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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境遇、新诉求、新实践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基本原理的新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的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民生论、生态历史论、生态治理论等。这些新论断涵盖了从本体认识到价值引领、从本质把握到方法指南的多方面、全过程，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20ZDA01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005-08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发生了新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也要推进到新的样态。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需，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戰略部署，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新的实践高度中、新的社会矛盾转换视域下形成的，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若干重要原理，升华了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诸多认识，具有许多创造性贡献。
一、生态本体论的深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源上来看，人、自然、社会是有机统一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延伸的手臂”，而人又来源于自然、依靠自然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变换关系。自然界具有客观性，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主导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根源于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遭到破坏，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是资本逻辑使然，这也造成了自然对人的报复。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论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形态，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彻底解放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进而实现这一有机体向其本源真正复归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讲清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及其演变、资本逻辑及其影响、“两个和解”的终极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等，从而科学回答了人与自然的有机体关系及其存在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习近平基于新时代的时空场域，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新论断，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认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依存于同一的演化空间，人因自然而生，人不应主宰自然，而应与之和谐共生，生态系统各要素不仅是差异化存在，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
习近平生态本体论围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源意义上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生命共同体、构建什么样的生命共同体、怎样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山水林田湖草等整体生态系统各要素构成一个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害自己;自然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与制衡，应坚持视之有律、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②;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③;要处理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平衡、区域之间的平衡以及代际平衡，坚持生态公平、正义;要以整体性思维认识把握生态环境，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统筹把握生态系统各要素，整体谋划生态资源利用;生态问题具有世界性存在、国际性影响的特点，全世界要通力合作，协同推进生命共同体构建，等等。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论及自然界内部的制衡共同体、全球化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也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范畴。习近平的生态本体论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关系，并从这一逻辑基点出发提出了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规律与发展方向等基本问题。
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本体论，既超越了以往各种对生态环境客体化的认识，也超越了形形色色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学说，既不是强调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也不是坚持自然的绝对优先性，而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赋予自然以平等的地位，将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结合起来，从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中找寻出路。习近平的生态本体论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生态环境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主张把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要求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强调从各种自然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认识和把握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这一理论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体论认识，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对认识与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二、生态价值论的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为出发点来认识与把握生态环境，认为生态价值不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属性，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也是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生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出发，论述了生态价值的多重意蕴，包括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整个生态循环的意义与生态断裂的后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被贬低为生产性工具、生态环境是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中介与手段、生态价值与资本逻辑的背反性、在资本循环增殖中生态环境不断贬值、生态环境价值的最终实现与本质回归需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等方面，对生态价值的历史生成及其属人性、历史性、发展性、过渡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虽然关注到生态价值的存在与维系向度，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价值主要强调的是资本增殖，也即是生态的效用问题。从价值的生成向度来看，劳动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化与统一，人逐渐开始利用与改造自然，“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④，形成了自然之于人的价值关系。从价值的实现过程来看，“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⑤，生态本身的质与量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实现及其效果。从价值实现的前途命运来看，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在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资本逻辑最终将彻底侵蚀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然基础，使生态价值难以为继。
由于工业文明早期多种生态产品的无限制供给、小代价获得、少竞争择取，造成了传统认识中并没有将生态产品纳入到产品的生产领域，没有将提供生态产品、维持生态持续纳入到发展的范畴。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及深入，随着资本对自然的深度占有，自然对人的报复愈发明显，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自然生态存在与维系的重要价值，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舒适的环境愈来愈成为较为稀缺的必需品，成为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要素。这时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维系生态存续之间进行价值抉择，就成为了把握生态价值生成与实现的新向度。
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论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生态国情，深刻回答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价值维系与发展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价值论。概括来说，这一生态价值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生态环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生态环境为什么具有价值、怎样维系生态环境的价值等时代课题，进而具体阐明了生态价值的内涵与意蕴，生态环境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全方位、多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新时代生态价值更加凸显民生意蕴，新时代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属性，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殖自然资本的过程，生态建设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深远影响与深刻变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悖论破解及辩证统一等等，形成了新时代的生态价值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论、发展观。
