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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塞义的个人背景和《景德镇陶录》的外译状况两方面探讨了《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编纂成因，并从深度翻译的角度评析了该译本的编纂价值，对当前中国陶瓷典籍外译的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景德镇陶录》蓝浦
杰弗里？塞义
深度翻译
翻译价值
一、引言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原稿初分六卷，内容史料丰富，但体例略显杂芜，后因蓝浦去世，未能刊印出版。笔者遍查清代以来的各种史志，均未发现有关蓝浦生平的详细信息，仅从中获取了少量的零散资料。蓝浦，字滨南，一字耕余，江西浮梁景德镇人，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一生敦行力学，然无甚功名，惟以教书为业，生活困窘。年仅中寿，著《景德镇陶录》未竟而卒。娶妻汪氏，无子嗣。
嘉庆初年，蓝浦的学生郑廷桂受师母之托，欲秉承先师遗志，将《景德镇陶录》校订续补之，但因“落拓”，无力完成。嘉庆十六年（1 8 1 1），刘丙莅任浮梁知县，招郑廷桂入衙署中，授其次子课业，两人从此结识，并成为至交好友。一次余暇闲聊，刘丙论及景德镇瓷器时，不禁发出“镇瓷无专书”的感叹。正当此时，郑廷桂将其师撰写的《景德镇陶录》原稿奉上。刘丙见后，十分高兴，随即嘱托郑廷桂对原稿进行校订续补，然后由他负责出资付梓。郑廷桂听后，激动不已，曾在该书的跋文中这样写道：“此固廷桂日夜祷祠之而不得者，今庶几为吾师慰也！虽至愚鲁，不敢不勉。”“《录》旧六卷，今订为十。惟卷首《图说》、卷尾《陶录余论》，为吾师所未逮；其中八卷，则皆仍吾师之书，分门而附益之，谨阙其所不知，不敢妄有增损。”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于嘉庆二十年（1815）由翼经堂刊印出版，并将其书名定为《景德镇陶录》。
郑廷桂，字问谷，江西浮梁景德镇人，嘉庆二十三年副贡，受业于蓝浦，是蓝浦的忠实弟子。文学上颇有造诣，名誉乡里，曾帮蓝浦校订补辑《景德镇陶录》，并撰有《陶阳竹枝词》。《陶阳竹枝词》主要记述了景德镇的风土古迹，尤详于景德镇瓷业的生产情况，兼及景德镇瓷业的制作历史、产品贸易、管理方式、民俗风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可与《景德镇陶录》相互参补使用。
景德镇制瓷相传始于汉代，至唐宋而有名，发展到明清，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景德镇瓷器通过各种渠道，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世界各地，传播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中华艺术魅力，引起西方对中国制瓷技艺的广泛兴趣。而要了解中国陶瓷制作情况，必须查阅中国陶瓷典籍，尤其是关于元代以后集中国陶瓷技艺之大成的景德镇陶瓷史的文献。《景德镇陶录》问世之前，虽亦有一些陶瓷文献论及景德镇陶瓷，但都不是“镇瓷专书”、且多取材于历史文献，缺乏必要的调查取证；而《景德镇陶录》则由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蓝浦所纂，从小接触陶瓷制作，正如刘丙在《景德镇陶录？序》中所言，“盖[蓝浦]生乎其地，自少而长，习知其事，随时而笔之于书，良非采访纪录、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语也”。《景德镇陶录》正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在景德镇长期耳濡目染所获取的知识而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涵括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历史学、工艺学、民俗学、文献学、经济学等诸多学术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查考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
二、《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编撰成因
早在1 8 5 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就将《景德镇陶录》译成法语；1907年，日本学者藤江永孝也将其译成日文；而英国学者塞义则是20世纪20年代被英国政府选拔为前往香港的官学生。既是官学生，当然具备了良好的通识能力和语言学习能力。这群官学生抵达香港后，第一紧要之事就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后，塞义任职于香港政府，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具有良好的汉语表达能力，通晓中国文化，并潜心学习和研究中国陶瓷多年，对景德镇陶瓷技艺较为熟知，亦颇有心得。闲暇之余，塞义还喜读中国陶瓷典籍，对《景德镇陶录》尤为钟爱，这是他翻译《景德镇陶录》的主要动因之一。此外，塞义认为《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内容对欧洲陶瓷的生产制作具有较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这也许是他英译《景德镇陶录》的直接原因，这从他对《景德镇陶录》原文翻译后精益求精的注解中，便可窥知一二。
