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两件事令笔者感触颇深。一是某文化类报纸，因发表批评某中央事业单位违反财经制度，被审计机关发现的文章，结果被该中央事业单位的法规处发函严厉斥责。二是《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后，一些学者公开发表文章讨论《劳动合同法》的得失，中央某部门一位处长竟正式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学者所在单位“批评教育”作者。人们不禁要问：处长何以有如此大的权力，并能这样肆无忌惮地行使权力？
　　了解官场的人，不难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是独具特色的“处长政治”。在不少中央机关，有的层级的官员不会过问具体事务，有的只负责上传下达，真正从事具体工作的是中央机关的处级干部。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掌握着生杀予夺的权力，影响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讨论独特的“处长政治”，对理解中国的官场文化可说是“一叶知秋”。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曾感慨地说，到中央机关办事，处长往往是最难打交道的一群人。由于他们掌握着政策、把持着批文，所以地方官员怠慢不得。这些人平时在单位谨小慎微，可一旦走出单位，便耀武扬威，发号施令。中央部委的很多红头文件，都出自这些处级干部之手。
　　独特的“处长政治”，造就了独特的官僚体系。笔者曾长时间观察过一位处级干部的各种表情。这位从事研究生管理工作的处级干部，私下里和蔼可亲，甚至有些卑躬屈膝；可一到公开场合，特别是人多的场合，则往往会摆着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甚至有种君临天下的架势；如果有更高级别的领导比如厅局级领导在场，他便很快把自己隐藏到领导身后，绝对不会比领导多走一步。笔者曾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讨论过这个现象。他微微一笑，道出其中奥秘：在执政者开始重视群众基础的今天，这位处长要想走上更高的岗位，必须获得专家教授的好感；可在官场上长期形成的颐指气使的习惯，在公共场合会自然表现出来；为了获得更高一级的职务，他绝对不会在领导面前表现出丝毫越轨的举动。这可说是官场风气的缩影——不上不下、不三不四。所谓不上不下，是指在选拔干部时表面上征求群众的意见，可群众的意见经过领导“集中”之后，便成了领导的个人意见；所谓不三不四，是指这些处长表面是人背后是鬼；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上面一套下面一套，中间还有一套。
　　“处长政治”的出现，不是性格的产物，而是体制的产物。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如果处长把所有从政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那么很可能在初选阶段不能被圈定为候选人，所以他必须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塑造成不同的形象，同时获得上级领导的青睐和群众的拥戴。这真是一种高难度的政治技巧。
　　在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由选举产生，后者由国家考试机关考试选拔录用。假如事务官想担任政务官，必须先辞去政府职务，然后参加公开竞选。可是，中国《公务员法》没有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这就使得一些处长不安心事务性工作，眼睛始终“向上”盯着政府首长的位置，而忘了“向下”看看群众。
　　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处长政治”的问题，就必须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尽快修订完善《公务员法》。例如，假如处长感到自己的能力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行政首长，那么，应该主动辞去在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职务，通过竞选成为政务官。
　　“处长政治”带来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在党政机关，部分司局级官员热衷于上传下达，无心管理机关内部事务，结果导致国家机关被处长所“垄断”。表面上处长俯首听命，实际上他们各自为政，可以独立对外发号施令。中央一些政府机关的公文签发制度形同虚设，处长可以非常便利地越过司局级领导干部，对外签发文件。更糟糕的是，在一些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由于实行财政包干，一些处级干部包括院长书记可以合法占有和使用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资金，这些人经常性地周游列国，花天酒地，迎来送往，并利用公款到处拉关系走后门，发表所谓的科研成果。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处长政治”已成为消耗财政资源的一大黑洞。
　　平心而论，处长中不乏勤勉、实干、亲民之官，正是他们支撑着党政部门的运作，使机构有效运转，让社会得以稳定。相信读者不会认为本文所指系当今整个处长群体，笔者要说的是警惕“处长政治”的倾向抬头，不要让它败坏官场风气，损害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