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相存相依、共生共荣,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与失地家庭和失地农民相似,无数企业被迫失去土地以满足政府的各种需求。然而,这一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却为学术界所忽视。与过往研究所关注的个人、家庭失地不同,企业失地更具复杂性。与个人和家庭失地的原因和结果类似,企业失地亦出于被迫,尽管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资金补偿,但却失去了土地未来上涨的收益,甚至要蒙受“流离失所”的损失,那么企业失地后的绩效表现如何,失地与绩效二者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影响机制,现有文献并未给出有效的解释。为了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本文基于企业失地的真实实践,运用制度基础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基于环境多样性和企业异质性的视角,探索企业失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更为清晰地揭示企业失地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此举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上述研究思路,本研究具体从以下两个角度切入以探讨这种内在作用机制:第一,本文区分了政府在企业失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监管者”和“经营者”角色。基于这两种角色,政府为企业带来了不同的损失和收益。损失和收益从相反的方向影响企业绩效。对政府角色的揭示能够进一步理解企业失地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复杂机制。第二,本文揭示了企业失地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情境因素。这种情景因素包括环境多样性下的制度环境水平、社会信任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异质性下的组织冗余水平、政治关联水平、企业规模水平和企业研发投资水平,探讨了以上情景因素对企业失地后绩效的调节影响。本文采取了2006年至2014年间中国上市A股公司中发生失地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运用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建构了企业失地与企业绩效之间影响关系的分析框架,还探讨了环境多样性和企业异质性的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具体如下:首先,政府在企业失地过程中既扮演“监管者”,又扮演“经营者”的角色。政府扮演角色不同,会对失地企业产生不同的损失与收益,具体可分为远期收益、即期收益、远期损失和即期损失。其次,企业失地有助于提高企业绩效。企业失地的即期损失约等于即期收益,但是远期损失小于远期收益,因此企业失地的总收益大于总损失。其中企业失地后主要远期收益来自于政府给予的隐性支持。第三,在考虑环境多样性的情形之下,本文验证了社会信任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企业失地绩效。原因在与当企业所处环境的社会信任水平较低时,失地企业难以和政府达成长远的默契,失地企业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多、尽可能快的提供远期收益。而当企业位于位于经济发达的地区时,企业不会为了配合政府而倾注过多的精力,企业也将失去部分远期收益。最后,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情形之下,本文验证了组织冗余、政治关联和企业规模正向调节企业失地绩效。企业拥有的组织冗余越多,其抵御外部波动环境的能力越强;企业拥有政治关联越强,越容易在失地后获取政府的政策便利;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对政府、上下游客户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就越能够在失地过程中为自身争取更多的远期收益。这些资源都有利于企业改善绩效。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本文首次基于企业失地的现象,建立了“企业-政府”分析框架,从微观理论视角研究了企业失地对其绩效的影响关系。本文的研究思路与研究结果对土地财政情景下的相关研究做了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将相关领域学者的注意力从宏观经济拉回到微观企业。其次,本文丰富了有关政府在中国经济转轨中角色的相关研究。从政府在同一事件中的不同职能和不同目标出发,揭示了政府不同角色对企业的不同影响,有助于深化对政府干预“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的认识。最后,探究了环境多样性和企业异质性的调节效应。新的情景不但有助于提高对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宽环境和资源两种权变因素的应用范围。虽然本研究关于制度环境、研发投入在企业失地和企业绩效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成立,但是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后续相关变量研究的学者作为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