在这一生态价值论中，最富有创建性的观点是“两山抉择论”。习近平认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⑥ “两山抉择论”的贡献，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根本任务，同时又强调生态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基础性地位，为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准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山清水秀下的贫穷落后不是生态文明，生活富裕中的生态退化也不是生态文明，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要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统筹发展的新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三是进一步明确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⑦，经济与生态之间并不只是矛盾关系，要在绿水青山中谋求经济支撑点、在经济增长中寻找绿色发展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也就是金山银山。“两山抉择论”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为推动发展观念、政绩观念、财富观念的全新变革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
三、生态生产力论的延伸：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是相对于人们的社会生产而言的，指的是进入生产领域的自然资源所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程度。脱离了人及其生产活动也就不存在生产的问题，也就无所谓生产力了，因为自然本身所呈现的是一种自我修复问题，而不是人的社会生产问题，所以自然生产力的实质是自然之于人的生产所呈现的效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良好的自然条件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⑧;自然资源的丰富、质地优良、易于利用等，易于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生产率最高”⑨。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⑩。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生产力是资本家强化剥削的重要手段，在《资本论》“级差地租：概论”中，马克思就详细地分析了自然（瀑布、土地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及级差地租的形成过程，从自然生产力垄断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的发生逻辑。而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对自然的过度支配在导致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使得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并存、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同在的发展死路。而只有彻底摧毁资本逻辑的社会根源，才能解放自然生产力，恢复自然的应有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论，是在对生态环境的现实把握中，结合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状况而展开论述的。简要来说，这一论述主要有：两类自然资源的区分（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及其在生产中的不同作用;自然也是使用价值得以形成的重要源泉;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会对社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自然条件甚至可以催生更高的生产效率;自然本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生产，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社会生产的引导;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渗透、交织、融合，并相互作用;要把握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然生产力是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对土地、森林、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进行滥用与破坏，使自然生产力呈现递减现象;资本逻辑摧毁社会生产力的自然根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危机并存，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生产力论，先后提出“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12}。这些重要论断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延续的重要内容，综合考虑到了生产发展的持续性等问题。 过去我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总体上较为凸显人对自然的“征服力”，这种“征服论”单向度地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忽视了二者之间的逻辑互动，没有把握两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对生产力范畴的认识，应该回归到生产本身，从生产的发生逻辑、运行逻辑与实现逻辑中去把握，从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去认识。要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生产持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进行理解，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到生产力范畴之中进行考察。
从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来看，日益严峻的形势凸显着生态生产与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性地位与基础性作用，生态破坏、全球变暖、资源短缺等外部生态境遇正在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与特质、结构与运行、布局与规模等，影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凝聚力与转化力，进而影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等等。从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来看，生产力不仅彰显着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而且还体现着保护自然的重要角色、重大使命和历史任务，如空气净化、生态养护修复、生态环境监测、污染防控治理等，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功能强化与作用升级现象。
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论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空论域，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 等生产力理论，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保护与发展生态生产力、保护与发展什么样的生态生产力、怎样保护与发展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生产力论的核心范畴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生态环境是生产活动开展与延续的前提与基础;生态环境可以作为一种渗透性因素作用于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同社会生产力一样，也具有生产力的内容与性质，可以说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生态环境的再生产也是人们生产过程的重要内容;保持与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新时代对生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生态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要认识与利用自然，更要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等等。总之，在习近平的生态生产力论看来，生态生产力除了具有开发改造的能力、生产产品的能力的内涵，还有保护自然的能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即保护生态的生产力意蕴，这包括生态环境的监测力、自然生态的保护力、生态污染的防治力、生态系统的修复力、生态开发的管控力、维持生态要素的平衡力等等，这些方面既是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重要维度，也是新时代生态生产的重要内容。清洁能源技术、循环利用技术、污染管控技术等等，成为新时代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动力，是新时代的生态生产力。
习近平的生态生产力论不仅仅把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纳入到生产力的总体范畴，而且把整个生态系统都作为生产力的总体范畴进行论述，改变了过去那种生态环境不是生产力的认识误区，改变了以往将自然力归于社会生产力的附属品的观念，不再仅仅从产品的生产逻辑来把握生产力，不仅仅从劳动的展开逻辑与价值的形成逻辑来认识生产力，而是将生态生产力划分出来，“将生产力理论关注的角度扩展至整个自然界、整个生态环境”{15}，把对生产力的认识拓展到了全部生态要素和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过程，拓展到了生态环境的存续关系，从自然的存续与整个生产系统来认识与把握生态价值，并把生态建设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以系统思维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属性。这一理论把生态生产力从社会生产力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开阔了把握生产力范畴的理论视野，从生态向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
四、生态民生论的丰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民生状况，反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渴求日益强烈，逐渐凸显了新的生态民生问题。在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面前，无产阶级反而逐渐走向相对贫困的状况，“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16}。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矿产被挖掘、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被污染的空气等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又呈现并逐渐凸显了新的生态领域的民生问题。“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17}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生态民生问题，但他们关注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环境持续污染与生态严重破坏的历史境遇，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初步阐述了生态民生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其生态民生思想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性需求;生态建设的价值导向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资本逻辑造成了经济相对贫困与生态获得感低并存的两难困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眾生态获得感的背反;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民生问题产生的总根源，需要对私有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态发展的美好愿景以及实现变革的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与根本道路，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生态民生缘起论、需求论、根源论、道路论、条件论、保障论等。
