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信用批发商”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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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俯牵溪水,巅峰仰望苍穹。” 2004年5月,广州五羊新城广场13楼, 广东银达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思聪的办公室,一幅悬于侧壁的书法, 仿佛道出了此间主人的心境。
  而此间主人似乎正在焦头烂 额——一边讲座机电话,一边写手机短 信,完全置记者于不顾。很快放下电话 又追来电话,足足20分钟,我们没能和 这位火烧眉毛的采访对象接上头。20分 钟后,李思聪撂下听筒合上手机,一开 口就让我们吃了一惊:“很抱歉,这时候 真的没心情讲什么,银达上上下下都很 忙,公司的情况目前有点紧张。”
  李思聪所说的“紧张”,来源于宏观 调控形势下的银根紧缩政策:银行信贷 紧急刹车,大部分企业流动资金突然绷 紧,“一旦到了还款期,有1/3我们担保 贷款的企业拿不出钱来,银达就要崩 溃——这两个月,我们经历了公司创立 以来最大的考验。”
  尚幸考验很快结束,半个月后我们 再见到李思聪,他已经笑得比谁都轻 松:“银行已经开始放贷,尽管十分谨 慎,但我们是经营最规范信用最好的担 保公司,一切不再成问题。这种形势反 而使我们在今后的两年里,比别人更有 可能凝聚资本,迅速做大做强。”
  他以金融从业者少有的快人快语 解释他的那幅书法:干我们这一行的, 风险和机遇都常常以10倍的速度转换,所以个人要有平常心。机会到来时,当然不妨“登泰山而小天下”;机会没到时,也要做到修身养性以图谋未来。
  一个传说中的民间金融家,就这样以极端不同的两种姿态,进入我们解读的视野。 徽商李思聪的金融梦想 上世纪80年代初,21岁的李思聪大专毕业,分配到安徽省某人民银行,怀着前程似锦的憧憬,从最基层的办事处开始干起。
  他第一年就发表了十几篇专业文章,顿时在安徽省银行系统里显得分外耀眼。1983年,李思聪被当作人才送人金融管理学院深造;3年后,又回到安徽省人民银行。1990年,30岁的他成为第一批被评上中级职称的幸运儿。在那个讲究论资排辈的行业和年代,李思聪创造了一个不小的神话。
  然而神话没有继续。在十多年的银行工作经历中,他做过计划信贷、银行会计、金融管理、外汇管理及金融证券管理与运作……把当时银行所有的业务都摸了个遍之后,李思聪升任分行一个不大不小的中层干部——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速度。
  他是个天性很骄傲的人,与骄傲如影随形的就是激进。领导说,小李这个人能力很强,很能干,但是工作中不应该有太多自我主张。于是他越来越发现自己前途不妙:专业知识一流,但和环境保持心照不宣的“知识”没有;创造力很好,但控制创造力的能力不好。
  1993年初,李思聪决定辞职下海“捞天下”。“南巡讲话”余音绕梁,中国经济火热推进,他南下广东,投身广州一家体制外的大公司实现抱负。不料数月之后,中国因经济过热实施宏观调控“硬着陆”,无数企业难以为继,他只好黯然离开那家公司。
  然而李思聪很快就发现,机会总是在一个人落地的一刹那赶到他身边。
  “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企业都缺钱,但我知道,好企业是有机会找到钱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方法。”李思聪告诉记者。
  能救命的钱是最值钱的钱。金融背景、政策悟性加上深厚的专业功底,而且闲置在社会上——李思聪立即成为各大企业老板的座上嘉宾。他开始为这些企业提供关于融资的咨询,例如国债回购、资金拆借、证券买卖,或者和金融机构配合做衍生金融的生意。短短数月时间,李思聪获得的“劳务回报”就突破‘了百万元。
  财富是财富的敲门砖,李思聪像一阵风一样扑向市场经济的前台,发现那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他往返于广州、天津、武汉等地之间,四处收购原始股,再到一级半市场交易,或等待二级市场上市。年轻的生命力构成一种智慧力,前后一年多时间,李思聪的个人资产迅速膨胀,原始积累初步完成。
  1994年10月,李思聪成立广东银业发展有限公司,准备在实业领域大干一场。
  谁知实业领域一出手,就差点血本无归:先是倾资惠阳做房地产,资金折损一半;紧接着又被一个朋友骗去剩下的一多半。于是赶紧回归金融,在证券市场轻轻松松地恢复了元气。