其实，在塞义译本问世之前，《景德镇陶录》并没有英译本，而较早问世的儒莲法译本也不全面。首先，儒莲认为《景德镇陶录》后三卷与景德镇制瓷技艺和历史不太相关，而被其删除；即使是其他卷次中，如卷一中有关景德镇的地理概括、发展简史、御窑厂的位置及建筑布局，卷二中介绍明代御器厂的部分等，亦均被其删略。其次，儒莲法译本与《景德镇陶录》原著内容并不完全相符，其取材除了《景德镇陶录》外，还有一部分内容取自《浮梁县志》。此外，儒莲在翻译《景德镇陶录》时，有关釉色部分的翻译采用的是释义，掺入了不少自己对陶瓷工艺的认识和理解，与原文内容有较大出入，故其译本中漏误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西方陶瓷生产者、制作者和中国陶瓷收藏爱好者而言，他们迫切需要一部更加完善的译本问世。此时，塞义英译的《景德镇陶录》就显得十分必要，亦弥足珍贵。
三、《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对深度翻译理论的运用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并不是简单地翻译《景德镇陶录》的原文内容，而是大量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这是深度翻译理论在中国陶瓷典籍英译实践中的一次具体运用，也是一次大胆尝试，改变了以往多以“照本译文”的翻译方式。“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A？Appiah）于1993年提出的。阿皮亚将“深度翻译”的含义描述为“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融合”。从效果论来看，深度翻译将翻译同严谨的文化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属“文化翻译”或“学术翻译”的范畴。它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征，还促进了目的文化对他者文化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尤其适用于涵纳丰富文化信息的历史典籍、学术著作和内容不易被理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的翻译，其接受对象也是对原文及其背后的文化知识感兴趣的异域读者和研究人员。尽管深度翻译理论出现较晚，但其实践成果或具体运用早已出现，《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就是其中之一。 查阅《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不难获知该译本结构有目录、前言、引言、索引、序言、正文、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处处可见深度翻译理论在其中的运用。首先，塞义英译本的目录内容比《景德镇陶录》原文内容要充实得多，译者塞义从每一卷中提炼出大量关键词。如卷四“陶务方略”，其译文为“BOOK IV. POTTERY PROCEDURE”，然后紧接卷四内容中的关键词“Terminology；Variety of`brick’ used-Ma-ts`ang earth-Kao-ling-`yu tun’；glaze brickliquid glaze-`hua shih；`the sweepings’；Blue-green-`blueand-white’-varicolored`；Red shops’-tall pieces-`bodiless’ and eggshell ware-the `big four’；`Foreign pieces’-small ornamental pieces；Organization of kiln staff；Kiln fire-control； general arrangements in pottery establishments；Dealers； packers； patchers， and others”。塞义将卷四中的这些关键词，如瓷土、青花、红店、大件器、小琢器、窑火控制、瓷商、补瓷匠等行业术语提炼出来，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一览目录，便可对其内容大概有所了解。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八、卷九的“陶说杂编”和卷十的“陶录余论”，著者只是根据稽查的文献史料，随手记录，随录随排，并未给出指引性的标题；而塞义英译本的目录中有根据每条史料的内容提炼出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当作指引读者阅读内容的标题。仅就此而言，塞义英译本的目录编排明显优于《景德镇陶录》原文。
其次，塞义在《景德镇陶录》原文译文之前，还增加了“前言”和“引言”，其中介绍了塞义翻译《景德镇陶录》的背景和目的，描述了塞义翻译中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处理，以及对译者资质的要求等。此外，文中还提及了《景德镇陶录》作者蓝浦虽是学者，但不太懂晓工艺，书中有关工艺的部分大都源自景德镇陶瓷工匠的描述。对此，塞义在译文中涉及到工艺的部分，常会加入“注释”，以使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其中有关中国陶瓷制作工艺方面的内容。
