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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除最早倡办正规新闻教育外，报馆在中国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于师资、经费、学生实习实践等方面也提供了莫大支持，其主办的各类新闻职业教育，则有助于民国时期中国新闻教育体系臻于完整。但报馆对中国新闻教育发展所起的作用并非完全正面，其对“新闻无学”论的推崇、对大学欲求合作而表现出的敷衍、自办职业教育的实用与“为利”取向，也使新闻学科建设和新闻教育良性发展深受掣肘。
關键词 报馆，报人，报界团体，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2-0054-10
引 言
留学生学成归国、欧美新闻教育家来华考察交流及报馆自身因营业发展谋求改良等因素，是新闻教育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这其中，报馆所扮演的角色甚为重要。作为新闻学科直接关联的行业主体，国人有关新闻教育的最初尝试和努力，“得到了中国报纸所有人、出版商和编辑的鼓励”。①大学新闻系科出现后，报馆在新闻教育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师资、办学经费、学生实习实践等方面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了莫大支持。主要由报馆和报人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及新闻函授学校，则为无法走进象牙塔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了接触新闻学和成为“无冕之王”的机会。
遗憾的是，在新闻史、教育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中的作用及地位被忽视或被简单化处理了。除肯定1912年“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为“我国知有报业教育之始”②以外，中国报馆中普遍存在的“学徒制”传统未被视作新闻教育模式之一种。当新闻学课程于1918年在国内大学出现后，尤其在首个大学新闻学专业于1921年正式设立后，大学或专科新闻教育成为公认的主流新闻教育模式。时至今日，学界在论及新闻教育时，大多以大学新闻系科或所谓“正规新闻教育”为考察的中心和重点，报馆在其中的角色身份十分模糊，甚至无足轻重。这与当年的实际情形不符。
客观而言，报馆对近现代中国新闻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它既是中国正规新闻教育的最早倡办者和重要参与者，同时也对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造成了明显的制约和掣肘。其一，报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重视甚至“卑视”新闻教育。著名报人与报学史家戈公振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及：“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受报界之轻视。”③1945年毕业的一位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也在其毕业论文中写道：“在起初，报馆是看不起新闻教育机关的，他们觉得作（做）记者不必要谈新闻学系。”①其二，除1912年倡办“报业学堂”、1920年倡办“新闻大学”外，大部分报馆和报人对发展专业新闻教育并不积极，是“新闻无学”论的主要传播者。其三，在大学新闻教育兴起后，报馆主办的各式新闻函授学校存在明显的牟利色彩，成为民国时期新闻职业教育的一块疮疤。
然而，无论是支持、促进，还是掣肘、阻碍，都不应抹杀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对这一议题进行考证和阐述，不仅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复现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复杂面相，也有助于揭示一个行业与其相关学科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对当前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大学新闻院系与传媒行业之间的关系也有裨益。
本文主要讨论：在大学新闻教育兴起以前，中国报馆采取何种模式涵养人才？报馆及报馆联合组织以怎样的方式发起和倡办新闻教育，具体经过如何？在大学新闻系科主导新闻教育格局以后，报馆的角色地位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又如何因应？除积极作用外，报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消极影响存在于哪些方面，应予怎样的历史评价？
一、“坐科”：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
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前后存续约两年时间，被认为是中国“报学教育之发端”②和“大学新闻教育之嚆矢”。③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文科内创办报学系，是为中国大学正式设立新闻系科的开始。④那么新闻教育是否应包含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答案应是肯定的。
近代中文报纸诞生于1815年，至“报学教育发端”的1918年，已逾百年。此间，受多重因素制约，中国报业发展十分缓慢，报人数量亦极有限，更谈不上职业化。但自19世纪70年代起，《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大报陆续出现，此类报馆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内部涵养人才机制，类似戏班中的“坐科”，即所谓的学徒制，也称练习生制。
“坐科”式的学徒制在多种行业里存在，但对于中国报馆的学徒制及该制度与现代学科构建之间的关系，几乎未被学界关注。事实上，报馆学徒制自中文报纸出现后即存在，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任《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的孔昭恺，在回忆职业生涯时称：“我自1928年考进旧大公报做练习生，一直当‘学徒’，一如旧京戏班中的‘坐科’。……‘练习生’与‘学徒’是同义语。在戏班里当学徒叫‘坐科’，报馆学徒，也可以说是‘坐科’。”⑤理解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对理解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角色地位及中国新闻教育思想中重实践、轻学理的传统，是有裨益的。
中国最早的报馆学徒，可追溯至曾参与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编辑工作的广东人梁发，他于1815年4月被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米怜招至马六甲印书。米怜与马礼逊于是年8月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后，梁发边学边做，协助该刊的编辑工作。⑥但总体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报馆“坐科”的学徒数量不多，这与当时中国报馆人员数量本就不多有关。据包天笑回忆，民国初年，上海《时报》编辑人员“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⑦另据徐铸成回忆，同一时期，上海《民立报》编辑人员也只有五六人，“《申报》与《新闻报》用人略多，但也不过八九人（当时报馆尚无专门的外勤记者），其他新出报纸，规模大抵不过如此”。⑧
由报馆学徒或练习生成长为知名报人者，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如当年与孔昭恺一同进入《大公报》“坐科”的曹世瑛、吴砚农、章绳治、章东严和郝伯珍，⑨日后均成长为知名报人。其中，吴砚农日后曾任《大公报》著名副刊“小公园”主编及《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自学成才的著名报人、报学史家戈公振最早在江苏《东台日报》做图画编辑，1913年到上海《时报》附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后进入《时报》馆，初任校对、助理编辑，后来又升为总编辑，他的英文也是由《时报》馆主狄楚青资助补习的。①报人、小说家包天笑民国初年据称曾在北京《益世报》做练习生。“那时新闻界的人才很是缺乏，《益世报》便登报招了一批练习生。张恨水正在潦倒京华……见到这个机会，一试而被录取，他便安心地入了《益世报》充当练习生，是他入新闻界之始。”②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及《群言》杂志主编的于友，抗战时期曾在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当学徒。③ 到报馆做学徒或练习生，是否有最低学历的要求？1941年，一位想做报馆练习生的读者投书上海《大众生活》杂志询问。该杂志复信称：“这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各报馆所用的练习学生，亦无一致的程度。具有小学毕业或中学毕业同等学力的青年，遇有相当机会就可以做报馆练习生，不过文化水准高一些的，可能担任的工作可以重要一些，练习的时期也可以缩短一些。‘一个只读过初中二，和二三年的课外阅读，各种常识都有’的人，只须能得到相当的机会，做报馆练习生应该不成问题的。”④
练习生进报馆的年龄，一般要求20岁上下，如郑州《通俗日报》要求18岁以上、25岁以下，⑤石门《华北日报》要求20岁以下，⑥天津《家庭报》要求18岁至23岁。⑦性别一般不作限制，且大多表示“酌给津贴”⑧或“待遇从优”。⑨个别报纸对学徒也会提些特殊要求，如《大公报》要求练习生“北方人要懂南方话，南方人要懂北方话”。⑩
