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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言及竹枝词的起源地：“《竹枝》本出巴渝。”杜甫在夔州寄居期间作的《夔州歌》中有“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中唐顾况《杂曲歌辞·竹枝》也提及“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可知巴渝民间歌唱竹枝词盛况。
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参与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湖南朗州。《太平御览》记载：
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比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与言者。禹锡在朗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舞鼓，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
（朗）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佇。
从《太平御览》和《唐才子传》的记载可知，刘禹锡在谪居朗州期间，就已经对南方的民间歌舞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朗州地区好巫祝、祭祀，每逢祭祀，人们会唱名为《竹枝》的民歌。刘禹锡在诗中对这些民间习俗加以记录，为他之后在夔州的竹枝词创作做了准备。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唐穆宗下诏任命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次年二月刘禹锡到任，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夔州任刺史。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岁正月，余来建平。”此处的“建平”即夔州。唐代夔州是渝东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据《新唐书》记载，夔州有四县，分别为奉节、云安、巫山、大昌，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云阳县一带，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曾到过夔州。《竹枝词九首》序记载了蜀地民间竹枝歌的演唱形式和效果：
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
乡里多人一起唱《竹枝》歌，并吹奏短笛、敲打小鼓来应和节拍，唱歌的人扬起衣袖伴舞。白居易《忆梦得》诗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可知刘禹锡对竹枝歌舞体会很深。从这些描述来看，以夔州为中心的巴渝地区竹枝词歌舞较朗州更盛，所以胡震亨认为《竹枝》“本出巴渝”显然是有依据的，这当然也是刘禹锡在夔州期间创作大量竹枝词的原因。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因而指出：“‘竹枝词’始于梦得，后人致之。”
关于竹枝词的创作缘由，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这样解释：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飏之，附于末。
即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九首》受到屈原作《九歌》的启发。《竹枝词九首》多以夔州地理环境和风情等为题材，例如：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其一）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其五）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其九）
