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已四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日渐加剧,居高不下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阶层固化。“二代”现象受到广泛关注,说明中国代际阶层流动性下降,代际阶层固化会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教育既是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有效手段,也是复制原有生产关系的重要渠道。本文讨论了教育与代际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结合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考察了高校扩招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角度讨论如何有效发挥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功能。代际阶层流动的基准模型表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是代际阶层流动的核心机制。教育代际传递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代际传递,可用其测量代际阶层流动程度。理论分析表明高校扩招会改变个体间因家庭背景差异导致的人力资本差异,这决定了高校扩招如何影响教育代际传递强度,度量人力资本的方式不同,所得结论也存在差异。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角度理论分析了如何有效发挥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功能,发现若公共教育支出有利于缩小个体间因家庭背景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差距,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积极作用才能被有效发挥。根据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有待验证的实证命题,以指导实证研究。先以教育年限测量教育代际传递强度,本文使用CHIP2007和CHIP2013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高校扩招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高校扩招降低了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教育年限的边际影响,缩小了个体间因父母教育水平差异导致的教育年限差距,教育代际传递强度下降,代际阶层流动性上升。本文排除了因复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义务教育法》和1998年国企改革的影响。内在机制表明,是否就读重点高中对能否获得高等教育十分重要,扩招未改变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就读重点高中的边际影响,但高校扩招减小了是否就读重点高中与教育年限之间的关联,从而弱化教育代际传递。高校扩招增加了高等教育供给,实证结果显示高等教育供给和教育代际传递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非线性关系为之前文献中混合的研究结论提供了一般性解释框架。将教育质量纳入考量后,实证结果表明高校扩招未显著弱化教育代际传递强度,未有效促进代际阶层流动,此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内在机制表明,高校扩招既没有弱化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是否就读重点高中的边际影响,也未降低是否就读重点高中与高等教育质量之间的关联程度。考虑教育质量后,高等教育供给与教育代际传递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对比分析两个不同视角下评估高校扩招影响代际阶层流动的实证结果,有以下三点发现:其一,相比于高学历家庭,低学历家庭子女获得了更多高等教育名额,但这些高等教育名额的教育质量普遍较低;其二,父母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就读重点高中的概率也越高,说明在基础教育阶段代际教育不公平就已存在,其三,基础教育阶段代际教育不公平会传递至高等教育阶段,引发教育代际传递,阻碍代际阶层流动。选定基础教育阶段,本文考察了公共教育支出水平及其分配结构对代际教育公平的影响,并从公共教育支出角度讨论如何有效发挥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功能。实证结果表明,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降低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边际影响,促进代际教育公平,但公共教育支出分配结构不平衡程度上升会强化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学业表现的边际影响,恶化代际教育公平。内在机制表明:1)公共教育支出未挤出家庭教育投资,表明公共教育支出并不充分,但公共教育支出削弱了家庭教育投资对子女学业表现的边际影响,促进了代际教育公平;2)相比于学校硬件设施建设,将公共教育支出用于改善学校师资力量更有利于促进代际教育公平;3)当公共教育支出分配结构越不平衡时,为了能让子女获得更多公共教育支出,父母会采取寻租行为,从而扩大了个体间因父母教育水平差异导致的教育投资差距,恶化代际教育公平。因此,为了有效发挥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功能,应更为关注并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代际教育公平,提高基础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支出水平,改善公共教育支出分配结构的平衡性,将公共教育支出更多地用于提升学校师资力量。测量教育代际传递时,本文首次将教育质量纳入考量,基于教育年限和教育质量,对比了不同视角下高校扩招影响代际阶层流动的差异,全面地审视高校扩招对代际阶层流动的影响,并为公共教育政策与代际阶层流动提供了一般性分析框架。从公共教育支出教育角度讨论如何有效发挥教育促进代际阶层流动的功能时,本文考虑了公共教育支出的结构,放弃了公共教育支出被平均分配的前提假说,填补了该领域文献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