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陆宗达和朱家济先生(文物学家、书法家)民国时在北大为同学，志趣相投，感情甚好。并由家济先生而与他的弟弟们也相往来，即二弟家濂，三弟家源，四弟家溍。家济先生后来去了浙江杭州，很难见面，只好书信往来。以后朱家浯先生和祖父过往较为密切，所以我也对家溍先生较为了解。今将闲言琐事笔于纸上，以为纪念。
　　我去朱先生家时，朱先生兄弟三人共居于南锣鼓巷的炒豆胡同，居所东边墙上挂一块牌子，上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僧王府”。与朱先生闲聊时，朱先生说他1914年出生于北京东城西堂子胡同，九岁时，迁居帽儿胡同，朱先生对帽儿胡同的房子印象很深。他说，那所院子共有房屋百十来问，五进院落，并有一个大花园。此宅原是同治年间大学士文煜的府第，民国初年，文煜的后人将它卖给了当时的代总统冯国璋。再后来，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从冯的后人手中租住了这所宅子。朱文钧祖籍浙江萧山，其曾祖朱凤标由翰林历官至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人称“萧山相国”。朱文钧光绪末年游学英法，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归国后，历任财政参事，盐务署厅长。因他酷爱文物且收藏极富，从故宫博物院创立之初便被聘为专门委员。
　　朱先生字季黄，行四。1937年入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当时祖父正在辅仁教音韵训诂之学。朱先生曾回忆说：“陆宗达和大哥家济是同学，又是极要好的朋友，对我也很好。我的关于小学的基础全仗陆大哥当年打得好，受益匪浅。”抗战爆发后，朱先生不愿在沦陷区读书，于是携夫人经过一段千难万险并险些遇难的旅途，来到后方重庆参加抗战的实际工作，在粮食部任专员，具体工作在粮食部储备司，后来又由粮食部借调到故宫帮助做展览工作。抗战胜利后，由四川归来，便直接去故宫上班，南马衡院长分配到古物馆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算个老故宫了。
　　闲聊往事，朱先生说，解放初期，“三反”运动开始，故宫博物院全体职工一律不准回家，接受审查。那时阶级斗争讲究家庭出身，而解放前能进入故宫的人又不可能有工农家庭劳动人民，于是故宫当时所有职工都先被假定为有问题，于神武门广场集合，事先已经准备好大卡车，由公安人员点名押送上车，分为两队，一队开往白云观附近的公安学校，另一队开往东岳庙的公安学校。八人一间宿舍，交代历史和“三反”问题。从2月底到5月底，大多数人作了结论释放，而先生却不在此列。原来，在东岳庙期间，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交代自己从故宫中“偷”了什么，没有可交代的就被看作“拒不交代”。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知道只要“就坡下驴”，低头认罪，也就“过关”，并不真要如何。但先生较了真，认为自己没干过的事儿怎能承认，不能自己给自己栽赃。再说如果承认偷了，交不出来怎么办?于是不肯“认罪”。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他和另外“态度不好”的7个人被关进看守所，每日作些轻微劳动，听候继续调查。这样又过了一年十个月，1954年4月1日才被释放回家。这期间，先生说：“有一天我正在拘留所干活儿，有个一块儿的神神秘秘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有个穿军装的点名道姓地要见你，是个年轻人。我一听也有点害一响，心想是不是要关监狱了。等那人来了，一瞧，原来是你父亲。他那时在北京公安学校当校长秘书。他见我就说，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我。还关照说虽然他不相信我会有什么偷盗行为，但这回上边决心很大，别太较真儿。后来我想想也是，当时那形势，用现在的话说，叫‘顽抗下去，死路一条’。所以后来我也就不那么‘顽固’了。我还记得我到家那天已经是晚上，我在外头一打门，有个表姐来开门，门缝一瞧是我，并没马上开。我们都好京戏，她在门里头唱了一句《打渔杀家》的戏词，‘你退后一步’。我退了一步。她又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又退了一步。她还唱‘你再退后一步’。我已经退到对面墙了，于是也用戏中词回唱‘后边已经无有路了’。她这才把门打开，说‘我就知道，不撞墙你是不回头’。”
　　先生“文革”中从干校回来后，有两年奉命“退休”。那时我祖父正好也从干校返京，奉命编词典，空闲时间也较多。先生常来我家，和祖父谈天说地，谈些旧人旧事，印象中，谈京剧昆曲的时候不少，还总评议过去那些演员的技艺和佚事。有时说得高兴了，先生还会站起身，摆个姿势。他们都酷爱抽烟，先生一来，家里就烟雾迷漫，不抽烟的人在旁边呆一会儿也就会满身烟味儿。
　　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导演李翰祥到北京拍电影《垂帘听政》。对于当时“八个样板戏”过8年的中国百姓来说，算个文化大事。李翰祥聘请先生作顾问，请教有关历史及故宫的知识，并将先生的名字打在片头。电影一出，轰动天下，先生也随即广为人知。不过电影毕竟与历史不同，引起争议也就颇为不少，有些议论认为先生没把好关。
　　社科院文研所的吴晓铃先生和祖父也是老朋友，家住得也近。他每天早晨起得早，从校场二条的家出来，过宣外大街，一蹓趾就是西琉璃厂西头我家，所以有段时间，常过来和祖父聊天。有天早晨，我和祖父刚起，吴先生就来了，聊了一会儿，他说：“季黄(朱先生字季黄)这是怎么顾的问，您看那《垂帘听政》拍的，尽胡编乱造。李翰祥外行，他可不外行啊……”祖父从来不看电影，也随着哼哼哈哈。正说得热闹，没想到朱先生也来了。因为是熟人，所以直接登堂入室，正好从外间听见。于是一掀帘子进了里间，对吴先生笑道：“大哥，这事可不能怨我，我说人家得听呀!我看他不怎么听我的意见，就说，那你把我这顾问的名字撤了，可人家还是不听，我也没办法!”吴先生搞民间文艺研究，与戏剧、相声演员来往十分密切，尤其和侯宝林先生过从多。有次朱先生和我闲聊时说：“他(指吴先生)跟我见面时，老说宝林这，宝林那，跟宝林又去了哪儿哪儿。我还奇怪，我们这些熟人里边，没有叫宝林的啊。一问，原来是侯宝林!”