“白帝城”“永安宫”以及“白盐山”“昭君坊”等都是夔州古迹。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据考是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因公孙述自称“白帝”，故名“白帝城”。永安宫原为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是托孤的故址。白盐山也是夔州的名山之一，位于今奉节县东长江南岸，这座山峰十分陡峭，因岩体颜色如盐一般洁白而得名。另外杜甫的《负薪行》诗说：“若道巫山女粗丑，安得有此昭君村？”可知唐代属于夔州的巫山县有“昭君村（坊）”故迹。第九首前句展现了夔州山峦起伏、云雾缭绕之景，又以“银钏金钗”“长刀短笠”代指正在田地里忙碌的青年男女。“烧畬”是南方特有的焚烧荒草、犁地种苗的耕种方式，《太平寰宇记》曾记载：“每岁畬田，刀耕火种。”在种下新的庄稼幼苗之前，山里人总会焚烧田里的杂草以便于播种。《竹枝词九首》为读者揭开了夔州山水地理、人文风情的神秘面纱。再如：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二）
巫峡苍苍烟雨时，
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
由来不是此声悲。
（其八）
古人以为长江的源頭是发源于蜀山（岷山）的岷江，所以也把长江称为“蜀江”，第二首触景生情，以花、流水为喻，表现了丰富复杂的感情，为《竹枝词》名作。其中“水流无限似侬愁”直启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指出：“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黄庭坚认为刘禹锡使原本粗糙、质朴的民间竹枝歌逐渐向文雅高妙的文人竹枝词演变，后世诗人在创作竹枝词时几乎都在沿着刘禹锡开创的“歌咏民风而不低俗”的方向继续发展。刘禹锡在夔州期间还作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一）
楚水巴山江雨多，
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
回入纥那披绿罗。（其二）
夔州巫山一带多高山，登高望远，长江对岸视野极为开阔。长江水流充沛、支流又很多，夏天极易蒸腾成云，大片炎热晴空之中，雨云汇集形成局部急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夔州巫山一带夏天经常可见的自然景象，化而为诗，语意双关，也成为竹枝词中的名作。第二首中“纥那”一般认为是当地唱歌的一种和声，刘禹锡另有《纥那曲》：
杨柳郁青青，
竹枝无限情。 周郎一回顾，
听唱纥那声。
刘禹锡还有更多作品虽然并未以“竹枝”为题，但诗中仍然包含着竹枝词的情调，在诗中叹咏夔州民风民俗，如“杨柳枝词”“蒲桃歌”“踏歌词”等，这些诗据统计约50余首。其中《堤上行三首》也十分特别：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其一）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其二）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出簾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其三）
这组诗选取了民间生活中“行人争渡”“月夜唱歌”“酒舍揽客”三个场景，展示了夔州民众生活的精神面貌。夔州多水路，进出巴渝的居民和客商通常都只能乘船，所以才会出现“行人争渡急”的場面；第二首地方特色最浓，长江两岸的人们在夜里唱歌，既有传情的桃叶歌，也有哀怨的竹枝歌；末首写酒舍“次第开”、大小船只争相招客，可知唐时夔州的繁华。三首诗质朴自然、不假雕琢，是“虽无竹枝名，但有竹枝实”的典型之作。
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比刘禹锡到夔州早约两年。忠州在夔州以西，其地山势险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较刘禹锡知夔州为短。白居易在忠州也多听闻竹枝歌舞，作有《竹枝词四首》，例如：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其二）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其四）
在白居易笔下，巴渝竹枝多怨愁、悲苦，这应该是巴渝竹枝词的本来风貌。但在刘禹锡笔下，竹枝既可表现愁苦，也可表达如“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样的活泼情调，显然对民间竹枝词进行了创造性改进。刘禹锡此前在湖南朗州十年中就接触了不少竹枝词，他在巴渝地区时间比白居易更久，将自己置身于夔州民间，以竹枝歌演唱者的视角来展示独具特色的祭祀、踏青、农耕、酿酒等民间活动，题材也更丰富、广阔。相比较而言，白居易只是一个时间较短的旁观者，他听到了竹枝歌中的艰辛悲苦，以写实的风格记录了其中的感情而未深入，创作的竹枝词比刘禹锡少得多。
