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门第、血统是士人走向仕途很重要的门径，读书求教、好为人师则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韩愈却是“另类”。他非常重视教育，主张以教育为本选拔优秀的有识之士管理各级部门，认为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昌盛，并极力为教育运筹帷幄，于是，被很多达官显贵嘲笑诽谤，说他爱出风头、轻狂妄为。
　　为了回击那些诋毁以及给他们一个严正的驳斥，公元802年，韩愈写出了著名的《师说》。这下更惹众怒，“讨伐”之声此起彼伏。韩愈为解心中郁闷，告假回乡祭祖，途中碰巧遇见当朝丞相郑余庆之子郑澣。郑澣素以家世为荣，对韩愈的观点嗤之以鼻，看到韩愈，就想羞辱一番。他面露不屑干笑两声，问韩愈：“听说兄台好为人师，可否请教一二？”韩愈一脸谦和，和颜道：“请讲。”郑澣又说：“古之圣贤皆人之龙凤，敢问谁为天下第一师而当之无愧？”
　　韩愈略加思索，回答说：“论才学胆识及影响后世之广，当属孔丘。”郑澣遂否：“不然，孔圣人曾从师老子，岂有师不如弟子之理？”韩愈沉思数秒之后，像是回复郑澣又像自言自语：“既如是说，若以师之师为天下第一师，老子又师从何人？况圣人之师未必强于圣人，怕是也不可僅凭师从其人，其就当为‘天下第一’吧？这‘天下第一’的评判标准又该如何定论呢？”郑澣哈哈大笑：“原以为韩先生无事不知方敢自诩人师，却也是腹内草莽。劝兄台还是不要强作出头，误人子弟吧！”
　　韩愈见他这样羞辱自己，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眼前这位学问高深、非己所能及，于是恭恭敬敬地施礼虚心求教。岂不知郑澣实际上就是胡搅蛮缠，旨在打击挫败他，以便不动摇门阀制度的沿袭。郑澣一副无赖相对韩愈说：“吾不知老子之师何人，亦不知‘天下第一’如何评判，更不知谁为天下第一师，故不为人师也不好为人师。”说完狂笑扬长而去。
　　之后，韩愈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虽然明白郑澣的用意，但还是觉得他颇有道理，做学问就得不耻下问以求新解方能更好地“传道、授业、解惑”，然而对于谁当为“天下第一师”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成了他心头的一根芒刺，不解之就如鲠在喉。直到来年升任监察御史勘察关中大旱灾情时，他才豁然顿悟。
　　韩愈到了关中，看到大片地干苗枯，灾民流离失所、四处乞讨、饿殍遍地，顿觉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心想生命是如此脆弱而又坚强，一旦没有了生命，世界将荡然无存，还何谈学问？想到“学问”，他又想起了“天下第一师”， 无论哪位圣贤，追溯到源头，都必由观苍生百态而总结经验教训、得出非常人能领悟到的精髓所在，所以，换个角度讲，没有自然万物、没有人类的出现和发展进步，一切都是妄谈，那么，“天下第一师”非芸芸众生莫属。经过一番深思熟虑，韩愈对自己的答案确信无疑，而此刻，他却没有半点欣喜的心情。
　　处理完灾民事宜，他立即回京都述职。途中，他以沉重的口吻写下一封肺腑信函，阐明自己的结论，令人快马加鞭送往郑澣处。郑澣读罢羞愧难当，为韩愈的气量和忧国忧民之心所折服，遂重修言好，后来交至莫逆，成为韩愈教育事业的得力助手。
　　韩愈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敢于“不看别人脸色，态度严正不屈”而为师，对学问认真执着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