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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空投成了敌对势力派遣特务的重要手段之一。20世纪50年代，美国支持自我标榜既反共又反蒋的第三种势力——“自由中国运动”，不断向大陆空投武装特务。湘西地处湘、鄂、川、黔交界，山多人稀，便于藏身，成为空投的重点地区。这些空投下来的特务，少的三人，多的六人，或被击毙或被活捉，全部被歼灭。这是美国扶植第三种势力反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不光彩的尝试。
公安部原副部长杨奇清，1950年至1951年在北京连续领导破获了“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美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妄图炮击天安门案”等大案要案以后，1952年4月调到中南区工作，担任中南公安部部长。他直接领导和指挥了诱歼“自由中国运动”空投特务的斗争。公安部侦察处副处长苏宇涵，也同期调到中南公安部任侦察处长，参与这场斗争。笔者自建国后，长期在公安部工作，和杨奇清、苏宇涵共事，曾听他们详细介绍这场斗争的经过。
空降特务落网，
逆用“龙山组”敌台
1950年底，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原厅长蔡文治，在美国的支持下，笼络了一批既反共，同时又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再跟着蒋介石走的人，在香港成立了“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后改名为“中国革命抵抗运动大同盟”。1951年美国为了配合朝鲜战争，进一步利用该组织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将“自由中国运动”总部迁到日本东京，置于驻日盟军总部的控制之下，拨给他们茅崎、冲绳和塞班岛的营地作为训练基地，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通讯学校” 和“作战学校”，由美方派特工和技术教官对学员进行特务训练。
1953年2月26日晚，一架美制无标志C47型运输机从日本冲绳机场起飞，偷偷窜入我国领空向两湖地区飞去。这架飞机由美国驾驶员驾驶，飞机上坐着由四名美国士兵护送的“自由中国运动”“龙山组”的四名武装特务及其装备。这四名特务是：组长刘玉麟，组员金辉、李大年，报务员郭士杰。他们空投的目的地是刘玉麟的家乡湖南省龙山县黑龙岩。深夜11时许，美机将四名特务及其装备投向弥漫的山雾中。四名特务着陆后，发现着陆地不是原计划的黑龙岩，而是与之相隔数十里的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河东乡响水洞村附近的山上。第二天上午，四名特务在观察地形时，被两个放牛的小孩发现并报告了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接到报告不久，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和四川省酉阳县，立即组织公安部队和民兵，对敌特着陆点山区四面包围进行搜索。3月1日，四名特务在来凤县腰带山被包围，组长刘玉麟拒捕，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其余三名缴械投降。
根据杨奇清指示，湖南、湖北两省公安机关联合组织专门力量对捕获的三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金辉等供出，他们在塞班岛“自由中国运动”训练基地的“军政干部学校”、“通讯学校”和“作战学校 ”，接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派遣到大陆的任务是：1.潜伏生存，联络土匪相机发展地下武装，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2.搜集气象情报，建立脱险逃亡网，以备空投；3.指使、校正飞机轰炸目标和掩护潜入的特务及失事飞行员。金辉等还供出：“龙山组”属“自由中国运动”的“湘西总部”，该“总部”还有四十余人在日本茅崎营地待命，准备分批空投到湘西、鄂西和粤北，四月底五月初还将在湖南永顺县空投一个组。三名特务交待较好，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从掌握的情况看，美国利用“自由中国运动”，对我中南地区空投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是个较长时期的计划。根据这一情况，杨奇清和苏宇涵研究，拟在对我们有利而无害的原则下，逆用“龙山组”，掌握敌人的动向，相机诱歼空投特务。此意见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批准。