从民生内涵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对民生范畴的理解逐渐从生存认知向生活认知转换，这也是把握新时代生态民生的关键。新时代生态民生中的“生”，不仅仅是生存，更是生活，是更高质量的现实生活;凸显的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享受生态的需要。而长时间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较为匮乏，民生仅是物质需求的代名词，生态等其它领域没有被纳入民生范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转变，随着人民群众的需求逐渐发生变化，人们更加注重身心健康，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这种真切的现实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对生态环境有了更深刻的关切，期望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变化的大趋势，生态需求正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的重要向度。“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18} 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态需要，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制约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生态民生建设慢不得、耗不起、等不了。 正是基于民生范畴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生态需求增长的现实逻辑，习近平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真切的为民情怀，将生态环境提升到了民生的高度，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的重要论断，其中的“就是”二字更是以刚毅果决的坚定态度阐明了生态环境是民生建设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向度，掷地有声地宣示了满足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坚定决心。这种生态民生论，突破了以往将民生划归物质需求范畴的理论认识，超越了物质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对民生的认识重新拉回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领域，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生存需要论;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民生视角把握生态，从生态向度改善民生，把生态与民生结合起来，实现民生改善与生态建设的逻辑互动与发展融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理论内涵，为新时代的民生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明确了新方向、开辟了新领域。
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主要围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核心论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为重点展开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生态民生建设、开展什么样的生态民生建设、如何进行生态民生建设等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民生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新时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重要维度;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视阈下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发生逻辑及内涵演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安全是民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要以生态红线托举民生底线;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民生建设;要构建人文生态，推动建设“自然大美”与“人文至美”交互融合的美丽中国;要开展生态民生建设的顶层规划;要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生态民生建设;要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开展生态民生建设;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民生建设之路，等等。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系统论述了生态民生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主题、重点内容、基本原则、实践指向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民生观，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理论原则与方法指南。
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将生态观与民生观等视角进行了多维度、深领域、全方位的交叉融合，对生态文明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位，形成了生态向度民生观的理论视域，致力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生态致富同进步、生态恢复与民生改善共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格局。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以生态发展的新视角提升民生水平，正契合了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的需要，生态民生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中国风”，增强了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有利于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生态历史论的创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资本主义现实的考察中，初步论述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存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依存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条件，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互生关系，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9}。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前提，而违背自然规律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从而破坏人类文明。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同时也破坏了人类文明的生态根基，给人类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形成了文明与危机并存、进化与退化同在的历史发展新境遇，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初步论述了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谱系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阐释了生态保护的必要性、生态破坏的危害及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资本主义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两重属性，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本质上的不相容性，以及文明存续的制度变革及其路径、方法，从而从生态向度构建了历史文明的基础论、动力论、制度论、保障论、路径论等等，初步论述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发展之间的规律性问题。
从历史属性来认识和把握生态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成败可以直接引起人类文明的兴衰。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催生人类文明，对生态环境的不当利用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之间张力的保持及其限度的突破，确定与改变着人类文明发展存续的物质基础。从农业文明的沿承发展来看，我国黄土高原曾经也是植被茂密、山清水秀之地，但由于人们的滥垦滥伐、毁林开荒，导致水土不断流失，以至于这一地域呈现出沟壑纵横的状况;兴盛至极的楼兰古城，也由于人们的盲目灌溉、开荒破土，终致其被埋于万顷流沙之下。而古世界文明皆植根于水土丰茂之盛地，没落于生态环境之毁荒。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也由于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滥用而侵蚀了其文明发展的生态根基，直接导致其衰亡。习近平将生态建设提升到了关系人类文明存亡的高度，他强调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
从近代生态文明的发生逻辑来审视，生态文明是产生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1}。缘起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非生态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但资本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总体特征是人類利用并试图征服自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拓展，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也逐渐向全球蔓延，危机领域也从生产领域、社会领域扩展到人类整体性的生存领域，严重制约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所以说，“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22}