报馆对学徒或练习生亦较重视。如史量才接手后的《申报》在新馆舍（今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309号）第5层设有学堂教室，专为该馆练习生业余补习之用。《时报》在张竹平接手后即招收练习生6名，专事采访，“似有摒弃外稿之意，已聘定黄天鹏司调练之职”。之所以重视学徒或练习生，是因为一来可补充采编队伍、摒弃外稿，二则可以降低用人成本。毕竟从外延聘外勤记者“其薪酬必钜”，如果使用学徒或练习生，月底只须略予津贴，“所耗仅抵一外勤之薪酬，此固为节省开支计也”。
報馆学徒或练习生本人对学徒制也不排斥，甚至抱有主动之意愿。1932年，一个名叫王培元的青年通过公开招考进入某通讯社做学徒，月薪3元，主要承担抄写新闻稿、翻译新闻电码及剪报粘贴等工作，偶尔跟正式记者外出采访新闻。3年后，他依然是一个学徒，却还记得当初“主任先生”对他说的话：“你倘若自己能够努力，将来也有做新闻记者的希望。”每念及此，他便安慰自己：“我想新闻记者是世上无冕的帝王呢！”报馆也常向学徒或练习生灌输“报馆是最好的学校”之类的观念。如《申报馆内通讯》即向该馆练习生自诩道，报馆所提供的环境和各方面训练“不是学校所能等量齐观”，在馆内当练习生的青年“是现今国内最幸福青年的一群”。
不能否认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合理与可取之处，当时欧美国家也“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院”。尤其在正规新闻教育开办以前，学徒制是中国报馆内部涵养人才的主要方式，不仅成本低廉，一些知名大报的学徒成材率也较高，如前述《大公报》《申报》等。对此，1947年《中国新专校刊》上的一篇文章评价称：“过去新闻人才的培养，大多是从报馆中磨练出来的，是一种学徒式的教育，其优点是经验丰富，适合于中国新闻环境的需要。”然而，仅仅“适合环境需要”不足以真正照亮“本业之前途”，当得知一些欧美国家已出现大学新闻教育，且意识到中国报业发展亟需大量专业人才时，报馆率先倡办高等新闻教育。
二、为本业之前途：报馆对大学新闻教育的倡办与推动
1912年民国肇建，中国报业出现短暂的飞速发展，“言论机关日增月盛”。①据统计，当时全国报纸陡增至500余家，总销数约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均打破历史最高纪录。②与跨越性发展相比，报业的人才供给却很窘迫。单纯依靠“坐科”式的学徒制及无新闻工作经验的文人们“半路出家”，已不合于当时中国报业快速发展的态势。
尽管《申报》等报馆向练习生们反复灌输“报馆是最好的学校”，一些卓有远见的报人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报业日趋繁荣和职业化的情势下，“报馆不如学校”：“记者之职责至重，誉之者至谓为救世主。然执今之报界中人，而询其因何而为记者，如何而后成良好之记者，恐能作明了之答复者，千百之十一耳。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材（才），则报馆不如学校。”③就此问题，中国报馆联合组织于1912年6月付诸集体讨论。当月召开的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上海特别大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案”——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新闻教育，被视为“吾国新闻教育运动之滥觞”。④
据当年沪上媒体报道，在1912年6月9日召开的“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第4日大会上，报界代表朱少屏（大会临时主席）、王藩、廖舒筹、何文彬4人提议设立新闻学校，“谓吾国报馆日来异常发达，查各国大学均有新闻一科，若访员、若编辑、若广告发行，各有专门学，我报界欲图与欧西媲美，非设此项学堂不可”，“经众公决，由报馆俱进会设立新闻学校一所，公推朱少屏草拟章程”。⑤朱少屏时为上海《太平洋报》经理，其最终是否拟出一份详细的报业学堂章程，尚难查证。目前仅见一份“敬候公决”的约略提案：
吾国报业之不发达，岂无故耶？其最大原因，则在无专门人材（才）。……且报业之范围，固不仅在言论，凡交通、调查诸大端，悉包举在内，而为一国一社会之大机关。任重责大，岂能率尔操觚？……仅此寥寥有数人才，流贯交通有数之地点，其有补于国家社会之处，固属有限，即对于各本业专学之前途，究何以有操胜之权，亦未能必也。某也目光所及，拟于根本上改良，爰公同提议组织报业学堂，敬候公决。⑥
“报业学堂”提案因其所提出的团体——“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不久之后停止活动，因此未能实施。此后，中国政治形势大变，袁氏篡国后制造臭名昭著的“癸丑报灾”，⑦对报业发展和一度被提倡的报业教育产生巨大冲击。直至8年后的1920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报界联合会，大会再次提议开办新闻教育机构。与上次只由《太平洋报》经理朱少屏草拟出一个简略提案不同，此次会议不仅提出“筹备新闻大学案”，还通过一个详尽的“新闻大学组织大纲”，计六条，对新闻大学的组织机构、合作单位、经费来源、学员招收等事项均做了详细擘画。⑧会议决定，由上海报界与复旦大学协同办理新闻大学并“募捐巨款”，⑨吴稚晖、甘六持、黄宪昭、孙科、黄炎培为新闻大学筹备委员，陆见如、戴季陶、陈独秀、汪精卫、陈家鼐为候补筹备员。⑩
似乎存在着某种“魔咒”，如同1912年“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后旋即停止活动一样，全国报界联合会在提出“筹备新闻大学案”后不久，亦遭解散，使报馆错失了开创中国正规新闻教育的机会。尽管如此，报馆为倡办中国新闻教育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前后两次有关创办正规新闻教育的提案，经全国报纸的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各地的新闻从业者亦备受鼓舞，如对开办新闻大学一事，远在东北的大连《泰东日报》记者沈止民热情回应称：“至于新闻大学，我今握笔为文，书此四字，尚觉怦然□动，果有开办确讯，吾将屏除一切，决然入学。”① 另如本文引言所述，欧美新闻教育家来华考察交流也是推动新闻教育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其中，尤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世界报界大会会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来华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威廉博士是美国新闻教育的权威，在我国各地所作的接触及公开演讲，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之发展，自有相当影响。”②威廉先后于1914年、1919年、1921年、1927年和1928年5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南、北报馆积极追踪报道并通过多种方式热情款待。如威廉1914年最早一次来华在北京停留时，北京报馆同人在醉琼林饭庄举行“大欢宴”。席间，威廉谈及美国大学新闻教育办理情况，冀望中国报界“于经验外并设法办理此项学校，以造就由学问中出之报界人材（才）与经验”。在座的中国报人推《新中国报》负责人汪怡安作答谢之词。汪氏在答词中回应了威廉的提议：“中国报界现均幼稚，新闻学校之举办尤属当务之急。今承友邦同业良友威廉博士之谆谆诲导，同人钦佩无似感何可言。同人虽驽钝，不敢不各尽绵薄努力进行，以答雅意。”③勿论汪怡安答词中虚于应付的成分多大，报馆方面热情接待威廉及对其在华行踪的大规模报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各界关于建立大学新闻教育机构共识的形成。
须注意的是，尽管曾把相关提案中的新闻教育机构冠以“新闻大学”之名，报馆所倡办和推动的新闻教育却是一种与高等新闻教育不同的职业教育，本质上只是将报馆“学徒制”培养模式扩大化或社会化。
三、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报馆在新闻教育格局中之角色
在报馆联合组织第二次倡办新闻教育归于失败后的1921年秋，中国首个真正意义的大学新闻系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正式创办。④此后，厦门大学报学系、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等大学新闻系科陆续出现。至20世纪30年代初，“新闻一课，在教育上确已占有相当位置”。⑤有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国内共出现59个正规新闻教育机构。⑥在大学新闻系科主导的新闻教育格局中，报馆的角色地位有所下沉，但作为检验教育成果和接纳毕业生的一方，仍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和话语权。其不仅是大学新闻系科师资、经费及学生实习实践等的重要支撑，更是各类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函授学校等新闻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⑦
（一）报馆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辅助与支撑
“一般而论，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教育自然较为适合社会与新闻事业之需要。”⑧此种认知，在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渐被大多数中国报馆和报人所接受。记者职业和新闻事业被学科化、制度化的过程，本就是报馆及报人社会地位上升的表证，他们没有理由不对此感到欣慰和鼓舞。
事实上，来自报馆的报人或报人团体是中国较早一批大学新闻系科的主要创办者或筹办者。除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新闻系科外，国人自办新闻系科的创办或筹办尤其如此。如上海商科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新闻学系的筹设，即由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委托《申报》职员汪英宾“代筹划一切”。①在职的报馆报人也是多个大学新闻系科的实际主持者，如北京法政大学新闻系由《京报》邵飘萍主持、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由《时报》戈公振主持、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由《时事新报》张竹平主持、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由《申报》赵君豪主持。
