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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1985），重庆人，戏剧家。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杨尚昆结婚，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
三过草地
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1935年夏，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合，中央决定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反对，并于秋初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果断带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星夜北上。此时，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培训宣传员。待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信后，她赶回巴西驻地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了下来。尽管她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红一方面军，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此时，朱德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安慰和行动上指点。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红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红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坚持革命的方向。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诉说，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多出一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作为一名女革命者，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执著的斗争。
赤色明星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李伯钊将留苏时看到的歌舞活动形式借鉴过来，创作演出了一批歌舞节目，受到当地军民喜爱并广泛流传。李伯钊因此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被苏区人民誉为“赤色明星”。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懋功县城附近，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文艺演出。节目很丰富，有戏剧，也有歌舞。最受欢迎的是李伯钊跳的苏联水兵舞。在这简陋的舞台上，李伯钊边唱边跳，载歌载舞。战士们被她欢快的舞蹈和甜美的歌喉所倾倒，不停地给她鼓掌。表演完了一段，战士们就给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她接着又跳一段。一遍又一遍地谢幕，赢来的是一阵强似一阵的掌声。刚刚翻越雪山的劳累一扫而光。李伯钊尽情地跳啊舞啊，那种欢愉和热烈感染着战士们，共同沉浸在老朋友再相见的欢乐气氛中。到了懋功以后，李伯钊还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共同写了一首反映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首歌后来被红军战士们传唱一时。李伯钊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女人。从江西出发，她就一路唱着跳着，还不时地把阵地上、战斗中和行军路上的感人事迹改编成歌曲，用悦耳的歌喉和动人的舞姿表达出来，激励战士们前进。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跋涉以后，她还能够将那种积极乐观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实属难得。
（1911—2003），福建上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8年12月，在西安同曾山结婚。1948年受命在山东青州创办保育院，收养和照顾了100多名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
剃头只因虱子多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红军战士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奇痒难耐。有的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但又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女红军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为大家理发。行军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戴在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面对虱子成群的现象，彭德怀也风趣地说过：“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坚决“不得8块钱”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
长征到达贵州高原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连长征求她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养病。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后在战友的帮助下，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抬担架累得吐血
邓六金等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老弱病残。邓六金负责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在夜行军中还要用担架抬着伤员。在翻越一座大山时，突然遇到敌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邓六金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放开她那双大脚板就走。山里连日的阴雨和连续几天的断炊，已经使得她的身体相当虚弱，担架越发显得沉甸甸的。山很陡，有时她不得不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她咬牙坚持着，不能停下，落下队伍就会更危险。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山，邓六金却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都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环顾四周，去哪里找男人？邓六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整整走了三天，两只脚都走烂了。她多次累得吐血，当时既没医生也没药，坚强的邓六金只喝点热水就宿营休息了，第二天仍又走在了行军的路上。直到部队到了延安，才检查出她患了肺结核病，但生病部位早已钙化。坚强的意志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该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1911—1997），江西寻乌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被调任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任中央工作团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1988年7月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艰难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长征部队于1935年2月到达扎西（今云南威信县），她和丈夫戴元怀奉命留在滇川黔边坚持游击斗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她只好将孩子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道：“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责任编辑 / 彭月才
三过草地