　　先生时有外出交流的时候。他去香港，别人说，那时去香港一趟不容易，一块儿的人都抓紧时间逛街购物，惟独先生并不怎么上街，只在宾馆房间休息。我问为什么，先生一时间还被我问愣了，想了想，说：“香港有什么可看的?除了楼就是楼，没什么古迹。要说购物，我是一点兴趣没有，所以也就在宾馆里呆着，看看书。”
　　先生的兴趣主要在文物和图书上，他认为自己最成功的一件事是编了《国宝》这部文物图集。这部图集由先生主编，费了很大心血，出版后深得好评，并被国家领导人选作馈赠外国首脑的礼物之一。不过除了研究传统文化，先生的生活和乐趣也非常丰富。
　　先生晚年自己所居的两间小屋应该是西边正房的两间耳房，穿外间小屋而过，是西南角的一块空地，方圆二十多平米，是个小小天井。里面栽花种草，植树架藤，有豆架，有虫鸣。若从里屋的窗户向外望，刚好面对这一小小庭院。春花秋月，雪夜霜晨， 时时观赏，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先生说：“故宫也给我分了单元房，那边的生活条件比这儿方便好多，起码卫生设施全。可我还舍不得离开这儿，就为了这个小角落，可以跟自然沟通。”
　　其实，我倒觉得先生还没说出另一半，那就是里屋的陈设。中间一张四方桌，紫檀的，临窗一张长条形书案，红木的，桌上陈设有明代理学家陈白沙的砚台，清刘墉亲自刻铭的紫檀笔筒以及纪晓岚的笔搁。先生逐样介绍后，特意强调，“紫檀也分不同等级，我这个笔筒的紫檀最好，比桌子的紫檀可强。”因为我家有个红木桌，先生又教我，“买个猪毛刷子天天来回蹭，又光又亮，保护木头。”说着，他不知道从哪儿拿出了猪毛刷子，一来一回在桌子上蹭起来，还说：“我每天也拿蹭桌子来活动身体，挺好。”坐于窗前，眺望庭院，真感到外边春风桃李，里边几案精严，称得上天造地设。
　　先生为人甚随和，人来求字，很少拒绝。若是熟人，往往“立等可取”。不过先生写字时，不能旁边有人看。有次我去找先生写字，说完告辞，准备过几天来。不料先生说：“你要没事儿，坐这外间等会儿，我去里间写，一会儿就完。不过我写字时旁边不能有人，旁边人一围，我就写不好。”
　　先生外间屋里有书柜，柜中有许多善本古籍，墙上有字画和先生的戏装照。其中一张启功先生题的“蜗居”引起我的兴趣。先生解释“蜗居”的含义时，说：“这不仅仅指表面上我的居室，而是我这样认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转眼之间，先生下世已多年，而音容笑貌，恍在眼前。其所居南锣鼓巷，已被规划为一片旅游文化区。前不久，我去那儿，特意到先生家门口，见两扇斑剥锈蚀的木门依然如旧，小小门铃也一如既往，恍惚中竟又似多年前按响右侧门铃，不久便听见先生时时夹杂着咳嗽的脚步声及看见开门后的笑容。
　　徘徊在先生门口，我思绪纷飞。我没有按门铃，是因为我不想再进先生的“蜗居”。然而我不想进的原因，除去睹物伤情的常情外，还因为我此刻想好好琢磨先生曾经的教诲。
　　先生对“蜗居”的解释是“如果你认为自己‘窝’在这儿了，也就快乐了!”
　　“蜗居”是方寸之地，而人生由于种种不可逆料的情境，也常常会在某时“窝”在某个“方寸之地”。自然和社会就是这样互为启示。如果能看清楚，便可顺势而为，不会徒增烦恼。再者，海阔天空固然可以鸟飞鱼跃，方寸之地就不能腾转挪移?海阔天空也好，方寸之地也罢，还看人如何运用。高明的人，无为变做有为；愚笨的人，有为化做无为。即便平平如我者，由此而明晰人生后，也会得到那种超出红尘之外的快乐，那是一种不可言传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