杨奇清、苏宇涵深知取得敌人的信任是逆用“龙山组”最根本的条件。经过与湖南、湖北两省公安厅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对策：1.为“龙山组”编造一个合乎情理的，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行程时间表，以备敌人考察。按照规定，特务安全降落后三天内一定要向“自由中国运动”总部通报。“龙山组”着陆已经20 多天了，与敌人通报没有相当理由，敌人是会怀疑的。2.编造一个刘玉麟死亡的理由。因为对刘玉麟与敌有无秘密约定不了解，所以不能隐瞒刘已死去。鉴于刘年纪较大且患有严重的淋病，决定开始联络时即报刘跳伞摔伤，旧病复发，然后病情逐渐加重，直至死亡。
经过短期的准备，1953年3月20日晚，逆用“龙山组”电台同敌台联络。发报内容是：“安全着陆，错投300华里。刘跳伞摔伤、胸部出血，又加淋病复发，体温升高，昏迷不醒。” 敌台收报后，回电称：“无电，明日联络。” 3月21日晚，“龙山组”台按规定时间联络，蔡文治来电大意是：热烈祝贺降落成功，提出要“龙山组”接应空降任务，并问刘玉麟当地鸡蛋、菜油价格，下次复电告知。第二次按约定时间给敌台发电：“刘已失语，空降暂不易接应，急需原定物资……”
我们的对策并非无懈可击，但由于谨慎小心，也由于蔡文治为了邀功，竭力在美国特务头子面前为“龙山组”辩解，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敌方的第一次考察，并得到了蔡文治来电嘉勉。
3月 26日,杨奇清召集中南公安部和两湖公安厅及地区公安处有关局、处长开会，根据中央公安部指示，专门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决定：1.成立湘鄂西反空投工作委员会，加强对逆用“龙山组”台的领导指挥；2.由中南军区派一部电台直接与中南公安部联系，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工作；3.派一个营的武装对敌拟空投的地区严密控制。
“龙山组”台第三次与敌台通报时，即报刘玉麟因潜伏山洞中长期无医、无药，已于3月29日死亡，请总部指示工作。蔡文治回电：委任金辉为“龙山组”组长，并再次征询能否接受物资补给和接应“永顺组”空投。
经过几次来电回电，“龙山组”假基地初步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并对敌人产生了很大的诱惑。蔡文治决定实施对“永顺组”的空投，并再次征求金辉等人是否可以接应。杨奇清、苏宇涵考虑到我方无把握控制“永顺组”，在与敌联络中暴露“龙山组”的马脚造成被动，故决定“龙山组”台向敌台发报，劝敌人暂缓空投。
歼灭“永顺组”，逆用黄强麟
1953年4月中旬，蔡文治来电：“辉兄注意安全，近日250组空降。”中南公安部又让“龙山组”台向敌人发了紧急电报：“当地正在取缔会道门，并有公安部队下乡协助春耕生产，形势紧张不能接应。”但敌人急不可待，不听“龙山组”的“劝告”，利用四川某逆用台的气象情报，于4月26日凌晨1时左右将“永顺组”投到湖南省花垣县四、五区交界的下坝嘴，与原计划空投点相差30余华里。由于我们通过“龙山组”台已经掌握了“永顺组”空投的部分情况，“永顺组”一着陆，即被发现。空投下的四名特务是：组长黄强麟，组员周启勋、潘光荣，报务员麻广庆。周启勋、潘光荣被当场击毙，黄强麟、麻广庆被生擒，所空投的物资全部缴获。
“永顺组”空投时敌人未通知“龙山组”接应。中南公安部决定该组在与敌人联系中不提此事，待敌人问到时可答应设法了解情况，让敌人来求“龙山组”。“永顺组”组长黄强麟在审讯中将敌人的组织和空投后的任务全部向我们做了交代，积极要求立功赎罪。杨奇清、苏宇涵考虑，掌握“龙山组”与敌人的斗争已经很复杂，在相近地区，同时逆用两个敌台，不一定能收到更多的效果，反而容易出现漏洞，决定不予逆用。但黄强麟是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自由党”支盟书记，容易取信于敌人，有条件个别予以逆用。经公安部同意，将黄强麟关押在监狱内使用，要他按敌人事先的约定，以密写信件经香港通信地址与蔡文治联系，伪称着陆后因空投时有了惊动，情况紧张，人员跑散，他靠地形熟悉脱险，后闻其他人已被全歼，现藏匿沅陵县城张蔚民医生处，请求补给经费。敌人对黄强麟深信不疑，随即汇给一笔经费。
诱歼“邹敏政组”
逆用“龙山组”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引控制敌人的空投，因此同敌人通报联系以后，就逐步开始诱骗敌人空投补给。“龙山组”第二次通报中即要求将原定着陆后补给的气象仪及给养及时送来，并于三月下旬约定办法，以湖南省龙山县的黄莲坪为空投场地。四月初敌台通知，决定在当月12日至16日之间空投一千五百磅物资。但两次飞机起飞后均因气候影响折回。4月18日蔡文治电告，准备派邹敏政及报务员陈明胜同补给物资一起空投到龙山，征求“龙山组”的意见。“龙山组”复电同意。