报馆还向大学新闻系科输出大量师资。仅以1929年正式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例，②当时上海报界资深人士，如《时报》戈公振、《时事新报》黄天鹏、《新闻报》郭步陶、《民报》陈万里、《新闻报》章先梅、《文化建设》樊仲云等，都曾先后在该系兼任教职。③尽管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报人，不肯、不愿或不能教书，也是常有的事”，④但来自报馆的兼职教师群体确曾占据民国时期大学新闻系科师资的大半。由于中国大学新闻系科多移植外国新闻教育的模式，⑤“中国自己的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尚没有建设起来”。⑥在此背景下，谙悉中国报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报馆报人到大学兼课，客观上有利于外国新闻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报馆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其急需的另一资源——办学经费。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议定的“新闻大学组织大纲”第四条即提出：“新闻大学之经费，由择定大学与本会两方合并筹足固定基金叁拾万元，存储生息，以作常年经费之用;以后视发达之程度，逐渐推广。”⑦尽管该计划因全国报界联合会解散未能实施，但至少说明，报馆在最初倡办新闻教育之际，即很了解大学方面之所求。也正是由于报馆方面的“援助”，一些濒临停办的新闻学系才起死回生。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例，该系运营经费主要靠美国报界人士捐赠，但1934年后，“一半因为美国经济萧条，而一半也因为感觉到中国人应当在经济上有维持此系之必要，所以改变方针，转向国内报界及热心人士求助了，在过去两年（指1935年和1936年——笔者注），该系之维持，多赖报界之协助”。⑧但总体上，报馆在支持大学新闻系科经费方面仍显得十分悭吝，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般幸运者并无几个。
报馆无疑也是大学新闻系科学生最为重要的实习与实践基地。当时大学新闻系科虽办有校内实验报刊或通讯社，但毕竟无法与职业化运营的报馆相比。各大学新闻系科的“培养方案”中，均有报馆实习一項。如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要求学生“赴本市各报馆及通讯社等处作二月之实习，事毕作一报告详述经过，呈缴院方备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要求学生“假期内三年级以上之主修生并须到平津各报馆实习，以求联络并增识见”;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介绍学生至设备完全之报馆及通信社实习，由本系教授指导”。⑩在当年新闻学系学生所办的校内刊物及相关报馆的新闻报道中，也常能见到某学校新闻学系学生到某报馆参观实习的新闻。然而，报馆方面接待新闻学系学生实习实践的积极性，却很值得怀疑;学生方面，也往往走马观花。曾任《申报》编辑主任的赵君豪曾提及相关情形：“我国新闻学校之学生，例于将毕业时，由教师率领，赴规模较大之报馆，参观一过，若者为编辑室，若者为排字房，匆匆一过，走马看花。” 鉴于报馆可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上述诸种有益辅助与支撑，加之后者所培养的毕业生又需报馆方面接纳，故此，大学新闻系科对与报馆合作有着积极意愿。其中不乏成功案例，如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曾在1931年秋与《时事新报》合办新闻学训练班，“以张竹平、汪英宾两先生主持有方，成绩斐然”。在此基础上，“乃扩充范围，特办新闻学科，仍与报界相约合作，携手迈进”，“组织新闻学科指导委员会，敦请张竹平（时事新报）、汪伯奇（新闻报）、潘公展（晨报）、史量才（申报）、董显光（大陆报）、米星如（申时电讯社）、潘公弼（时事新报）诸先生担任委员，共策进行”。①对于报馆与大学新闻系科合作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指出：“新闻教育如何去提倡，就全靠主持新闻事业的人与研究新闻学的人努力合作。……新闻教育的发达，非主持新闻事业的人，与研究新闻事业的人通力合作不为功。”②
（二）报馆及报人所办各类职业教育使新闻教育体系臻于完整
报馆原本对接受大学新闻教育的学生有很大期待，但也很快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眼高手低，欲使其在采编等领域独当一面，仍需付出较大的培养成本。与此同时，不少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社会人士对投身新闻业也有殷殷热情，更有成舍我等报馆馆主认为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不合于自己的“乌托邦式”办学理念。诸种因素推动之下，报馆及报人所办的各类新闻职业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才趋于衰落。
报馆及报人所办新闻职业教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新闻专科教育，一为新闻函授教育。这两类新闻职业教育的存在，不仅使“从事新闻事业及一般有志入学而不得者，皆得受大学同等之教育”，③客观上也使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格局与体系。
各类新闻专科学校是大学新闻教育的重要补充，办学亦较正规。自1928年开始出现至1949年，先后有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苏州新闻专科学校、华美新闻专科学校、现代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建国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广州新闻专科学校、南泉新闻专科学校等十余所。它们有的由报馆直接出面创办，有的由在职报人创办，其中尤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最为知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由时任《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于1928年冬在上海创办，初名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经费由顾执中个人筹集，④《新闻报》美国老板福开森“自动捐助”500元。⑤该校不仅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新闻专科学校，也是为数不多的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闻专科学校。该校名师汇聚，曾培养出耿坚白、陆诒、沈吉苍、朱亚杰等著名新闻记者。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由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和南京《民生报》于1933年初联合创办，成舍我亲任校长，旨在造就“手脑并用”的新闻技术人才。⑥成氏曾自述：“我的原意，要想替中国今后的新闻事业训练一些手脑并用的小朋友。……他们将来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长衫，做经理，当编辑，一方面也可以换上短衣，到印刷工厂中，去排字铸版，管机器。当然，这种理想难免不失败，然而这确是我现在对于新闻教育所抱的意见，也就是我们创办新闻专科学校的唯一动机。”⑦
因是职业教育，又主要由报馆或报人所创办和经营，新闻专科教育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学校之设立，大致是为报馆自己的人员之准备”，主要教学内容为拼版、排字、管账及简单的新闻采写等。1936年，时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论及当时国内新闻教育状况时称，于广义的新闻教育而言，“新闻专科教育当然不能认为健全，然而这些学校之设立，很可以证明现在中国报业一种有意义的趋向”。⑧然而，因彼时国民政府明令对各类新闻专科学校不予立案，迫使一些新闻专科学校无奈成为“野鸡大学”。如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曾通过校董邵力子等人数次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但终国民党时代未予批准。“抗日战争结束后，（民治新专）也索性不去进行立案。民治新专的给人家称为‘野鸡学校’是有其理由的。”⑨
较之于相对正规的新闻专科教育，报馆主办的新闻函授教育可谓乱象丛生，但其开放、灵活及学费低廉等特征，确为有志于新闻事业的社会人士开启了一扇大门。就创办与兴起的时间而言，新闻函授学校早于新闻专科学校。据现有史料，最早一家新闻函授学校是1925年初创办于上海的新闻大学函授科，自称是“中国函授新闻学之惟一创始者”。①是年6月，该校登报宣称“开办半载，入学潮涌”。②在新闻大学函授科的“火爆”带动下，由上海本埠“研究新闻学同志”所组织的上海新闻函授学校于同年10月10日开学，原定学额200人，但登报招生后，报名者甚形踊跃，③“特添招免费生二百名”。④此后，北平、济南、天津、杭州、石门等地也很快出现各类形形色色的新闻函授学校。除广邀报界名人担任校董或教师外，报馆常要求自家编辑记者一同上阵。如上海《中美日报》新闻函授学校“由编辑部同仁担任教职，分编讲义多种作为教材”。⑤