总的来说，竹枝词发展至中唐，因刘禹锡的创造性“摹写”而大盛。刘禹锡的竹枝词是他的夔州诗乃至全部作品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其成就与影响在于，以创新的形式表现巴渝民间风貌，并吸引了一大批诗人投入竹枝词创作。刘禹锡等创作的竹枝词基本为七言四句，类似于七言绝句。七言绝句为格律诗，风格尚雅；由于尚雅，不易表现民间风情。竹枝词无须遵循平仄格律、更为自由，大多俚俗、活泼，可补七言绝句所不能。这正是唐人的诗学智慧：遵格律而不限于格律，更不因格律诗而排斥其他样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
唐以后，竹枝词并没有随着朝代更替销声匿迹，而继续盛行于民间。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传唱竹枝词的“竹枝娘”“巴娘”。如谢伯初《寄欧阳永叔谪夷陵》：“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在其跋中说：“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为选集，已录唐代到民国初1200多位作者竹枝词2万1千多首，可知受刘禹锡影响，竹枝词创作之盛。
宋代苏轼、苏辙兄弟的竹枝词颇具特色。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苏洵应皇帝诏令入京。苏氏两兄弟同其父苏洵一起离开家乡眉山，乘船沿岷江、长江出蜀，途经巴渝，一路闻见竹枝歌舞，苏辙作《竹枝歌》九首：
舟行千里不至楚，
忽闻竹枝皆楚语。
楚言啁哳安可分？
江中明月多风露。（其一）
扁舟日落驻平沙，
茅屋竹篱三四家。
连春并汲各无语，
齐唱竹枝如有嗟。（其二）
俚人风俗非中原，
处子不嫁如等闲。
双鬓垂顶发已白，
负水采薪长苦艰。（其四）
苏辙从竹枝歌中了解到巴渝不同于中原的民风：有女子终身未嫁，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挑水砍柴，可知长江中上游两岸人民刀耕火种、生活艰辛。整体来看，苏辙的《竹枝歌》仍沿用刘禹锡九章一组的体式，在内容方面也沿着刘诗的路子，简略描写巴渝风光、民风民俗，以及感叹民生疾苦、抒发思乡之意。
苏轼也作有《竹枝歌九首》，其序中说：“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其中如：
苍梧山高湘水深，
中原北望度千岑。
帝子南游飘不返，
惟有苍苍枫桂林。（其一）
水滨击鼓何喧阗，
相将扣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
满船哀唱似当年。（其三）
三户亡秦信不虚，
一朝兵起尽讙呼。
当时项羽年最少，
提剑本是耕田夫。（其七）
刘禹锡竹枝词几乎没有咏史怀古的成分，苏辙的竹枝词也并未表现出对竹枝词革新的意味。苏轼在“前人之作”基础上，给竹枝词注入了新的元素，即回顾历史、叹咏古人，把竹枝词的内涵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竹枝词已经不只单纯地咏唱民风民俗，而逐渐有了咏史怀古、抒发议论等功能，朝着更为广博的境界发展。不过，与刘禹锡在夔州的竹枝词相比，则少了俚俗、活泼，苏轼的《竹枝歌九首》已近于雅正的七绝。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圩丁词十解》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在效仿刘禹锡：“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杨万里曾在不同地区创作竹枝词，例如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今江苏丹阳所作《竹枝歌》：“晚发丹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峡山寺竹枝词五首》是匆匆赶往广东任职、途经浙江峡山寺所作。杨万里在不同地区写作竹枝词，推动了竹枝词的地域性传播。与杨万里同一时期的范成大曾担任四川制置使，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奉命回京，离蜀东归途中经过夔州时，作《夔州竹枝歌九首》来反映路途所见的自然风光，例如：
赤甲白盐碧丛丛，半山人家草木风。
榴花满山红似火，荔子天凉未肯红。（其二）
当筵女儿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
万里桥边有船到，绣罗衣服生光辉。（其九）
由此可知宋代夔州竹枝歌仍然颇为繁盛。
元代诗人杨维桢在竹枝词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例如他的《题云居》：
赤日行天午不知，老夫一榻号希夷。
儿童那信松阴好，又到西湖唱竹枝。