4月26日，“永顺组”投下被歼灭。敌人内部一度引起紧张和震动，蔡文治多次来电要“龙山组”注意安全，对空投补给持谨慎态度，原定的空投补给被搁置。在这种情况下，过急地要敌方空投是不恰当的。“龙山组”于是编报：与八面山土匪已取得联系，有一股40余人的地下武装，如能补充枪支弹药，该武装愿意接受改编；组员李大年已在其妻处上了户口，领到了行商证，有了合法身份；山洞中生活给养困难，等等，以促使敌方尽早空投补给物资。
6月中旬，敌方在稍事镇定后决定月底空投补给，并通知“龙山组”：“邹敏政组”增至三人，但后又因空投场地连日大雨未能投下。7月初“龙山组”另选了龙山县铁炉坡为新的空投场，通知了敌台。蔡文治复电答复，约定7月25日至27日内在龙山县铁炉坡按原定暗号接收空投。7月27日凌晨一时，美机误将“邹敏政组”及五包物资错投到了与铁炉坡相距一百多华里的桑植县。我们原在铁炉坡已经部署下一个营的兵力和公安干警的包围圈，要求将空投特务全部生俘。由于美机错投，未能按计划及时包围，邹敏政及一名组员在当地群众追捕时自杀，只捕到报务员一人。
我逆用“龙山组”电台抓住美机错投这个口实，把责任推卸给敌人。7月28日“龙山组”首先向敌人报称：27日凌晨桑植方向有机声不知去向，蔡文治同日来电：飞机安返，祝接收成功。 “龙山组”台回电，未接到空投人员、物资 ，询问空投经过，对确否空投表示怀疑。“龙山组”台以攻为守，置敌于被动。蔡文治对空投失败不仅未敢向“龙山组”提出怀疑，反而以解释和关心的态度求得信任。1953年8月1日，蔡文治来电说明：邹敏政等，确实于27日投下，他们详知你组活动及基地情况，既未接到，为防止意外，速作安全处置为第一，然后再设法侦察邹敏政等的下落。在同一来电内他还主动告诉了“永顺组”空投被歼灭的经过及黄强麟“藏匿”地址，要求与黄强麟觅取联系进行合作。
过了半个月，杨奇清、苏宇涵考虑诱歼补给的这一回合可以告一段落了。8月15日，让“龙山组”台发出报告，桑植方面已有围剿捕获空投特务之说，估计邹敏政等可能被捕，为安全计，已对电台、人员采取隐蔽措施。为了与“龙山组”所报情况印证，中南公安部还叫黄强麟在密写信中报告：“听说桑植县境内暴露一空投特务组，有被俘、有阵亡。”在向蔡文治报告空投补给的问题上，“龙山组”与黄强麟实行了第一次合作。
由天空斗争转向地面斗争
1953年8月17日，杨奇清在庐山听取了湘鄂西反空投工作委员会情况汇报，对湘鄂西反空投斗争作了调整和部署：1.逆用组台交湖南省公安厅掌握，工作地址由来凤县向沅陵县方面转移；2.对逆用的空投特务要很好地做争取工作，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今后斗争的基本条件；3.对敌人内部情况，空投人员的社会关系、社会基础，湘西的地理、人情、风俗都要详尽调查，以利斗争；4.今后光看天空不行，要组织专门力量，开辟陆地联系。这次部署重要的调整是把斗争重点逐渐由天空转向地面。
从敌台9月下旬的来电中反应看，蔡文治也对下一步的活动作了调整部署，大体上主要是：1.已空投两次,均被歼灭，为安全计，短期内飞机不再飞入；2.以后补给由香港派人携款潜入广州，“龙山组”派人按敌台通知的地址、信号去领取；3.由黄强麟监视在“龙山组”建党、建盟，坚定组织信念。
经过调整部署，敌我双方开展了新的一轮以地面为主的斗争。
经过八、九两个月的周旋，我方按照调整后的部署，指挥逆用组台和黄强麟，分别用电台和密写信有步骤地向敌方报告了双方觅取联系、相互考察和最后合作的进程。因为整个过程的编排设计合乎情理，比较自然，蔡文治信以为真并来电祝贺。敌方明确提出，暂停空投，从香港将经费、物资带到广州，由李大年利用行商身份到广州领取。我方一开始强调有困难予以拒绝。随着情况的变化，陆地补给势在必行，但必须把这个弯子转过来，设计一个创造条件去广州的过程，以免弯子转得过急，引起不良后果。我方于是编排了李大年以行商身份逐步由常德、长沙到广州试行前进的活动过程。到12月中旬，“龙山组”向敌方报告，李大年可以去广州领取补给。1954年1月敌台通知，3月初在广州交付经费、密码。由于李大年等空投下来后没有与社会接触，一直在我看管下同敌人联系。这次放他去广州接受补给，必须防备其思想变化向敌人告密或逃跑，同时也要防备在敌人面对面的考察时露出破绽。为此，对李大年要进行深入的思想、政策教育和训练，还要让他了解、熟悉一切必要的情况。虽然离接受补给还有两个多月，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比较紧张的。在商言商，李大年必须熟悉行商业务。为此，中南公安部派专人找行商，谈他们经营的情况和行情，叫李大年参加旁听，并派人带着他到永顺、沅陵、常德、长沙等地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熟悉一些山货、日用杂货方面的行情，进行充分的准备，以防来送补给的特务询问。
1954年2月18日，蔡文治来电通知，3月1日至3日，在广州交给密码五本，三千万元人民币（旧币）及交付地址、人名、交付手续和安全信号。中南公安部立即通知广州市公安局，对交付人及地址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调查情况看交付人是广州市居民，可能只是利用的付款地址。中南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厅旋即派人去广州同当地公安局部署了严密的监视控制工作，并派人以行商身份与李大年“结伴”去广州。李大年于2月26日到广州，按照蔡文治制定的联络暗号、时间、地点，准时接上关系，3月1日顺利将经费和密码拿到手。3月17日，蔡文治来电热烈庆贺“龙山组”的工作成绩及接收补给成功，并晋升金辉为湘、鄂边区基地指挥官，李大年、黄强麟为副指挥官，郭士杰为台长。