因新闻函授学校不受地域限制，很多学员跨地域报名“求学”。由名记者王浩创办、1929年7月开学的北平新闻函授学院，“学生报告者在华北较多，尤以东三省为最”。⑥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辐射范围更广，远及蒙古、新疆、西藏、西康、青海、宁夏等边远省份。⑦至于入学条件，不仅“随时报名，均可入学”，⑧在年齡、性别等方面，也几乎不设门槛，如《石门新报》新闻函授学校就宣称：“凡属本报读者，初中以上程度，不分性别，不论年龄，有愿研究新闻□□□□均可加入。”⑨如此宽松条件，客观上为全国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提供了接触和学习新闻学的机会，“实有辅助推广新闻教育之功”。⑩
民国时期的新闻函授学校，最知名者莫过于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该校创办于1932年1月。师资队伍强大，包括《申报》总编辑张蕴和、副总编辑周梦熊、编辑孙恩霖、编辑赵君豪，《新闻报》印刷部主任章先梅、编辑郭步陶，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沪江大学教授孙怀仁等。至1935年12月，招生总人数即达到466人之多。其间，编辑出版函授新闻学教材17种，为我国早期新闻学教材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即便如正规的、经过上海市教育局登记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也一度管理混乱。该校创办初期，负责人陈彬龢“因忙于奔走政客之间，竟视此事为儿戏”，自1933年5月起，只寄发讲义三种，“内容又皆为陈氏之走狗罗又玄、孙怀仁、黎烈文、杨幸之辈抄袭外籍而成，且不按期寄发，每种讲义，只有五六页，于是，各地学生大 （哗），责骂之函，日有数起”。针对混乱不堪的状况，申报方面不得不对该函授学校进行改组。其他新闻函授学校的“丑闻”更不胜枚举。
四、阻滞与掣肘：报馆对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消极影响
随着新闻学科的日渐专门化和专业化，偏向实用和“为利”主义的报馆与大学新闻教育之间的“隔膜”逐渐加深。当大学新闻系科努力进行着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建和探索时，报界仍盛行着“新闻无学”论。约在1928年前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与同业私下交谈时，认为文章能写好的人，就可以搞新闻工作，有关新闻业务无须事先学，可以一边工作一面学。1937年，出身报馆且以在职报人身份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顾执中，公开否认新闻学的科学性，认为“经验就是新闻学”：“你假使现在已是一个新闻记者，那么你天天所得到的新经验，便是你的最好的新闻学，用不到再进什么学校。”①1941年，上海《中美日报》读讯会编写的“实用新闻学讲义”《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写道：“目下的新闻学还是内容贫乏而混乱，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②此类观念甚至传播到其他学科领域，如从事史学研究的傅斯年就认为“新闻并非专门科学，而系职业教育之一种”。③本行业人员已四处宣称所在行业“无学”，又岂能奢望其他学科的人认同新闻学是一个专门而独立的学科？
基于办报是一种技艺或手艺的观念，即便新闻专业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已然兴起，报馆的学徒制传统仍长期延续。对此，不能一味否定，毕竟在英、法、德、奥、爱尔兰和希腊等国报馆，学徒制也非常普遍，个别国家至今仍视其为主流的新闻教育模式。④但因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先天不足，除《申报》《大公报》等规模较大且运作较规范的报馆外，学徒制是否真正有益于报业前途，尚且难说。民国时期，即有业内人士指出，学徒制“对于新闻学理论的忽视，对于新闻事业缺乏改进的信心，模仿前辈新闻从业人员的动作，因而不免保留了若干恶劣的习惯”。⑤以今人的眼光看，报馆学徒制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助推“新闻无学”或“重术轻学”观念的传播。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蒋荫恩所指出的，新闻教育不能仅限于传授编辑、采访、写作、排字、校对、组版等技术，如果仅止于此，则大学新闻系科尽可不办：“报馆采取‘学徒制’，即可解决人的问题，至多设立若干‘学徒式’的新闻学校，招收中学程度青年，予以短期培训，亦未尝不可‘胜任愉快’。”但亦如蒋氏所言：“若果如此，则报业前途，岂堪设想？”⑥
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报馆方面所供给的师资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前引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张如彦1944年的毕业论文针对此问题写道：“在目前中国各新闻学系里，教授多半是在报馆工作过一个时期的人们，他们不见得对新闻学有深刻的研究，他们也不见得对新闻教育有多少兴趣，有时候是为了情面，到学校来担任几个钟头的课，讲授的也不过是在报馆里的一点经验。何况目前中国的报界，显然仍甚落后，在报馆工作的，平均起来，受过高深教育的还不太多，而且职业品德的修养，缺欠的地方也不少，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尚不容易作到，遑论为人师表？……一个普通报馆的访员担任一个新闻学校或专修班的校长或教务长，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怎么能引起报馆的重视呢？”⑦在兼通新闻业务与新闻学理师资奇缺的年代，各色报馆报人充斥于大学新闻系科兼任教职，极大地阻滞了新闻学科的良性发展，甚至出现报馆参与培养的新闻专业学生连报馆自身都不愿接收的尴尬情况。
至于报馆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原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报馆联合组织于1920年提出创办新闻大学之际，曾十分强调与大学之间的合作。“新闻大学组织大纲”的10条内容中，7条涉及如何与大学合作。⑧大学新闻系科出现后，报馆方面一度对两者间加强合作之事表现得积极主动，如前述《时事新报》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之间的合作等。但后来出于对大学新闻系科人才培养质量的不甚满意，报馆对于来自大学新闻系科“求合作”的呼声，表现得越来越冷漠。1936年，梁士纯撰文冀望各大学新闻系科能够“用种种方法得着报人的指导与协助”，⑨暗指報馆方面对大学新闻教育支持力度不够。有人慨叹，报馆方面消极合作的问题“如不速即设法消除，那么非但新闻教育难期发展，新闻事业也不易改进了”。⑩1944年，《报学季刊》上一篇题为《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的文章，直指“中国新闻事业与中国新闻教育至今是隔着一条鸿沟”。一些报馆和报人甚至直接拒绝来自大学新闻系科的合作请求。如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某大学曾邀请《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合办新闻系科，被成舍我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训练完全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的新闻人才，应当由下往上，逐步彻底地作去。办大学新闻系，找大学程度的学生来训练，不从根本着手，将来也恐怕难见成效”。最终，他“决定以私人能力来创办一个以合乎实用，循序渐进为目的的新闻专科学校”。①
报馆及报人主办新闻专科教育和新闻函授教育，尤其后者，大多数目的并不纯正，有的是为报馆自身培养通讯员，有的是为了推销报纸，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收取各种费用而牟利。中国首个新闻函授学校——上海新闻大学新闻函授学校创办之初即因虚假宣传而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1925年2月17日，该函授学校在《时事新报》刊登题为《上海新闻大学之发起》的宣传软文，宣称上海报界名流马崇淦、周瘦鹃、赵君豪、严独鹤、潘竞民、戈公振、毕倚虹、张伯翼、邵仲浑、陈布雷、潘公展、朱宗良、严慎予等均将参与该校的授业。②但上述人根本不知此事，只得在隔日的《申报》等报刊上发布联合启事以辟谣。③造成新闻函授学校问题丛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报馆方面的“为利主义”。《石门新报》新闻函授学校事务课长、该报采访科长吴宪增坦言：“惜（新闻函授学校的）主持者，多系为利主义，学员缴费后，时有断寄讲义之情形，结果变成骗人之局。”④报馆对办新闻函授学校也存在“种种信誉上之顾忌”，连学员组织成立校友会、同学会等也不予公开支持。据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学员王肇铎回忆，该校曾在一份通告上明确说明不支持成立校友会之类组织，以防部分学员“利用报馆机关名义，在当地作种种不道德行为”。⑤
勿论报馆主办的新闻专科教育，还是新闻函授教育，限于其办学目的及性质，注定无法培养出理想型的新闻记者。诚如戈公振所言：“如果把这些学校作为记者养成所，很不适当，因为他们不给学生以正当教育，只注意职业的养成，不仅是不能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知识，而且于他们有害。这种营业色彩不去，理想的记者不会有。”⑥另受政治情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仅剩下为数不多几家报馆主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函授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新闻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此两种类型的新闻教育逐渐消失。
结 语
报纸作为主流媒体的时代，新闻教育与报馆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关联与互动。但有关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及正反两方面影响等问题，因学界长期将目光聚焦在大学新闻教育而未能得到系统梳理。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忽视报馆对中国新闻教育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在其间所充当的双重角色。