  实业之梦依然不灭。投资做交通运输,赚钱;投资做石油化工,赚钱;投资做酒店,亏钱;投资做生物制药,赚钱……淘神费力气喘吁吁,进三步退两步,从1994年到2000年,银业公司终于发展成为集多种经营为一体的银业集团,资产突破两个亿。然而这在当时的广东企业界,在李思聪的视野内,却是一份不值得骄傲的业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更适合做、更盼望做的不在这里,“干实业就好像干体力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找不到成就感。后来我想自己应该做更富有挑战性的、能把个人智商和知识结构发挥到极限的事情。”
  他的眼光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领域。1999年前后,银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也开始有了贷款需求。但这个银行系统出身的董事长面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标准”,同样因没有合适的抵押物而“处处碰壁”。他开始研究这个现象,并很快将问题上升到“全社会的高度”。
  他认识到,尽管金融机构近年来大力推行市场化运作,但其信贷传统并没根本性的改变,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的中小企业普遍缺乏银行支持。统计数据表明,一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有八成以上流动资金紧缺,超过六成的企业没有中长期贷款;另一方面,各大商业银行却总计有数万亿的资金,躺在钱库里耗利息,唾大觉。
  这就需要一个沟通两端的桥梁,而大力发展担保机构,是其中最主要的手段。1999年开始,在国家有关部门“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倡议下,各级政府纷纷通过财政出资成立担保公司,期望以此为中小企业输血。但运行的结果是,全国300多家国有担保公司全部陷入亏损。
  李思聪认为,依靠财政全部出资,担保行为受行政支配,确实会形成“有人花钱无人还债”的局面,甚至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化为政府的财政风险。那么,假如由民营企业出资来做担保公司,政府会不会很支持?银行会不会很欢迎?公司会不会有“钱途”?
  李思聪的金融梦想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经营风险,批发信用
  民间担保公司在中国是一个新鲜得发亮的事物,能不能办好,李思聪个人并无十足把握。他决定找几个“实力雄厚面子大”的朋友壮胆——房地产老板、贸易公司老板、上市公司董事长……淡的时候大家都说好,纷纷表示这个行业前途远大;真要投资的时候,却一个个不见了人影。
  没人敢吃螃蟹,李思聪只好拿了自己的2000万元跑去注册。
  注册的经历就喻示着这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事情:找到工商局,工商局说:“你这是金融机构啊,是不是应该先让人民银行审批?”跑到人民银行,又说:“你注册一个公司跑到人民银行来干什么?”这才发现,“担保公司”究竟归口金融还是实业,国家没有政策。
  只好来来回回地跑,把两边的人都搞得心软而无助。最后工商局比较灵活,给他出主意:你干脆改名为担保服务公司,然后找几家银行签一份合作意向书,就OK了。这倒比较好办,李思聪的银达担保服务有限公司几经波折,总算拿到了营业执照。
  “从本质上来说,担保公司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李思聪告诉记者,“八个字可以概括它的内容——批发信用,经营风险。你先用你的资金、团队、品牌和风险管理模式,在银行等机构那里建立一个信用;然后把它拆零,卖给不同的需要各种信用担保的企业,使其达到融资或交易的目的。同时你的公司就面临风险——企业不讲信用不还钱,殃及的是担保公司;于是你就必须用各种专业的手段来控制这种风险,约束被担保企业的行为。”
  2000年11月,银达担保开业。开业广告打出去,两类人蜂拥而至:一个是中国金融领域有追求有抱负的精英们,看好担保行来巨大的衍生前景,前来应聘;一个是急需资金的广州中小企业老板们,突然看到居然这里还有一家担保公司,病急乱投医地找上门来。
  人才不缺,客户不缺,最缺的就是银行的认定。“银行不认可你的担保,不给你合作的机会,天大的客户找上门来也做不成业务。”
  然而这一关并不容易过。首先是概念之关——和“长三角”相比,整个“珠三角”的银行相对保守,很多银行工作者几乎从没有接触过民间担保公司,有的以为李思聪是放高利贷的,有的以为是代人讨债的。
  概念清楚之后,又会碰到观念的门槛。有人说:“你搞信用担保?那谁来担保你?”又有人说:“你那点资金和我们银行没法比,凭什么要替我们贷出去的款做担保?”
