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及通讯和运输技术水平的进步，产品生产不再仅限在一国之内完成。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同，一国不再仅凭借其比较优势生产某种产品，而是专注于该商品生产的某个工序，国家间从产品间分工变为产品内分工，这一现象被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分割，价值链被分割在全球各地，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WTO and JETRO，2011)，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这一进程。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制下，供应链上游的国家将原材料出口，进口国投入资本、劳动、服务等要素将原材料制成半成品并出口，另一个进口国将进口来的中间投入品组装加工成为最终消费商品并出口，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下，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都统计到最后一个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显然会与现实严重不符，因为该国在大部分情况下获得的利益最少，如加工贸易盛行的中国。因此，当产品是由世界共同生产，而不是一国单独完成时，传统的外贸总量统计体系便不能反映一国国际贸易的真实状况，即“所见非所得”(Maurer and Degain，2010)。
　　学术界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问题，Krugman(1995)最早提出全球价值链概念，主要指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个国家在其特定的生产阶段所获得的增加值收入。Hummels、Ishii and Yi(2001)首先提出测算一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方法，即利用国家投入产出表来衡量一国出口中所包含国外增加值(foreign value added)的比例，为定量分析国际分工开创了先河，但HIY方法有两个严格的假设，导致与现实分歧较大。在HIY的基础上，部分学者们构建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测算国家出口价值的来源，进而计算世界附加值贸易情况（如Timmer，2012;Koopman等，2010）。其中，Koopman、Wang and Wei(2012)的研究最为系统也最具启发性，借助国际投入产出表，Koopman等放松了HIY方法的假设条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数学框架，将一国出口完全分解为国内附加值、国外附加值、重复计算等成分，学者们之前提出的所有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附加值贸易的指标都可以利用此框架得到。
　　学者们的努力为更清楚的看到国家真实贸易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迅猛发展，传统总量统计方法已远远不能衡量一国的贸易利益，因此，借助国际最新研究成果，准确测算中国出口中所含国内附加值，即对GDP的贡献，并研究国内附加值的决定因素，无疑是急需和重要的。本文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IOCO)，在对中国出口进行完全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总体与行业出口中国内附加值的变化趋势，并选择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俄罗斯以及发达国家日本、美国、德国，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对国际价值链的融入及依赖程度较高，同时出口对国内经济的实际贡献率相对较小，表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质量仍待提高。
　　那么影响国内附加值的经济因素又是什么呢？本文选取16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工业行业，通过实证检验发现，行业产品国内技术含量、人均资本、行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行业国内附加值有着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将16个工业行业区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证明全样本模型的结论基本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