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人地关系始终是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诗歌曾经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但是现代新诗一度丧失了这种地方感，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生态诗歌大面积崛起，才重建了新诗的地方感。通过重建地方感，当代生态诗歌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为新诗的振兴寻找到了历史源头，也为现代人的迷失灵魂指明了救赎方向。更为根本的是，当代生态诗歌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呼唤现代人守护自然、守护大地，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转型鸣锣开道，因此这种真实的地方感实质上也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全球感。
关键词：生态诗歌;地方感;生态文学;山水田园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编纂（1978—2017）”（17BZW03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101-07
人地关系始终是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诗人对特定地方的融入和眷恋往往既是他们身心安顿的标志，也是他们诗歌的独特徽章。但是到了现代新诗中，由于种种原因，诗人的地方感一度丧失，纷繁的抽象概念和远离大地的宏大抒情成为他们抒写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当代生态诗歌的悄悄崛起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诗人开始致力于打通与古典诗歌历史血脉的联系秘道，接通人与大自然的通幽曲径，重建清晰、稳定的地方感，再次使得新诗与华夏大地恢复了实质性的诗意交融，从而为新诗拓展了全新的、具有全球感的生态文明方向。
一、古典诗歌地方感的渊源和新诗地方感的丧失
所谓地方感，就是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认同，同时也混合着人的记忆与欲望、理性与反思。这里所说的地方，首先指特定的自然因素，例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以及特定的季节物候、自然生态;当然也包括特殊的风土人情、政制法律等文化因素，因此地方感是人与自然、文化因素相融的多维建构，是人试图在特定的地方中寻觅自我认同、生命意义的情感取向。中国古典诗学早就非常关注特定地域对人的影响，其中潜藏的就是对人的地方感的体认。《礼记·王制》说：“凡居民材，必因其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自然气候、山川河流都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性格气质。《淮南子·地形训》提出“土地各以其类生”，“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的看法，认为自然环境会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人的身体素质和个性气质，“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正是在前人关于自然环境深刻影响着人的认识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炼出了“江山之助”的重要诗学命题，“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在刘勰看来，山水林泉、肥沃原野等自然因素是启发文思的宝库，屈原之所以能够洞察国风和民间骚体诗歌的情韵，正是依靠江山的帮助、自然的启发。孔尚任则更进一步指出，“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俊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为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古铁斋诗序》）孔尚任认为山川风土是诗人性情的根本，若不能融入特定的地方，汲取大自然的滋养，就无法生成特定的诗歌风格。
古典诗学关于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潜藏着对地方感的重视。《礼记·乐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而所感之物，多指特定地方的自然物象，因此可说诗歌起源于人地之间的交感。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就强调大自然季节转换对人的感发，从而导致诗歌的产生。但需要注意的是，大自然的季节转换是需要与特定地方结合起来的，因此对季节转换的关注也是对地方感的肯定。至于陆机在《文赋》中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詩论家敏感于季节转换、物候变化对于人心、情感的细腻影响，从而提出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是间接地对地方感的肯定，因为诗人若无稳定的地方感，又如何能够感受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呢？
与古典诗学一样，古典诗歌也极为肯定地方感。段义孚曾说：“与欧洲相同的是，中国人通过诗词传达出的对某一个地区的自然情感比可视艺术要早得多。从汉代以来，诗词就蕴含了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采用了‘登柳州城楼’或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样的题目。”① 应该说，古典诗歌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而是从《诗经》《楚辞》就启动了。《诗经·国风》就是按照十五国的地域分布编排的，其中许多篇章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周南·关雎》《周南·汉广》《卫风·淇奥》《王风·黍离》《郑风·溱洧》《秦风·蒹葭》《豳风·七月》诸篇，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标志鲜明，地方特色浓郁，显示了诗人高度的在地性。至于屈原的《楚辞》更是洋溢着楚地特有的地方感，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所言，“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无论是《九歌》《九章》还是《离骚》全都流荡着楚地大自然和巫鬼信仰的恢诡谲怪之气氛，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而陶渊明堪为古典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卓然表率。他罢官归耕，在庐山脚下当一介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全身心融入浔阳柴桑，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从中获得了身心的安顿和归宿。踵武前贤，孟浩然之于襄阳，王维、裴迪之于蓝田辋川，储光羲之于终南山，均为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典型。至于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苏轼等著名诗人，往往或因宦海浮沉，或因个人生计四处流离，但是他们每到一处，均能较好地融入当地，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感。吴承学曾说：“自宋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始有流派之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代的文学流派多以地域命名，如江西派、公安派、竟陵派、常州派、浙派、桐城派等。当然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只是大体言之，其成员未必都同出一地。”② 多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可以视为古典文学（包括诗歌）的地方感的标志性。其实，古典诗人也多以地名自我命名或载入史册，例如杜少陵、韦苏州、韩昌黎、柳柳州、苏东坡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他们均具有自觉的地方感。 对于古典诗人而言，天人合一的哲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智慧。在其指引下，他们愿意融入特定的地方，把当地的山川河流、草木田园视为安顿身心的终极所在，他们相信与大自然融合就是得道，就是人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因此可以说融入地方、获得稳定的地方感，是天人合一哲学的另一种诗意言说。当然，古典诗人的地方感突出也和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农耕文明时代，交通和信息交流技术落后，人们安土重迁，仰赖大自然，要想获得较好的生活就必须融入脚下的土地，与大自然和谐为一。古典诗人要么从儒家经时济世的宏大理想中去寻找身份认同，要么从道家的与物为春、与道同体中获得身份认同，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导向特定的地方感。这种浓郁的地方感赋予了古典诗歌极为鲜明的自然特色，造就了山水田园诗这样的古典诗歌艺术高峰，也让古典诗歌呈现出大地般宁静、安稳、深邃、渺远的审美风貌。
