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交流因“异”而起，翻译则因文化交流的需要而生。可以说，无“异”则无“译”。翻译，就其具体操作形式，是异语与母语之间的语言转换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项跨文化交流活动，在自我与他者、异域与本土之间构建起一座桥梁，促成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促成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交流以同为基础，异语与母语、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存在着共性，这构成了翻译的可能性；交流又以吸收“异”为目的，原语和目的语在语言、文化等层面迥然相异，这一方面构成了翻译的障碍，另一方面又使翻译成为必要，“传异”成为翻译的目的和任务所在。同质的东西无所谓交流，“异”才构成交流的必要，因此，“译”的过程在于传“异”，换言之，“译”的对象在于“异”。翻译的本质、目的、对象皆与“异”有关，在笔者看来，“异”构成了翻译的核心概念。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角度入手，试图对翻译中“异”的概念进行界定，在解决何为“异”的同时，探讨“异”何为。 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首先从翻译的本质入手，探讨了翻译与“异”的关系，接着，在哲学、比较文学范畴内对“异”的概念进行横向的比较，纵向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翻译中“异”的概念进行界定。归纳而言，“异”包涵了三层意义：差异性、陌生性以及他者性，既包括原语、目的语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又涵盖了自我所不了解的一切。一方面，通过翻译，目的语读者可以了解陌生的、未知的文化；另一方面，引入、吸收异质元素，目的语文化可以丰富自身，推动自身的革新乃至重新构建；再者，目的语文化可以通过异，通过他者关照自我，更好地了解自我。翻译中“异”之概念是复杂的，多层面的，有形而上的层面，也有经验性的层面，比如在具体翻译活动中遇到的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撞等。“异”在翻译之中具体呈现在三个方面：文字、文学、文化。思维不同，语言内在结构不同，表达方式不同，从而产生文字之异。从表达方式，到写作成规，再到文体体裁的差异，从而产生文学之异。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心理特征、习俗风尚、审美习惯，社会意识形态等等方面的相异，又可以归属于文化这个大的范畴之内。 异的概念先验地存在于翻译活动之中，对于译者而言，它是绕不过去的。译者如何对待和处理原语文化中的差异性?“异”可译还是不可译?是在目的语中努力传达、移植原文语言形式、文学手段，乃至文化内涵之“异”?还是用目的语中既有的表达方式去传达原文的思想和内容，从而将原文之“异”抹煞殆尽?对于“异”的不同态度，体现了译者的一种文化立场，代表了译者所属文化对待原语文化的态度，同时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文章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可译”与“不可译”，“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这三对矛盾。可见，翻译中诸多二元对立皆因“异”而起。 论文第三部分对“异”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问题做一初探。笔者认为，“异”在目的语文化中的接受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经历了“认识”和“内化”这两个阶段，最为重要的是内化阶段。“异”的内化，意味着随着时间的考验，异质文化元素参与目的语文化构建，逐渐成为目的语文化固有的一部分。内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参与的过程，也是变形的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在植入异质因素时都会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因此，“异”之变形在所难免。“异”的内化丰富壮大了本民族语言文化，促成了世界文明的发展。本文主要通过中国历史上的佛经和始于近代的西学翻译，从各个层面说明“异”对中国语言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已成为一种呼声，而在翻译活动中如何正确对待“异”，意义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