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饱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煎熬，国家濒于崩溃。青年毛泽东身逢这一社会鼎革之际。他在完成了自己的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的同时，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带领他的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近100年的屈辱命运，而且真正开始了中国人民固守了几千年的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深层的改变。这其中就包括教育伦理思想的改变。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伦理思想绝非空穴来风。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是其教育伦理思想素质的最早积淀；其次，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精神是其教育伦理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再次，近代中西方教育伦理启蒙了其教育伦理思想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私塾、湖南第一师范的求学以及学生时代主持学友会、筹办夜学、毕业后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其教育伦理形成的实践基础。 青年毛泽东的教育伦理思想尽管分散，不够体系，但仍可梳理出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青年毛泽东的教育伦理思想以“大本大源”为理论基石、以“变化民质、改良社会”为价值目标、以“圣贤”和“新民”为价值主体、以“人生社会的实际”为价值实现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理论架构，表现出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既有明显的传统痕迹，也极富现代气息；既理想浪漫，又不失实际；既高谈阔论、理论性很强，又源于实践、指导实践。 青年毛泽东人微言轻，因此其教育伦理思想在当时无多大社会影响。但，当毛泽东成为领导人、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时候，青年时期的教育伦理思想对其本人以及整个中国的教育影响则极为巨大和深远。从历史脉络看，毛泽东早期教育伦理思想成为毛泽东教育伦理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毛泽东的教育伦理观的潜在暗流，由此，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伦理极具正反两方面的指导意义；从现实意义看，通过对青年毛泽东的瑕瑜互见的教育伦理思想的挖掘，通过对毛泽东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教育伦理思想的回顾，当代教育伦理提出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的为指导、坚持教育伦理的义利统一原则、集体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公正原则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