然而这种地方感到了现代新诗中却一度失落了。若从流派角度考察，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诗派等，没有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是以地方命名的，也不追求特定的地方感，更没有多少地方认同和恋地情结。若从诗人角度看，胡适、郭沫若、冰心、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李金发、戴望舒、何其芳、冯至、艾青、穆旦等代表性的新诗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表现出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苏轼等古典诗人那样的地方感。即使是从诗歌标题上看，所有新诗都似乎有意淡化地方色彩，转而追求题材的抽象性、情感的普遍性。即使偶有《再别康桥》《雨巷》这样具有一定地方意识的新诗名作，也称不上具有地方感。如果把新诗的这种情形和现代小说加以比较，同样令人吃惊。自从鲁迅有意倡导乡土小说开始，现代小说家纷纷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感，例如鲁迅之于浙江绍兴，鲁彦之于浙东乡镇，蹇先艾之于黔北山村，沈从文之于湘西，艾芜之于南疆，萧红之于呼兰河，端木蕻良之于科尔沁旗，甚至到了延安解放区文学，小说家依然延续着特定的地方感追求，例如赵树理之于晋东南农村，孙犁之于白洋淀等。然而，现代新诗却表现出对地方感的疏离。
现代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还一直延续到当代。例如郭小川、李瑛、贺敬之等著名当代诗人，被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的宏大抒情所裹挟，对地方感也不感兴趣。即使有闻捷的新疆天山情歌、公刘和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等试图表现出地方色彩，但是这种地方色彩终究是服务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高腔大调，缺乏自足性、稳定性。就像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一样，诗人表达的不是对地方的眷恋和皈依，而是对革命豪情的高调宣示。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在朦胧诗中依然延续，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食指、芒克等朦胧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他们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粗疏和狂热，钟情于人道主义、人性论、自由主义的返璞归真，但是他们和郭小川、李瑛、贺敬之那一代诗人一样延续的是宏大抒情方式，他们也没有返回大自然、返回大地、返回特定的地方。
应该说，从五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新诗一直被种种现代性的宏大意识形态所主宰，诗人们不是痴迷于民主、自由、科学的启蒙现代性，就是朝拜于平等、集體、科学的革命现代性。而无论是启蒙现代性还是革命现代性，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的逃避乃至镇压之上的。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性兴起和盛行所呈现出来的一条轨迹便是‘逃离地方’……现代主义的建筑和设计靠着向毫无生气的最简单之物的粗暴还原，将自己从乡土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世界性的、既不反映地方生态也不反映地方文化的、纯粹否定性的自由意识形态。现代政治中，国家疆界的划分也忽略了地方的整体性，与地方紧密相连的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其权利大部分已经被现代民族国家所剥夺。”③ 的确，当新诗人迷醉于现代性方案时，他们无法发现地方，更谈不上对特定地方的融入和地方感的建立。当然，新诗失落地方感，也和新诗人大量跻身都市，远离乡村，远离大地有关。他们再也无法像古典诗人那样感受大自然的脉动和大地的辽阔。丧失了地方感之后，越来越多的诗人会痴迷于不断翻新的艺术实验，这也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像波德莱尔、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恰恰是最没有地方感的诗人，而受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新诗中的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也是最没有地方感的新诗。
二、当代生态诗歌对地方感的重建
当代新诗率先开始恢复地方感的有三位重要的诗人，即牛汉、昌耀和海子。牛汉和昌耀都是20世纪50-70年代被下放的“右派”诗人，牛汉一度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而昌耀则被下放到青海边缘的藏族牧区。正是在下放的艰苦生活中，他们与大自然重建了灵肉联系，与大地接通了血脉，恢复了早已丧失的地域经验。牛汉在《鹰的诞生》《半棵树》《毛竹的根》《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等诗歌中体验自然生命的辉煌与伤痛，融入特定的地域经验，从中获得身心的安顿。而昌耀更是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空疏，融入了藏族牧民的边地生活，在《峨日朵雪峰之侧》《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歌中展示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融入自然的地方感。至于海子，他厌恶现代文明，痛恨繁杂都市，像叶赛宁一样向往宁静质朴的农耕生活，几度到青藏高原漫游，以《活在珍贵的人间》《村庄》《九月》《大草原 大雪封山》等诗歌呈现了融入自然、皈依土地的渴望。但是最终他发现现代文明势不可挡，只能怀揣梭罗的《瓦尔登湖》绝望地驾鹤西去。这三位辛苦地为新诗重建了地方感的诗人也是最早的当代生态诗人，生态意识在他们的心灵中已经萌芽，很快将在更多诗人的心灵原野上开花结果。
所谓生态诗歌，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的描绘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诗歌。常见的生态诗歌要么批判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生态破坏;要么描绘大自然之美，表达人融入自然的美好渴望;要么揭示人与大自然之间错综的生态关系。有些生态诗人具有鲜明的地方感，而有些生态诗人尚未形成明晰的地方感;不过，所有恢复了地方感的诗人都是生态诗人。整体看来，于坚、雷平阳等钟情于云南高原，创作出了当代最具艺术魅力的生态诗歌;哨兵、徐俊国、沈河等诗人皈依故乡的大地，深描了故乡的自然生态全貌;华海、李少君、敕勒川、津渡等诗人在异地他乡再次栖居，融入了当地的生态循环中，心魂落定;至于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鲁若迪基等少数民族诗人则重返故乡，重返民族传统生态智慧，重建了遭受全球化侵蚀的地方感。 于坚是当代诗人中较早恢复地方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摆脱了战天斗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谦卑地接受云南少数民族敬畏自然的民间信仰，重建古典传统的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云南高原四处漫游，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礼赞自然。他的大量诗篇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作品57号》《作品108号》《白鹭》《春天咏叹调》《在云南西部荒原上所见的两棵树》《苍山清碧溪》《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哀滇池》等。他在诗歌《南高原》中写道：“长满金子的土地啊 /长满糖和盐巴的土地啊/长满神话和公主的土地啊/风一辈子都穿着绿色的筒裙/绣满水果白鹭蝴蝶和金黄的蜜蜂/月光下大地披着美丽的麂皮/南高原的爱情栖息在民歌中/年轻的哲学来自大自然深处/永恒之美在时间中涅槃”④。诗人对云南高原表现出高度的地方认同、恋地情结。
