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术史学的比较研究是近期人们感兴趣的边缘性话题之一，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也能为我们带来崭新的观察美术史的学科性和发展规律的视角，为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平衡学科的普遍性和独立性带来思想依据。
　　【关键词】 美术史学 研究状态 转型 悖论
　　
　　随着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体系日益成熟与完备，对美术史学的发展要求也日益突现出来，有关与中外美术史、古今美术史的比较之类的话题也开始被人们关注。
　　其实中国古代美术史的文献出现得比西方早一些，但是它和西方的学术发展体系明显不同的是研究体系和状态。传统中国文化形态中，“艺”之一事是被作为贵族的技能﹙简称“六艺”﹚之一的。那么相应的史论研究是不可能出现具有学科性的学术体系，它们大多是以手札或画记以及随笔的形式出。即使到了南齐﹙大约西元 500年前﹚的谢赫那里，出现了较有体系的《古画品录》，其写作目的也是仅仅是为了对画家进行品评，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很注重人物的品第，特别是对贵胄名流。从对画家品评的标准可以看出这是这种风尚的滥觞，也由此开拓了后来史论写家的写作模式。稍后一些时候，另一支较有系统的画史作家张彦远与847 年完成的《历代名画记》十卷，从他广博的见识和家中早年丰富的收藏及见到后来宫中的收藏资料来看，张彦远的史料更详实、更客观地对待古今的画家地位的正确史观，使得这本书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具规模之画史并开启中国绘画正史之先河的著作。
　　但是，之后的史论研究大同小异，研究体系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西方教育模式的普及、学术学科化的体系形成，美术的学科独立性成为可能。1901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著成3卷本的《东洋美术史》，“第一次从史学立场对中国美术史进行系统的论述”。讨论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之建立，也就离不开近代以来中国整个学术体系大转变的宏观背景。在诸多的学科及专业中，现代西方学术体系首先区分了科学、道德、艺术三大门类（美术是归属到艺术范畴的），这三大门类各自遵循着自己的价值原则——真、善、美。自此，在这样的学术格局中，美术的学科性终于摆脱了对科学与伦理道德的依附，这使得美术史写作由传统的伦理及教化本位转移到艺术本位、审美本位上来，在此前提下，才使立足于“美术”立场的“现代美术史”之产生成为可能。
　　清代末期1906年，出現了最早的西式美术学科体系的学堂：李瑞清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创办了高等师范院校，为教学需要，当时国内尚无相关教科书的前提下，国人姜丹 “爰遵东西作家之先例”，参考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的著作，最早推出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美术史》，这样其著述就在写作原则及编排体例上与中国史论传统著述有了较大差别。其后的二三十年代，美术史作为一门学科日趋成熟，有关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著述开始出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现代形态的美术史学突出学科专业的立场与理念，以及在美术史写作中体现作史者的史才、史学与史识，强调历史观与方法论，都已经很完整地具备了辩证唯物史观倾向，以一定的理论思维和历史眼光来解释纷繁复杂的美术流派、美术思潮与美术现象，通过对史实的客观研究和对美术观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的现代史论特征，建立了以艺术本位的、审美的立场，取代了过去伦理本位的、宣教性的立场。这种美术史形态更具有新时代的史学意识、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
　　当然，其后几十年的发展中，西学史论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吸收和融合，西方史论研究方法的代表史学家对我国学术的影响是很大的，如：德国的考古学家温克尔曼所讨论的艺术品的“风格分析”，瑞士学者柏克哈特和他的瑞士籍学生渥夫林，帕诺夫斯基发展的图像学视觉符号视为文化的象征等等。
　　在此影响之下，一批最早受西学影响又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大师如胡蛮、李朴园等人在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开创的史观学派，其治史的原则与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到美术史的研究当中，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国现代形态美术史学的建立是20世纪初中西文化体系和教育体系的东渐融合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整个中国学术体系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某些突出的悖论性特征：一方面，突出的外来影响中断、改变了国学内在的发展文脉；另一方面，弱贫的国家又极需要高扬民族文化与民族艺术，强烈的本土需求在中国学术体系转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也起了有力的推进作用。基于此，中国美术史学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完成转型过程，并且迅速走向成熟。作为中国学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术史学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同样也必然无法摆脱这种历史悖论，并在矛盾中走向成熟。
　　总之，这一时期的美术史写作已经能改变早期封闭和主观的思维模式，能够在总体上立足于审美的、专业的、治史的立场，但民族感情的过多流露又是非学术性的东西。到了现代美术史研究，随着科技教育与国际接轨，考古技术的完备，我国的美术史研究也正日益走向更严谨更完备的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