再次，塞义在译本正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以解释正文中出现的一些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如《景德镇陶录》卷一“做坯”工艺中提到的“琢器”，塞义将其译为“Cho”，并在译本中对其作了注解：“’Cho’ means literally to carve gems. Cho pieces are defined elsewhere as `p`ing， lei， tsun， and i’， the ancient sacrificial vessels.”不仅解释了琢器的含义，还以瓶、罍、尊等器物为例，对其含义作了具体说明。又如《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中对“粉青”一词的注解，指出这里的“粉”是指类似米粉般的细腻感，而非欧洲人理解的“p i n k”；并指出“粉”在陶瓷行业术语中，有时指雍正时期所创烧的一种工艺——粉彩。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四中对“嘉庆三年，邻邑乐平亦出此”的注解：“i.e.1798. There are two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date. It is clear from the third of Tang Ying’s comments on the twenty illustrations of pottery practice（T`ao yeh T`u-shuo） that glaze ash was at that time being got from Lo-ping district； and the commentary was written in 1743. Secondly we are told in the preface to the T`ao Lu that the draft lay hidden away for 20 years before publication in 1815.This would bring it back to 1795.”塞义不仅将中国的年号纪年“嘉庆三年”换算成西方的公元纪年“1798年”，还对这句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即注文中提到的“two difficulties”：一是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撰成于1743年，其文中就有“乐平产釉果”的描述，比《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年份要早50多年；二是蓝浦完成《景德镇陶录》草稿的时间是1 7 9 5年，根本无法预知三年以后的事情。并且，注文中还指出了儒莲法译本中误将“嘉庆”当作“嘉靖”的译文，嘉靖三年是公元1524年，与蓝浦生活的年代相距两百多年，显然有违事实。塞义这一脚注提及的问题，颇有学术价值，值得引起中西方陶瓷研究者和翻译者的关注和重视。
最后，塞义在正文译本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和一个索引，这也是深度翻译理论在该译本中运用的具体表现。其附录一是该译本脚注中所提及的中国典籍，如《江西通志》《遵生八笺》《陶说》《天工开物》等；还有外国典籍，如《Oriental Ceramic Art》《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The Ceramic Art of China》《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等。其附录二是译本正文中主要参考的文献，计有8 9本之多，由此可见塞义在英译《景德镇陶录》时，查阅参考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可作为研读者查核和使用该译本内容的重要线索，同时亦可看出塞义为此译本用功之勤，用力之深。而在该译本末尾的索引中，塞义将《景德镇陶录》中出现的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包括诗人、词人、陶工、收藏家、官员、皇帝等）、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标明了每个名词在译本正文中出现的页码，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原文内容。 四、《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不足之处
塞义作为英国学者，能将中国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全文译出，实属不易，值得称道和赞赏。但他毕竟不是中国学者，受时代、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尤其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文言文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漏误。如对《景德镇陶录》序文之言“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的翻译：“These rolls show that the Town extends ten `1i’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ten from east to west. Its pottery business gives occupation to a thousand houses.”《景德镇陶录》原文之意是“景德镇方圆几十里，从事陶瓷生产者有几千户”，而塞义将“几十里”理解并翻译为“十里”，“几千户”理解并翻译为“一千户”，一字译漏，相差甚远。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尽管在正文译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但是相对于完全没有中国语言和文化基础的西方读者来说，还是太少了；即使是有脚注的，其内容也多不详实，或没有解释清楚，或表述的不够完整。如塞义对《景德镇陶录》序文开篇提及的朱铜川及其著作《陶说》所加的脚注：“Better known as Chu Yen. The T`ao Shuo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D 1774.”如此注解实在过于简略，仅言朱铜川即朱琰，所著《陶说》出版于公元1774年，而对朱琰的生平概况和《陶说》的著述主旨等内容完全没有提及，当然这可能与译者塞义只关注陶瓷制作工艺、不重视历史人物或文献典籍有关。