杨维桢在此诗中写儿童纷纷跑到西湖边上唱起竹枝歌，浙江与巴渝有数千里之遥，可见竹枝歌已突破地域的限制流传开来。到了明清时期，竹枝词以咏唱风土人情盛行一时，逐渐成为民间歌谣中有名的一体。宋元以后还出现不少带有地名的竹枝词，如宋范成大《夔州竹枝歌》、元杨载《西湖竹枝词》、明李东阳《长沙竹枝歌》、清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等。从明、清竹枝词分布的地域来看，明显比唐、元时期广泛得多。竹枝词从中唐到清末已历1000余年，到现代仍有创作，和刘禹锡对竹枝词的开创性贡献是分不开的。纵观1000余年的历程，刘禹锡无疑代表了竹枝词创作的最高水平。
（作者简介：张中宇，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恬，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从朗州到夔州
永贞元年（805年），刘禹锡参与王叔文主导的“永贞革新”失败，被贬湖南朗州。《太平御览》记载：
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比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与言者。禹锡在朗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舞鼓，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记：
（朗）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俄延，其声伧佇。
从《太平御览》和《唐才子传》的记载可知，刘禹锡在谪居朗州期间，就已经对南方的民间歌舞有了初步接触和了解。朗州地区好巫祝、祭祀，每逢祭祀，人们会唱名为《竹枝》的民歌。刘禹锡在诗中对这些民间习俗加以记录，为他之后在夔州的竹枝词创作做了准备。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冬，唐穆宗下诏任命刘禹锡为夔州刺史。次年二月刘禹锡到任，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在夔州任刺史。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序：“岁正月，余来建平。”此处的“建平”即夔州。唐代夔州是渝东最为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据《新唐书》记载，夔州有四县，分别为奉节、云安、巫山、大昌，位于今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云阳县一带，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都曾到过夔州。《竹枝词九首》序记载了蜀地民间竹枝歌的演唱形式和效果：
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
乡里多人一起唱《竹枝》歌，并吹奏短笛、敲打小鼓来应和节拍，唱歌的人扬起衣袖伴舞。白居易《忆梦得》诗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可知刘禹锡对竹枝歌舞体会很深。从这些描述来看，以夔州为中心的巴渝地区竹枝词歌舞较朗州更盛，所以胡震亨认为《竹枝》“本出巴渝”显然是有依据的，这当然也是刘禹锡在夔州期间创作大量竹枝词的原因。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因而指出：“‘竹枝词’始于梦得，后人致之。”
刘禹锡的竹枝词
关于竹枝词的创作缘由，刘禹锡在《竹枝词九首》序中这样解释：
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使）善歌者飏之，附于末。
即刘禹锡创作《竹枝词九首》受到屈原作《九歌》的启发。《竹枝词九首》多以夔州地理环境和风情等为题材，例如：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其一）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其五）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其九）
“白帝城”“永安宫”以及“白盐山”“昭君坊”等都是夔州古迹。白帝城在今重庆市奉节县，据考是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因公孙述自称“白帝”，故名“白帝城”。永安宫原为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是托孤的故址。白盐山也是夔州的名山之一，位于今奉节县东长江南岸，这座山峰十分陡峭，因岩体颜色如盐一般洁白而得名。另外杜甫的《负薪行》诗说：“若道巫山女粗丑，安得有此昭君村？”可知唐代属于夔州的巫山县有“昭君村（坊）”故迹。第九首前句展现了夔州山峦起伏、云雾缭绕之景，又以“银钏金钗”“长刀短笠”代指正在田地里忙碌的青年男女。“烧畬”是南方特有的焚烧荒草、犁地种苗的耕种方式，《太平寰宇记》曾记载：“每岁畬田，刀耕火种。”在种下新的庄稼幼苗之前，山里人总会焚烧田里的杂草以便于播种。《竹枝词九首》为读者揭开了夔州山水地理、人文风情的神秘面纱。再如：