除最早倡办正规新闻教育外，报馆对中国早期新闻教育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中国大学移植自美国的新闻教育模式逐渐本土化、中国化。尤其通过提供来自中国本土的、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和新闻实践特征的大量师资，“中和”了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创办初期浓郁的美式色彩。但如本文所强调指出的，报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制约和掣肘也较明显。这与中国近现代新闻业自身发展的不完善有关，也与报人群体整体素质和职业化程度不高有关，若能理解此点，则能理解报馆阻滞和掣肘新闻教育其实是一种必然。
不能奢求在报馆及报人群体本身存在诸多历史局限的情况下，其对新闻教育能有科学而长远的考量和全方位助益。况且，报馆参与新闻教育最本质目的，是为“本业之前途”，具有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新闻学研究等形而上问题，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切的重点。
【作者简介】梁德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政治传播。
【责任编辑：王向阳】
關键词 报馆，报人，报界团体，新闻教育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2-0054-10
引 言
留学生学成归国、欧美新闻教育家来华考察交流及报馆自身因营业发展谋求改良等因素，是新闻教育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这其中，报馆所扮演的角色甚为重要。作为新闻学科直接关联的行业主体，国人有关新闻教育的最初尝试和努力，“得到了中国报纸所有人、出版商和编辑的鼓励”。①大学新闻系科出现后，报馆在新闻教育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师资、办学经费、学生实习实践等方面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了莫大支持。主要由报馆和报人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及新闻函授学校，则为无法走进象牙塔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了接触新闻学和成为“无冕之王”的机会。
遗憾的是，在新闻史、教育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中的作用及地位被忽视或被简单化处理了。除肯定1912年“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为“我国知有报业教育之始”②以外，中国报馆中普遍存在的“学徒制”传统未被视作新闻教育模式之一种。当新闻学课程于1918年在国内大学出现后，尤其在首个大学新闻学专业于1921年正式设立后，大学或专科新闻教育成为公认的主流新闻教育模式。时至今日，学界在论及新闻教育时，大多以大学新闻系科或所谓“正规新闻教育”为考察的中心和重点，报馆在其中的角色身份十分模糊，甚至无足轻重。这与当年的实际情形不符。
客观而言，报馆对近现代中国新闻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它既是中国正规新闻教育的最早倡办者和重要参与者，同时也对中国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造成了明显的制约和掣肘。其一，报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重视甚至“卑视”新闻教育。著名报人与报学史家戈公振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及：“报业教育初兴之时，颇受报界之轻视。”③1945年毕业的一位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也在其毕业论文中写道：“在起初，报馆是看不起新闻教育机关的，他们觉得作（做）记者不必要谈新闻学系。”①其二，除1912年倡办“报业学堂”、1920年倡办“新闻大学”外，大部分报馆和报人对发展专业新闻教育并不积极，是“新闻无学”论的主要传播者。其三，在大学新闻教育兴起后，报馆主办的各式新闻函授学校存在明显的牟利色彩，成为民国时期新闻职业教育的一块疮疤。
然而，无论是支持、促进，还是掣肘、阻碍，都不应抹杀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对这一议题进行考证和阐述，不仅有助于真实、准确地复现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复杂面相，也有助于揭示一个行业与其相关学科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对当前重新认识和正确处理大学新闻院系与传媒行业之间的关系也有裨益。
本文主要讨论：在大学新闻教育兴起以前，中国报馆采取何种模式涵养人才？报馆及报馆联合组织以怎样的方式发起和倡办新闻教育，具体经过如何？在大学新闻系科主导新闻教育格局以后，报馆的角色地位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又如何因应？除积极作用外，报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消极影响存在于哪些方面，应予怎样的历史评价？
一、“坐科”：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
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设立新闻学研究会，前后存续约两年时间，被认为是中国“报学教育之发端”②和“大学新闻教育之嚆矢”。③1921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文科内创办报学系，是为中国大学正式设立新闻系科的开始。④那么新闻教育是否应包含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答案应是肯定的。
近代中文报纸诞生于1815年，至“报学教育发端”的1918年，已逾百年。此间，受多重因素制约，中国报业发展十分缓慢，报人数量亦极有限，更谈不上职业化。但自19世纪70年代起，《申报》《新闻报》等商业性大报陆续出现，此类报馆逐渐形成一套比较规范的内部涵养人才机制，类似戏班中的“坐科”，即所谓的学徒制，也称练习生制。
“坐科”式的学徒制在多种行业里存在，但对于中国报馆的学徒制及该制度与现代学科构建之间的关系，几乎未被学界关注。事实上，报馆学徒制自中文报纸出现后即存在，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曾任《大公报》编辑部主任的孔昭恺，在回忆职业生涯时称：“我自1928年考进旧大公报做练习生，一直当‘学徒’，一如旧京戏班中的‘坐科’。……‘练习生’与‘学徒’是同义语。在戏班里当学徒叫‘坐科’，报馆学徒，也可以说是‘坐科’。”⑤理解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对理解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角色地位及中国新闻教育思想中重实践、轻学理的传统，是有裨益的。
中国最早的报馆学徒，可追溯至曾参与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编辑工作的广东人梁发，他于1815年4月被英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米怜招至马六甲印书。米怜与马礼逊于是年8月创办《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后，梁发边学边做，协助该刊的编辑工作。⑥但总体上，在相当长时期内，在报馆“坐科”的学徒数量不多，这与当时中国报馆人员数量本就不多有关。据包天笑回忆，民国初年，上海《时报》编辑人员“除罗孝高总主笔，及专写论说的两位广东先生外”，“专编新闻的人，只有两位”。⑦另据徐铸成回忆，同一时期，上海《民立报》编辑人员也只有五六人，“《申报》与《新闻报》用人略多，但也不过八九人（当时报馆尚无专门的外勤记者），其他新出报纸，规模大抵不过如此”。⑧
由报馆学徒或练习生成长为知名报人者，可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如当年与孔昭恺一同进入《大公报》“坐科”的曹世瑛、吴砚农、章绳治、章东严和郝伯珍，⑨日后均成长为知名报人。其中，吴砚农日后曾任《大公报》著名副刊“小公园”主编及《晋察冀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自学成才的著名报人、报学史家戈公振最早在江苏《东台日报》做图画编辑，1913年到上海《时报》附属的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后进入《时报》馆，初任校对、助理编辑，后来又升为总编辑，他的英文也是由《时报》馆主狄楚青资助补习的。①报人、小说家包天笑民国初年据称曾在北京《益世报》做练习生。“那时新闻界的人才很是缺乏，《益世报》便登报招了一批练习生。张恨水正在潦倒京华……见到这个机会，一试而被录取，他便安心地入了《益世报》充当练习生，是他入新闻界之始。”②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英文《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及《群言》杂志主编的于友，抗战时期曾在范长江创办的国际新闻社当学徒。③ 到报馆做学徒或练习生，是否有最低学历的要求？1941年，一位想做报馆练习生的读者投书上海《大众生活》杂志询问。该杂志复信称：“这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各报馆所用的练习学生，亦无一致的程度。具有小学毕业或中学毕业同等学力的青年，遇有相当机会就可以做报馆练习生，不过文化水准高一些的，可能担任的工作可以重要一些，练习的时期也可以缩短一些。‘一个只读过初中二，和二三年的课外阅读，各种常识都有’的人，只须能得到相当的机会，做报馆练习生应该不成问题的。”④
