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中的《秦妇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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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唐诗曾风靡一时,盛况无前,堪与白居易之《长恨歌》相比肩,其披露现实的深刻性也丝毫不亚于杜甫的『三吏三别』,却为何失传千年?它又是如何重现人间的?
  国学大师发现失传唐诗
  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翻阅某期刊杂志时,无意中看到一张照片。照片内容是一份密密麻麻、布满汉字的文献,其中一行写着:“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王国维读之甚觉熟悉。
  王国维所看到的照片出自日本学者狩野直喜之手。狩野直喜曾于欧洲游览,在法国国立图书馆,他拍摄或抄录了不少敦煌文献的照片和资料。其中的部分照片后又被刊登于某杂志上,正好被王国维睹见。
  为何敦煌文献会在法国?原来,当时英国和法国的两名汉学家斯坦因与伯希和曾先后来到中国敦煌。他们陆续从一名道士手中收购了上万册藏匿于我国敦煌莫高窟石洞内的历史文献,并将这些文献转运回欧洲。之后,这些文献分别被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
  当时,中国敦煌莫高窟发现大量历史文献的消息震惊世界。知晓大量文献流失海外,国内学者更是痛心疾首,纷纷呼吁当局采取保护措施,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大量精华文献早已远渡欧洲,成为他国珍藏。因此,敦煌文献虽是中国古人所留下的历史文物,英法两国却是藏有此类文献最多的国家。
  随着英法两国逐步公开敦煌文献内容,海内外学者或出于研究需要,或因兴趣使然,纷纷远赴欧洲以睹其真貌。狩野直喜便是其中之一。只是,谁也没想到,他的照片竟让王国维获得了一个意外之喜。
  王国维学贯中西,博览群书,深谙古文,他初阅“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时,便有所察觉,并很快作出判断:这两句诗出自唐代著名诗人韦庄所作的《秦妇吟》。也就是说,狩野直喜照片中那份汉字文档很可能就是唐人手抄的《秦妇吟》。唯一不足的是,这份文档前后残缺,并不完整。即便如此,这个发现依然让王国维激动不已,因为《秦妇吟》是一首失传千年的唐诗。
  诗史记叙乱世
  唐中和元年(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政府军溃败,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皆四处逃生。当时,诗人韦庄正于长安参加科考,还未及离开,恰好目睹了乱军残害百姓的行径,故作诗《秦妇吟》以记此事。
  正史中关于韦庄的记载不多,只能拼凑其大概的人生轨迹。韦庄,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高祖韦见素曾官居宰相,曾祖父韦代价也一度位列三公。在盛唐至中唐时期的长安地区,韦氏家族曾煊赫一时。不过,自韦代价之后,韦氏家族逐渐败落。至晚唐时,也就是韦庄出生之时,韦氏家族已与普通人家无二。
  前有祖先作表,后有光耀门楣的希望,韦庄自然心怀登第之心。但时运不济,韦庄首次科考即下第,又遭逢乱世。或许,对于那时的韦庄来说,唯有《秦妇吟》一诗能聊以自慰。落第后,韦庄曾一度南下,宦游至吴越、楚和蜀地。待局势稍稳,韦庄再次回到长安应试,终得喜报,谋得一官半职。
  然而,安定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晚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严重,种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李唐王朝的覆灭,历史进入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此时的韦庄比较幸运,他择良木而栖,改事前蜀开国皇帝王建。从此,他便定居蜀地,仕途得意,官位亨通,官至宰相而终。
  创作《秦妇吟》时,韦庄尚属弱冠之年,但此诗一出,便传诵一时,韦庄本人也因此名声大噪。时人纷纷将此诗制成障子(上面题有文字或画有图画的整幅绸布)以作收存,并称韦庄为“《秦妇吟》秀才”。
  为何时人如此青睐此诗?后人推测,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秦妇吟》所述之事几乎全属事实,堪称诗史,写出了当时人的所见所闻;其二,该诗语言浅白,却能声声泣血,道出了当时人的心声,使读之者泪下沾襟。
  作为一首长篇叙事诗,《秦妇吟》全诗共一千八百三十二字,时间跨度三年,地域涉及长安至洛阳等地。该诗以一个妇人的口吻娓娓道来,讲述了自黄巢军入長安至兵败三年内诸地所发生的事情,揭露了政府军的腐败和无能,揭示了战争的残酷与惨烈。
  在艺术成就上,《秦妇吟》也未落下乘。学界普遍认为《秦妇吟》堪为晚唐叙事诗的代表。如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家俞平伯在《唐诗鉴赏辞典补编》中点评道:“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今人也常将其与乐府诗《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提并论。
  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首传播度曾如此之高的好诗,于五代后竟突然失传,直至近代敦煌文献的发现才重见天日,这其中又有怎样的隐情?
  韦庄自决不载
  按理说,《秦妇吟》既已失传,后人定无缘见其内容,那么,王国维又是凭何认出这首诗?这就不得不提及宋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
  北宋孙光宪所撰的《北梦琐言》,为笔记小说集,主要记叙唐武宗至五代十国的史事,其中略有提及韦庄与《秦妇吟》:“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当《秦妇吟》整诗失传后,孙光宪所记下的两句诗就成了《秦妇吟》最后的余韵。王国维正是凭借这两句诗才能从一张照片中的一行汉字中辨识出《秦妇吟》。那么,《秦妇吟》到底为何失传?
  依据孙光宪的止谤说,《秦妇吟》引起公卿垂讶,韦庄为止谤而自行决定不在《浣花集》(韦庄著作诗集,系其弟韦蔼所编)中编录此诗。对于“韦庄自行不载《秦妇吟》”这一点,学界达成了共识,但在韦庄不载之动因上,学者歧说纷纭,有的赞同孙光宪的说法,有的则作出了另外的解释。如陈寅恪曾提出免祸说:“(《秦妇吟》)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不过,大部分说法都离不开韦庄显达之后的身份和《秦妇吟》所具有的现实性。
  韦庄于弱冠之年便因《秦妇吟》而扬名天下,但当他显达后,《秦妇吟》反而成了他的累赘。细思其中究竟,有一个事实无法否认,即诗中所提及的政府军各级将帅很多已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各地方政权领袖,包括韦庄后来的君主王建,而《秦妇吟》曾赤裸裸地披露政府军的劣迹。说得通俗点,这首诗剑指某些人,而且还是一群位高权重之人,这对韦庄来说意味着什么?
  显然,《秦妇吟》获得了平民的认可,在政治领导阶层却不大受欢迎。对于这一点,身处政治中心的韦庄不会毫无察觉。可能出于明哲保身之故,韦庄适时作出了取舍,最后的结果就是《秦妇吟》失传了。
  幸运的是,在王国维等国内外学者的努力下,分散在英法两国所藏我国敦煌文献中的十份《秦妇吟》手抄本陆续被发现。又经诸位学者的整理和校订,完整版本的《秦妇吟》得以重返世间,韦庄笔下那位“秦妇”最终重又“吟”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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