山桃红花满上头，
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
水流无限似侬愁。
（其二）
巫峡苍苍烟雨时，
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
由来不是此声悲。
（其八）
古人以为长江的源頭是发源于蜀山（岷山）的岷江，所以也把长江称为“蜀江”，第二首触景生情，以花、流水为喻，表现了丰富复杂的感情，为《竹枝词》名作。其中“水流无限似侬愁”直启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歌》指出：“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黄庭坚认为刘禹锡使原本粗糙、质朴的民间竹枝歌逐渐向文雅高妙的文人竹枝词演变，后世诗人在创作竹枝词时几乎都在沿着刘禹锡开创的“歌咏民风而不低俗”的方向继续发展。刘禹锡在夔州期间还作有《竹枝词二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其一）
楚水巴山江雨多，
巴人能唱本乡歌。
今朝北客思归去，
回入纥那披绿罗。（其二）
夔州巫山一带多高山，登高望远，长江对岸视野极为开阔。长江水流充沛、支流又很多，夏天极易蒸腾成云，大片炎热晴空之中，雨云汇集形成局部急雨。“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正是夔州巫山一带夏天经常可见的自然景象，化而为诗，语意双关，也成为竹枝词中的名作。第二首中“纥那”一般认为是当地唱歌的一种和声，刘禹锡另有《纥那曲》：
杨柳郁青青，
竹枝无限情。 周郎一回顾，
听唱纥那声。
刘禹锡还有更多作品虽然并未以“竹枝”为题，但诗中仍然包含着竹枝词的情调，在诗中叹咏夔州民风民俗，如“杨柳枝词”“蒲桃歌”“踏歌词”等，这些诗据统计约50余首。其中《堤上行三首》也十分特别：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
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幽轧满中流。（其一）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
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其二）
长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
日晚出簾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其三）
这组诗选取了民间生活中“行人争渡”“月夜唱歌”“酒舍揽客”三个场景，展示了夔州民众生活的精神面貌。夔州多水路，进出巴渝的居民和客商通常都只能乘船，所以才会出现“行人争渡急”的場面；第二首地方特色最浓，长江两岸的人们在夜里唱歌，既有传情的桃叶歌，也有哀怨的竹枝歌；末首写酒舍“次第开”、大小船只争相招客，可知唐时夔州的繁华。三首诗质朴自然、不假雕琢，是“虽无竹枝名，但有竹枝实”的典型之作。
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由江州司马调任忠州刺史，比刘禹锡到夔州早约两年。忠州在夔州以西，其地山势险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较刘禹锡知夔州为短。白居易在忠州也多听闻竹枝歌舞，作有《竹枝词四首》，例如：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
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其二）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
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其四）
在白居易笔下，巴渝竹枝多怨愁、悲苦，这应该是巴渝竹枝词的本来风貌。但在刘禹锡笔下，竹枝既可表现愁苦，也可表达如“东边日出西边雨”这样的活泼情调，显然对民间竹枝词进行了创造性改进。刘禹锡此前在湖南朗州十年中就接触了不少竹枝词，他在巴渝地区时间比白居易更久，将自己置身于夔州民间，以竹枝歌演唱者的视角来展示独具特色的祭祀、踏青、农耕、酿酒等民间活动，题材也更丰富、广阔。相比较而言，白居易只是一个时间较短的旁观者，他听到了竹枝歌中的艰辛悲苦，以写实的风格记录了其中的感情而未深入，创作的竹枝词比刘禹锡少得多。
刘禹锡之后的竹枝词