练习生进报馆的年龄，一般要求20岁上下，如郑州《通俗日报》要求18岁以上、25岁以下，⑤石门《华北日报》要求20岁以下，⑥天津《家庭报》要求18岁至23岁。⑦性别一般不作限制，且大多表示“酌给津贴”⑧或“待遇从优”。⑨个别报纸对学徒也会提些特殊要求，如《大公报》要求练习生“北方人要懂南方话，南方人要懂北方话”。⑩
报馆对学徒或练习生亦较重视。如史量才接手后的《申报》在新馆舍（今上海市黄浦区汉口路309号）第5层设有学堂教室，专为该馆练习生业余补习之用。《时报》在张竹平接手后即招收练习生6名，专事采访，“似有摒弃外稿之意，已聘定黄天鹏司调练之职”。之所以重视学徒或练习生，是因为一来可补充采编队伍、摒弃外稿，二则可以降低用人成本。毕竟从外延聘外勤记者“其薪酬必钜”，如果使用学徒或练习生，月底只须略予津贴，“所耗仅抵一外勤之薪酬，此固为节省开支计也”。
報馆学徒或练习生本人对学徒制也不排斥，甚至抱有主动之意愿。1932年，一个名叫王培元的青年通过公开招考进入某通讯社做学徒，月薪3元，主要承担抄写新闻稿、翻译新闻电码及剪报粘贴等工作，偶尔跟正式记者外出采访新闻。3年后，他依然是一个学徒，却还记得当初“主任先生”对他说的话：“你倘若自己能够努力，将来也有做新闻记者的希望。”每念及此，他便安慰自己：“我想新闻记者是世上无冕的帝王呢！”报馆也常向学徒或练习生灌输“报馆是最好的学校”之类的观念。如《申报馆内通讯》即向该馆练习生自诩道，报馆所提供的环境和各方面训练“不是学校所能等量齐观”，在馆内当练习生的青年“是现今国内最幸福青年的一群”。
不能否认中国报馆的学徒制传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合理与可取之处，当时欧美国家也“佥谓报馆为最佳之报学院”。尤其在正规新闻教育开办以前，学徒制是中国报馆内部涵养人才的主要方式，不仅成本低廉，一些知名大报的学徒成材率也较高，如前述《大公报》《申报》等。对此，1947年《中国新专校刊》上的一篇文章评价称：“过去新闻人才的培养，大多是从报馆中磨练出来的，是一种学徒式的教育，其优点是经验丰富，适合于中国新闻环境的需要。”然而，仅仅“适合环境需要”不足以真正照亮“本业之前途”，当得知一些欧美国家已出现大学新闻教育，且意识到中国报业发展亟需大量专业人才时，报馆率先倡办高等新闻教育。
二、为本业之前途：报馆对大学新闻教育的倡办与推动
1912年民国肇建，中国报业出现短暂的飞速发展，“言论机关日增月盛”。①据统计，当时全国报纸陡增至500余家，总销数约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均打破历史最高纪录。②与跨越性发展相比，报业的人才供给却很窘迫。单纯依靠“坐科”式的学徒制及无新闻工作经验的文人们“半路出家”，已不合于当时中国报业快速发展的态势。
尽管《申报》等报馆向练习生们反复灌输“报馆是最好的学校”，一些卓有远见的报人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报业日趋繁荣和职业化的情势下，“报馆不如学校”：“记者之职责至重，誉之者至谓为救世主。然执今之报界中人，而询其因何而为记者，如何而后成良好之记者，恐能作明了之答复者，千百之十一耳。故由道德上、理想上以造就报业人材（才），则报馆不如学校。”③就此问题，中国报馆联合组织于1912年6月付诸集体讨论。当月召开的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上海特别大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案”——这是中国报界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新闻教育，被视为“吾国新闻教育运动之滥觞”。④
据当年沪上媒体报道，在1912年6月9日召开的“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第4日大会上，报界代表朱少屏（大会临时主席）、王藩、廖舒筹、何文彬4人提议设立新闻学校，“谓吾国报馆日来异常发达，查各国大学均有新闻一科，若访员、若编辑、若广告发行，各有专门学，我报界欲图与欧西媲美，非设此项学堂不可”，“经众公决，由报馆俱进会设立新闻学校一所，公推朱少屏草拟章程”。⑤朱少屏时为上海《太平洋报》经理，其最终是否拟出一份详细的报业学堂章程，尚难查证。目前仅见一份“敬候公决”的约略提案：
吾国报业之不发达，岂无故耶？其最大原因，则在无专门人材（才）。……且报业之范围，固不仅在言论，凡交通、调查诸大端，悉包举在内，而为一国一社会之大机关。任重责大，岂能率尔操觚？……仅此寥寥有数人才，流贯交通有数之地点，其有补于国家社会之处，固属有限，即对于各本业专学之前途，究何以有操胜之权，亦未能必也。某也目光所及，拟于根本上改良，爰公同提议组织报业学堂，敬候公决。⑥
“报业学堂”提案因其所提出的团体——“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不久之后停止活动，因此未能实施。此后，中国政治形势大变，袁氏篡国后制造臭名昭著的“癸丑报灾”，⑦对报业发展和一度被提倡的报业教育产生巨大冲击。直至8年后的1920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报界联合会，大会再次提议开办新闻教育机构。与上次只由《太平洋报》经理朱少屏草拟出一个简略提案不同，此次会议不仅提出“筹备新闻大学案”，还通过一个详尽的“新闻大学组织大纲”，计六条，对新闻大学的组织机构、合作单位、经费来源、学员招收等事项均做了详细擘画。⑧会议决定，由上海报界与复旦大学协同办理新闻大学并“募捐巨款”，⑨吴稚晖、甘六持、黄宪昭、孙科、黄炎培为新闻大学筹备委员，陆见如、戴季陶、陈独秀、汪精卫、陈家鼐为候补筹备员。⑩
似乎存在着某种“魔咒”，如同1912年“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提出设立报业学堂后旋即停止活动一样，全国报界联合会在提出“筹备新闻大学案”后不久，亦遭解散，使报馆错失了开创中国正规新闻教育的机会。尽管如此，报馆为倡办中国新闻教育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前后两次有关创办正规新闻教育的提案，经全国报纸的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全国各地的新闻从业者亦备受鼓舞，如对开办新闻大学一事，远在东北的大连《泰东日报》记者沈止民热情回应称：“至于新闻大学，我今握笔为文，书此四字，尚觉怦然□动，果有开办确讯，吾将屏除一切，决然入学。”① 另如本文引言所述，欧美新闻教育家来华考察交流也是推动新闻教育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其中，尤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世界报界大会会长沃尔特·威廉（Walter William）来华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威廉博士是美国新闻教育的权威，在我国各地所作的接触及公开演讲，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之发展，自有相当影响。”②威廉先后于1914年、1919年、1921年、1927年和1928年5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南、北报馆积极追踪报道并通过多种方式热情款待。如威廉1914年最早一次来华在北京停留时，北京报馆同人在醉琼林饭庄举行“大欢宴”。席间，威廉谈及美国大学新闻教育办理情况，冀望中国报界“于经验外并设法办理此项学校，以造就由学问中出之报界人材（才）与经验”。在座的中国报人推《新中国报》负责人汪怡安作答谢之词。汪氏在答词中回应了威廉的提议：“中国报界现均幼稚，新闻学校之举办尤属当务之急。今承友邦同业良友威廉博士之谆谆诲导，同人钦佩无似感何可言。同人虽驽钝，不敢不各尽绵薄努力进行，以答雅意。”③勿论汪怡安答词中虚于应付的成分多大，报馆方面热情接待威廉及对其在华行踪的大规模报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各界关于建立大学新闻教育机构共识的形成。
须注意的是，尽管曾把相关提案中的新闻教育机构冠以“新闻大学”之名，报馆所倡办和推动的新闻教育却是一种与高等新闻教育不同的职业教育，本质上只是将报馆“学徒制”培养模式扩大化或社会化。
三、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报馆在新闻教育格局中之角色
在报馆联合组织第二次倡办新闻教育归于失败后的1921年秋，中国首个真正意义的大学新闻系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正式创办。④此后，厦门大学报学系、北京平民大学新闻学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等大学新闻系科陆续出现。至20世纪30年代初，“新闻一课，在教育上确已占有相当位置”。⑤有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国内共出现59个正规新闻教育机构。⑥在大学新闻系科主导的新闻教育格局中，报馆的角色地位有所下沉，但作为检验教育成果和接纳毕业生的一方，仍有相当大的能动性和话语权。其不仅是大学新闻系科师资、经费及学生实习实践等的重要支撑，更是各类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函授学校等新闻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⑦
（一）报馆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辅助与支撑
“一般而论，大学新闻系的新闻教育自然较为适合社会与新闻事业之需要。”⑧此种认知，在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渐被大多数中国报馆和报人所接受。记者职业和新闻事业被学科化、制度化的过程，本就是报馆及报人社会地位上升的表证，他们没有理由不对此感到欣慰和鼓舞。
事实上，来自报馆的报人或报人团体是中国较早一批大学新闻系科的主要创办者或筹办者。除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为数不多的教会大学新闻系科外，国人自办新闻系科的创办或筹办尤其如此。如上海商科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新闻学系的筹设，即由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委托《申报》职员汪英宾“代筹划一切”。①在职的报馆报人也是多个大学新闻系科的实际主持者，如北京法政大学新闻系由《京报》邵飘萍主持、上海国民大学报学系由《时报》戈公振主持、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由《时事新报》张竹平主持、上海商学院新闻专修科由《申报》赵君豪主持。