在长征途中，她肩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每天往返于部队之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1935年夏，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合，中央决定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反对，并于秋初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党中央果断带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星夜北上。此时，李伯钊正在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培训宣传员。待接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信后，她赶回巴西驻地时，红一方面军已经出发了，她被张国焘部扣留了下来。尽管她据理力争，非但没有放她去追赶红一方面军，还被开除了党籍，说她是“反革命奸细”，“右倾机会主义侦探”。并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重又回到茫茫的大草地。此时，朱德给予了李伯钊精神上安慰和行动上指点。于是，李伯钊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在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才能，并担任红四方面军工农剧社社长。她利用带领剧团开展文艺宣传活动的机会，深入到红四方面军的基层，与广大指战员倾心交谈，引导他们认清眼前的形势，坚持革命的方向。1936年6月一天，当她带领剧社的演员到甘孜、炉霍一带下基层为战士们演出时，意外地遇上了红二方面军，就像遇到救星一样。李伯钊将在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诉说，当即她被留了下来。之后，她再一次随红二方面军过草地，成为红军长征途中第一个三过草地的女红军。她的长征旅途，比别人整整多出一年，走的路程是别人的双倍。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作为一名女革命者，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执著的斗争。
赤色明星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李伯钊将留苏时看到的歌舞活动形式借鉴过来，创作演出了一批歌舞节目，受到当地军民喜爱并广泛流传。李伯钊因此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我党我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拓者之一，被苏区人民誉为“赤色明星”。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到达懋功县城附近，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文艺演出。节目很丰富，有戏剧，也有歌舞。最受欢迎的是李伯钊跳的苏联水兵舞。在这简陋的舞台上，李伯钊边唱边跳，载歌载舞。战士们被她欢快的舞蹈和甜美的歌喉所倾倒，不停地给她鼓掌。表演完了一段，战士们就给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她接着又跳一段。一遍又一遍地谢幕，赢来的是一阵强似一阵的掌声。刚刚翻越雪山的劳累一扫而光。李伯钊尽情地跳啊舞啊，那种欢愉和热烈感染着战士们，共同沉浸在老朋友再相见的欢乐气氛中。到了懋功以后，李伯钊还和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共同写了一首反映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歌曲：“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一起来会合，真快乐……”这首歌后来被红军战士们传唱一时。李伯钊是一个活泼快乐的女人。从江西出发，她就一路唱着跳着，还不时地把阵地上、战斗中和行军路上的感人事迹改编成歌曲，用悦耳的歌喉和动人的舞姿表达出来，激励战士们前进。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跋涉以后，她还能够将那种积极乐观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实属难得。
（1911—2003），福建上杭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1938年12月，在西安同曾山结婚。1948年受命在山东青州创办保育院，收养和照顾了100多名革命战友和革命烈士的后代。
剃头只因虱子多
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红军战士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浑身奇痒难耐。有的女红军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捉不胜捉，索性剃成光头，但又怕人笑话，便做个帽子戴上。女红军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为大家理发。行军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戴在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面对虱子成群的现象，彭德怀也风趣地说过：“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
坚决“不得8块钱”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
长征到达贵州高原时，邓六金突然病了，拉痢疾，发高烧，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连长征求她的意见，是不是可以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养病。邓六金斜躺在路边喘息，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后在战友的帮助下，经过连续几天的艰难行军，终于赶上了部队。
抬担架累得吐血
邓六金等女红军们在冒着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军围追堵截危险的同时，还要照顾战斗部队留给她们的老弱病残。邓六金负责伤病员的护理工作。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在夜行军中还要用担架抬着伤员。在翻越一座大山时，突然遇到敌机的轰炸，其中一个抬担架的民夫被吓跑了，担架被孤零零地扔在路边，另一个民夫在担架旁急得不知所措。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位胸部负伤的团级干部。敌机还在头顶上嗡嗡作响。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不管！邓六金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体弱有病，抬起担架，放开她那双大脚板就走。山里连日的阴雨和连续几天的断炊，已经使得她的身体相当虚弱，担架越发显得沉甸甸的。山很陡，有时她不得不跪着爬行，膝盖磕破了，肩膀磨出了血，火辣辣的疼，她咬牙坚持着，不能停下，落下队伍就会更危险。好不容易挨到了下山，邓六金却再也支持不住，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民夫和担架上的伤员再也看不下去了，都说“女人干不得这个，还是找个男人来”。但环顾四周，去哪里找男人？邓六金吐完血，抬起担架继续追赶队伍，整整走了三天，两只脚都走烂了。她多次累得吐血，当时既没医生也没药，坚强的邓六金只喝点热水就宿营休息了，第二天仍又走在了行军的路上。直到部队到了延安，才检查出她患了肺结核病，但生病部位早已钙化。坚强的意志和战胜困难的勇气该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1911—1997），江西寻乌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被调任粤赣省委任妇女部副部长，参加了长征，任中央工作团卫生部运输连政治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军事工业工会组织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山东青岛疗养院副院长。1988年7月荣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艰难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长征部队于1935年2月到达扎西（今云南威信县），她和丈夫戴元怀奉命留在滇川黔边坚持游击斗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她只好将孩子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道：“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责任编辑 / 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