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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市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逐步发展和成长后，取得了长足进步，已经基本形成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不但完成了国有企业股改上市的历史任务，还推动了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上市融资，解决了这些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紧缺问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其中，定向增发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股权融资手段，主要是指面对公司股东、机构投资者等少数人发行股票和筹集资金的行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成长，定向增发也取得了迅猛发展，特别从2006年我国股权改革结束后，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定向增发作为一种再融资方式得到了法律认可，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
在国内，股票定向增发预案往往被视为重大利好，被市场投资者追捧，原因很多，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企业往往为了项目投资、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目的发布股票定向增发方案，这些都代表公司未来业务的快速扩张，市场往往给这种增长预期很高的估值溢价;(2)由于参与股票定向增发的投资者多数为公司的大股东、有实力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国外战略投资者，代表着专业投资者对定向增发项目的认可;(3)股票定增发价格的最低折价不能低于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90％，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原有投资者利益;(4)我国股票市场整体投机气氛浓厚，往往对公司资本运作过于追捧。
由于定向增发一直以来被市场投资者视为公司重大利好消息，定向增发消息的提前泄露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也不健全，更加剧了定向增发消息的提前泄露程度。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定向增发事件的公告效应十分显著，投资者提前买入往往获利丰厚，消息的提前泄露现象普遍存在。
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矛盾。当企业代理人面临的诱惑很大，同时又缺乏监管和惩罚措施时，往往会从个人利益出发，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更为有趣的是，在我国存在两类不同的上市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由于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制度建立不完善，企业管理者拥有很大权力，企业内部对其缺乏监管和约束;再加上国有企业审批流程复杂，往往许多不同部门都会接触到企业核心消息，一旦发生消息泄露，很难追查消息泄露的责任人。除此之外，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比较隐蔽，很难有直接的法律证据证明，加大了相关人员的侥幸心理。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更容易发生定向增发消息提前泄露的情况”。
为了验证假说的正确性，我们采用发生在2006年3月-2014年9月期间两市实施的1050例定向增发作为样本，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为临界点，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事件的信息泄露程度。为了排除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不仅对总体样本进行研究，还基于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将总体样本分为4个子样本，分别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因为样本数据正好跨越我国证券市场的牛市和熊市，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又分别在牛市和熊市做上述检验。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总体样本检验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在预案公告日前后股价的不同表现，具体实证设计如下:首先，运用单位根检验股票价格数据是否平稳;其次，在CAPM模型滚动预测股票价格基准收益率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比较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在预案公告日前后异常收益率和累积异常收益率;最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分析累积异常收益率和产权结构的关系;第二部分是针对四个子样本进行类似检验，检验相关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并且通过不同子样本下实证结果的对比，研究定向增发类型和增发对象对于实证结果的不同影响;第三部分是检验牛市和熊市条件下相关结论是否成立。
与现有其他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研究思路比较新颖和研究逻辑比较严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思路上，我国目前许多学者对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研究很多，对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差异的角度研究定向增发信息提前泄露的文章却比较少。其次，在实证逻辑上，本文为了验证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泄露更加严重，首先针对总体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可信性，本文一方面对样本数据进行滚动回归，充分利用了样本数据，另一方面，在计算异常收益率时考虑到公司股票自身的价格走势，逻辑更加严谨;其次，为了增加实证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又根据定向增发类型和定向增发参与主体将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检验结论是否依然成立;最后，本文还分别对牛市和熊市中定向增发样本检验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只有当上述检验都支持结论成立时，本文才认为结论可能成立。
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结论组成:(1)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股价均对定向增发消息做出了提前反应。(2)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时间要早。(3)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程度更明显。(4)即使考虑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情况，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仍然对于定向增发消息的反应时间更加提前，且反应更加明显。(5)即使考虑牛市和熊市的不同时期，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仍然对于定向增发消息的反应时间更加提前，且反应更加明显。(6)当定向增发参与主体相同时，相比资本运作类的定向增发，项目融资类的定向增发，会减弱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7)当定向增发类型相同时，相比没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会减弱国有控股样本和民营控股样本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8)相比于熊市，牛市中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更加强烈。
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和相应结论，对于如何减少国有控股企业消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权利制约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精简国有控股企业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知情人员报告制度，做到对相关知情人员的重点监督;协同执法和严格执法，加大消息泄露和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