总的来说，竹枝词发展至中唐，因刘禹锡的创造性“摹写”而大盛。刘禹锡的竹枝词是他的夔州诗乃至全部作品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其成就与影响在于，以创新的形式表现巴渝民间风貌，并吸引了一大批诗人投入竹枝词创作。刘禹锡等创作的竹枝词基本为七言四句，类似于七言绝句。七言绝句为格律诗，风格尚雅；由于尚雅，不易表现民间风情。竹枝词无须遵循平仄格律、更为自由，大多俚俗、活泼，可补七言绝句所不能。这正是唐人的诗学智慧：遵格律而不限于格律，更不因格律诗而排斥其他样式，具有开放性、包容性。
唐以后，竹枝词并没有随着朝代更替销声匿迹，而继续盛行于民间。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传唱竹枝词的“竹枝娘”“巴娘”。如谢伯初《寄欧阳永叔谪夷陵》：“下国难留金马客，新诗传与竹枝娘。”黄庭坚《竹枝词二首》在其跋中说：“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为选集，已录唐代到民国初1200多位作者竹枝词2万1千多首，可知受刘禹锡影响，竹枝词创作之盛。
宋代苏轼、苏辙兄弟的竹枝词颇具特色。宋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苏洵应皇帝诏令入京。苏氏两兄弟同其父苏洵一起离开家乡眉山，乘船沿岷江、长江出蜀，途经巴渝，一路闻见竹枝歌舞，苏辙作《竹枝歌》九首：
舟行千里不至楚，
忽闻竹枝皆楚语。
楚言啁哳安可分？
江中明月多风露。（其一）
扁舟日落驻平沙，
茅屋竹篱三四家。
连春并汲各无语，
齐唱竹枝如有嗟。（其二）
俚人风俗非中原，
处子不嫁如等闲。
双鬓垂顶发已白，
负水采薪长苦艰。（其四）
苏辙从竹枝歌中了解到巴渝不同于中原的民风：有女子终身未嫁，也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挑水砍柴，可知长江中上游两岸人民刀耕火种、生活艰辛。整体来看，苏辙的《竹枝歌》仍沿用刘禹锡九章一组的体式，在内容方面也沿着刘诗的路子，简略描写巴渝风光、民风民俗，以及感叹民生疾苦、抒发思乡之意。
苏轼也作有《竹枝歌九首》，其序中说：“且其山川风俗鄙野勤苦之态，固已见于前人之作与今子由之诗。故特缘楚人畴昔之意，为一篇九章，以补其所未道者。”其中如：
苍梧山高湘水深，
中原北望度千岑。
帝子南游飘不返，
惟有苍苍枫桂林。（其一）
水滨击鼓何喧阗，
相将扣水求屈原。
屈原已死今千载，
满船哀唱似当年。（其三）
三户亡秦信不虚，
一朝兵起尽讙呼。
当时项羽年最少，
提剑本是耕田夫。（其七）
刘禹锡竹枝词几乎没有咏史怀古的成分，苏辙的竹枝词也并未表现出对竹枝词革新的意味。苏轼在“前人之作”基础上，给竹枝词注入了新的元素，即回顾历史、叹咏古人，把竹枝词的内涵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竹枝词已经不只单纯地咏唱民风民俗，而逐渐有了咏史怀古、抒发议论等功能，朝着更为广博的境界发展。不过，与刘禹锡在夔州的竹枝词相比，则少了俚俗、活泼，苏轼的《竹枝歌九首》已近于雅正的七绝。
南宋诗人杨万里曾在《圩丁词十解》中明确表示自己是在效仿刘禹锡：“余因作词以拟刘梦得《竹枝》《柳枝》之声，以授圩丁之修圩者歌之，以相其劳云。”杨万里曾在不同地区创作竹枝词，例如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今江苏丹阳所作《竹枝歌》：“晚发丹阳馆下，五更至丹阳县。”《峡山寺竹枝词五首》是匆匆赶往广东任职、途经浙江峡山寺所作。杨万里在不同地区写作竹枝词，推动了竹枝词的地域性传播。与杨万里同一时期的范成大曾担任四川制置使，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奉命回京，离蜀东归途中经过夔州时，作《夔州竹枝歌九首》来反映路途所见的自然风光，例如：
赤甲白盐碧丛丛，半山人家草木风。
榴花满山红似火，荔子天凉未肯红。（其二）
当筵女儿歌竹枝，一声三叠客忘归。
万里桥边有船到，绣罗衣服生光辉。（其九）
由此可知宋代夔州竹枝歌仍然颇为繁盛。
元代诗人杨维桢在竹枝词创作上也颇有成就，例如他的《题云居》：
赤日行天午不知，老夫一榻号希夷。
儿童那信松阴好，又到西湖唱竹枝。
杨维桢在此诗中写儿童纷纷跑到西湖边上唱起竹枝歌，浙江与巴渝有数千里之遥，可见竹枝歌已突破地域的限制流传开来。到了明清时期，竹枝词以咏唱风土人情盛行一时，逐渐成为民间歌谣中有名的一体。宋元以后还出现不少带有地名的竹枝词，如宋范成大《夔州竹枝歌》、元杨载《西湖竹枝词》、明李东阳《长沙竹枝歌》、清孔尚任《清明红桥竹枝词》等。从明、清竹枝词分布的地域来看，明显比唐、元时期广泛得多。竹枝词从中唐到清末已历1000余年，到现代仍有创作，和刘禹锡对竹枝词的开创性贡献是分不开的。纵观1000余年的历程，刘禹锡无疑代表了竹枝词创作的最高水平。
（作者简介：张中宇，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恬，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