报馆还向大学新闻系科输出大量师资。仅以1929年正式创办的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为例，②当时上海报界资深人士，如《时报》戈公振、《时事新报》黄天鹏、《新闻报》郭步陶、《民报》陈万里、《新闻报》章先梅、《文化建设》樊仲云等，都曾先后在该系兼任教职。③尽管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报人，不肯、不愿或不能教书，也是常有的事”，④但来自报馆的兼职教师群体确曾占据民国时期大学新闻系科师资的大半。由于中国大学新闻系科多移植外国新闻教育的模式，⑤“中国自己的新闻教育，可以说是尚没有建设起来”。⑥在此背景下，谙悉中国报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报馆报人到大学兼课，客观上有利于外国新闻教育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报馆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其急需的另一资源——办学经费。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议定的“新闻大学组织大纲”第四条即提出：“新闻大学之经费，由择定大学与本会两方合并筹足固定基金叁拾万元，存储生息，以作常年经费之用;以后视发达之程度，逐渐推广。”⑦尽管该计划因全国报界联合会解散未能实施，但至少说明，报馆在最初倡办新闻教育之际，即很了解大学方面之所求。也正是由于报馆方面的“援助”，一些濒临停办的新闻学系才起死回生。以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为例，该系运营经费主要靠美国报界人士捐赠，但1934年后，“一半因为美国经济萧条，而一半也因为感觉到中国人应当在经济上有维持此系之必要，所以改变方针，转向国内报界及热心人士求助了，在过去两年（指1935年和1936年——笔者注），该系之维持，多赖报界之协助”。⑧但总体上，报馆在支持大学新闻系科经费方面仍显得十分悭吝，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般幸运者并无几个。
报馆无疑也是大学新闻系科学生最为重要的实习与实践基地。当时大学新闻系科虽办有校内实验报刊或通讯社，但毕竟无法与职业化运营的报馆相比。各大学新闻系科的“培养方案”中，均有报馆实习一項。如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要求学生“赴本市各报馆及通讯社等处作二月之实习，事毕作一报告详述经过，呈缴院方备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要求学生“假期内三年级以上之主修生并须到平津各报馆实习，以求联络并增识见”;⑨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介绍学生至设备完全之报馆及通信社实习，由本系教授指导”。⑩在当年新闻学系学生所办的校内刊物及相关报馆的新闻报道中，也常能见到某学校新闻学系学生到某报馆参观实习的新闻。然而，报馆方面接待新闻学系学生实习实践的积极性，却很值得怀疑;学生方面，也往往走马观花。曾任《申报》编辑主任的赵君豪曾提及相关情形：“我国新闻学校之学生，例于将毕业时，由教师率领，赴规模较大之报馆，参观一过，若者为编辑室，若者为排字房，匆匆一过，走马看花。” 鉴于报馆可为大学新闻系科提供上述诸种有益辅助与支撑，加之后者所培养的毕业生又需报馆方面接纳，故此，大学新闻系科对与报馆合作有着积极意愿。其中不乏成功案例，如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曾在1931年秋与《时事新报》合办新闻学训练班，“以张竹平、汪英宾两先生主持有方，成绩斐然”。在此基础上，“乃扩充范围，特办新闻学科，仍与报界相约合作，携手迈进”，“组织新闻学科指导委员会，敦请张竹平（时事新报）、汪伯奇（新闻报）、潘公展（晨报）、史量才（申报）、董显光（大陆报）、米星如（申时电讯社）、潘公弼（时事新报）诸先生担任委员，共策进行”。①对于报馆与大学新闻系科合作的重要意义，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指出：“新闻教育如何去提倡，就全靠主持新闻事业的人与研究新闻学的人努力合作。……新闻教育的发达，非主持新闻事业的人，与研究新闻事业的人通力合作不为功。”②
（二）报馆及报人所办各类职业教育使新闻教育体系臻于完整
报馆原本对接受大学新闻教育的学生有很大期待，但也很快发现，这些学生往往眼高手低，欲使其在采编等领域独当一面，仍需付出较大的培养成本。与此同时，不少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社会人士对投身新闻业也有殷殷热情，更有成舍我等报馆馆主认为大学新闻教育模式不合于自己的“乌托邦式”办学理念。诸种因素推动之下，报馆及报人所办的各类新闻职业教育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才趋于衰落。
报馆及报人所办新闻职业教育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新闻专科教育，一为新闻函授教育。这两类新闻职业教育的存在，不仅使“从事新闻事业及一般有志入学而不得者，皆得受大学同等之教育”，③客观上也使民国时期的中国新闻教育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格局与体系。
各类新闻专科学校是大学新闻教育的重要补充，办学亦较正规。自1928年开始出现至1949年，先后有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苏州新闻专科学校、华美新闻专科学校、现代新闻专科学校、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建国新闻专科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广州新闻专科学校、南泉新闻专科学校等十余所。它们有的由报馆直接出面创办，有的由在职报人创办，其中尤以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最为知名。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由时任《新闻报》采访部主任顾执中于1928年冬在上海创办，初名上海民治新闻学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经费由顾执中个人筹集，④《新闻报》美国老板福开森“自动捐助”500元。⑤该校不仅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新闻专科学校，也是为数不多的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闻专科学校。该校名师汇聚，曾培养出耿坚白、陆诒、沈吉苍、朱亚杰等著名新闻记者。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由成舍我主办的北平《世界日报》和南京《民生报》于1933年初联合创办，成舍我亲任校长，旨在造就“手脑并用”的新闻技术人才。⑥成氏曾自述：“我的原意，要想替中国今后的新闻事业训练一些手脑并用的小朋友。……他们将来的技能是一方面穿上长衫，做经理，当编辑，一方面也可以换上短衣，到印刷工厂中，去排字铸版，管机器。当然，这种理想难免不失败，然而这确是我现在对于新闻教育所抱的意见，也就是我们创办新闻专科学校的唯一动机。”⑦
因是职业教育，又主要由报馆或报人所创办和经营，新闻专科教育有着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学校之设立，大致是为报馆自己的人员之准备”，主要教学内容为拼版、排字、管账及简单的新闻采写等。1936年，时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梁士纯论及当时国内新闻教育状况时称，于广义的新闻教育而言，“新闻专科教育当然不能认为健全，然而这些学校之设立，很可以证明现在中国报业一种有意义的趋向”。⑧然而，因彼时国民政府明令对各类新闻专科学校不予立案，迫使一些新闻专科学校无奈成为“野鸡大学”。如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曾通过校董邵力子等人数次向民国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但终国民党时代未予批准。“抗日战争结束后，（民治新专）也索性不去进行立案。民治新专的给人家称为‘野鸡学校’是有其理由的。”⑨
较之于相对正规的新闻专科教育，报馆主办的新闻函授教育可谓乱象丛生，但其开放、灵活及学费低廉等特征，确为有志于新闻事业的社会人士开启了一扇大门。就创办与兴起的时间而言，新闻函授学校早于新闻专科学校。据现有史料，最早一家新闻函授学校是1925年初创办于上海的新闻大学函授科，自称是“中国函授新闻学之惟一创始者”。①是年6月，该校登报宣称“开办半载，入学潮涌”。②在新闻大学函授科的“火爆”带动下，由上海本埠“研究新闻学同志”所组织的上海新闻函授学校于同年10月10日开学，原定学额200人，但登报招生后，报名者甚形踊跃，③“特添招免费生二百名”。④此后，北平、济南、天津、杭州、石门等地也很快出现各类形形色色的新闻函授学校。除广邀报界名人担任校董或教师外，报馆常要求自家编辑记者一同上阵。如上海《中美日报》新闻函授学校“由编辑部同仁担任教职，分编讲义多种作为教材”。⑤
因新闻函授学校不受地域限制，很多学员跨地域报名“求学”。由名记者王浩创办、1929年7月开学的北平新闻函授学院，“学生报告者在华北较多，尤以东三省为最”。⑥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辐射范围更广，远及蒙古、新疆、西藏、西康、青海、宁夏等边远省份。⑦至于入学条件，不仅“随时报名，均可入学”，⑧在年齡、性别等方面，也几乎不设门槛，如《石门新报》新闻函授学校就宣称：“凡属本报读者，初中以上程度，不分性别，不论年龄，有愿研究新闻□□□□均可加入。”⑨如此宽松条件，客观上为全国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提供了接触和学习新闻学的机会，“实有辅助推广新闻教育之功”。⑩