蒋蔡合并敌情发生变化，
停止逆用“龙山组” 给敌方留下幻想
1954年初敌情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我情报部门获得的信息：蔡文治系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与台湾国民党特务系统合并。同年2月初蔡文治发表《告全体同志书》，其中声明，已空投到大陆的组台案卷不交台湾，仍由美国掌握。但蔡文治未将这些变化通知“龙山组”，我们也佯作不知。6至8月，逆用组台在与敌方联系中，陆续掌握了一些异常情况。6月11日敌台电告：“恐尔后补给困难，宜将领得之款尽量使用于有关兄等生存之事务。”7月以后又发现敌台报务员换了新人，来电的语气、用词、内容等方面都有了变化。到八月间敌方来电中谈到：“目前友我均认为联合所有反共分子加强反共阵线为首要任务。”这个电报透露了组织变动的信息。
湖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此时大区撤消，杨奇清、苏宇涵已调回公安部）都在考虑，蔡、蒋合流，“龙山组”究竟隶属于哪家？姓美，还是姓蒋，急需弄清楚，不然无法开展斗争。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要求技术部门测定敌台位置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二是通过联系，正面迫使敌人交底。经过技术部门测定，敌台1954年11月之前在日本，从11月1日开始在台北。逆用组台也开始正面进击，主动要求敌方，指示今后工作如何开展；随即又针对几次来报没有吴定（蔡文治的化名）的签名，指出责问。在频频提出问题追逼下，敌方不得已在11月初告知：蔡文治系统已与台湾国民党特务系统合并，“龙山组”改由台湾有关方面领导，但未告诉属何机构。“龙山组”台紧逼不放，继续提出属何机构、何人领导及今后工作的方式、方法、任务等一连串问题紧逼。又拖了半月，敌方才告知，属戴笠创办的情报组织，但不讲隶属机构及负责人。1955年1月，“龙山组”台再次提出隶属机构及补给问题。台湾方面不作正面回答，反而连续提出情报要求。4月，“龙山组”台反将一军，提出经费即将告竭，人心涣散，如果不及时补给，后果不堪设想。台湾方面被迫答复，组台隶属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暂定6月份按以前办法在广州补给，并给了一个香港的通信地址。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敌方向我们交了底。
逆用“龙山组”，不是事先有计划的部署，开始是一场遭遇战，是因势利导地逆用起来的，因此，伴随着一些很难弥补的不利因素。到了蔡文治系统与台湾国民党情报系统合并后，不利因素增加了。组台人员原是蔡文治向美国邀功的“王牌”，现在成了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接管收编的“杂牌军”，合并后的几个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对“杂牌军”怀疑多，信任少；情报要的多，补给少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继续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联系，利少弊多。公安部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意见，决定有步骤地停止逆用“龙山组”，终断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联系。正好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补给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拖沓，我们就抓住这个问题和时机借题发挥。蔡文治系统最后一次补给是1954年3月，到1955年3月，我们决定逆用组台停止同台湾的联系时，已经整整一年未收到补给了。于是我方提出长期无补给，人员、电台生存困难，如不迅速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向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发出最后通牒；随后断然拒绝了去香港领取经费的要求，对又发给五千元港币经费公开表示不满，一步一步把矛盾扩大。1955年7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香港的特务，把广州交付经费的地址搞错了，成了断绝联系的引爆点。我方以此作为借口，于 1955年8月2日给香港通信地址去了一封密信说：“在此生死存亡关头，补给落空，人员被迫分散自谋生活。”由此宣布“龙山组”瓦解，结束了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联系。
