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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第十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亚洲能源论坛主席。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2005~2008年连续四年担任全国政协大会新闻发言人。外国媒体评价他的交流风格是:“沉稳、灵活、睿智、幽默、文质彬彬、收放自如。”
60年的外交之路,我想可以用3句话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形势大变化的关键在于时代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坚持列宁1916年前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的看法,即“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60年《红旗》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跟苏联人吵架,吵的问题之一是“时代到底变了没有”。赫鲁晓夫说变了,中国人说没有变。(今天回头来看这些文章,很有意思)列宁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们的国内、国际政策。
陈老总的一席话令人热血沸腾
1965年前后,中国的外交形势很不好。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我们又和印度打了一仗。这场仗不是中国人要打,是印度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可能也有苏联的默许),首先动手。印度以为中国人经过三年困难饿死不少人,可以趁机捞到便宜。没想到中国人很能打,将通向新德里的道路打开了,新德里一片惊慌。那时毛主席采取了一条措施,军队全部退回,将缴获的印度武器、装备、俘虏全部归还,伤病员包扎好送还给他们,表明中国人不愿意打仗。1965年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苏联人在中苏边界陈兵。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决定主动采取行动。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领导为了培养青年人,我也获准去聆听学习。陈老总的讲话很精彩,外交部的人非常喜欢这位元帅、诗人。陈老总那次回答战争问题时很激动,他当时的表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陈老总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們来,头发都等白了,打吧。当时我26岁,听得热血沸腾——打吧!
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思想。“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此后引出了“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突出备战问题。
周总理发脾气及四位老帅议论外交
周总理对外交工作有自己的看法。
中苏关系紧张后,柯西金一度向中国示好。他曾通过中苏友好同盟热线打电话到北京,北京的接线员是一位年青小姑娘,一听是柯西金来电,一句话就把人家骂回去了。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很不高兴。
“文革”中,总理有一次接见外宾,我做翻译。接见结束后,总理听到汇报:我们将英国代办处烧了,将印尼使馆给砸了,跟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张,等等。当时正送上一条毛巾给总理擦手,我见到平日一贯温和的总理将毛巾一扔,大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把(外交)关系搞坏了,你们都高兴了。
一度困顿的中国外交局面的重新打开,有四位老帅的大功劳: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当时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布置任务,让“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议论一下天下大事。这四位老帅确实不简单,身经百战,观察问题入木三分。他们坐在一起议论形势,每人都带着一个秘书。头一天议论完了之后,就向总理汇报。总理一听带有秘书,皱眉头了,担心消息捅出去说是四位老帅放出什么“大毒草”。陈老总说,我们四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记记吧,总理给他们提了一个人——熊向晖。熊向晖曾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中共非常优秀的谍报人员。四位老帅议来议去,得出两条结论:一是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二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两个结论导出中美关系是一个“缺口”,可以打开。当时这个意见不敢落实到书面,陈老总口头向总理报告,建议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
邓小平的睿智:大舞台,大合作,大外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代发生巨变,而党内对时代变化最为敏感的人是邓小平。我们不能不佩服小平同志的睿智。
1980年代小平接见外宾,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接下来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大多数人还在担心“一个中心够不够啊?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反和平演变’”时,小平同志却说: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的外交局面彻底打开了。时代改变了,思想也要跟着改变,小平同志给我们做了榜样。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小平又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政策大调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外交目标已大体从改革开放前的求生存,变为现在的求发展。求发展,就要和世界各国都搞好关系。