承接了于坚的精神旨趣，雷平阳也表现出皈依云南的浓郁地方感。他曾写道：“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多想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⑤ 雷平阳的《春风咒》《昭鲁大河记》《大江东去帖》《渡口》等长诗吟咏云南大地，把山水纳入诗中，笔酣墨饱，情感丰沛，跌宕起伏，都是不可多得的山水好诗，也深刻地体现了他独特的地方感。至于他的一些抒情短制描绘云南山川万物的瞬间之美，也沁人心脾。例如诗歌《三川坝观鹭》看到白鹭“以出世之美挽回了颓势”，《我爱苍山》写诗人的睡眠“和几只鸟的睡眠连在了一起”，《蟋蟀》则写诗人到了蟋蟀的家乡在“蟋蟀的歌唱中安宁地睡觉，嘴里衔着一根兔耳草”，《双柏县的美学》写诗人在深夜独坐于查姆湖边时被水中的月亮和天空中的月亮两个哀牢山女神所爱，等等，这些诗歌写出了诗人漫游云南大地时体验到的惊世骇俗之美，也展示了诗人天人合一的高峰体验。
哨兵、徐俊国和沈河则致力讴歌土生土长的故乡，以生态诗歌的方式与大地重建血肉相连的地方感。哨兵出生于洪湖，在洪湖工作到40多岁，近年才迁居武汉。他的诗歌吟咏得最多的就是洪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洪湖中，对这片土地、这个湖泊充满热爱，具有强烈的地方感。通过洪湖，他理解自我，理解诗歌，理解生命。洪湖湖水荡漾、荷花绽放、鱼群聚集、禽鸟翱翔。哨兵在《湖神》中写道：“我在浩淼无垠的洪湖寻找我爱的神/这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我听从/浪迹的指引，将脚步深入芦丛和野蒿林。/不曾蒙垢的水竖起来，做了/ 诗歌的面镜。朝露是我的嘴唇/我用一百只鱼鹰的叫唤洗脸，荆棘/做木梳，云朵和帆影/ 是印在小腹的胎记。当黑夜/再次降临，野藕就是我的粮仓……”⑥ 诗人说他在洪湖寻找他爱的神，其实洪湖就是他的神，那芦丛、野蒿林、野藕、鱼鹰、赤颈鸭、红尾斑鸫都是神性的显现。诗人融入其中，获得身心的地方归宿。徐俊国在《鹅塘村纪事》《燕子歇脚的地方》《自然碑》等诗集中反复吟咏的是对山东胶东半岛东部的鹅塘村的地方认同。沈河在《也是一种飞翔》《相遇》等诗集中抒发的是对福建三明青印溪的地方眷恋。
华海、李少君等生态诗人则在异乡重新栖居，希望借助再次获得的地方感抵御无处不在的非地方化生存。华海远离故乡扬州到粤北清远后，主动融身于笔架山和静福山，并以静福山人自称，从特定地域中获得身心的安定，获得安稳的地方感。他在诗歌《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中吟咏道：“把笔搁下来/时光悠悠地慢下来，用写作之外的足迹和身体触摸这方圆六十里内的草木光影、鸟唱虫鸣/执一把铁锹在茅寮四周遍植春兰秋菊，抡一把斧头随意打做一扇柴扉和木窗……把笔搁下来/去细细翻捡一片片色彩各异的草叶、树叶/沿着叶脉网状的纹路，把喉咙里想吐的许多话语引向简单、透明，直至无言/然后退回到枝干上，嫁接在风的神秘嘴巴上，听任自然界的音籁从地下涌上来，穿过肠胃的消化，抵达感动和呼吸/在一阵羞涩的触碰里，声音播散开去，与夜空里的流云和夜行鸟互相应答”⑦。华海把身心融入笔架山时，个体生命就融入了大自然的生命之流中，就像一滴水融入溪流中一样寻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李少君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湖南，到海南岛工作，他的《南渡江》《呀诺达之春》等诗歌呈现了诗人融入海南岛的地方感;他的纪游诗歌《敬亭山记》《神降临的小站》《金华江边有所悟》《某苏南小镇》《鄱阳湖边》《玉蟾宫前》等也无不洋溢着融入大自然的生态诗意。此外，如诗人敕勒川融入内蒙古草原，津渡融入杭州湾湿地，都是当代生态诗人中恢复地方感的典型例子。
至于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更是致力于恢复新诗的地方感。吉狄马加是彝族诗人，他对彝族人生活的凉山地区具有非常深的认同感。他竭力反抗全球化、同质化对彝族文化的侵蚀，渴望融入凉山大地之中，守护彝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彰显新诗的地方感。他的《苦荞麦》《献给1987》《古里拉达的岩羊》《啊，雪豹……》等诗歌歌咏的是带有凉山地区特色的自然生命，传达的是对凉山地区的恋地情结。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也和吉狄马加一样具有高度认同故乡的地方感，他曾在诗歌中反复提及只有在凉山他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才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接纳。他的《古里拉达》《溪苏河里鱼》《我的思想与树木庄稼一同生长》《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常常有那样一個时刻》《我其实就是一棵树》等生态诗歌吟咏的是凉山万物有灵、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对故乡小凉山的地方认同也非常感人，他曾组建“小凉山诗人群”，倡导诗歌的自然性、朴素性、原生性，他把这些特质概括为“土地根性”，《斯布炯神山》《摩围山》《泸沽湖畔的庄稼》等诗歌反复吟咏心怀故土、返回大地的赤诚衷肠。他在诗歌《选择》中写道：“天空太大了/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河流太多了/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茫茫人海里/我只选择一个叫阿争伍斤的男人/做我的父亲/一个叫车尔拉姆的女人/做我的母亲/无论走在哪里/我只背靠一座山 /叫斯布炯的神山/我怀里/ 只揣着一个叫果流的村庄”⑧。诗人放弃远方，放弃无限多的可能性，只返回脚下的大地，返回故乡，与那种丧失本根、四处漂泊的现代人背道而驰，表面上看是格局狭小的生命收缩，实际却是返本归根，接通大道。在鲁若迪基的选择中，我们似乎又隐隐听到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先贤的智慧回响。 三、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的三重意义
除了上述生态诗人之外，还有一些诗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地方感，例如李琦、沈苇、李元胜、阎安、江一郎、潘洗尘、罗振亚、吴投文、东荡子、哑石、吉小吉、侯良学、谈雅丽、张二棍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地方感再次在当代生态诗人的努力下较好地重建了。像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郭小川、李瑛、贺敬之、北岛那样的现当代新诗人因为极为缺乏地方感，有可能遭遇到生态诗人所构建的新标准的重估，虽然尚无跌落神坛之虞，但其崇高价值到底要大打折扣了。整体看来，当代生态诗人重建的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当代生态诗歌通过重建地方感，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为新诗的振兴寻找到了历史源头。
自从五四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长久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总以为只要能够模仿西方最新的诗歌就可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臻于大成。殊不知新诗若不能和本民族诗歌传统的根源接通，始终只能机械模仿他人，终究难成大器。即使要接受外来诗歌的影响，也需要新诗具有自身的精神艺术根基，否则外来影响也无法解放新诗真正的创造潜力。例如五四时期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缺乏足够的精神艺术根基，只能机械模仿波德莱尔的诗歌，生吞活剥，贻笑大方。当冯至这样的诗人能够立足于较为深厚的古典诗歌土壤，对杜甫等古典诗歌的思想艺术根源熟谙于心时，他才能较好地转化象征派诗人里尔克的艺术影响，创造出彪炳新诗史的《十四行集》。
古典山水田园诗无疑是华夏诗歌最为宝贵的思想艺术根源，是华夏农耕文明的艺术瑰宝，也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诗意凝结。因为受到长期的启蒙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的压抑，新诗人有意无意地遗失了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脉，也意味着遗忘了诗歌的自然维度和地方感。袁行霈曾说：“把握住崇尚自然的思想与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⑨ 的确，当代生态诗人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重新聆听先贤的生态智慧，追踪先辈的足迹，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通过对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倾心借鉴，创造出了带着全新气象的生态诗歌，让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脉得到最美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生态诗人往往有自己极为倾心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例如于坚之于李白、苏轼，雷平阳之于杜甫，华海之于王维、陶渊明，李少君之于李白，津渡之于孟浩然，沈河之于王维，张二棍之于杜甫，等等。华海对此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他曾说：“生态诗歌能为当代中国诗歌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我国古典自然诗歌，它传承‘天人合一’的观念，联接上了被割断的民族诗歌血脉;对于当下现代和后现代实验诗歌，它却由生态整体出发实现质的转换，构成新的诗歌建设。”⑩ 的确，当我们阅读当代生态诗歌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在当今时代再次复活了。