“龙山组”在大陆“潜伏”了将近三年，这对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毕竟是一种诱惑力。就在宣布“龙山组” 瓦解期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先后于7月23日、8月18日、9月12日，从香港带到广州港币八千元、电台灯管八只、密写药一包，并严厉申斥了搞错交付经费地址的特务，使得这个特务分子狼狈不堪，哀求广州的关系人员必须把经费物资尽快送到长沙，交给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的李大年。湖南省公安厅收到这笔财物后，以李大年名义给香港通信地址去了一封密写信，通知情报局，“龙山组”人员已各奔前程，分散在各地，约定有联络办法，安定后即可联系，要求保留香港通信地址，以备日后联系，最后给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添了几分惆怅，留下了一缕虚无缥缈的幻想……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公安部原副部长杨奇清，1950年至1951年在北京连续领导破获了“北平潜伏台计兆祥案”、“天津特别组秦应麟案”、“美国间谍李安东、山口隆一妄图炮击天安门案”等大案要案以后，1952年4月调到中南区工作，担任中南公安部部长。他直接领导和指挥了诱歼“自由中国运动”空投特务的斗争。公安部侦察处副处长苏宇涵，也同期调到中南公安部任侦察处长，参与这场斗争。笔者自建国后，长期在公安部工作，和杨奇清、苏宇涵共事，曾听他们详细介绍这场斗争的经过。
空降特务落网，
逆用“龙山组”敌台
1950年底，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原厅长蔡文治，在美国的支持下，笼络了一批既反共，同时又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再跟着蒋介石走的人，在香港成立了“自由中国运动”总部，后改名为“中国革命抵抗运动大同盟”。1951年美国为了配合朝鲜战争，进一步利用该组织对我国进行破坏活动，将“自由中国运动”总部迁到日本东京，置于驻日盟军总部的控制之下，拨给他们茅崎、冲绳和塞班岛的营地作为训练基地，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通讯学校” 和“作战学校”，由美方派特工和技术教官对学员进行特务训练。
1953年2月26日晚，一架美制无标志C47型运输机从日本冲绳机场起飞，偷偷窜入我国领空向两湖地区飞去。这架飞机由美国驾驶员驾驶，飞机上坐着由四名美国士兵护送的“自由中国运动”“龙山组”的四名武装特务及其装备。这四名特务是：组长刘玉麟，组员金辉、李大年，报务员郭士杰。他们空投的目的地是刘玉麟的家乡湖南省龙山县黑龙岩。深夜11时许，美机将四名特务及其装备投向弥漫的山雾中。四名特务着陆后，发现着陆地不是原计划的黑龙岩，而是与之相隔数十里的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河东乡响水洞村附近的山上。第二天上午，四名特务在观察地形时，被两个放牛的小孩发现并报告了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接到报告不久，湘、鄂、川交界的湖北省来凤县、湖南省龙山县和四川省酉阳县，立即组织公安部队和民兵，对敌特着陆点山区四面包围进行搜索。3月1日，四名特务在来凤县腰带山被包围，组长刘玉麟拒捕，负隅顽抗，被当场击毙，其余三名缴械投降。
根据杨奇清指示，湖南、湖北两省公安机关联合组织专门力量对捕获的三名特务进行突击审讯。金辉等供出，他们在塞班岛“自由中国运动”训练基地的“军政干部学校”、“通讯学校”和“作战学校 ”，接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派遣到大陆的任务是：1.潜伏生存，联络土匪相机发展地下武装，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2.搜集气象情报，建立脱险逃亡网，以备空投；3.指使、校正飞机轰炸目标和掩护潜入的特务及失事飞行员。金辉等还供出：“龙山组”属“自由中国运动”的“湘西总部”，该“总部”还有四十余人在日本茅崎营地待命，准备分批空投到湘西、鄂西和粤北，四月底五月初还将在湖南永顺县空投一个组。三名特务交待较好，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从掌握的情况看，美国利用“自由中国运动”，对我中南地区空投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是个较长时期的计划。根据这一情况，杨奇清和苏宇涵研究，拟在对我们有利而无害的原则下，逆用“龙山组”，掌握敌人的动向，相机诱歼空投特务。此意见得到了公安部领导的批准。