前不久在新加坡举办的一场中日对话中,有人问我,你认为现在(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是谁呢。我说,谁都不是威胁,我们愿意跟世界友好。“最大的威胁”,我认为是过时的冷战思维。中国30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大进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化了,及时作出了调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几个大动作,首先是访问周边的国家,第二是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第三,访问美国。小平同志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而且跟日本人讲得很清楚,你们帮我们一把。改革开放初期日元贷款还是起了作用的,我们有很多做法借鉴了日本的经验。小平的这些外交活动,其实都是为了求发展。
外交的主导思想已从立异变为求同。中美关系可以说明问题。几十年来,中美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小布什执政时不是要立异吗,要把别人改造得和自己一样,将中东世界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能够做到吗?肯定要失败的。
外交工作的重点已由斗争转向和平。我参加外交工作,如果从1959年算起,到现在已50年了。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跟苏联人斗,打痛了苏修很开心,或者跟美国人吵架,打痛了美国人很开心。而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合作,有没有斗争呢?当然有,但斗争不是为了最后的破裂打仗,不是为了撕破脸皮。邓小平当年有明确指示,斗争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
外交大发展方面,体现在外交工作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从小合作走向大合作,从小外交走向大外交。过去我们的外交舞台非常狭窄,而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足迹遍布全世界。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是28万,2007年中国一年出国的人数是4000多万,今非昔比。我在欧洲当了9年大使,喜欢跟欧洲青年人聊天。我问一位青年人为什么喜欢中国,他眉飞色舞地说:中国有活力,这个国家天天不一样。1978年改革开放初,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不及现在广东的一个零头,但2008年已达到2.5万亿美元左右,这是多大的发展啊。
为什么说是由小外交走向大外交?过去外交长期是政治外交,而现在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人民外交、工作外交等都在进行。今天中国的外交工作已大大扩展了。1994年我到荷兰当大使,我的夫人到卢森堡当大使。有一次她跟我讲,丹麦大使对她说你们中国人真好。怎么得出这样的印象呢?因为这位大使的儿子到中国旅游,背着一个旅行包,坐着硬座车,几天跑下来很疲劳,在火车上把鞋袜脱了,醒来一看,袜子没了。再一看,他的袜子挂在对面的一根绳子上,旁边坐着一位老大妈。老大妈看到这个洋人孩子这么累,就悄悄替他把袜子洗了。孩子非常感动,回去就跟自己的爸爸讲了……
可以说,如今的老百姓也在参与外交,他们的言行就是最好的民间外交。
60年的外交之路,我想可以用3句话概括:形势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
形势大变化的关键在于时代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坚持列宁1916年前后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的看法,即“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960年《红旗》等报刊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跟苏联人吵架,吵的问题之一是“时代到底变了没有”。赫鲁晓夫说变了,中国人说没有变。(今天回头来看这些文章,很有意思)列宁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我们的国内、国际政策。
陈老总的一席话令人热血沸腾
1965年前后,中国的外交形势很不好。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我们又和印度打了一仗。这场仗不是中国人要打,是印度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可能也有苏联的默许),首先动手。印度以为中国人经过三年困难饿死不少人,可以趁机捞到便宜。没想到中国人很能打,将通向新德里的道路打开了,新德里一片惊慌。那时毛主席采取了一条措施,军队全部退回,将缴获的印度武器、装备、俘虏全部归还,伤病员包扎好送还给他们,表明中国人不愿意打仗。1965年中苏关系再度紧张,苏联人在中苏边界陈兵。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决定主动采取行动。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当时领导为了培养青年人,我也获准去聆听学习。陈老总的讲话很精彩,外交部的人非常喜欢这位元帅、诗人。陈老总那次回答战争问题时很激动,他当时的表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陈老总说:你们都来吧,苏联人从北边来,印度人从西边来,美国、蒋介石从南边来,我等你們来,头发都等白了,打吧。当时我26岁,听得热血沸腾——打吧!
