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获得快速发展,中国因此成为公认的世界贸易大国。但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期。对外贸易是否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其影响的机制、方向和大小又如何?本文的研究就是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在回顾有关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上,主要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证贸易对中国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对外贸易所具有的以外资企业为主体、以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形态、在国内各地区发展很不均衡等特点决定了贸易比其他因素更有可能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基于中国对外贸易的特点和贸易的长期动态利益,本文主要论证了贸易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机制、技术进步机制以及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影响了中国不同形式的收入差距。新经济地理学揭示了贸易对产业选址和集聚的影响。通过促进产业在不同地区的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贸易对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贸易形成的低成本、专业化和比较优势有利于产业的集聚。产业集聚以及由此形成的技术外溢、就业增加等正向关联效应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和收入增加。中国对外贸易的非均衡发展使得产业集聚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地区差异本身就是地区收入差距的表现。空间均衡模型的模拟印证了这一点。利用29个省份的企业集聚个数与贸易开放度等变量进行截面数据回归,结果表明贸易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显著。全球化分工模式下,贸易导致内生的技术进步,促使各国工资差距扩大。通过技术进步机制,贸易对中国工资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影响。借鉴国外学者的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南北贸易体系下贸易、技术进步与工资差距的创新-模仿模型,揭示了南方国家在技术模仿过程中增加了出口产品种类,并由此导致工资差距扩大。运用中国制造业数据进行检验,并假设制造业为开放度高的技术工人密集型行业,估计结果证实了贸易对工资的相对上升有显著影响,制成品出口种类的增加促使制造业增加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提高整体工资水平。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认为收入分配效应是贸易政策决策的起点,剖析中国贸易政策决策过程对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提供了有力的解释。在中国,虽然国家利益和政府目标在政策决策中至高无上,但地方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与外国政府在贸易政策决策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效用函数出发构建了参与决策者个人的利益函数和政府的目标函数,选择工业和农业两个行业,利用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工业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大于农业,关税率的变动有利于工业部门工资收入提高,同时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也是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特殊群体。本文论证了对外贸易对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贸易的这种影响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地区差距的扩大与中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开放政策的实施有关;工资差距的扩大与中国以外资企业为主体、主要依靠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发展模式有关;贸易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因此,贸易开放战略向中西部倾斜,以开放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业等落后行业的发展,增加贸易政策决策的民主化,将有助于发挥贸易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