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公共领域民营化改革已成为席卷全球的且无法抗拒的浪潮,新自由主义也从一种与凯恩斯主义相诘责的学术理论演变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战略的经济纲领与政治宣言,并逐渐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全盘否定的意识形态。为了适应后冷战时代斗争的需要,新自由主义者故意逃避其政治色彩,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采用国有经济民营化的方法演变其经济基础,削弱目标国家的控制力,篡夺其改革的领导权,从而达到瓦解非资本主义体系国家的政治基础,实现颜色革命的目的。尽管拉美失败、苏东挫折、东亚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已经足够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已经不具备普适性,在由发达国家主所导的资本主义体系内,失去主动权的民营化改革注定只能使本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政治附属、经济附庸,成为其转嫁危机的牺牲品。然而随着皮埃尔.布迪厄的去世和乔姆斯基的“投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考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的野火之中,欧美民营化的“典范”被无限制复制,甚至在中国,民营化也渐趋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微不足道。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人的经济哲学被奉为经典走进大学课堂,萨瓦斯、欧文等人的民营化主张也被去政治化,成为改革的代名词；社会主义、集体、国家干预、国有经济等概念成为守旧、落后的象征。更有甚者拉美的中生代政治家如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巴西的科洛尔·德梅洛、阿根廷的梅内姆、智利的艾尔文等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不自觉的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拥趸,并在执政后践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因此,本文在批判民营化改革的新自由主义途径的同时,更重要的目的是以皮埃尔.布迪厄为榜样,从学术道德的高度与右倾学风作斗争,以期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改革提供有所裨益的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反思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主线,对欧美、苏东、亚洲、拉美等国不同背景的民营化改革进行相对细致的比较分析,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典范——欧美民营化、新自由主义的休克——苏东民营化、新自由主义的尝试——亚洲民营化、新自由主义样板的失败——拉美民营化等四大改革模式；在深入比较分析民营化与国有化、市场化、非营利化、私有化的理论相关与冲突的同时,从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深入解析其蕴含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结合当前金融危机形势下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复苏和对“华盛顿共识”的反思,肯定“北京共识”之于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与危机重建的意义,提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的民营化经济改革；最后以皮埃尔.布迪厄在《遏制野火》中表露的反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思想与当前国内右倾媚俗学风、国际资本主义御用学者的新自由主义经典论相比较,用新左派学界的眼光诠释反新自由主义之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