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政”与“教”的差别时，孟子有个说法：“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现在的教育，似乎已背弃了这则古训。主其事者并不怎么措意于“得民心”的事，而是千方百计地忙着去“得民财”，乱收费、“搞创收”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孔子痛斥“苛政猛于虎”，没想到本该是叫人爱的教育，却成了“苛教”，如猛虎一般地叫人畏起来了。听说沪上民谣有“人民教师黑社会”之讥，北京则有百姓在民意调查中表示最恨两种人：教师和医生。这自然是一种言过其实的情绪化表达，但其中的警世之意不可小视。
　　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沦落到“民畏之恨之”进而“唾骂之”。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水平够得上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等教育家的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记的功绩很多，但教育问题一大堆，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说，30年来教育界没有真正的改革，而所谓改革是一些表面的操作、管理层面的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
　　1990年代初，我接触过教育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听过他们的不少“训话”。在办大学的理念上他们僵化得很，可以说毫无现代意识可言。他们的管理方式仍然是“计划”的、“指令”的、“官僚”式的，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把教育商品化，把学校产业化，硬叫学校去“创收”。一位领导对大学校长们说：“你们要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意思是国家没有更多的财政拨款给你们，要改善办学条件，就得自己去捞钱。于是各校纷纷走上“创收”的“战场”，五花八门，丑事迭出。
　　我们告别了计划经济，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官僚体制与左倾教条主义并没有随之而去。我们迎来了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尚未完全形成。教育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中那些最不好对付、最易生“恶”的东西结合起来，也就是官僚体制的“权”与市场运作的“钱”结了婚，迫使教育失其本义，叫人民望而生畏。
　　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绝其后。只有最短视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当然，完全毁掉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
　　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变质的蠢事，而是主管部门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钱两翼，幽灵般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我们的教育被糟蹋得太惨了，而教育危机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