习近平从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整体视角，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维度，从文明存续的向度来认识生态建设，阐释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导致文明的衰退，文明的发展必须基于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根本依托，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大论断，讲清楚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总的来说，习近平的生态历史论围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时代论题，回答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具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为什么具有这种逻辑关系、如何推进生态兴与文明兴等重要时代课题。简要说来，习近平的生态历史论提出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生态依托，生态破坏对人类文明具有毁灭性影响，生态兴盛对文明发展存续具有引领性意义，全面阐述了生态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主攻方向、战略部署、重点领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新理念、新目标，共谋清洁美丽世界的全球协同路径，等等。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历史论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实践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历史观，具有重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六、生态治理论的发展：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态环境业已显现出了较为突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初步论及推进生态治理的时代缘起、基本目标、主要手段、现实路径与根本方法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生态发展状况而提出来的，只是原则性的、基础性的，而对具体问题的细节描述与具体实践的展开逻辑，需要后人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探索。同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生态问题也不会自动化解，还需要人们继续探索生态治理的方法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基于生态国情的时态变化，推进生态治理法制化建设，探索生态治理群众化道路，实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等活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等等，并在实践逻辑的理论把握中创造了生态治理理论的新成果，在理论逻辑的实践展开中提升了生态治理实践的新成效。
习近平基于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新变化、生态环境发展的新形势、生态治理实践的新特点，在作出“三期叠加”战略研判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工作任务、重点攻关方向，形成了新時代生态治理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指出了明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生态治理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生态治理体系、生态治理能力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互动共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的问题，新时代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构建生态治理制度，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从我国生态国情出发、从生态治理现状着手，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保护责任制度等等。新时代生态治理体系建设，就是要建立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经济政策体系、法治体系、能力保障体系和社会行动体系。生态治理能力是运用生态治理制度，发挥生态治理效能的能力。生态治理体系是生态治理能力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也只有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彰显生态治理体系的价值，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治理体系的效能。
习近平的生态治理论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核心论题，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生态治理、推进什么样的生态治理、如何推进生态治理等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新时代新矛盾新需要与生态治理现实境遇的内在张力催生新时代生态治理新课题，新时代的生态治理就是要建设美丽中国，其价值导向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新需要;生态治理的动力是推进生态治理体系改革，新时代生态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的方法原则，多元参与、齐抓共管、协同推进是生态治理的多维路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坚持道德约束与法律规制同步的德法兼治观，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生态共治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全面治理观，把握生态环境底线与经济发展底线的双底线观，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生态治理观，等等。这些内容分别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治理的目标论、价值论、战略论、路径论、保障论等，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迄今依然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时代课题提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守正又有创新。
要从新的时代背景来深刻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变化的大趋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人民群众生态需求产生新变化、生态境遇呼唤新担当的背景下产生的。基于时代之新、课题之新、境遇之新，习近平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前人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推进了许多前人没有推进的新工作，总结了许多前人没有总结的新经验，阐述了许多前人没有阐述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民生论、生态历史论、生态治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新的发展。此外，还有生态理念论、生态正义论、生态发展阶段论等等，这些方面都具有许多创造性贡献、创新性发展。
要从多个维度来全面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征。新时代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呈现出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新特征，出现了许多新矛盾与新问题。时代的新特征决定了思想的新特点，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特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应用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去。从思想特征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出真切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了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等等。这些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特征，也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向。
要从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中来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逻辑。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时代与实践如何变化，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观点来认识自然，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坚持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价值导向，坚持从生态问题的发生逻辑去认清其本质矛盾及未来景象，这是创新所要明确的根本问题。而创新就是要立足时代之变、人民之需、发展之问，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方法去回答新的生态课题，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守正需要明确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既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有相对不变的地方。”{2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变与不变的时代境遇中，基于新的时代特征、基于人民群众新需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阶段性问题提出的，具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当前，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把握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新思想，也不能简单地拿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具体论述去框套新的生态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2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7—998、357页。
⑥{20}{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164、164页。
⑦{13}{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2、90页。
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1、38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页。
{15} 陈学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探索》2019年第4期。
{16}{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46—14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
{22}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3} 孙来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高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基金项目：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研究”（20ZDA012）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005-08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发生了新变化，生态文明建设也要推进到新的样态。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积极回应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需，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戰略部署，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新的实践高度中、新的社会矛盾转换视域下形成的，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若干重要原理，升华了我们对生态文明的诸多认识，具有许多创造性贡献。