此外，《景德镇陶录》原文中固有的不合理或不正确之处，受各方面的局限，塞义在译本中也未作考证和辨析。如有关蒋祈《陶记》著作时代的问题，《景德镇陶录》沿袭《浮梁县志》之言，将其视为元代所作；而译者塞义沿袭《景德镇陶录》原文，亦视为元代所作。而中国学者以著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最新的考古挖掘和文献记载，认为该书当著于南宋，并且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和认同。该书究竟著于何时，是南宋还是元代，尽管至今尚无定论，但是塞义不加任何的考证辨析，直接沿袭《景德镇陶录》之言，确是该译本的失漏之处。
五、结语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后由其弟子郑廷桂修订补充，在当时浮梁县令刘丙的资助下，于嘉庆二十年（1 8 1 5）刊印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查考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时隔130多年，英国学者塞义为了让西方学习和领略到中国古代优秀的制瓷工艺，提高欧洲陶瓷的生产技艺和制作水平，鉴于已有的《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之失，于1 9 5 1年英译了该书，并将其书名译为“The Potteries of China”。这是继英国学者卜士礼英译《陶说》之后的又一次将中国陶瓷典籍译成英文的活动，也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又一次大胆尝试。为了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蕴涵其中的中国陶瓷文化，塞义努力正确地阐释汉语文本和中国文化。为了达此目的，他采取了深度翻译策略，将深度翻译理论在其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在其译本中增加了译者序言、前言、脚注、评注、附录、索引等内容，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读者尽力去重构汉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这是深度翻译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的一条新路径。同时，该译本还可为现阶段中外典籍互译，尤其是当前十分匮乏的中国陶瓷典籍外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借鉴和启示。尽管该译本在翻译细节上尚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出现了一些漏误，但是瑕不掩瑜，它在中国陶瓷典籍翻译实践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不仅推动了中国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发展，更扩大了《景德镇陶录》的传播范围，强化了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国际陶瓷工艺及其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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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塞义的个人背景和《景德镇陶录》的外译状况两方面探讨了《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编纂成因，并从深度翻译的角度评析了该译本的编纂价值，对当前中国陶瓷典籍外译的具体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景德镇陶录》蓝浦
杰弗里？塞义
深度翻译
翻译价值
一、引言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原稿初分六卷，内容史料丰富，但体例略显杂芜，后因蓝浦去世，未能刊印出版。笔者遍查清代以来的各种史志，均未发现有关蓝浦生平的详细信息，仅从中获取了少量的零散资料。蓝浦，字滨南，一字耕余，江西浮梁景德镇人，主要活动于乾隆年间。一生敦行力学，然无甚功名，惟以教书为业，生活困窘。年仅中寿，著《景德镇陶录》未竟而卒。娶妻汪氏，无子嗣。
嘉庆初年，蓝浦的学生郑廷桂受师母之托，欲秉承先师遗志，将《景德镇陶录》校订续补之，但因“落拓”，无力完成。嘉庆十六年（1 8 1 1），刘丙莅任浮梁知县，招郑廷桂入衙署中，授其次子课业，两人从此结识，并成为至交好友。一次余暇闲聊，刘丙论及景德镇瓷器时，不禁发出“镇瓷无专书”的感叹。正当此时，郑廷桂将其师撰写的《景德镇陶录》原稿奉上。刘丙见后，十分高兴，随即嘱托郑廷桂对原稿进行校订续补，然后由他负责出资付梓。郑廷桂听后，激动不已，曾在该书的跋文中这样写道：“此固廷桂日夜祷祠之而不得者，今庶几为吾师慰也！虽至愚鲁，不敢不勉。”“《录》旧六卷，今订为十。惟卷首《图说》、卷尾《陶录余论》，为吾师所未逮；其中八卷，则皆仍吾师之书，分门而附益之，谨阙其所不知，不敢妄有增损。”经过多方努力，最终于嘉庆二十年（1815）由翼经堂刊印出版，并将其书名定为《景德镇陶录》。