我们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思想。“山雨欲来风满楼”是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此后引出了“九字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突出备战问题。
周总理发脾气及四位老帅议论外交
周总理对外交工作有自己的看法。
中苏关系紧张后,柯西金一度向中国示好。他曾通过中苏友好同盟热线打电话到北京,北京的接线员是一位年青小姑娘,一听是柯西金来电,一句话就把人家骂回去了。报告到总理那里,总理很不高兴。
“文革”中,总理有一次接见外宾,我做翻译。接见结束后,总理听到汇报:我们将英国代办处烧了,将印尼使馆给砸了,跟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很紧张,等等。当时正送上一条毛巾给总理擦手,我见到平日一贯温和的总理将毛巾一扔,大声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把(外交)关系搞坏了,你们都高兴了。
一度困顿的中国外交局面的重新打开,有四位老帅的大功劳: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当时毛主席通过周总理布置任务,让“靠边站”的四位老帅议论一下天下大事。这四位老帅确实不简单,身经百战,观察问题入木三分。他们坐在一起议论形势,每人都带着一个秘书。头一天议论完了之后,就向总理汇报。总理一听带有秘书,皱眉头了,担心消息捅出去说是四位老帅放出什么“大毒草”。陈老总说,我们四个人总得有一个人记记吧,总理给他们提了一个人——熊向晖。熊向晖曾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是中共非常优秀的谍报人员。四位老帅议来议去,得出两条结论:一是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二是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两个结论导出中美关系是一个“缺口”,可以打开。当时这个意见不敢落实到书面,陈老总口头向总理报告,建议中美恢复大使级会谈。
邓小平的睿智:大舞台,大合作,大外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代发生巨变,而党内对时代变化最为敏感的人是邓小平。我们不能不佩服小平同志的睿智。
1980年代小平接见外宾,反复讲一个观点:当今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接下来他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大多数人还在担心“一个中心够不够啊?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反和平演变’”时,小平同志却说: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的外交局面彻底打开了。时代改变了,思想也要跟着改变,小平同志给我们做了榜样。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会上,小平又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改革开放后的外交政策大调整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外交目标已大体从改革开放前的求生存,变为现在的求发展。求发展,就要和世界各国都搞好关系。
前不久在新加坡举办的一场中日对话中,有人问我,你认为现在(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是谁呢。我说,谁都不是威胁,我们愿意跟世界友好。“最大的威胁”,我认为是过时的冷战思维。中国30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大进步,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化了,及时作出了调整。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几个大动作,首先是访问周边的国家,第二是1978年10月访问日本,第三,访问美国。小平同志在日本待了一个星期,而且跟日本人讲得很清楚,你们帮我们一把。改革开放初期日元贷款还是起了作用的,我们有很多做法借鉴了日本的经验。小平的这些外交活动,其实都是为了求发展。
外交的主导思想已从立异变为求同。中美关系可以说明问题。几十年来,中美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小布什执政时不是要立异吗,要把别人改造得和自己一样,将中东世界改造成美国式的民主,能够做到吗?肯定要失败的。
外交工作的重点已由斗争转向和平。我参加外交工作,如果从1959年算起,到现在已50年了。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跟苏联人斗,打痛了苏修很开心,或者跟美国人吵架,打痛了美国人很开心。而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合作,有没有斗争呢?当然有,但斗争不是为了最后的破裂打仗,不是为了撕破脸皮。邓小平当年有明确指示,斗争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
外交大发展方面,体现在外交工作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从小合作走向大合作,从小外交走向大外交。过去我们的外交舞台非常狭窄,而今天我们的领导人足迹遍布全世界。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是28万,2007年中国一年出国的人数是4000多万,今非昔比。我在欧洲当了9年大使,喜欢跟欧洲青年人聊天。我问一位青年人为什么喜欢中国,他眉飞色舞地说:中国有活力,这个国家天天不一样。1978年改革开放初,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不及现在广东的一个零头,但2008年已达到2.5万亿美元左右,这是多大的发展啊。
为什么说是由小外交走向大外交?过去外交长期是政治外交,而现在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人民外交、工作外交等都在进行。今天中国的外交工作已大大扩展了。1994年我到荷兰当大使,我的夫人到卢森堡当大使。有一次她跟我讲,丹麦大使对她说你们中国人真好。怎么得出这样的印象呢?因为这位大使的儿子到中国旅游,背着一个旅行包,坐着硬座车,几天跑下来很疲劳,在火车上把鞋袜脱了,醒来一看,袜子没了。再一看,他的袜子挂在对面的一根绳子上,旁边坐着一位老大妈。老大妈看到这个洋人孩子这么累,就悄悄替他把袜子洗了。孩子非常感动,回去就跟自己的爸爸讲了……
可以说,如今的老百姓也在参与外交,他们的言行就是最好的民间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