杨奇清、苏宇涵深知取得敌人的信任是逆用“龙山组”最根本的条件。经过与湖南、湖北两省公安厅领导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对策：1.为“龙山组”编造一个合乎情理的，不易引起敌人怀疑的行程时间表，以备敌人考察。按照规定，特务安全降落后三天内一定要向“自由中国运动”总部通报。“龙山组”着陆已经20 多天了，与敌人通报没有相当理由，敌人是会怀疑的。2.编造一个刘玉麟死亡的理由。因为对刘玉麟与敌有无秘密约定不了解，所以不能隐瞒刘已死去。鉴于刘年纪较大且患有严重的淋病，决定开始联络时即报刘跳伞摔伤，旧病复发，然后病情逐渐加重，直至死亡。
经过短期的准备，1953年3月20日晚，逆用“龙山组”电台同敌台联络。发报内容是：“安全着陆，错投300华里。刘跳伞摔伤、胸部出血，又加淋病复发，体温升高，昏迷不醒。” 敌台收报后，回电称：“无电，明日联络。” 3月21日晚，“龙山组”台按规定时间联络，蔡文治来电大意是：热烈祝贺降落成功，提出要“龙山组”接应空降任务，并问刘玉麟当地鸡蛋、菜油价格，下次复电告知。第二次按约定时间给敌台发电：“刘已失语，空降暂不易接应，急需原定物资……”
我们的对策并非无懈可击，但由于谨慎小心，也由于蔡文治为了邀功，竭力在美国特务头子面前为“龙山组”辩解，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敌方的第一次考察，并得到了蔡文治来电嘉勉。
3月 26日,杨奇清召集中南公安部和两湖公安厅及地区公安处有关局、处长开会，根据中央公安部指示，专门研究了下一步工作，决定：1.成立湘鄂西反空投工作委员会，加强对逆用“龙山组”台的领导指挥；2.由中南军区派一部电台直接与中南公安部联系，及时掌握情况，指导工作；3.派一个营的武装对敌拟空投的地区严密控制。
“龙山组”台第三次与敌台通报时，即报刘玉麟因潜伏山洞中长期无医、无药，已于3月29日死亡，请总部指示工作。蔡文治回电：委任金辉为“龙山组”组长，并再次征询能否接受物资补给和接应“永顺组”空投。
经过几次来电回电，“龙山组”假基地初步取得了敌人的信任,并对敌人产生了很大的诱惑。蔡文治决定实施对“永顺组”的空投，并再次征求金辉等人是否可以接应。杨奇清、苏宇涵考虑到我方无把握控制“永顺组”，在与敌联络中暴露“龙山组”的马脚造成被动，故决定“龙山组”台向敌台发报，劝敌人暂缓空投。
歼灭“永顺组”，逆用黄强麟
1953年4月中旬，蔡文治来电：“辉兄注意安全，近日250组空降。”中南公安部又让“龙山组”台向敌人发了紧急电报：“当地正在取缔会道门，并有公安部队下乡协助春耕生产，形势紧张不能接应。”但敌人急不可待，不听“龙山组”的“劝告”，利用四川某逆用台的气象情报，于4月26日凌晨1时左右将“永顺组”投到湖南省花垣县四、五区交界的下坝嘴，与原计划空投点相差30余华里。由于我们通过“龙山组”台已经掌握了“永顺组”空投的部分情况，“永顺组”一着陆，即被发现。空投下的四名特务是：组长黄强麟，组员周启勋、潘光荣，报务员麻广庆。周启勋、潘光荣被当场击毙，黄强麟、麻广庆被生擒，所空投的物资全部缴获。
“永顺组”空投时敌人未通知“龙山组”接应。中南公安部决定该组在与敌人联系中不提此事，待敌人问到时可答应设法了解情况，让敌人来求“龙山组”。“永顺组”组长黄强麟在审讯中将敌人的组织和空投后的任务全部向我们做了交代，积极要求立功赎罪。杨奇清、苏宇涵考虑，掌握“龙山组”与敌人的斗争已经很复杂，在相近地区，同时逆用两个敌台，不一定能收到更多的效果，反而容易出现漏洞，决定不予逆用。但黄强麟是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自由党”支盟书记，容易取信于敌人，有条件个别予以逆用。经公安部同意，将黄强麟关押在监狱内使用，要他按敌人事先的约定，以密写信件经香港通信地址与蔡文治联系，伪称着陆后因空投时有了惊动，情况紧张，人员跑散，他靠地形熟悉脱险，后闻其他人已被全歼，现藏匿沅陵县城张蔚民医生处，请求补给经费。敌人对黄强麟深信不疑，随即汇给一笔经费。
诱歼“邹敏政组”
逆用“龙山组”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引控制敌人的空投，因此同敌人通报联系以后，就逐步开始诱骗敌人空投补给。“龙山组”第二次通报中即要求将原定着陆后补给的气象仪及给养及时送来，并于三月下旬约定办法，以湖南省龙山县的黄莲坪为空投场地。四月初敌台通知，决定在当月12日至16日之间空投一千五百磅物资。但两次飞机起飞后均因气候影响折回。4月18日蔡文治电告，准备派邹敏政及报务员陈明胜同补给物资一起空投到龙山，征求“龙山组”的意见。“龙山组”复电同意。
4月26日，“永顺组”投下被歼灭。敌人内部一度引起紧张和震动，蔡文治多次来电要“龙山组”注意安全，对空投补给持谨慎态度，原定的空投补给被搁置。在这种情况下，过急地要敌方空投是不恰当的。“龙山组”于是编报：与八面山土匪已取得联系，有一股40余人的地下武装，如能补充枪支弹药，该武装愿意接受改编；组员李大年已在其妻处上了户口，领到了行商证，有了合法身份；山洞中生活给养困难，等等，以促使敌方尽早空投补给物资。
6月中旬，敌方在稍事镇定后决定月底空投补给，并通知“龙山组”：“邹敏政组”增至三人，但后又因空投场地连日大雨未能投下。7月初“龙山组”另选了龙山县铁炉坡为新的空投场，通知了敌台。蔡文治复电答复，约定7月25日至27日内在龙山县铁炉坡按原定暗号接收空投。7月27日凌晨一时，美机误将“邹敏政组”及五包物资错投到了与铁炉坡相距一百多华里的桑植县。我们原在铁炉坡已经部署下一个营的兵力和公安干警的包围圈，要求将空投特务全部生俘。由于美机错投，未能按计划及时包围，邹敏政及一名组员在当地群众追捕时自杀，只捕到报务员一人。