一、生态本体论的深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本源上来看，人、自然、社会是有机统一体，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延伸的手臂”，而人又来源于自然、依靠自然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物质变换关系。自然界具有客观性，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而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主导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根源于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近代以来，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关系遭到破坏，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是资本逻辑使然，这也造成了自然对人的报复。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总结资本主义生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初步论述了超越资本逻辑的新形态，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彻底解放自然、社会与人自身，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进而实现这一有机体向其本源真正复归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讲清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及其演变、资本逻辑及其影响、“两个和解”的终极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等，从而科学回答了人与自然的有机体关系及其存在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习近平基于新时代的时空场域，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本体论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新论断，描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认为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依存于同一的演化空间，人因自然而生，人不应主宰自然，而应与之和谐共生，生态系统各要素不仅是差异化存在，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整体。
习近平生态本体论围绕“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题，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源意义上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生命共同体、构建什么样的生命共同体、怎样构建生命共同体的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本体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自然是生命之母，人因自然而生;山水林田湖草等整体生态系统各要素构成一个唇齿相依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基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害自己;自然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依存与制衡，应坚持视之有律、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②;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基本方针”③;要处理好不同群体之间的平衡、区域之间的平衡以及代际平衡，坚持生态公平、正义;要以整体性思维认识把握生态环境，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统筹把握生态系统各要素，整体谋划生态资源利用;生态问题具有世界性存在、国际性影响的特点，全世界要通力合作，协同推进生命共同体构建，等等。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论及自然界内部的制衡共同体、全球化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也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范畴。习近平的生态本体论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从根本上就是一种生命共同体关系，并从这一逻辑基点出发提出了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生命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规律与发展方向等基本问题。
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本体论，既超越了以往各种对生态环境客体化的认识，也超越了形形色色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学说，既不是强调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也不是坚持自然的绝对优先性，而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赋予自然以平等的地位，将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结合起来，从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中找寻出路。习近平的生态本体论为我们认识和把握生态环境与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主张把人、自然、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要求统筹治理山水林田湖草，强调从各种自然体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认识和把握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这一理论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本体论认识，奠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基础，对认识与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推进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二、生态价值论的拓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为出发点来认识与把握生态环境，认为生态价值不是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某种属性，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其中劳动是人与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也是人与自然价值关系生成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逻辑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逻辑出发，论述了生态价值的多重意蕴，包括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整个生态循环的意义与生态断裂的后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环境被贬低为生产性工具、生态环境是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与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中介与手段、生态价值与资本逻辑的背反性、在资本循环增殖中生态环境不断贬值、生态环境价值的最终实现与本质回归需要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等方面，对生态价值的历史生成及其属人性、历史性、发展性、过渡性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论述。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虽然关注到生态价值的存在与维系向度，但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价值主要强调的是资本增殖，也即是生态的效用问题。从价值的生成向度来看，劳动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化与统一，人逐渐开始利用与改造自然，“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④，形成了自然之于人的价值关系。从价值的实现过程来看，“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⑤，生态本身的质与量直接影响经济价值的实现及其效果。从价值实现的前途命运来看，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在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资本逻辑最终将彻底侵蚀经济价值得以实现的自然基础，使生态价值难以为继。
由于工业文明早期多种生态产品的无限制供给、小代价获得、少竞争择取，造成了传统认识中并没有将生态产品纳入到产品的生产领域，没有将提供生态产品、维持生态持续纳入到发展的范畴。随着资本逻辑的展开及深入，随着资本对自然的深度占有，自然对人的报复愈发明显，人们愈来愈认识到自然生态存在与维系的重要价值，清洁的水源、新鲜的空气、舒适的环境愈来愈成为较为稀缺的必需品，成为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要素。这时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与维系生态存续之间进行价值抉择，就成为了把握生态价值生成与实现的新向度。
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价值论的基础上，立足我国生态国情，深刻回答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生态价值维系与发展的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独特的生态价值论。概括来说，这一生态价值论围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题，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生态环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生态环境为什么具有价值、怎样维系生态环境的价值等时代课题，进而具体阐明了生态价值的内涵与意蕴，生态环境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全方位、多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新时代生态价值更加凸显民生意蕴，新时代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生态财富、社会财富、经济财富属性，树立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殖自然资本的过程，生态建设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及深远影响与深刻变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悖论破解及辩证统一等等，形成了新时代的生态价值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论、发展观。