美国批评家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说：“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11} 应该说，现代化、全球化就是标准化、同质化、模式化的过程，“现代性的根本诱惑……就是系统化，用一种总整体性的系统使一切都失去差异。”{12} 为了对抗这种标准化、系统化倾向，文学渴望展示地方色彩，标新立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想着尝试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追求艺术风格的差异性，结果万变不离其宗，造成人过度的审美疲劳。而真正不会令人审美疲劳的，只能是大自然之美，大地之美。因此要说地方色彩，首要的还是像当代生态诗歌这样恢复对大自然的深度审美，重建色彩各异的地方感。
第二，当代生态诗歌重建新诗的地方认同意识，为现代人的迷失灵魂指明了一种救赎方向。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曾说：“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了你是谁。”{13} 的确，对特定地方的认同，往往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现代文明是高度非地方化的文明，越来越标准化、同质化、功能化的空间设计，再加上都市空间日益远离大自然，这意味着现代人日益难以确立地方认同感;于是现代人往往就从性别、民族、种族、阶级之中寻找身份认同，结果陷入日益剧烈的纷争中。当代生态诗歌建构的地方感，真正敞开了大自然的堂奥，呼唤现代人从脚下的土地出发，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融入自然，为迷失的灵魂寻觅到通往澄明境界的通道。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阴暗绝望的人生图景，但是当代生态诗歌则为我们接通了大自然的秘道，为我们指出了超越都市文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方向。于坚就曾在诗歌中反复吟咏大自然对他生命的卓异影响，例如他写道：“我和那些雄伟的山峰一起生活过许多年头/那些山峰之外是鹰的领空/它们使我和鹰更加接近……那些山峰造就了我/那些青铜器般的山峰/使我永遠对高处怀着一种/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喜欢大气磅礴的风景/在没有山岗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14}。雄伟的山峰赋予了诗人看待世界的一种心灵高度，使得尘世无法欺压诗人，束缚诗人。华海在《山气》一诗中写道：“森林的气息 在不自觉中/深入骨髓 伸出无数细密的小手/抚慰肉体包裹的柔软灵魂/这自然的澄明之境，已让你/恍然失去语言的冲动……/光影交错的林阴下 生命/化为一股轻盈的烟云 被/悄然染上早春新叶的香味/蘑菇的香味野草莓的香味/像那喝醉酒的守林老者/在任意一棵树下沉沉睡去/那会儿，便有一朵紫红色的花/在旁边平静而执拗地盛开 并把/新鲜的花香 一直送达睡眠的深处”{15}。融入自然，诗人便领悟到天人合一的澄明境界，所有生命疑难都在大自然的抚慰下冰消雪化。这种生命境界便是现代人渴望的救赎。 第三，当代生态诗歌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呼唤现代人守护自然、守护大地，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转型鸣锣开道。
于坚曾说：“二十世纪崇尚的是‘升华’，用解放者的眼光看待旧世界，看待大地。把日常生活、传统、大地统统视为解放的对象。以抽象的‘终极关怀’否定具体的存在，否定‘日常关怀’。”{16} 的确，现代文明以征服者、支配者的形象君临大自然，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可能为现代人掘开自我埋葬的坟墓。因此摆脱现代性这种高高在上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硬立场，融入特定的地方，亲近自然，爱护自然，就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态意识。而当代生态诗人殚精竭虑建构的地方感，试图唤起的就是现代人对地方的皈依和守护意识，关键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守护。诗人徐俊国曾说：“中国诗歌之本的‘意象传统’被卑琐的口语泡沫所颠覆，‘草木气息’和‘风景精神’被水泥地上的无根写作、词语装饰所遮蔽，老子‘道法自然’的精神荡然无存，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轰然破碎。在科学、技术、理性、工业、贪欲的合谋下，我们不再把自然当导师和亲戚，丧失了基本的谦卑和感恩之心，对自然强行整容和变相施虐，竹简、丝帛和宣纸上的自然死了一半，我们诗歌中的‘山水精神’也死了一半。”{17} 因此，当代生态诗歌就是对“草木气息”“风景精神”“山水精神”的致意，就是对老子、庄子生态智慧的召唤，就是对现代技术崇拜症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彻底否定。
四、地方感与全球感
当我们放眼世界诗坛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中极度盛行的那种漠视地方感、漠视大自然的实验写作正受到越来越多具有鲜明地方感、胸怀大自然的生态诗人的拒绝，例如法国诗人雅姆，爱尔兰诗人希尼，英国诗人劳伦斯，威尔士诗人马斯，美国诗人斯奈德、玛丽·奥利弗，以色列诗人阿米亥，俄罗斯诗人艾基，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韩国诗人高银，等等。他们相信海德格尔所说的诤诤名言：“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18} 的确，诗歌如果不把人带回大地，使人能够诗意地安居于大地，诗歌如何称得上人类艺术的瑰宝呢？而要诗意地安居于大地，重建现代人的地方感便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于坚、雷平阳、吉狄马加等当代生态诗人返回地方，恢复地方感，表面上看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倒退，其实却是接通生命大道的激流勇进，因为真实的地方感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全球感。正如爱默生所言：“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们脚下的那片地方……对他来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19} 最好的地方就是脚下的地方，脚下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全球感的一部分，因此不要担心地方感会限制生态诗人的眼界，只要能够真正地进入地方，融入大自然，生态诗人就能够为我们揭示具有全球意义的生命新方向。
最后，我们来看看于坚的《便条集·153》：“我只能信任大地/我信任它会使钻石/成为钻石 / 狮子成为狮子/鬣狗成为鬣狗/真理 公正/我信任着它/会使耕种者成为喜悦的人……在这个时代/ 我只能信任大地”{20}。毫无疑问，当代生态诗歌为新诗发展指明的新方向就是信任大地。这种对大地的信任曾经孕育出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辉煌高峰，我们相信它也可以造就生态诗歌的辉煌未来。
注释：
①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91页。
② 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③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④{14} 于坚：《于坚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01页。