民国时期的新闻函授学校，最知名者莫过于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该校创办于1932年1月。师资队伍强大，包括《申报》总编辑张蕴和、副总编辑周梦熊、编辑孙恩霖、编辑赵君豪，《新闻报》印刷部主任章先梅、编辑郭步陶，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谢六逸、沪江大学教授孙怀仁等。至1935年12月，招生总人数即达到466人之多。其间，编辑出版函授新闻学教材17种，为我国早期新闻学教材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即便如正规的、经过上海市教育局登记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也一度管理混乱。该校创办初期，负责人陈彬龢“因忙于奔走政客之间，竟视此事为儿戏”，自1933年5月起，只寄发讲义三种，“内容又皆为陈氏之走狗罗又玄、孙怀仁、黎烈文、杨幸之辈抄袭外籍而成，且不按期寄发，每种讲义，只有五六页，于是，各地学生大 （哗），责骂之函，日有数起”。针对混乱不堪的状况，申报方面不得不对该函授学校进行改组。其他新闻函授学校的“丑闻”更不胜枚举。
四、阻滞与掣肘：报馆对中国早期新闻教育的消极影响
随着新闻学科的日渐专门化和专业化，偏向实用和“为利”主义的报馆与大学新闻教育之间的“隔膜”逐渐加深。当大学新闻系科努力进行着中国新闻学理论的创建和探索时，报界仍盛行着“新闻无学”论。约在1928年前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与同业私下交谈时，认为文章能写好的人，就可以搞新闻工作，有关新闻业务无须事先学，可以一边工作一面学。1937年，出身报馆且以在职报人身份创办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顾执中，公开否认新闻学的科学性，认为“经验就是新闻学”：“你假使现在已是一个新闻记者，那么你天天所得到的新经验，便是你的最好的新闻学，用不到再进什么学校。”①1941年，上海《中美日报》读讯会编写的“实用新闻学讲义”《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写道：“目下的新闻学还是内容贫乏而混乱，似乎尚不够称之为科学的资格。”②此类观念甚至传播到其他学科领域，如从事史学研究的傅斯年就认为“新闻并非专门科学，而系职业教育之一种”。③本行业人员已四处宣称所在行业“无学”，又岂能奢望其他学科的人认同新闻学是一个专门而独立的学科？
基于办报是一种技艺或手艺的观念，即便新闻专业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中国已然兴起，报馆的学徒制传统仍长期延续。对此，不能一味否定，毕竟在英、法、德、奥、爱尔兰和希腊等国报馆，学徒制也非常普遍，个别国家至今仍视其为主流的新闻教育模式。④但因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先天不足，除《申报》《大公报》等规模较大且运作较规范的报馆外，学徒制是否真正有益于报业前途，尚且难说。民国时期，即有业内人士指出，学徒制“对于新闻学理论的忽视，对于新闻事业缺乏改进的信心，模仿前辈新闻从业人员的动作，因而不免保留了若干恶劣的习惯”。⑤以今人的眼光看，报馆学徒制新闻教育模式的最大“危害”，莫过于助推“新闻无学”或“重术轻学”观念的传播。如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最后一任系主任蒋荫恩所指出的，新闻教育不能仅限于传授编辑、采访、写作、排字、校对、组版等技术，如果仅止于此，则大学新闻系科尽可不办：“报馆采取‘学徒制’，即可解决人的问题，至多设立若干‘学徒式’的新闻学校，招收中学程度青年，予以短期培训，亦未尝不可‘胜任愉快’。”但亦如蒋氏所言：“若果如此，则报业前途，岂堪设想？”⑥
大学新闻系科兴起后，报馆方面所供给的师资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前引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张如彦1944年的毕业论文针对此问题写道：“在目前中国各新闻学系里，教授多半是在报馆工作过一个时期的人们，他们不见得对新闻学有深刻的研究，他们也不见得对新闻教育有多少兴趣，有时候是为了情面，到学校来担任几个钟头的课，讲授的也不过是在报馆里的一点经验。何况目前中国的报界，显然仍甚落后，在报馆工作的，平均起来，受过高深教育的还不太多，而且职业品德的修养，缺欠的地方也不少，一个好的新闻记者，尚不容易作到，遑论为人师表？……一个普通报馆的访员担任一个新闻学校或专修班的校长或教务长，那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怎么能引起报馆的重视呢？”⑦在兼通新闻业务与新闻学理师资奇缺的年代，各色报馆报人充斥于大学新闻系科兼任教职，极大地阻滞了新闻学科的良性发展，甚至出现报馆参与培养的新闻专业学生连报馆自身都不愿接收的尴尬情况。
至于报馆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原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报馆联合组织于1920年提出创办新闻大学之际，曾十分强调与大学之间的合作。“新闻大学组织大纲”的10条内容中，7条涉及如何与大学合作。⑧大学新闻系科出现后，报馆方面一度对两者间加强合作之事表现得积极主动，如前述《时事新报》与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新闻科之间的合作等。但后来出于对大学新闻系科人才培养质量的不甚满意，报馆对于来自大学新闻系科“求合作”的呼声，表现得越来越冷漠。1936年，梁士纯撰文冀望各大学新闻系科能够“用种种方法得着报人的指导与协助”，⑨暗指報馆方面对大学新闻教育支持力度不够。有人慨叹，报馆方面消极合作的问题“如不速即设法消除，那么非但新闻教育难期发展，新闻事业也不易改进了”。⑩1944年，《报学季刊》上一篇题为《新闻教育机关与报业协作》的文章，直指“中国新闻事业与中国新闻教育至今是隔着一条鸿沟”。一些报馆和报人甚至直接拒绝来自大学新闻系科的合作请求。如20世纪30年代初，北平某大学曾邀请《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合办新闻系科，被成舍我拒绝。他给出的理由是，“训练完全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的新闻人才，应当由下往上，逐步彻底地作去。办大学新闻系，找大学程度的学生来训练，不从根本着手，将来也恐怕难见成效”。最终，他“决定以私人能力来创办一个以合乎实用，循序渐进为目的的新闻专科学校”。①
报馆及报人主办新闻专科教育和新闻函授教育，尤其后者，大多数目的并不纯正，有的是为报馆自身培养通讯员，有的是为了推销报纸，还有一些则是通过收取各种费用而牟利。中国首个新闻函授学校——上海新闻大学新闻函授学校创办之初即因虚假宣传而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1925年2月17日，该函授学校在《时事新报》刊登题为《上海新闻大学之发起》的宣传软文，宣称上海报界名流马崇淦、周瘦鹃、赵君豪、严独鹤、潘竞民、戈公振、毕倚虹、张伯翼、邵仲浑、陈布雷、潘公展、朱宗良、严慎予等均将参与该校的授业。②但上述人根本不知此事，只得在隔日的《申报》等报刊上发布联合启事以辟谣。③造成新闻函授学校问题丛生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报馆方面的“为利主义”。《石门新报》新闻函授学校事务课长、该报采访科长吴宪增坦言：“惜（新闻函授学校的）主持者，多系为利主义，学员缴费后，时有断寄讲义之情形，结果变成骗人之局。”④报馆对办新闻函授学校也存在“种种信誉上之顾忌”，连学员组织成立校友会、同学会等也不予公开支持。据申报新闻函授学校学员王肇铎回忆，该校曾在一份通告上明确说明不支持成立校友会之类组织，以防部分学员“利用报馆机关名义，在当地作种种不道德行为”。⑤
勿论报馆主办的新闻专科教育，还是新闻函授教育，限于其办学目的及性质，注定无法培养出理想型的新闻记者。诚如戈公振所言：“如果把这些学校作为记者养成所，很不适当，因为他们不给学生以正当教育，只注意职业的养成，不仅是不能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知识，而且于他们有害。这种营业色彩不去，理想的记者不会有。”⑥另受政治情势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仅剩下为数不多几家报馆主办的新闻专科学校和新闻函授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新闻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制均发生重大变化，此两种类型的新闻教育逐渐消失。
结 语
报纸作为主流媒体的时代，新闻教育与报馆之间必然存在紧密的关联与互动。但有关报馆在中国新闻教育缘起与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及正反两方面影响等问题，因学界长期将目光聚焦在大学新闻教育而未能得到系统梳理。然而，无论如何，不应忽视报馆对中国新闻教育发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及在其间所充当的双重角色。
除最早倡办正规新闻教育外，报馆对中国早期新闻教育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使中国大学移植自美国的新闻教育模式逐渐本土化、中国化。尤其通过提供来自中国本土的、熟悉中国文化传统和新闻实践特征的大量师资，“中和”了中国大学新闻教育创办初期浓郁的美式色彩。但如本文所强调指出的，报馆对中国近现代新闻教育的制约和掣肘也较明显。这与中国近现代新闻业自身发展的不完善有关，也与报人群体整体素质和职业化程度不高有关，若能理解此点，则能理解报馆阻滞和掣肘新闻教育其实是一种必然。
不能奢求在报馆及报人群体本身存在诸多历史局限的情况下，其对新闻教育能有科学而长远的考量和全方位助益。况且，报馆参与新闻教育最本质目的，是为“本业之前途”，具有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对于新闻学研究等形而上问题，本就不是他们所关切的重点。
【作者简介】梁德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站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史。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理论、政治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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