郑廷桂，字问谷，江西浮梁景德镇人，嘉庆二十三年副贡，受业于蓝浦，是蓝浦的忠实弟子。文学上颇有造诣，名誉乡里，曾帮蓝浦校订补辑《景德镇陶录》，并撰有《陶阳竹枝词》。《陶阳竹枝词》主要记述了景德镇的风土古迹，尤详于景德镇瓷业的生产情况，兼及景德镇瓷业的制作历史、产品贸易、管理方式、民俗风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可与《景德镇陶录》相互参补使用。
景德镇制瓷相传始于汉代，至唐宋而有名，发展到明清，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景德镇瓷器通过各种渠道，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陶瓷之路”销往世界各地，传播中国陶瓷文化，弘扬中华艺术魅力，引起西方对中国制瓷技艺的广泛兴趣。而要了解中国陶瓷制作情况，必须查阅中国陶瓷典籍，尤其是关于元代以后集中国陶瓷技艺之大成的景德镇陶瓷史的文献。《景德镇陶录》问世之前，虽亦有一些陶瓷文献论及景德镇陶瓷，但都不是“镇瓷专书”、且多取材于历史文献，缺乏必要的调查取证；而《景德镇陶录》则由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蓝浦所纂，从小接触陶瓷制作，正如刘丙在《景德镇陶录？序》中所言，“盖[蓝浦]生乎其地，自少而长，习知其事，随时而笔之于书，良非采访纪录、偶焉旁涉者可同日语也”。《景德镇陶录》正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在景德镇长期耳濡目染所获取的知识而撰写的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涵括了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各个方面，具有历史学、工艺学、民俗学、文献学、经济学等诸多学术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查考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
二、《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编撰成因
早在1 8 5 6年，法国汉学家儒莲就将《景德镇陶录》译成法语；1907年，日本学者藤江永孝也将其译成日文；而英国学者塞义则是20世纪20年代被英国政府选拔为前往香港的官学生。既是官学生，当然具备了良好的通识能力和语言学习能力。这群官学生抵达香港后，第一紧要之事就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之后，塞义任职于香港政府，在香港生活了30多年，具有良好的汉语表达能力，通晓中国文化，并潜心学习和研究中国陶瓷多年，对景德镇陶瓷技艺较为熟知，亦颇有心得。闲暇之余，塞义还喜读中国陶瓷典籍，对《景德镇陶录》尤为钟爱，这是他翻译《景德镇陶录》的主要动因之一。此外，塞义认为《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内容对欧洲陶瓷的生产制作具有较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这也许是他英译《景德镇陶录》的直接原因，这从他对《景德镇陶录》原文翻译后精益求精的注解中，便可窥知一二。
其实，在塞义译本问世之前，《景德镇陶录》并没有英译本，而较早问世的儒莲法译本也不全面。首先，儒莲认为《景德镇陶录》后三卷与景德镇制瓷技艺和历史不太相关，而被其删除；即使是其他卷次中，如卷一中有关景德镇的地理概括、发展简史、御窑厂的位置及建筑布局，卷二中介绍明代御器厂的部分等，亦均被其删略。其次，儒莲法译本与《景德镇陶录》原著内容并不完全相符，其取材除了《景德镇陶录》外，还有一部分内容取自《浮梁县志》。此外，儒莲在翻译《景德镇陶录》时，有关釉色部分的翻译采用的是释义，掺入了不少自己对陶瓷工艺的认识和理解，与原文内容有较大出入，故其译本中漏误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西方陶瓷生产者、制作者和中国陶瓷收藏爱好者而言，他们迫切需要一部更加完善的译本问世。此时，塞义英译的《景德镇陶录》就显得十分必要，亦弥足珍贵。
三、《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对深度翻译理论的运用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并不是简单地翻译《景德镇陶录》的原文内容，而是大量采用了“深度翻译策略”。这是深度翻译理论在中国陶瓷典籍英译实践中的一次具体运用，也是一次大胆尝试，改变了以往多以“照本译文”的翻译方式。“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A？Appiah）于1993年提出的。阿皮亚将“深度翻译”的含义描述为“在翻译文本中，添加各种注释、评注和长篇序言，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以促使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融合”。从效果论来看，深度翻译将翻译同严谨的文化学术研究结合起来，实际上已属“文化翻译”或“学术翻译”的范畴。它不仅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征，还促进了目的文化对他者文化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尤其适用于涵纳丰富文化信息的历史典籍、学术著作和内容不易被理解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等）的翻译，其接受对象也是对原文及其背后的文化知识感兴趣的异域读者和研究人员。