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曰:“‘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也就是说,“内圣外王”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特征之一。“内圣外王”的起点是“内圣”,落脚点是“外王”。在这种思维路径中,“外王”已经包含了“内圣”。这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外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战略是对全局性、长远性重大问题的筹划和安排,要“平天下”必然涉及到对未来的重大问题进行筹划和安排。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本身就具有战略思维属性。《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源头上已经开显出全面而深邃的战略思想。本文通过周易战略本体论、价值论、主体论等基本概念的梳理,运用象数逻辑等分析方法,进而构建了一种战略分析框架,并试图从战略角度理解中国哲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从战略哲学角度讲,中国传统思想往往把作为最高本体的“道”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把握了“道”就把握了事物发展方向和天下大势。《周易》中的“变通”“隐显”思想为战略主体的战略筹划、战略决策和战略实践提供了一种抽象模型,这种抽象模型为战略主体把握最高本体的“道”提供了某种现实路径。“变化”是打通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现象的关键。我们可以用“化”“变”“通”来诠释“变化”。“化”表示事物处于永恒变化之中;“变”表示人类根据“化”的本质属性而进行的一种划分和刻度,我们将这种刻度称之为“节点”,其中,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具有较大意义的“节点”称之为“关键节点”;“变”在“化”之中,按照“变”来安排生产生活,就是顺应天地自然的造化,就是“通”。这样,事物的发展就从客观的“化”转到主客体共同参与的“变通”。“变通”存在的前提是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具有循环往复的规律性。由此,战略主体把握“道”的现实路径之一就是通过把握“变通”的“关键节点”来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形势和方向。战略筹划与实践要求战略主体对于“隐显”有着清晰而理性的认知,《周易》的“显微阐幽”特征为行为主体获取清晰的视野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周易》以太极为最高本体不断地以“两仪”“四象”“八卦”等显现出无穷意义的过程,战略主体亦以一种自觉意识去“知几”并“穷神知化”的参与到由隐到显的过程,不仅可以达到一种最高的艺术境界,也可以达到一种哲学境界。战略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战略价值问题,价值问题不明确,不知道战略为谁服务,战略就失去其存在的前提。周易战略价值论主要包括“万国咸宁”的秩序观和“生生之谓易”的民生观两个方面。《周易》的战略价值导向之一就是建构一套稳定的秩序来平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从而使每个个体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达到“万国咸宁”的战略目的。为了实现“万国咸宁”的战略目的,必须明白“首出庶物”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首出庶物”不仅标志着社会秩序的建构,也标志着社会治理模式的诞生。从人类发展进程来看,社会秩序的建构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其秩序的建立都要符合“正”的标准,“正”既是价值要求,也符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正”的社会秩序建构将价值与手段进行了统一。“首出庶物”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要以“庶物”的诉求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周易》是以“民”为中心来建构社会秩序的。这样,社会秩序的建构必须要符合“个体自身”的发展要求和目的,这就要求国家政权必须要践履“元亨利贞”式的自我演化、自我组织的社会治理模式;亦即秩序的形成必须要以自组织为基础,以他组织为辅助。秩序和民生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没有秩序,人民就没有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生活,人类文明就得不到进步,同样,没有民生,社会秩序建构就不稳定。《周易》指出秩序的建构要以“民生”为基础和落脚点。在民生观上,《周易》提出了“生生之谓易”的主题。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民生观以“天地之生”为起点,以“人类社会之生”为终点。“天地之生”赋予了“人类社会之生”以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类社会之生”赋予“天地之生”以意义。战略主体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对战略筹划、战略决策、战略驾驭具有重要的影响。《周易》战略主体论认为战略主体应当具备忧患意识、理性意识、道德意识、功利意识和天下意识。其中,忧患意识是核心意识,忧患意识本身已经内含有理性意识和道德意识。《周易》要求战略主体首先要有一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样才能有意识地寻求解决问题之道,从而避免事物向凶吝的方向发展。忧患意识提出问题,理性意识解决问题,甚至提出问题本身也是理性意识的一种表现,《周易》的卦象、卦辞、爻辞、彖传、象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等全部内容都充满了深深的理性意识。《周易》要求战略主体必须要有道德意识,因为道德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战略长远性的筹划和安排必然蕴含有道德价值。《周易》要求战略主体以治理天下为最高战略目标,因此,战略主体也必须具有天下意识和功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