本文共有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结构。第二部分是理论和文献综述。对于以前的研究理论和文献综述按照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包括内部人交易研究、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研究、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对我国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情况的介绍和概览。主要包括定向增发制度在我国的演变发展、定向增发目前在我国的基本情况、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介绍。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包括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确定、数据筛选和处理。研究思路分为三步，分别对总体样本、子样本、牛市和熊市时期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虚拟变量回归等。样本数据选择在2006年3月-2014年9月期间，共计1050个样本。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分别计算股票预测收益率、股票异常收益率AR、股票累积异常收益率CAR,引入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对CAR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最后分别对各个子样本检验相关结论是否成立。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下，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在国内，股票定向增发预案往往被视为重大利好，被市场投资者追捧，原因很多，可以归纳以下几点:(1)企业往往为了项目投资、整体上市、并购重组等目的发布股票定向增发方案，这些都代表公司未来业务的快速扩张，市场往往给这种增长预期很高的估值溢价;(2)由于参与股票定向增发的投资者多数为公司的大股东、有实力的国内机构投资者、国外战略投资者，代表着专业投资者对定向增发项目的认可;(3)股票定增发价格的最低折价不能低于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90％，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原有投资者利益;(4)我国股票市场整体投机气氛浓厚，往往对公司资本运作过于追捧。
由于定向增发一直以来被市场投资者视为公司重大利好消息，定向增发消息的提前泄露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也不健全，更加剧了定向增发消息的提前泄露程度。我国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定向增发事件的公告效应十分显著，投资者提前买入往往获利丰厚，消息的提前泄露现象普遍存在。
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矛盾。当企业代理人面临的诱惑很大，同时又缺乏监管和惩罚措施时，往往会从个人利益出发，容易造成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更为有趣的是，在我国存在两类不同的上市企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由于国有控股企业的企业制度建立不完善，企业管理者拥有很大权力，企业内部对其缺乏监管和约束;再加上国有企业审批流程复杂，往往许多不同部门都会接触到企业核心消息，一旦发生消息泄露，很难追查消息泄露的责任人。除此之外，信息泄露和内幕交易比较隐蔽，很难有直接的法律证据证明，加大了相关人员的侥幸心理。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更容易发生定向增发消息提前泄露的情况”。
为了验证假说的正确性，我们采用发生在2006年3月-2014年9月期间两市实施的1050例定向增发作为样本，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预案公告日为临界点，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事件的信息泄露程度。为了排除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不仅对总体样本进行研究，还基于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将总体样本分为4个子样本，分别对每一个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因为样本数据正好跨越我国证券市场的牛市和熊市，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又分别在牛市和熊市做上述检验。
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总体样本检验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在预案公告日前后股价的不同表现，具体实证设计如下:首先，运用单位根检验股票价格数据是否平稳;其次，在CAPM模型滚动预测股票价格基准收益率基础上，运用事件研究法，比较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在预案公告日前后异常收益率和累积异常收益率;最后，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分析累积异常收益率和产权结构的关系;第二部分是针对四个子样本进行类似检验，检验相关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并且通过不同子样本下实证结果的对比，研究定向增发类型和增发对象对于实证结果的不同影响;第三部分是检验牛市和熊市条件下相关结论是否成立。
与现有其他研究相比，本文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研究思路比较新颖和研究逻辑比较严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思路上，我国目前许多学者对定向增发的公告效应研究很多，对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公司治理水平研究也比较多，但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差异的角度研究定向增发信息提前泄露的文章却比较少。其次，在实证逻辑上，本文为了验证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泄露更加严重，首先针对总体样本进行实证研究，为了提高实证研究的可信性，本文一方面对样本数据进行滚动回归，充分利用了样本数据，另一方面，在计算异常收益率时考虑到公司股票自身的价格走势，逻辑更加严谨;其次，为了增加实证结论的说服力，本文又根据定向增发类型和定向增发参与主体将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检验结论是否依然成立;最后，本文还分别对牛市和熊市中定向增发样本检验结论是否依然成立。只有当上述检验都支持结论成立时，本文才认为结论可能成立。
本文的实证结果主要有以下结论组成:(1)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股价均对定向增发消息做出了提前反应。(2)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时间要早。(3)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国有时，相比民营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程度更明显。(4)即使考虑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情况，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仍然对于定向增发消息的反应时间更加提前，且反应更加明显。(5)即使考虑牛市和熊市的不同时期，国有控股企业相比民营控股企业，仍然对于定向增发消息的反应时间更加提前，且反应更加明显。(6)当定向增发参与主体相同时，相比资本运作类的定向增发，项目融资类的定向增发，会减弱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7)当定向增发类型相同时，相比没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有大股东参与的定向增发，会减弱国有控股样本和民营控股样本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8)相比于熊市，牛市中国有控股企业和民营控股企业对于定向增发消息提前反应的程度更加强烈。
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和相应结论，对于如何减少国有控股企业消息泄露和内幕交易行为提出了四点建议:完善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制度和权利制约机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精简国有控股企业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程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和知情人员报告制度，做到对相关知情人员的重点监督;协同执法和严格执法，加大消息泄露和内幕交易的违法成本。
本文共有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和研究结构。第二部分是理论和文献综述。对于以前的研究理论和文献综述按照三个方面依次展开，包括内部人交易研究、定向增发公告效应研究、公司股权结构的研究。第三部分是对我国上市企业定向增发情况的介绍和概览。主要包括定向增发制度在我国的演变发展、定向增发目前在我国的基本情况、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介绍。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包括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确定、数据筛选和处理。研究思路分为三步，分别对总体样本、子样本、牛市和熊市时期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包括事件研究法、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虚拟变量回归等。样本数据选择在2006年3月-2014年9月期间，共计1050个样本。第五部分是实证研究，分别计算股票预测收益率、股票异常收益率AR、股票累积异常收益率CAR,引入定向增发类型和参与主体，对CAR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最后分别对各个子样本检验相关结论是否成立。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下，总结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