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可以有效推动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并在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工与合作中的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而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改进则是深化这一进程的加速器。本文首先从制度质量对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机制探究入手,发现制度质量有直接和间接两种影响机制。而后,从比较优势和交易成本两个影响机制发生的视角,具体探究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的改进,能够显著提高沿线各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吸引到更多中间产品出口,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有机会从中学习到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攀升;可以降低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中间产品出口的意愿,促进中间产品出口贸易流动。本文接下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间产品出口贸易和沿线国家制度质量现状进行分析。中间产品出口贸易方面,通过三类出口产品的比较,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贸易联系日趋紧密、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出口的中间产品几乎一半以上为供应工业应用的加工产品,技术含量较高的零件和部件比重不断攀升。但也存在着出口成本较高、沿线国家生产要素缺乏、中间产品缺乏竞争力和中间产品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等问题。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方面,通过对沿线27个国家政治、经济、法律三个方面制度质量的测度,发现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存在高腐败、高政治风险和低法制等问题。通过构建数据模型,以中国对沿线国家中间产品出口贸易流量为被解释变量,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引入7个控制变量,检验沿线国家制度质量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最终实证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的改善对中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影响作用显著,中亚五国的制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在沿线国家中最大;政治类制度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最大。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于重点发展与沿线制度质量较高国家的中间产品贸易出口,增大“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中间产品贸易发展的活力;也要积极增强与制度质量较差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各方面制度的沟通,缩短制度距离;最终从中间产品出口企业的角度出发,中国应积极搭建现代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贸易损失,实现信息的高效沟通,促进中间产品出口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