⑤ 雷平阳：《笔谈两则》，《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⑥ 哨兵：《江湖志》，長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⑦ 华海：《当代生态诗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⑧ 鲁若迪基：《时间的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⑨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⑩ 华海：《生态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1}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文学》，刘保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12} 杨慧林：《当代神学的生态关注：两种神学进路的对比和启发》，《长江学术》2008年第2期。
{13}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6页。
{15} 华海：《华海生态诗抄》，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6} 于坚：《于坚集》第5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7} 林喜杰、徐俊国：《诗歌只对“心灵的发生”做出反应》，《徐俊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18} 郜元宝编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9} 转引自程虹：《承载着人类的土地》，《读书》2013年第11期。
{20} 于坚：《于坚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作者简介：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生态诗歌;地方感;生态文学;山水田园诗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暨生态文学大系编纂（1978—2017）”（17BZW03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101-07
人地关系始终是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中，诗人对特定地方的融入和眷恋往往既是他们身心安顿的标志，也是他们诗歌的独特徽章。但是到了现代新诗中，由于种种原因，诗人的地方感一度丧失，纷繁的抽象概念和远离大地的宏大抒情成为他们抒写的核心内容。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当代生态诗歌的悄悄崛起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在生态意识的引领下，诗人开始致力于打通与古典诗歌历史血脉的联系秘道，接通人与大自然的通幽曲径，重建清晰、稳定的地方感，再次使得新诗与华夏大地恢复了实质性的诗意交融，从而为新诗拓展了全新的、具有全球感的生态文明方向。
一、古典诗歌地方感的渊源和新诗地方感的丧失
所谓地方感，就是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认同，同时也混合着人的记忆与欲望、理性与反思。这里所说的地方，首先指特定的自然因素，例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虫鱼禽兽以及特定的季节物候、自然生态;当然也包括特殊的风土人情、政制法律等文化因素，因此地方感是人与自然、文化因素相融的多维建构，是人试图在特定的地方中寻觅自我认同、生命意义的情感取向。中国古典诗学早就非常关注特定地域对人的影响，其中潜藏的就是对人的地方感的体认。《礼记·王制》说：“凡居民材，必因其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自然气候、山川河流都会影响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和性格气质。《淮南子·地形训》提出“土地各以其类生”，“皆象其气，皆应其类”的看法，认为自然环境会直接影响乃至决定人的身体素质和个性气质，“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正是在前人关于自然环境深刻影响着人的认识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炼出了“江山之助”的重要诗学命题，“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在刘勰看来，山水林泉、肥沃原野等自然因素是启发文思的宝库，屈原之所以能够洞察国风和民间骚体诗歌的情韵，正是依靠江山的帮助、自然的启发。孔尚任则更进一步指出，“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俊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为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古铁斋诗序》）孔尚任认为山川风土是诗人性情的根本，若不能融入特定的地方，汲取大自然的滋养，就无法生成特定的诗歌风格。
古典诗学关于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潜藏着对地方感的重视。《礼记·乐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而所感之物，多指特定地方的自然物象，因此可说诗歌起源于人地之间的交感。钟嵘在《诗品·序》中写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就强调大自然季节转换对人的感发，从而导致诗歌的产生。但需要注意的是，大自然的季节转换是需要与特定地方结合起来的，因此对季节转换的关注也是对地方感的肯定。至于陆机在《文赋》中写道：“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而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詩论家敏感于季节转换、物候变化对于人心、情感的细腻影响，从而提出诗歌起源的“物感说”，也是间接地对地方感的肯定，因为诗人若无稳定的地方感，又如何能够感受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呢？
与古典诗学一样，古典诗歌也极为肯定地方感。段义孚曾说：“与欧洲相同的是，中国人通过诗词传达出的对某一个地区的自然情感比可视艺术要早得多。从汉代以来，诗词就蕴含了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采用了‘登柳州城楼’或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这样的题目。”① 应该说，古典诗歌对特定地方的情感表达，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而是从《诗经》《楚辞》就启动了。《诗经·国风》就是按照十五国的地域分布编排的，其中许多篇章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周南·关雎》《周南·汉广》《卫风·淇奥》《王风·黍离》《郑风·溱洧》《秦风·蒹葭》《豳风·七月》诸篇，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标志鲜明，地方特色浓郁，显示了诗人高度的在地性。至于屈原的《楚辞》更是洋溢着楚地特有的地方感，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所言，“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无论是《九歌》《九章》还是《离骚》全都流荡着楚地大自然和巫鬼信仰的恢诡谲怪之气氛，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而陶渊明堪为古典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卓然表率。他罢官归耕，在庐山脚下当一介农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全身心融入浔阳柴桑，与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从中获得了身心的安顿和归宿。踵武前贤，孟浩然之于襄阳，王维、裴迪之于蓝田辋川，储光羲之于终南山，均为唐朝山水田园诗人融入特定地方的典型。至于杜甫、李白、韦应物、韩愈、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苏轼等著名诗人，往往或因宦海浮沉，或因个人生计四处流离，但是他们每到一处，均能较好地融入当地，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感。吴承学曾说：“自宋代以后，中国文学批评始有流派之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古代的文学流派多以地域命名，如江西派、公安派、竟陵派、常州派、浙派、桐城派等。当然以地域命名的文学流派，只是大体言之，其成员未必都同出一地。”② 多以地域命名文学流派，可以视为古典文学（包括诗歌）的地方感的标志性。其实，古典诗人也多以地名自我命名或载入史册，例如杜少陵、韦苏州、韩昌黎、柳柳州、苏东坡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他们均具有自觉的地方感。 对于古典诗人而言，天人合一的哲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智慧。在其指引下，他们愿意融入特定的地方，把当地的山川河流、草木田园视为安顿身心的终极所在，他们相信与大自然融合就是得道，就是人生问题的妥善解决。因此可以说融入地方、获得稳定的地方感，是天人合一哲学的另一种诗意言说。当然，古典诗人的地方感突出也和农耕文明息息相关。农耕文明时代，交通和信息交流技术落后，人们安土重迁，仰赖大自然，要想获得较好的生活就必须融入脚下的土地，与大自然和谐为一。古典诗人要么从儒家经时济世的宏大理想中去寻找身份认同，要么从道家的与物为春、与道同体中获得身份认同，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导向特定的地方感。这种浓郁的地方感赋予了古典诗歌极为鲜明的自然特色，造就了山水田园诗这样的古典诗歌艺术高峰，也让古典诗歌呈现出大地般宁静、安稳、深邃、渺远的审美风貌。