  整整3个月时间,当地十几家银行没有一家和银达签署合作协议。李思聪几乎天天跑银行,天天开会给员工们“画饼”,在没有任何效益的情况下,工资照发福利依旧。
  不过还是有很多人熬不住了:当失去了对这个行业最初的新鲜感之后,人们才发现要达到想象中的美好蓝图,需要经过多么漫长的艰辛付出。2001年春天,银达担保临时租来的办公室里,每天上门要求担保的客户很多,每天收拾包袱离开的员工也不少。今天的银达董事会秘书刘路讲起那段岁月很动情:“如果没有银达担保一定能成功的坚定信念,当年的李思聪也同样熬不下去。”
  4个月过去了,李思聪和留下来的银达人跑遍了广东各个大小银行,见人就递名片请吃饭,然后利用一切机会“布道”。铁打的信心流水的脚步,银达担保在很多人心里渐渐有了印象。
  2001年3月,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终于开了第一个“口子”,授权银达代理了一笔100万元的担保业务。这是一个小单,在银行界也没什么影响。但正是这单业务,让所有对担保行业来讲都是半路出家的银达人,有了检验自己的机会:自己看资料搞出来的业务流程是否切合实际?银行的要求和理论上的想象有多大差距?与客户的合同是否周密到位?风险控制能不能做到更好?一单业务做下来,银达公司上上下下脱胎换骨,信心大增。
  2个月之后,又一个机会降临银达。广东工商银行要推广新的“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因为风险较大,需要追加一个第三方担保,于是想起了银达。
  按照担保行业的理解,这不是一单优质业务,因为投保手续和风险控制比较琐碎复杂,而保费收入仅为投保额的千分之一。比如替某大学生一台分期付款价值5000元的电脑做担保,保费收入仅5元,而学生的违约率是10%。但李思聪毫不犹豫就和工商行签了约,敲定了这一宗看上去并不赚钱的生意。
  亏损生意做出了巨大影响——工商银行大张旗鼓地派出行长来公司考察它的合作伙伴,竞争对手们岂甘落后?于是兴业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的行长也陆续到银达来考察。考察的结果让所有行长们大吃一惊:这家公司尽管规模不大,但从产品创新、规范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流程上,都远远地超越了国内的所有商业银行。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行业口碑。
  银达担保模式
  市场经济如何从低级走向高级?李思聪认为信用担保是其中的关键。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案例。
  广东省台山市一家外资铝型材公司,由于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急需开具2000万 元人民币的信用证,于是向交行广州分行提出申请。按照规定,开具2000万元信用证就要有同等数额的保证金存在银行。但是这家新办企业现有的物业已经作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了贷款。没有抵押物怎么办?交行广州分行很想做成这笔业务,于是把这家企业推荐给了银达公司。银达公司对这家企业进行了全方位考察,决定同意为其担保,并正式签署协议。
  这宗商业协议的意义体现在哪里呢?现在人们常用双赢来形容正面的经济活动,而这宗业务有三赢。首先是交行广州分行赢:它扩大了业务规模,增加了国际结算业务量,增加了收入;同时还培育了一个优质客户(该企业注册资金1100万美元),如果这宗业务做不成,这个客户就有流失的可能。
  二是那家融资的企业赢,赢在可以充分利用信用证杠杆效应发展自己:根据担保协议,它只要提供2000万元信用证保证金的30%,即用600万元就可以做足2000万元的生意;又因为这个信用额度可以在一年内周转使用,开具信用证的期限是两个月,这样一年就可以周转6次,用600万元就可以做成1亿多元的生意;如果资金周转提高到一个月,一年周转12次,更加不得了,企业就可以实现飞跃式发展。
  三是银达赢,银达不是慈善家,它的效益如何体现呢?它收取了3%左右的年担保费率。在这宗业务中,银达提供了1400万元的担保额,年收取担保费大约是42万元。按照惯例,银达需要按照1:10放大系数的金额将保证金存入交行广州分行,这样在担保期内就要存入140万元,银行支付同期存款利息。如果交行对银达充分信任,也可以不要求存进保证金,这是银达公司最希望看到的——这就是整个担保的一个形象流程。