尽管深度翻译理论出现较晚，但其实践成果或具体运用早已出现，《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就是其中之一。 查阅《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不难获知该译本结构有目录、前言、引言、索引、序言、正文、附录、索引等部分组成，处处可见深度翻译理论在其中的运用。首先，塞义英译本的目录内容比《景德镇陶录》原文内容要充实得多，译者塞义从每一卷中提炼出大量关键词。如卷四“陶务方略”，其译文为“BOOK IV. POTTERY PROCEDURE”，然后紧接卷四内容中的关键词“Terminology；Variety of`brick’ used-Ma-ts`ang earth-Kao-ling-`yu tun’；glaze brickliquid glaze-`hua shih；`the sweepings’；Blue-green-`blueand-white’-varicolored`；Red shops’-tall pieces-`bodiless’ and eggshell ware-the `big four’；`Foreign pieces’-small ornamental pieces；Organization of kiln staff；Kiln fire-control； general arrangements in pottery establishments；Dealers； packers； patchers， and others”。塞义将卷四中的这些关键词，如瓷土、青花、红店、大件器、小琢器、窑火控制、瓷商、补瓷匠等行业术语提炼出来，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一览目录，便可对其内容大概有所了解。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八、卷九的“陶说杂编”和卷十的“陶录余论”，著者只是根据稽查的文献史料，随手记录，随录随排，并未给出指引性的标题；而塞义英译本的目录中有根据每条史料的内容提炼出的关键词，并将这些关键词当作指引读者阅读内容的标题。仅就此而言，塞义英译本的目录编排明显优于《景德镇陶录》原文。
其次，塞义在《景德镇陶录》原文译文之前，还增加了“前言”和“引言”，其中介绍了塞义翻译《景德镇陶录》的背景和目的，描述了塞义翻译中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处理，以及对译者资质的要求等。此外，文中还提及了《景德镇陶录》作者蓝浦虽是学者，但不太懂晓工艺，书中有关工艺的部分大都源自景德镇陶瓷工匠的描述。对此，塞义在译文中涉及到工艺的部分，常会加入“注释”，以使西方读者能够读懂其中有关中国陶瓷制作工艺方面的内容。
再次，塞义在译本正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以解释正文中出现的一些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如《景德镇陶录》卷一“做坯”工艺中提到的“琢器”，塞义将其译为“Cho”，并在译本中对其作了注解：“’Cho’ means literally to carve gems. Cho pieces are defined elsewhere as `p`ing， lei， tsun， and i’， the ancient sacrificial vessels.”不仅解释了琢器的含义，还以瓶、罍、尊等器物为例，对其含义作了具体说明。又如《景德镇陶录》卷三“仿古各釉色”中对“粉青”一词的注解，指出这里的“粉”是指类似米粉般的细腻感，而非欧洲人理解的“p i n k”；并指出“粉”在陶瓷行业术语中，有时指雍正时期所创烧的一种工艺——粉彩。又如《景德镇陶录》卷四中对“嘉庆三年，邻邑乐平亦出此”的注解：“i.e.1798. There are two difficulties about this date. It is clear from the third of Tang Ying’s comments on the twenty illustrations of pottery practice（T`ao yeh T`u-shuo） that glaze ash was at that time being got from Lo-ping district； and the commentary was written in 1743. Secondly we are told in the preface to the T`ao Lu that the draft lay hidden away for 20 years before publication in 1815.This would bring it back to 1795.”塞义不仅将中国的年号纪年“嘉庆三年”换算成西方的公元纪年“1798年”，还对这句史料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即注文中提到的“two difficulties”：一是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撰成于1743年，其文中就有“乐平产釉果”的描述，比《景德镇陶录》录载的年份要早50多年；二是蓝浦完成《景德镇陶录》草稿的时间是1 7 9 5年，根本无法预知三年以后的事情。并且，注文中还指出了儒莲法译本中误将“嘉庆”当作“嘉靖”的译文，嘉靖三年是公元1524年，与蓝浦生活的年代相距两百多年，显然有违事实。塞义这一脚注提及的问题，颇有学术价值，值得引起中西方陶瓷研究者和翻译者的关注和重视。