我逆用“龙山组”电台抓住美机错投这个口实，把责任推卸给敌人。7月28日“龙山组”首先向敌人报称：27日凌晨桑植方向有机声不知去向，蔡文治同日来电：飞机安返，祝接收成功。 “龙山组”台回电，未接到空投人员、物资 ，询问空投经过，对确否空投表示怀疑。“龙山组”台以攻为守，置敌于被动。蔡文治对空投失败不仅未敢向“龙山组”提出怀疑，反而以解释和关心的态度求得信任。1953年8月1日，蔡文治来电说明：邹敏政等，确实于27日投下，他们详知你组活动及基地情况，既未接到，为防止意外，速作安全处置为第一，然后再设法侦察邹敏政等的下落。在同一来电内他还主动告诉了“永顺组”空投被歼灭的经过及黄强麟“藏匿”地址，要求与黄强麟觅取联系进行合作。
过了半个月，杨奇清、苏宇涵考虑诱歼补给的这一回合可以告一段落了。8月15日，让“龙山组”台发出报告，桑植方面已有围剿捕获空投特务之说，估计邹敏政等可能被捕，为安全计，已对电台、人员采取隐蔽措施。为了与“龙山组”所报情况印证，中南公安部还叫黄强麟在密写信中报告：“听说桑植县境内暴露一空投特务组，有被俘、有阵亡。”在向蔡文治报告空投补给的问题上，“龙山组”与黄强麟实行了第一次合作。
由天空斗争转向地面斗争
1953年8月17日，杨奇清在庐山听取了湘鄂西反空投工作委员会情况汇报，对湘鄂西反空投斗争作了调整和部署：1.逆用组台交湖南省公安厅掌握，工作地址由来凤县向沅陵县方面转移；2.对逆用的空投特务要很好地做争取工作，做好他们的工作是今后斗争的基本条件；3.对敌人内部情况，空投人员的社会关系、社会基础，湘西的地理、人情、风俗都要详尽调查，以利斗争；4.今后光看天空不行，要组织专门力量，开辟陆地联系。这次部署重要的调整是把斗争重点逐渐由天空转向地面。
从敌台9月下旬的来电中反应看，蔡文治也对下一步的活动作了调整部署，大体上主要是：1.已空投两次,均被歼灭，为安全计，短期内飞机不再飞入；2.以后补给由香港派人携款潜入广州，“龙山组”派人按敌台通知的地址、信号去领取；3.由黄强麟监视在“龙山组”建党、建盟，坚定组织信念。
经过调整部署，敌我双方开展了新的一轮以地面为主的斗争。
经过八、九两个月的周旋，我方按照调整后的部署，指挥逆用组台和黄强麟，分别用电台和密写信有步骤地向敌方报告了双方觅取联系、相互考察和最后合作的进程。因为整个过程的编排设计合乎情理，比较自然，蔡文治信以为真并来电祝贺。敌方明确提出，暂停空投，从香港将经费、物资带到广州，由李大年利用行商身份到广州领取。我方一开始强调有困难予以拒绝。随着情况的变化，陆地补给势在必行，但必须把这个弯子转过来，设计一个创造条件去广州的过程，以免弯子转得过急，引起不良后果。我方于是编排了李大年以行商身份逐步由常德、长沙到广州试行前进的活动过程。到12月中旬，“龙山组”向敌方报告，李大年可以去广州领取补给。1954年1月敌台通知，3月初在广州交付经费、密码。由于李大年等空投下来后没有与社会接触，一直在我看管下同敌人联系。这次放他去广州接受补给，必须防备其思想变化向敌人告密或逃跑，同时也要防备在敌人面对面的考察时露出破绽。为此，对李大年要进行深入的思想、政策教育和训练，还要让他了解、熟悉一切必要的情况。虽然离接受补给还有两个多月，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比较紧张的。在商言商，李大年必须熟悉行商业务。为此，中南公安部派专人找行商，谈他们经营的情况和行情，叫李大年参加旁听，并派人带着他到永顺、沅陵、常德、长沙等地实地考察、了解情况，熟悉一些山货、日用杂货方面的行情，进行充分的准备，以防来送补给的特务询问。
1954年2月18日，蔡文治来电通知，3月1日至3日，在广州交给密码五本，三千万元人民币（旧币）及交付地址、人名、交付手续和安全信号。中南公安部立即通知广州市公安局，对交付人及地址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调查情况看交付人是广州市居民，可能只是利用的付款地址。中南公安部和湖南省公安厅旋即派人去广州同当地公安局部署了严密的监视控制工作，并派人以行商身份与李大年“结伴”去广州。李大年于2月26日到广州，按照蔡文治制定的联络暗号、时间、地点，准时接上关系，3月1日顺利将经费和密码拿到手。3月17日，蔡文治来电热烈庆贺“龙山组”的工作成绩及接收补给成功，并晋升金辉为湘、鄂边区基地指挥官，李大年、黄强麟为副指挥官，郭士杰为台长。
蒋蔡合并敌情发生变化，
停止逆用“龙山组” 给敌方留下幻想
1954年初敌情发生了重要变化，根据我情报部门获得的信息：蔡文治系统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与台湾国民党特务系统合并。同年2月初蔡文治发表《告全体同志书》，其中声明，已空投到大陆的组台案卷不交台湾，仍由美国掌握。但蔡文治未将这些变化通知“龙山组”，我们也佯作不知。6至8月，逆用组台在与敌方联系中，陆续掌握了一些异常情况。6月11日敌台电告：“恐尔后补给困难，宜将领得之款尽量使用于有关兄等生存之事务。”7月以后又发现敌台报务员换了新人，来电的语气、用词、内容等方面都有了变化。到八月间敌方来电中谈到：“目前友我均认为联合所有反共分子加强反共阵线为首要任务。”这个电报透露了组织变动的信息。