  “事实证明,这个社会不缺钱,不缺需求,不缺增长空间,只缺一个能够让资金安全流动的信用加速器。”李思聪认为,“因此银达做的事情,正好是政府和银行想要推动的事情。”
  那么银达缺什么?首先是缺规模;其次,是缺在中国金融体制的现状下,一个各方都能认可、各种资源都愿意亲近的身份。
  扩大规模则必须增资扩股——当经营开始上路,企业看到希望的时候,这不是一件难事。然而如何增资扩股,将什么样的资本引进银达更有利于长远发展,李思聪却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最后,他将目标锁定在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一家广州市政府出资搞的国有企业,注册资金达6亿元。
  
  而这家企业也正在苦恼当中:我投资 的这么多高科技企业,都是固定资产很少, 银行信贷不畅,如何解决这个发展中的难 题?李思聪恰好登门拜访,于是两个老总第 一次见面就言淡甚欢,第二次见面就握手 言“合”。
  2001年8月,银达第一次增资扩股, 吸纳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为股东, 注册资本变更为了4000万元人民币。
  从民营担保公司到混合所有制担保公 司;从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了和别人商量着 办,关键是和国有资本商量着办——这个 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银达担保模式”引起业界大哗。有人认为李思聪想钱想疯了,“这哪里是在找资本,简直是在找麻烦”。
  但李思聪却“两耳不闻窗外事”,顺势在公司内部强化规范管理,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同时借国有股东的政府背景,轻轻松松就敲开了昔日紧闭的大门,和当地几乎所有银行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同年11月,银达作为广州市惟一一家担保企业,成为“全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机构”。
  2002年5月,银达完成第二次增资扩股,再次吸收12家法人股东和自然人股东,注册资本变更为1亿元人民币;2003年4月,李思聪发起第三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至2亿元人民币。在这之中,银达担保的股东总数达30余家;在2亿注册资本中,李思聪的银业集团大约占有30%左右的股份,国有股东约占10%左右的股份,此外便是民间资本。
  “‘银达担保模式’的特征在什么地方?”李思聪总结道,“首先它开创了国内信用担保连接风险投资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对高新技术企业长期投资和短期融资的完美结合,使银达担保公司也成为广州市风险投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和国有股权结成战略合作关系,消除了在当前国内金融环境下的体制障碍和信任障碍,客观上放大了信用;第三是股东构成多元化和管理制度规范化,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抗风险能力强。”
  好房子人人添砖加瓦。深圳创新投资公司在决定入股银达时,一番话令人耳目一新:“银达首先吸引我们的就是它的混合所有制模式,透明度高,又有一定的‘民办官助,性质。避免了纯民营普遍存在的暗箱操作,同时也避免了纯国有受政府意志左右的僵化问题。”
  2002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突然带队考察银达公司,对银达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原本“自生自灭”的广东担保行业,终于迎来高层领导的第一次表态。
  银达担保模式命运突变,短短的时间里,赢得了体制内外、行业上下的满堂喝彩。
  风险控制与业务创新