然而这种地方感到了现代新诗中却一度失落了。若从流派角度考察，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七月派、九叶诗派等，没有任何一个诗歌流派是以地方命名的，也不追求特定的地方感，更没有多少地方认同和恋地情结。若从诗人角度看，胡适、郭沫若、冰心、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李金发、戴望舒、何其芳、冯至、艾青、穆旦等代表性的新诗人，没有任何一位诗人表现出像陶渊明、王维、孟浩然、杜甫、苏轼等古典诗人那样的地方感。即使是从诗歌标题上看，所有新诗都似乎有意淡化地方色彩，转而追求题材的抽象性、情感的普遍性。即使偶有《再别康桥》《雨巷》这样具有一定地方意识的新诗名作，也称不上具有地方感。如果把新诗的这种情形和现代小说加以比较，同样令人吃惊。自从鲁迅有意倡导乡土小说开始，现代小说家纷纷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感，例如鲁迅之于浙江绍兴，鲁彦之于浙东乡镇，蹇先艾之于黔北山村，沈从文之于湘西，艾芜之于南疆，萧红之于呼兰河，端木蕻良之于科尔沁旗，甚至到了延安解放区文学，小说家依然延续着特定的地方感追求，例如赵树理之于晋东南农村，孙犁之于白洋淀等。然而，现代新诗却表现出对地方感的疏离。
现代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还一直延续到当代。例如郭小川、李瑛、贺敬之等著名当代诗人，被主流意识形态主宰的宏大抒情所裹挟，对地方感也不感兴趣。即使有闻捷的新疆天山情歌、公刘和白桦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等试图表现出地方色彩，但是这种地方色彩终究是服务于革命意识形态的高腔大调，缺乏自足性、稳定性。就像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一样，诗人表达的不是对地方的眷恋和皈依，而是对革命豪情的高调宣示。新诗对地方感的淡漠在朦胧诗中依然延续，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食指、芒克等朦胧诗人的抒情方式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他们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粗疏和狂热，钟情于人道主义、人性论、自由主义的返璞归真，但是他们和郭小川、李瑛、贺敬之那一代诗人一样延续的是宏大抒情方式，他们也没有返回大自然、返回大地、返回特定的地方。
应该说，从五四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新诗一直被种种现代性的宏大意识形态所主宰，诗人们不是痴迷于民主、自由、科学的启蒙现代性，就是朝拜于平等、集體、科学的革命现代性。而无论是启蒙现代性还是革命现代性，都是建立在对地方的逃避乃至镇压之上的。斯普瑞特奈克曾说：“现代性兴起和盛行所呈现出来的一条轨迹便是‘逃离地方’……现代主义的建筑和设计靠着向毫无生气的最简单之物的粗暴还原，将自己从乡土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世界性的、既不反映地方生态也不反映地方文化的、纯粹否定性的自由意识形态。现代政治中，国家疆界的划分也忽略了地方的整体性，与地方紧密相连的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其权利大部分已经被现代民族国家所剥夺。”③ 的确，当新诗人迷醉于现代性方案时，他们无法发现地方，更谈不上对特定地方的融入和地方感的建立。当然，新诗失落地方感，也和新诗人大量跻身都市，远离乡村，远离大地有关。他们再也无法像古典诗人那样感受大自然的脉动和大地的辽阔。丧失了地方感之后，越来越多的诗人会痴迷于不断翻新的艺术实验，这也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验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像波德莱尔、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诗人恰恰是最没有地方感的诗人，而受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中国新诗中的象征派、现代派、九叶诗派、朦胧诗也是最没有地方感的新诗。
二、当代生态诗歌对地方感的重建
当代新诗率先开始恢复地方感的有三位重要的诗人，即牛汉、昌耀和海子。牛汉和昌耀都是20世纪50-70年代被下放的“右派”诗人，牛汉一度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而昌耀则被下放到青海边缘的藏族牧区。正是在下放的艰苦生活中，他们与大自然重建了灵肉联系，与大地接通了血脉，恢复了早已丧失的地域经验。牛汉在《鹰的诞生》《半棵树》《毛竹的根》《悼念一棵枫树》《巨大的根块》《麂子》等诗歌中体验自然生命的辉煌与伤痛，融入特定的地域经验，从中获得身心的安顿。而昌耀更是告别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空疏，融入了藏族牧民的边地生活，在《峨日朵雪峰之侧》《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歌中展示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融入自然的地方感。至于海子，他厌恶现代文明，痛恨繁杂都市，像叶赛宁一样向往宁静质朴的农耕生活，几度到青藏高原漫游，以《活在珍贵的人间》《村庄》《九月》《大草原 大雪封山》等诗歌呈现了融入自然、皈依土地的渴望。但是最终他发现现代文明势不可挡，只能怀揣梭罗的《瓦尔登湖》绝望地驾鹤西去。这三位辛苦地为新诗重建了地方感的诗人也是最早的当代生态诗人，生态意识在他们的心灵中已经萌芽，很快将在更多诗人的心灵原野上开花结果。
所谓生态诗歌，是指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的描绘人与大自然关系的诗歌。常见的生态诗歌要么批判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生态破坏;要么描绘大自然之美，表达人融入自然的美好渴望;要么揭示人与大自然之间错综的生态关系。有些生态诗人具有鲜明的地方感，而有些生态诗人尚未形成明晰的地方感;不过，所有恢复了地方感的诗人都是生态诗人。整体看来，于坚、雷平阳等钟情于云南高原，创作出了当代最具艺术魅力的生态诗歌;哨兵、徐俊国、沈河等诗人皈依故乡的大地，深描了故乡的自然生态全貌;华海、李少君、敕勒川、津渡等诗人在异地他乡再次栖居，融入了当地的生态循环中，心魂落定;至于吉狄马加、倮伍拉且、鲁若迪基等少数民族诗人则重返故乡，重返民族传统生态智慧，重建了遭受全球化侵蚀的地方感。 于坚是当代诗人中较早恢复地方感并取得较大成就的诗人。他摆脱了战天斗地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谦卑地接受云南少数民族敬畏自然的民间信仰，重建古典传统的万物有灵和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云南高原四处漫游，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礼赞自然。他的大量诗篇都具有鲜明的地方感，例如《作品57号》《作品108号》《白鹭》《春天咏叹调》《在云南西部荒原上所见的两棵树》《苍山清碧溪》《阳光只抵达河流的表面》《哀滇池》等。他在诗歌《南高原》中写道：“长满金子的土地啊 /长满糖和盐巴的土地啊/长满神话和公主的土地啊/风一辈子都穿着绿色的筒裙/绣满水果白鹭蝴蝶和金黄的蜜蜂/月光下大地披着美丽的麂皮/南高原的爱情栖息在民歌中/年轻的哲学来自大自然深处/永恒之美在时间中涅槃”④。诗人对云南高原表现出高度的地方认同、恋地情结。
承接了于坚的精神旨趣，雷平阳也表现出皈依云南的浓郁地方感。他曾写道：“云南是一个神奇的所在，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神灵，有令人惊叹的数不胜数的古代史诗，有状若天堂的山水世界，我什么也不多想了，只想以其作为自己的精神给养地，血管连通大江，头颅靠着雪山，灵魂游荡于雨林，把本身已经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现实元素，通过自己的择选，有节制有标准地书写下来，让其作为自己的精神档案。”⑤ 雷平阳的《春风咒》《昭鲁大河记》《大江东去帖》《渡口》等长诗吟咏云南大地，把山水纳入诗中，笔酣墨饱，情感丰沛，跌宕起伏，都是不可多得的山水好诗，也深刻地体现了他独特的地方感。至于他的一些抒情短制描绘云南山川万物的瞬间之美，也沁人心脾。例如诗歌《三川坝观鹭》看到白鹭“以出世之美挽回了颓势”，《我爱苍山》写诗人的睡眠“和几只鸟的睡眠连在了一起”，《蟋蟀》则写诗人到了蟋蟀的家乡在“蟋蟀的歌唱中安宁地睡觉，嘴里衔着一根兔耳草”，《双柏县的美学》写诗人在深夜独坐于查姆湖边时被水中的月亮和天空中的月亮两个哀牢山女神所爱，等等，这些诗歌写出了诗人漫游云南大地时体验到的惊世骇俗之美，也展示了诗人天人合一的高峰体验。