最后，塞义在正文译本之后增加了两个附录和一个索引，这也是深度翻译理论在该译本中运用的具体表现。其附录一是该译本脚注中所提及的中国典籍，如《江西通志》《遵生八笺》《陶说》《天工开物》等；还有外国典籍，如《Oriental Ceramic Art》《Description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The Ceramic Art of China》《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等。其附录二是译本正文中主要参考的文献，计有8 9本之多，由此可见塞义在英译《景德镇陶录》时，查阅参考了不少资料，这些资料可作为研读者查核和使用该译本内容的重要线索，同时亦可看出塞义为此译本用功之勤，用力之深。而在该译本末尾的索引中，塞义将《景德镇陶录》中出现的陶瓷行业术语、人名（包括诗人、词人、陶工、收藏家、官员、皇帝等）、地名、文献名、时代名等，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标明了每个名词在译本正文中出现的页码，以便读者按图索骥，查找原文内容。 四、《景德镇陶录》塞义英译本的不足之处
塞义作为英国学者，能将中国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全文译出，实属不易，值得称道和赞赏。但他毕竟不是中国学者，受时代、地域和语言的限制，尤其是在阅读和理解中国文言文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漏误。如对《景德镇陶录》序文之言“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的翻译：“These rolls show that the Town extends ten `1i’ from north to south and ten from east to west. Its pottery business gives occupation to a thousand houses.”《景德镇陶录》原文之意是“景德镇方圆几十里，从事陶瓷生产者有几千户”，而塞义将“几十里”理解并翻译为“十里”，“几千户”理解并翻译为“一千户”，一字译漏，相差甚远。
塞义英译《景德镇陶录》时，尽管在正文译文中增加了不少脚注，但是相对于完全没有中国语言和文化基础的西方读者来说，还是太少了；即使是有脚注的，其内容也多不详实，或没有解释清楚，或表述的不够完整。如塞义对《景德镇陶录》序文开篇提及的朱铜川及其著作《陶说》所加的脚注：“Better known as Chu Yen. The T`ao Shuo was first published in AD 1774.”如此注解实在过于简略，仅言朱铜川即朱琰，所著《陶说》出版于公元1774年，而对朱琰的生平概况和《陶说》的著述主旨等内容完全没有提及，当然这可能与译者塞义只关注陶瓷制作工艺、不重视历史人物或文献典籍有关。
此外，《景德镇陶录》原文中固有的不合理或不正确之处，受各方面的局限，塞义在译本中也未作考证和辨析。如有关蒋祈《陶记》著作时代的问题，《景德镇陶录》沿袭《浮梁县志》之言，将其视为元代所作；而译者塞义沿袭《景德镇陶录》原文，亦视为元代所作。而中国学者以著名古陶瓷专家刘新园先生为代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最新的考古挖掘和文献记载，认为该书当著于南宋，并且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接受和认同。该书究竟著于何时，是南宋还是元代，尽管至今尚无定论，但是塞义不加任何的考证辨析，直接沿袭《景德镇陶录》之言，确是该译本的失漏之处。
五、结语
《景德镇陶录》初稿于乾隆末年，由蓝浦纂辑，后由其弟子郑廷桂修订补充，在当时浮梁县令刘丙的资助下，于嘉庆二十年（1 8 1 5）刊印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景德镇陶瓷史专著，其内容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至今仍是陶瓷研究者“奉为圭臬”的必备查考文献，也是西方了解景德镇制瓷技艺和生产历史的最好资料。时隔130多年，英国学者塞义为了让西方学习和领略到中国古代优秀的制瓷工艺，提高欧洲陶瓷的生产技艺和制作水平，鉴于已有的《景德镇陶录》儒莲法译本之失，于1 9 5 1年英译了该书，并将其书名译为“The Potteries of China”。这是继英国学者卜士礼英译《陶说》之后的又一次将中国陶瓷典籍译成英文的活动，也是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又一次大胆尝试。为了帮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蕴涵其中的中国陶瓷文化，塞义努力正确地阐释汉语文本和中国文化。为了达此目的，他采取了深度翻译策略，将深度翻译理论在其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如在其译本中增加了译者序言、前言、脚注、评注、附录、索引等内容，将翻译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读者尽力去重构汉语文本产生时的历史氛围，理解当时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这是深度翻译为目的语读者提供的一条新路径。同时，该译本还可为现阶段中外典籍互译，尤其是当前十分匮乏的中国陶瓷典籍外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借鉴和启示。尽管该译本在翻译细节上尚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出现了一些漏误，但是瑕不掩瑜，它在中国陶瓷典籍翻译实践中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不仅推动了中国典籍深度翻译实践的发展，更扩大了《景德镇陶录》的传播范围，强化了中国陶瓷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促进了国际陶瓷工艺及其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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