  深夜11点,李思聪关掉手机,拔掉座机的电话线,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着一份新的担保合同。他用红笔开始细致地勾画,连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错误都没放过。喧闹的广州城,只有这个时候最宁静。李思聪需要在宁静中高度提升自己的注意力和洞察力,手里的笔就好像医生的手术刀,多划一个地方少划一个地方都可能产生巨大的反效果,给公司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他不允许自己犯任何低级的错误。
  ——这就是李思聪大多数夜里的常规状态。他说自从入了这一行,已经放弃了几年前爱看电影和戏剧的习惯;同时也痛失了晚上回家还能享天伦之乐的机会。
  担保业是一个今天获得收益、明天支付成本的行业,它的风险性远远大过所有的服务行业,因此“全程风险控制”,就成为李思聪头脑里永远绷紧的弦。
  中小企业到银行贷款,银行有非常严格的硬约束:规范的财务报表、合乎标准的贷款抵押物、足够的企业现金流等。然而大多数创业期的中小企业难以满足上述要求,于是贷款之事只能望洋兴叹。
  而此时此刻银达人在干什么呢?他们正在做调查:这个酒楼老板没有完整的财务制度,但他是否每天有足够的营业收入?这个广告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但据说曾买下某某电视节目的时段;那个汽车租赁公司老板的汽车随时可能开走,但他的直系亲属表示愿意负反担保责任……总之一句话,要用更加灵活的手段,抓住银行不愿接纳的客户。
  但正因为面对如此个性化、纷繁复杂 的客户,风险就相应的加大。从总体上来 说,银达要应对的是两类风险,一是内部人 的判断或道德风险;二是外部客户的经营 或道德风险。
  内部问题只能用组织结构来解决。银达的结构特征在于每一个环节都有互补,同时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监督。
  比如“三员互补”制。针对某一个项日,银达同时设立A、B两个项目经理,并为两个项目经理配备一个助手:A角一般是对客户及行业比较熟悉,B角则着重了解财务制度,助手则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及落实反担保手续。三员互补,既分工明确,又规避道德风险,同时还有效防止主观臆断。
  又比如“前后台”分离制,“前台”即项 目经理负责信息采集、调查报告的采写和 真实性核查;“后台”即项目评审则负责对 “前台”的工作进行修订,最后做出评审。前 者靠业绩多少来考评,而后者则依据风险 控制的好坏来考评。
  同时银达设审计部,担负着“第三只眼”的功能;设风险评审委员会,担负着大额担保业务集体决策的任务。其实除此之外,很多银达人都不知道,李思聪还有一个背后的“法宝”——独立评审委员会,其成员则由各行各业的资深人士构成,为银达对不同行业的个性化大额担保提供参考。
  针对客户恶意欠贷的外部风险,银达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要求客户提供严密的反担保措施。与银行的抵押不同,担保机构对于客户有多少实物资产要求并不高,但却一定要关注客户的动产与不动产、股权、有价证券、经营权与收益权、法人或自然人的无限连带责任、来自亲友等个人的第三方保证等。担保公司会综合考虑其优势与劣势,对不同客户设计不同的反担保组合措施。而这,无疑是一种更加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手段。
  因此迄今为止,银达已经做了超过25亿人民币的担保额度,整个坏账率不超过600万元。这样的风险控制成绩不仅远远优于银行,也堪称国内担保行业里的佼佼者。
  在业务创新方面,李思聪更是“奇人”。这得益于他多年的银行工作加经商生涯,“把握住了经济生活最下层的东西,抓住了根基,明白了需求。”
  因此他可以做很多银行做不了、很多担保公司想不到的业务。比如财产保全:客户向法院提清财产保全诉讼,要求查封对方财产;法院就要求客户出具担保,而且只承认银行出具的保函。然而大多数时候银行不愿意提供此类担保,财产保全就难以执行。这时候李思聪动动脑筋,银达就多了一个新产品:财产保全担保——由银达向银行提供一个反担保,银行再为客户提供保函,既符合银行加法院的游戏规则,又获取了较高的保费收入。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迄今为止,银达除 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个人创业贷款担保等 融资性业务以外,还开展了非融资性业务, 例如履约担保、财产保全担保、工程质量担 保……个性化的业务品种越多,对人的能 力的要求就越高。银达的员工不仅要熟悉 银行、财会、法律、心理等面上的相关知识, 还要对各行各业大小企业的运营规律有深 度涉猎。