哨兵、徐俊国和沈河则致力讴歌土生土长的故乡，以生态诗歌的方式与大地重建血肉相连的地方感。哨兵出生于洪湖，在洪湖工作到40多岁，近年才迁居武汉。他的诗歌吟咏得最多的就是洪湖，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洪湖中，对这片土地、这个湖泊充满热爱，具有强烈的地方感。通过洪湖，他理解自我，理解诗歌，理解生命。洪湖湖水荡漾、荷花绽放、鱼群聚集、禽鸟翱翔。哨兵在《湖神》中写道：“我在浩淼无垠的洪湖寻找我爱的神/这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我听从/浪迹的指引，将脚步深入芦丛和野蒿林。/不曾蒙垢的水竖起来，做了/ 诗歌的面镜。朝露是我的嘴唇/我用一百只鱼鹰的叫唤洗脸，荆棘/做木梳，云朵和帆影/ 是印在小腹的胎记。当黑夜/再次降临，野藕就是我的粮仓……”⑥ 诗人说他在洪湖寻找他爱的神，其实洪湖就是他的神，那芦丛、野蒿林、野藕、鱼鹰、赤颈鸭、红尾斑鸫都是神性的显现。诗人融入其中，获得身心的地方归宿。徐俊国在《鹅塘村纪事》《燕子歇脚的地方》《自然碑》等诗集中反复吟咏的是对山东胶东半岛东部的鹅塘村的地方认同。沈河在《也是一种飞翔》《相遇》等诗集中抒发的是对福建三明青印溪的地方眷恋。
华海、李少君等生态诗人则在异乡重新栖居，希望借助再次获得的地方感抵御无处不在的非地方化生存。华海远离故乡扬州到粤北清远后，主动融身于笔架山和静福山，并以静福山人自称，从特定地域中获得身心的安定，获得安稳的地方感。他在诗歌《把笔搁在笔架山旁》中吟咏道：“把笔搁下来/时光悠悠地慢下来，用写作之外的足迹和身体触摸这方圆六十里内的草木光影、鸟唱虫鸣/执一把铁锹在茅寮四周遍植春兰秋菊，抡一把斧头随意打做一扇柴扉和木窗……把笔搁下来/去细细翻捡一片片色彩各异的草叶、树叶/沿着叶脉网状的纹路，把喉咙里想吐的许多话语引向简单、透明，直至无言/然后退回到枝干上，嫁接在风的神秘嘴巴上，听任自然界的音籁从地下涌上来，穿过肠胃的消化，抵达感动和呼吸/在一阵羞涩的触碰里，声音播散开去，与夜空里的流云和夜行鸟互相应答”⑦。华海把身心融入笔架山时，个体生命就融入了大自然的生命之流中，就像一滴水融入溪流中一样寻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李少君大学毕业后离开故乡湖南，到海南岛工作，他的《南渡江》《呀诺达之春》等诗歌呈现了诗人融入海南岛的地方感;他的纪游诗歌《敬亭山记》《神降临的小站》《金华江边有所悟》《某苏南小镇》《鄱阳湖边》《玉蟾宫前》等也无不洋溢着融入大自然的生态诗意。此外，如诗人敕勒川融入内蒙古草原，津渡融入杭州湾湿地，都是当代生态诗人中恢复地方感的典型例子。
至于吉狄马加等少数民族诗人更是致力于恢复新诗的地方感。吉狄马加是彝族诗人，他对彝族人生活的凉山地区具有非常深的认同感。他竭力反抗全球化、同质化对彝族文化的侵蚀，渴望融入凉山大地之中，守护彝族文化的生态智慧，彰显新诗的地方感。他的《苦荞麦》《献给1987》《古里拉达的岩羊》《啊，雪豹……》等诗歌歌咏的是带有凉山地区特色的自然生命，传达的是对凉山地区的恋地情结。彝族诗人倮伍拉且也和吉狄马加一样具有高度认同故乡的地方感，他曾在诗歌中反复提及只有在凉山他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才能感受到大自然对人的接纳。他的《古里拉达》《溪苏河里鱼》《我的思想与树木庄稼一同生长》《庄稼和树木同样长着眼睛和耳朵》《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常常有那样一個时刻》《我其实就是一棵树》等生态诗歌吟咏的是凉山万物有灵、众生一体的生态境界。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对故乡小凉山的地方认同也非常感人，他曾组建“小凉山诗人群”，倡导诗歌的自然性、朴素性、原生性，他把这些特质概括为“土地根性”，《斯布炯神山》《摩围山》《泸沽湖畔的庄稼》等诗歌反复吟咏心怀故土、返回大地的赤诚衷肠。他在诗歌《选择》中写道：“天空太大了/我只选择头顶的一小片/河流太多了/我只选择故乡无名的那条/茫茫人海里/我只选择一个叫阿争伍斤的男人/做我的父亲/一个叫车尔拉姆的女人/做我的母亲/无论走在哪里/我只背靠一座山 /叫斯布炯的神山/我怀里/ 只揣着一个叫果流的村庄”⑧。诗人放弃远方，放弃无限多的可能性，只返回脚下的大地，返回故乡，与那种丧失本根、四处漂泊的现代人背道而驰，表面上看是格局狭小的生命收缩，实际却是返本归根，接通大道。在鲁若迪基的选择中，我们似乎又隐隐听到了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先贤的智慧回响。 三、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的三重意义
除了上述生态诗人之外，还有一些诗人表现出了一定的地方感，例如李琦、沈苇、李元胜、阎安、江一郎、潘洗尘、罗振亚、吴投文、东荡子、哑石、吉小吉、侯良学、谈雅丽、张二棍等，不一而足。可以说，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地方感再次在当代生态诗人的努力下较好地重建了。像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郭小川、李瑛、贺敬之、北岛那样的现当代新诗人因为极为缺乏地方感，有可能遭遇到生态诗人所构建的新标准的重估，虽然尚无跌落神坛之虞，但其崇高价值到底要大打折扣了。整体看来，当代生态诗人重建的地方感对于新诗发展具有三重意义。
第一，当代生态诗歌通过重建地方感，接续上了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历史文脉，为新诗的振兴寻找到了历史源头。
自从五四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长久地把目光投向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总以为只要能够模仿西方最新的诗歌就可以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臻于大成。殊不知新诗若不能和本民族诗歌传统的根源接通，始终只能机械模仿他人，终究难成大器。即使要接受外来诗歌的影响，也需要新诗具有自身的精神艺术根基，否则外来影响也无法解放新诗真正的创造潜力。例如五四时期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缺乏足够的精神艺术根基，只能机械模仿波德莱尔的诗歌，生吞活剥，贻笑大方。当冯至这样的诗人能够立足于较为深厚的古典诗歌土壤，对杜甫等古典诗歌的思想艺术根源熟谙于心时，他才能较好地转化象征派诗人里尔克的艺术影响，创造出彪炳新诗史的《十四行集》。
古典山水田园诗无疑是华夏诗歌最为宝贵的思想艺术根源，是华夏农耕文明的艺术瑰宝，也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诗意凝结。因为受到长期的启蒙现代性和革命现代性的压抑，新诗人有意无意地遗失了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脉，也意味着遗忘了诗歌的自然维度和地方感。袁行霈曾说：“把握住崇尚自然的思想与崇尚自然之美的文学观念，就可以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⑨ 的确，当代生态诗人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后现代社会语境下重新聆听先贤的生态智慧，追踪先辈的足迹，亲近大自然，融入大自然，通过对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倾心借鉴，创造出了带着全新气象的生态诗歌，让古典山水田园诗的历史文脉得到最美的复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生态诗人往往有自己极为倾心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例如于坚之于李白、苏轼，雷平阳之于杜甫，华海之于王维、陶渊明，李少君之于李白，津渡之于孟浩然，沈河之于王维，张二棍之于杜甫，等等。华海对此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他曾说：“生态诗歌能为当代中国诗歌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我国古典自然诗歌，它传承‘天人合一’的观念，联接上了被割断的民族诗歌血脉;对于当下现代和后现代实验诗歌，它却由生态整体出发实现质的转换，构成新的诗歌建设。”⑩ 的确，当我们阅读当代生态诗歌时，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伟大的古典山水田园诗人在当今时代再次复活了。
美国批评家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中曾说：“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11} 应该说，现代化、全球化就是标准化、同质化、模式化的过程，“现代性的根本诱惑……就是系统化，用一种总整体性的系统使一切都失去差异。”{12} 为了对抗这种标准化、系统化倾向，文学渴望展示地方色彩，标新立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只想着尝试各种极端的艺术实验，追求艺术风格的差异性，结果万变不离其宗，造成人过度的审美疲劳。而真正不会令人审美疲劳的，只能是大自然之美，大地之美。因此要说地方色彩，首要的还是像当代生态诗歌这样恢复对大自然的深度审美，重建色彩各异的地方感。