在这一生态价值论中，最富有创建性的观点是“两山抉择论”。习近平认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⑥ “两山抉择论”的贡献，一是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的关系，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依然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根本任务，同时又强调生态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的基础性地位，为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准则。二是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山清水秀下的贫穷落后不是生态文明，生活富裕中的生态退化也不是生态文明，既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守着绿水青山苦熬的穷路，要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统筹发展的新路，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三是进一步明确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⑦，经济与生态之间并不只是矛盾关系，要在绿水青山中谋求经济支撑点、在经济增长中寻找绿色发展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证统一，绿水青山也就是金山银山。“两山抉择论”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理念，为推动发展观念、政绩观念、财富观念的全新变革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指引。
三、生态生产力论的延伸：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是相对于人们的社会生产而言的，指的是进入生产领域的自然资源所能够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程度。脱离了人及其生产活动也就不存在生产的问题，也就无所谓生产力了，因为自然本身所呈现的是一种自我修复问题，而不是人的社会生产问题，所以自然生产力的实质是自然之于人的生产所呈现的效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是社会生产的基本前提，良好的自然条件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⑧;自然资源的丰富、质地优良、易于利用等，易于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生产率最高”⑨。自然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⑩。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生产力是资本家强化剥削的重要手段，在《资本论》“级差地租：概论”中，马克思就详细地分析了自然（瀑布、土地等）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及级差地租的形成过程，从自然生产力垄断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家获得额外利润的发生逻辑。而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资本对自然的过度支配在导致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同时使得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走向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并存、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同在的发展死路。而只有彻底摧毁资本逻辑的社会根源，才能解放自然生产力，恢复自然的应有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论，是在对生态环境的现实把握中，结合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状况而展开论述的。简要来说，这一论述主要有：两类自然资源的区分（生活资料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料的自然资源）及其在生产中的不同作用;自然也是使用价值得以形成的重要源泉;进入生产过程的自然会对社会生产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自然条件甚至可以催生更高的生产效率;自然本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生产，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社会生产的引导;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渗透、交织、融合，并相互作用;要把握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自然生产力是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在资本逻辑驱使下，资本对土地、森林、铁矿、煤炭等自然资源进行滥用与破坏，使自然生产力呈现递减现象;资本逻辑摧毁社会生产力的自然根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多领域危机并存，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生产力论，先后提出“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良好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重要基础”{12}。这些重要论断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延续的重要内容，综合考虑到了生产发展的持续性等问题。 过去我们对生产力概念的认识，总体上较为凸显人对自然的“征服力”，这种“征服论”单向度地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忽视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忽视了二者之间的逻辑互动，没有把握两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对生产力范畴的认识，应该回归到生产本身，从生产的发生逻辑、运行逻辑与实现逻辑中去把握，从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去认识。要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生产持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来进行理解，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到生产力范畴之中进行考察。
从生产力的现实基础来看，日益严峻的形势凸显着生态生产与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性地位与基础性作用，生态破坏、全球变暖、资源短缺等外部生态境遇正在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要素构成与特质、结构与运行、布局与规模等，影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凝聚力与转化力，进而影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与生产效率，等等。从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来看，生产力不仅彰显着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水平，而且还体现着保护自然的重要角色、重大使命和历史任务，如空气净化、生态养护修复、生态环境监测、污染防控治理等，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功能强化与作用升级现象。
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论的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空论域，提出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 等生产力理论，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保护与发展生态生产力、保护与发展什么样的生态生产力、怎样保护与发展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生产力论的核心范畴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生态环境是生产活动开展与延续的前提与基础;生态环境可以作为一种渗透性因素作用于生产力，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同社会生产力一样，也具有生产力的内容与性质，可以说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生态环境的再生产也是人们生产过程的重要内容;保持与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新时代对生产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生态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要认识与利用自然，更要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4}，等等。总之，在习近平的生态生产力论看来，生态生产力除了具有开发改造的能力、生产产品的能力的内涵，还有保护自然的能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即保护生态的生产力意蕴，这包括生态环境的监测力、自然生态的保护力、生态污染的防治力、生态系统的修复力、生态开发的管控力、维持生态要素的平衡力等等，这些方面既是新时代生态生产力的重要维度，也是新时代生态生产的重要内容。清洁能源技术、循环利用技术、污染管控技术等等，成为新时代生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动力，是新时代的生态生产力。
习近平的生态生产力论不仅仅把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纳入到生产力的总体范畴，而且把整个生态系统都作为生产力的总体范畴进行论述，改变了过去那种生态环境不是生产力的认识误区，改变了以往将自然力归于社会生产力的附属品的观念，不再仅仅从产品的生产逻辑来把握生产力，不仅仅从劳动的展开逻辑与价值的形成逻辑来认识生产力，而是将生态生产力划分出来，“将生产力理论关注的角度扩展至整个自然界、整个生态环境”{15}，把对生产力的认识拓展到了全部生态要素和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过程，拓展到了生态环境的存续关系，从自然的存续与整个生产系统来认识与把握生态价值，并把生态建设与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以系统思维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属性。这一理论把生态生产力从社会生产力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力的内涵，开阔了把握生产力范畴的理论视野，从生态向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
四、生态民生论的丰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普遍提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民生状况，反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渴求日益强烈，逐渐凸显了新的生态民生问题。在日益增长的社会财富面前，无产阶级反而逐渐走向相对贫困的状况，“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16}。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矿产被挖掘、环境被污染、生态被破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音、被污染的空气等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又呈现并逐渐凸显了新的生态领域的民生问题。“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17}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论述生态民生问题，但他们关注到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迫切需要，并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环境持续污染与生态严重破坏的历史境遇，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初步阐述了生态民生领域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其生态民生思想主要包括：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性需求;生态建设的价值导向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资本逻辑造成了经济相对贫困与生态获得感低并存的两难困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眾生态获得感的背反;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民生问题产生的总根源，需要对私有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态发展的美好愿景以及实现变革的领导核心、依靠力量与根本道路，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生态民生缘起论、需求论、根源论、道路论、条件论、保障论等。