  因此李思聪说:“选择了做担保,就选择了辛苦,因为每一个客户对我们来说都是‘个性’的、惟一的,每一次担保都是一次‘量身定做’;选择了做担保,就选择了像航天飞机科学家一样的追求,不能做错任何一个精确的计算,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即将给你带来损失的细节……”
  当然李思聪比谁都清楚,选择了做担保,银达人就选择了一种穿上“红舞鞋”的人生,音乐一旦响起,舞蹈便永不能中止
  金融服务产业链
  有商人的地方就有契约,有契约的地方就有担保——这是担保公司存在的市场基础。
  然而李思聪眼下忧虑的是,中国担保 企业全行业的总体走向,是个严峻的问题。 是先进的现代企业方向,还是落后的互助 会形式?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谋求企 业发展,还是仅仅沦落为大企业的圈钱工 具?是公开化透明化,还是神秘化黑箱化? 是政府和企业联手合作造福经济,还是企 业摇摇晃晃独轮上路?
  一切都需要先行者来回答,李思聪显 得很有使命感。他就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议 上书银监会、发改委;他所积极提议和倡导 的广东省担保行业协会已经成立;他对广 东省政府调研、推广银达模式给予最积极 的配合……而与此同时,一种最直接的进 步——将银达公司本身做大做强的蓝图, 也在李思聪心中描绘完毕。
  2004年4月10日,在国家发改委举 办的全国20个省市省级担保公司会议上,李思聪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银达担保第一年利润持平;第二年股东分红5%;2003年股东分红达7%;2004年我计划做到15亿元担保额度,收入4500万元,除去成本500万元,提取1000万元风险保证金,我的股东分红能上升到10%的比例。”
  在这个全行业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这个数据让人敬佩。
  截至记者发稿时,银达担保正在进行第四次增资扩股,按每股1.20元募集股份,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约1亿人民币,增资扩股完成后,公司的股本金将达到3亿元。
  “——方面我们要把担保业务做大做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将在珠三角、长三角设立担保的分支机构;另一方面,也要涉足其他行业。”
  据李思聪透露,增资扩股之后的银达担保将在担保产业上下游全面布阵:5月份已成立银达拍卖有限公司;预计8月份将成立银达典当有限公司;与此同时银达将逐渐渗透信托业、银行业。
  在拓展担保主业的同时,银达担保将逐步降低融资担保的收入比重,而非融资担保的比重将逐步提高。“下一步更重要的还会提高投资业务的比重。”李思聪说,“比如股权投资,有一家高科技企业想贷款,我为它担保500万,它给我10%的股权作反担保。若我看好这家企业,贷款到期就由我替它还上,而我继续持有10%股权。今后这家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操作,我把股权卖掉,收回的资金可能就是1000万。”
  按照李思聪的设想,银达担保今年将成立若干家担保的分支公司,加之典当和拍卖行,成立银达担保集团;明年将涉足信托、金融租赁和民营银行;而到2006年银达股本将达到6~8亿元。通过收购、兼并国内中小型担保公司,组建全国性银达担保投资集团,使公司资产规模达到20亿”30亿元,年担保额达100亿-150亿元,形成融资担保、投资业务、金融租赁业同步发展的金融服务产业链。
  而他最高的目标和境界是,有朝一日,银达做成了像世界500强那样的百年老店,所有的银行、企业、单位面对银达,见保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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