第二，当代生态诗歌重建新诗的地方认同意识，为现代人的迷失灵魂指明了一种救赎方向。
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曾说：“人们并不单纯地给自己划一个地方范围，人们总是通过一种地区意识来定义自己，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些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了你是谁。”{13} 的确，对特定地方的认同，往往意味着一种身份认同。现代文明是高度非地方化的文明，越来越标准化、同质化、功能化的空间设计，再加上都市空间日益远离大自然，这意味着现代人日益难以确立地方认同感;于是现代人往往就从性别、民族、种族、阶级之中寻找身份认同，结果陷入日益剧烈的纷争中。当代生态诗歌建构的地方感，真正敞开了大自然的堂奥，呼唤现代人从脚下的土地出发，亲近自然，爱护自然，融入自然，为迷失的灵魂寻觅到通往澄明境界的通道。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阴暗绝望的人生图景，但是当代生态诗歌则为我们接通了大自然的秘道，为我们指出了超越都市文明、消费主义文化的新方向。于坚就曾在诗歌中反复吟咏大自然对他生命的卓异影响，例如他写道：“我和那些雄伟的山峰一起生活过许多年头/那些山峰之外是鹰的领空/它们使我和鹰更加接近……那些山峰造就了我/那些青铜器般的山峰/使我永遠对高处怀着一种/初恋的激情/使我永远喜欢默默地攀登/喜欢大气磅礴的风景/在没有山岗的地方/我也俯视着世界”{14}。雄伟的山峰赋予了诗人看待世界的一种心灵高度，使得尘世无法欺压诗人，束缚诗人。华海在《山气》一诗中写道：“森林的气息 在不自觉中/深入骨髓 伸出无数细密的小手/抚慰肉体包裹的柔软灵魂/这自然的澄明之境，已让你/恍然失去语言的冲动……/光影交错的林阴下 生命/化为一股轻盈的烟云 被/悄然染上早春新叶的香味/蘑菇的香味野草莓的香味/像那喝醉酒的守林老者/在任意一棵树下沉沉睡去/那会儿，便有一朵紫红色的花/在旁边平静而执拗地盛开 并把/新鲜的花香 一直送达睡眠的深处”{15}。融入自然，诗人便领悟到天人合一的澄明境界，所有生命疑难都在大自然的抚慰下冰消雪化。这种生命境界便是现代人渴望的救赎。 第三，当代生态诗歌通过对地方感的重建，呼唤现代人守护自然、守护大地，为生态文明的发展转型鸣锣开道。
于坚曾说：“二十世纪崇尚的是‘升华’，用解放者的眼光看待旧世界，看待大地。把日常生活、传统、大地统统视为解放的对象。以抽象的‘终极关怀’否定具体的存在，否定‘日常关怀’。”{16} 的确，现代文明以征服者、支配者的形象君临大自然，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有可能为现代人掘开自我埋葬的坟墓。因此摆脱现代性这种高高在上的主体性、人类中心主义的强硬立场，融入特定的地方，亲近自然，爱护自然，就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态意识。而当代生态诗人殚精竭虑建构的地方感，试图唤起的就是现代人对地方的皈依和守护意识，关键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守护。诗人徐俊国曾说：“中国诗歌之本的‘意象传统’被卑琐的口语泡沫所颠覆，‘草木气息’和‘风景精神’被水泥地上的无根写作、词语装饰所遮蔽，老子‘道法自然’的精神荡然无存，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轰然破碎。在科学、技术、理性、工业、贪欲的合谋下，我们不再把自然当导师和亲戚，丧失了基本的谦卑和感恩之心，对自然强行整容和变相施虐，竹简、丝帛和宣纸上的自然死了一半，我们诗歌中的‘山水精神’也死了一半。”{17} 因此，当代生态诗歌就是对“草木气息”“风景精神”“山水精神”的致意，就是对老子、庄子生态智慧的召唤，就是对现代技术崇拜症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彻底否定。
四、地方感与全球感
当我们放眼世界诗坛时，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中极度盛行的那种漠视地方感、漠视大自然的实验写作正受到越来越多具有鲜明地方感、胸怀大自然的生态诗人的拒绝，例如法国诗人雅姆，爱尔兰诗人希尼，英国诗人劳伦斯，威尔士诗人马斯，美国诗人斯奈德、玛丽·奥利弗，以色列诗人阿米亥，俄罗斯诗人艾基，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韩国诗人高银，等等。他们相信海德格尔所说的诤诤名言：“诗并不飞翔凌越大地之上以逃避大地的羁绊，盘旋其上。正是诗，首次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这大地，并因此使他安居。”{18} 的确，诗歌如果不把人带回大地，使人能够诗意地安居于大地，诗歌如何称得上人类艺术的瑰宝呢？而要诗意地安居于大地，重建现代人的地方感便是首当其冲的任务。
于坚、雷平阳、吉狄马加等当代生态诗人返回地方，恢复地方感，表面上看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倒退，其实却是接通生命大道的激流勇进，因为真实的地方感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全球感。正如爱默生所言：“最好的地方就是人们脚下的那片地方……对他来说，大与小是相对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小的海洋，而大西洋是一个大的瓦尔登湖。”{19} 最好的地方就是脚下的地方，脚下的地方就是地球的一部分，本身就是全球感的一部分，因此不要担心地方感会限制生态诗人的眼界，只要能够真正地进入地方，融入大自然，生态诗人就能够为我们揭示具有全球意义的生命新方向。
最后，我们来看看于坚的《便条集·153》：“我只能信任大地/我信任它会使钻石/成为钻石 / 狮子成为狮子/鬣狗成为鬣狗/真理 公正/我信任着它/会使耕种者成为喜悦的人……在这个时代/ 我只能信任大地”{20}。毫无疑问，当代生态诗歌为新诗发展指明的新方向就是信任大地。这种对大地的信任曾经孕育出古典山水田园诗歌的辉煌高峰，我们相信它也可以造就生态诗歌的辉煌未来。
注释：
① 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等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91页。
② 吴承学：《江山之助——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初探》，《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③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张妮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④{14} 于坚：《于坚集》第1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101页。
⑤ 雷平阳：《笔谈两则》，《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
⑥ 哨兵：《江湖志》，長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
⑦ 华海：《当代生态诗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⑧ 鲁若迪基：《时间的粮食》，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页。
⑨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⑩ 华海：《生态诗境》，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11} 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文学》，刘保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12} 杨慧林：《当代神学的生态关注：两种神学进路的对比和启发》，《长江学术》2008年第2期。
{13}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96页。
{15} 华海：《华海生态诗抄》，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16} 于坚：《于坚集》第5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17} 林喜杰、徐俊国：《诗歌只对“心灵的发生”做出反应》，《徐俊国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18} 郜元宝编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页。
{19} 转引自程虹：《承载着人类的土地》，《读书》2013年第11期。
{20} 于坚：《于坚集》第2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9页。
作者简介：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