从民生内涵演变的历史逻辑来看，对民生范畴的理解逐渐从生存认知向生活认知转换，这也是把握新时代生态民生的关键。新时代生态民生中的“生”，不仅仅是生存，更是生活，是更高质量的现实生活;凸显的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享受生态的需要。而长时间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较为匮乏，民生仅是物质需求的代名词，生态等其它领域没有被纳入民生范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现实转变，随着人民群众的需求逐渐发生变化，人们更加注重身心健康，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这种真切的现实需求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而对生态环境有了更深刻的关切，期望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变化的大趋势，生态需求正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转变的重要向度。“老百姓长期呼吸污浊的空气、吃带有污染物的农产品、喝不干净的水，怎么会有健康的体魄？”{18} 面对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形势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态需要，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制约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生态民生建设慢不得、耗不起、等不了。 正是基于民生范畴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生态需求增长的现实逻辑，习近平以强烈的历史担当、真切的为民情怀，将生态环境提升到了民生的高度，提出了“环境就是民生”的重要论断，其中的“就是”二字更是以刚毅果决的坚定态度阐明了生态环境是民生建设的迫切需要和重要向度，掷地有声地宣示了满足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坚定决心。这种生态民生论，突破了以往将民生划归物质需求范畴的理论认识，超越了物质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将对民生的认识重新拉回到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生活领域，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生存需要论;从人民群众现实生活的民生视角把握生态，从生态向度改善民生，把生态与民生结合起来，实现民生改善与生态建设的逻辑互动与发展融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生观的理论内涵，为新时代的民生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明确了新方向、开辟了新领域。
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主要围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核心论题，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原则，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为重点展开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开展生态民生建设、开展什么样的生态民生建设、如何进行生态民生建设等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民生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新时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的重要维度;要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视阈下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发生逻辑及内涵演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安全是民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要以生态红线托举民生底线;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民生建设;要构建人文生态，推动建设“自然大美”与“人文至美”交互融合的美丽中国;要开展生态民生建设的顶层规划;要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生态民生建设;要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开展生态民生建设;要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民生建设之路，等等。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系统论述了生态民生建设的时代背景、理论主题、重点内容、基本原则、实践指向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民生观，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理论原则与方法指南。
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将生态观与民生观等视角进行了多维度、深领域、全方位的交叉融合，对生态文明发展进行了重新定位，形成了生态向度民生观的理论视域，致力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生态致富同进步、生态恢复与民生改善共发展的生态文明新格局。习近平的生态民生论以生态发展的新视角提升民生水平，正契合了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的需要，生态民生的中国实践与中国话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了“中国风”，增强了新时代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有利于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问题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为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五、生态历史论的创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类社会历史与资本主义现实的考察中，初步论述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存续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依存于自然，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性条件，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互生关系，而“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9}。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前提，而违背自然规律必然遭到自然的报复，从而破坏人类文明。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类文明，同时也破坏了人类文明的生态根基，给人类文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形成了文明与危机并存、进化与退化同在的历史发展新境遇，而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关系的最终实现必须依靠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初步论述了生态环境在人类文明发展谱系中的地位、作用、意义、价值，阐释了生态保护的必要性、生态破坏的危害及生态危机的灾难性后果，资本主义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两重属性，资本主义与生态文明本质上的不相容性，以及文明存续的制度变革及其路径、方法，从而从生态向度构建了历史文明的基础论、动力论、制度论、保障论、路径论等等，初步论述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发展之间的规律性问题。
从历史属性来认识和把握生态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成败可以直接引起人类文明的兴衰。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催生人类文明，对生态环境的不当利用也可以毁灭人类文明，对生态环境的利用与保护之间张力的保持及其限度的突破，确定与改变着人类文明发展存续的物质基础。从农业文明的沿承发展来看，我国黄土高原曾经也是植被茂密、山清水秀之地，但由于人们的滥垦滥伐、毁林开荒，导致水土不断流失，以至于这一地域呈现出沟壑纵横的状况;兴盛至极的楼兰古城，也由于人们的盲目灌溉、开荒破土，终致其被埋于万顷流沙之下。而古世界文明皆植根于水土丰茂之盛地，没落于生态环境之毁荒。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也由于生态的破坏、资源的滥用而侵蚀了其文明发展的生态根基，直接导致其衰亡。习近平将生态建设提升到了关系人类文明存亡的高度，他强调指出：“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
从近代生态文明的发生逻辑来审视，生态文明是产生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1}。缘起于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非生态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但资本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总体特征是人類利用并试图征服自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性拓展，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生态危机也逐渐向全球蔓延，危机领域也从生产领域、社会领域扩展到人类整体性的生存领域，严重制约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所以说，“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22}