湖南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此时大区撤消，杨奇清、苏宇涵已调回公安部）都在考虑，蔡、蒋合流，“龙山组”究竟隶属于哪家？姓美，还是姓蒋，急需弄清楚，不然无法开展斗争。当时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要求技术部门测定敌台位置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二是通过联系，正面迫使敌人交底。经过技术部门测定，敌台1954年11月之前在日本，从11月1日开始在台北。逆用组台也开始正面进击，主动要求敌方，指示今后工作如何开展；随即又针对几次来报没有吴定（蔡文治的化名）的签名，指出责问。在频频提出问题追逼下，敌方不得已在11月初告知：蔡文治系统已与台湾国民党特务系统合并，“龙山组”改由台湾有关方面领导，但未告诉属何机构。“龙山组”台紧逼不放，继续提出属何机构、何人领导及今后工作的方式、方法、任务等一连串问题紧逼。又拖了半月，敌方才告知，属戴笠创办的情报组织，但不讲隶属机构及负责人。1955年1月，“龙山组”台再次提出隶属机构及补给问题。台湾方面不作正面回答，反而连续提出情报要求。4月，“龙山组”台反将一军，提出经费即将告竭，人心涣散，如果不及时补给，后果不堪设想。台湾方面被迫答复，组台隶属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暂定6月份按以前办法在广州补给，并给了一个香港的通信地址。经过反复斗争，终于迫使敌方向我们交了底。
逆用“龙山组”，不是事先有计划的部署，开始是一场遭遇战，是因势利导地逆用起来的，因此，伴随着一些很难弥补的不利因素。到了蔡文治系统与台湾国民党情报系统合并后，不利因素增加了。组台人员原是蔡文治向美国邀功的“王牌”，现在成了被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接管收编的“杂牌军”，合并后的几个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对“杂牌军”怀疑多，信任少；情报要的多，补给少的苗头已经显露出来了。继续同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联系，利少弊多。公安部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意见，决定有步骤地停止逆用“龙山组”，终断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联系。正好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补给问题上犹豫不决、行动拖沓，我们就抓住这个问题和时机借题发挥。蔡文治系统最后一次补给是1954年3月，到1955年3月，我们决定逆用组台停止同台湾的联系时，已经整整一年未收到补给了。于是我方提出长期无补给，人员、电台生存困难，如不迅速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向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发出最后通牒；随后断然拒绝了去香港领取经费的要求，对又发给五千元港币经费公开表示不满，一步一步把矛盾扩大。1955年7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香港的特务，把广州交付经费的地址搞错了，成了断绝联系的引爆点。我方以此作为借口，于 1955年8月2日给香港通信地址去了一封密信说：“在此生死存亡关头，补给落空，人员被迫分散自谋生活。”由此宣布“龙山组”瓦解，结束了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联系。
“龙山组”在大陆“潜伏”了将近三年，这对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毕竟是一种诱惑力。就在宣布“龙山组” 瓦解期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先后于7月23日、8月18日、9月12日，从香港带到广州港币八千元、电台灯管八只、密写药一包，并严厉申斥了搞错交付经费地址的特务，使得这个特务分子狼狈不堪，哀求广州的关系人员必须把经费物资尽快送到长沙，交给以商人身份为掩护的李大年。湖南省公安厅收到这笔财物后，以李大年名义给香港通信地址去了一封密写信，通知情报局，“龙山组”人员已各奔前程，分散在各地，约定有联络办法，安定后即可联系，要求保留香港通信地址，以备日后联系，最后给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添了几分惆怅，留下了一缕虚无缥缈的幻想……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