黄仲则也是个肺病患者，《沉沦》中的主人公子质夫则是个忧郁症患者，……读郁达夫的小说，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疾病就是人物的命运，疾病就是人物的生存状态。“病态人物”是郁达夫作品最突出的特色。郁达夫一生何以如此钟情于疾病叙事呢?难道因为郁达夫本人曾患过肺病?疾病心理学家认为，长期的疾病会在患者心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并直接影响他的感受体验和思维方式。郁达夫二十岁左右就患上了肺结核病，这种病伴随了他个数年，“这使他不胜艰巨”作为一个肺结核患者，对疾病有着我们健康人所没有的真实体验，他把自己那种对疾病个体性体验灌注到小说中人物形象地塑造中，自然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郁达夫小说中出现最多的疾病是肺结核。他有9篇小说中的人物都患有此种疾病，分别是：《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烟影》、《纸币的跳跃》、《蜃楼》、《东梓关》、《迟桂花》、《过去》。肺病几乎成为郁达夫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他笔下患有肺病的人物，鲜有治愈的，很多人因肺病而死，因肺病而发疯，肺病既是他笔下人物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一个病魔，也是郁达夫本人生活中难以消解的一个阴影。他似乎总在疾病的忧虑之中，带着永恒的痛苦与人生的伤感。他的许多感觉，都是因为那有病的身体。他小说中人物身上那种神经质般的亢奋活力，就是由于他自身病弱导致的歇斯底里式的爆发。正像病人总是不愿承认自己有病，精神受挫的作家也多半意识不到自己从事写作时的潜在病理学因素。郁达夫可能也是在不由自主地被倾诉或写作的冲动牵着走，通过倾诉或宣泄缓解了精神的压抑。笔者认为，长久的疾病在郁达夫的精神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他面对这一切又无可奈何。这种只能返回内心的精神折磨，迫使他寻找可以合理发泄的通道，以满足自我心理疗治的需要。而文学作为苦闷的象征、内在欲望的升华，对个体心理可起到放松、排遣、镇静、消解、娱乐等作用，进而促使人体在生理机能上也得到一定的改善。文学的这一心理治疗的功能，恰好满足了郁达夫此时的需要。美国著名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中说：“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需求，而是源于病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郁达夫试图通过诗性的语言来克服疾病，使他的病为人知晓，亦可为人设身处地地理解，并以此来缓解了精神上的重负，宣泄了内心生活上的苦闷，暂时维持了身与心、个人与社会之间健康均衡的关系，也正是如此。郁达夫执著地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并且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这一创作主张，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其自我疗治的内在需要亦不无关系。也只有从这样的层面来认识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的个人化意义。遗憾的是，这一点迄今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足够关注。
二
郁达夫的小说为我们寻找到了一个在现实中不大容易得到的观察视角，他提请人们对观察对象予以特别的注意。他笔下的疾病叙事一方面是弱者自我内心情感的一种表现，他企图以此唤起人们的情感关注，从而在这样的关注和宣泄中获得一些心理补偿：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五四文学的启蒙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走向，许多现代文学作家拿起笔描绘千疮百孔的社会和病态的人生时，实际是在反思中国社会历史的悲剧本质，文本中缤纷繁复的意象系统也都服务于这一总主题。因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诸多疾病意象，就不单纯具有生理学、病理学层面上的意义，而具备更加深广的社会、文化、道德等多方面的阐释意义。疾病本身就是值得解读的社会、文化症状。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通过服装与疾病来探讨现代性的形成过程中价值观的变化：“十八世纪发生的新的社会流动和地理流动，是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必须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是凭借有关服装的新观念(“时髦”)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内 部装饰)双双变成比喻，来喻示对待自我的新态度。”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也可视作是“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在小说人物颓废、落魄、病态的外表下暗含着一个新的自我，一个零余者(多余人)的形象。他们既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又无力也无能坚持自我的存在。郁达夫在《蜃楼》这篇小说中，曾借主人公之口自我分析道：“自己的一生……是既做了中国人，而偏又受了些不彻底的欧洲世纪末的教育，将新酒盛入了旧皮囊，结果就是新旧二者的同归于尽。世纪末的思想家说：一一你先要发现你自己。自己发现了以后，就应忠实地守住这自我，彻底的主张下去，扩充下去，环境若要来阻挠你，你就应该直冲上前，同他拼一个你死我活，All or nothing!不能妥协，不能含糊，才是人的生活。——可是到了这中国的社会，你这唯一的自我发现者，就不得不到处碰壁了。”我们大家知道，五四时期是一个“人的觉醒”时期，但是，人的自我意识虽然觉醒了，醒来之后却发现现实中无路可走，个人也在社会秩序的迅速崩溃中失去了情感归属，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主体性的建构努力遭到重创。郁达夫小说经常出现的零余者“破碎、无目的的、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旅程”，一再咀嚼的“凄切的孤单”，反复感慨的“人生一切都是虚幻”，以及人物病态的生存状态就是现代主体归属感缺失的一种表征。“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述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诚如斯言，疾病的症状不是别的，而是那些被压抑的被克制的内在欲望变相的显现。郁达夫的病，是他个人乃至五四一代人在封建文化和殖民文化双重压迫之下，未能满足欲望被扭曲之后的一种变相表达或言说。这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一种个人主体性与民族主体性的双重危机。《沉沦》中的主人公于质夫蹈海自尽的象征性死亡就是这种主体双重缺失必然结果。小说结尾主人公的独白：“祖国呀祖国，我的死亡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个人主体性的崩溃被小说主人公归因于祖国的积贫积弱，它反映着中国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与民族国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的危机必然反映为个人主体性的危机。郁达夫的颓废正是一种危机时刻主体性漂泊不定的反映。人物的病体正是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的象征，因生病导致的死亡正隐喻旧的制度的崩溃、旧的文化精神的衰落。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是在遭遇西方现代话语，同时参照西方现代话语的过程中来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的，所以面临着既要从封建文化中解脱出来，同时又要在承受外来的侵犯感、压迫感中完成自身的社会转型。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正是表现了中国人在现代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尴尬处境。这也是郁达夫笔下作为隐喻的疾病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