习近平从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整体视角，从社会发展规律的战略维度，从文明存续的向度来认识生态建设，阐释了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演变的基本规律，认为生态环境的破坏必然导致文明的衰退，文明的发展必须基于良好生态环境这一根本依托，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重大论断，讲清楚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总的来说，习近平的生态历史论围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时代论题，回答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兴衰具有什么样的逻辑关系、为什么具有这种逻辑关系、如何推进生态兴与文明兴等重要时代课题。简要说来，习近平的生态历史论提出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生态依托，生态破坏对人类文明具有毁灭性影响，生态兴盛对文明发展存续具有引领性意义，全面阐述了生态建设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时代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主攻方向、战略部署、重点领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新理念、新目标，共谋清洁美丽世界的全球协同路径，等等。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历史论的重要内容，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实践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发展观、历史观，具有重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意义。 六、生态治理论的发展：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生态环境业已显现出了较为突出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初步论及推进生态治理的时代缘起、基本目标、主要手段、现实路径与根本方法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治理思想，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生态发展状况而提出来的，只是原则性的、基础性的，而对具体问题的细节描述与具体实践的展开逻辑，需要后人基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探索。同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生态问题也不会自动化解，还需要人们继续探索生态治理的方法路径。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基于生态国情的时态变化，推进生态治理法制化建设，探索生态治理群众化道路，实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开展群众性的植树造林等活动，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等等，并在实践逻辑的理论把握中创造了生态治理理论的新成果，在理论逻辑的实践展开中提升了生态治理实践的新成效。
习近平基于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新变化、生态环境发展的新形势、生态治理实践的新特点，在作出“三期叠加”战略研判的基础上，全面论述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工作任务、重点攻关方向，形成了新時代生态治理思想，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指出了明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推进生态治理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生态治理体系、生态治理能力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作用、互动共生，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内容。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远性的问题，新时代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构建生态治理制度，在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从我国生态国情出发、从生态治理现状着手，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生态保护责任制度等等。新时代生态治理体系建设，就是要建立生态环境监管体系、经济政策体系、法治体系、能力保障体系和社会行动体系。生态治理能力是运用生态治理制度，发挥生态治理效能的能力。生态治理体系是生态治理能力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生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没有生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也只有实现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充分彰显生态治理体系的价值，才能充分发挥生态治理体系的效能。
习近平的生态治理论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推进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核心论题，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生态治理、推进什么样的生态治理、如何推进生态治理等重要时代课题。对习近平生态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可以作如下简要概括：新时代新矛盾新需要与生态治理现实境遇的内在张力催生新时代生态治理新课题，新时代的生态治理就是要建设美丽中国，其价值导向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新需要;生态治理的动力是推进生态治理体系改革，新时代生态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实现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的方法原则，多元参与、齐抓共管、协同推进是生态治理的多维路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是新时代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格局;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生态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坚持道德约束与法律规制同步的德法兼治观，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生态共治观，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全面治理观，把握生态环境底线与经济发展底线的双底线观，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生态治理观，等等。这些内容分别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治理的目标论、价值论、战略论、路径论、保障论等，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结语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迄今依然具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重要价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针对新的时代课题提出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守正又有创新。
要从新的时代背景来深刻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从求温饱到求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这是新时代人民群众生态需求变化的大趋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转化、人民群众生态需求产生新变化、生态境遇呼唤新担当的背景下产生的。基于时代之新、课题之新、境遇之新，习近平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前人没有遇到的新情况，推进了许多前人没有推进的新工作，总结了许多前人没有总结的新经验，阐述了许多前人没有阐述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生产力论、生态民生论、生态历史论、生态治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理作出了新的发展。此外，还有生态理念论、生态正义论、生态发展阶段论等等，这些方面都具有许多创造性贡献、创新性发展。
要从多个维度来全面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征。新时代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呈现出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新特征，出现了许多新矛盾与新问题。时代的新特征决定了思想的新特点，只有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体现的时代特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将这一思想贯彻应用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工作中去。从思想特征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出真切的为民情怀、鲜明的问题导向，坚持了系统思维与整体思维、辩证思维与战略思维，等等。这些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特征，也是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指向。
要从守正与创新的结合中来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逻辑。守正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无论时代与实践如何变化，都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关于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观点来认识自然，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坚持人民群众生态需求的价值导向，坚持从生态问题的发生逻辑去认清其本质矛盾及未来景象，这是创新所要明确的根本问题。而创新就是要立足时代之变、人民之需、发展之问，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方法去回答新的生态课题，这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守正需要明确的问题。“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既有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也有相对不变的地方。”{2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在变与不变的时代境遇中，基于新的时代特征、基于人民群众新需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新的阶段性问题提出的，具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当前，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把握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新思想，也不能简单地拿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某些具体论述去框套新的生态问题。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年第3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32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97—998、357页。
⑥{20}{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164、164页。
⑦{13}{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2、90页。
⑧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1、385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页。
{12}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1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5页。
{15} 陈学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探索》2019年第4期。
{16}{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46—14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
{22}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1页。
{23} 孙来斌：《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
作者简介：高帅，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孙来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